非诚勿扰刘云超
1、浅析隋唐宋时期数术的演进史书中目录的变化能够较为直观的反映出时人对待数术的态度,而此种态度的转变在《隋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隋志》之前的官修史书中,“数术”常常作为独立的体系存在,而在《隋志》中“数术”的地位开始下移,变为了《隋志》中子部的一部分,具体分为了天文、历算、五行、医方四部分,与《汉志》基本相同,但其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人们对于数术的看法也在变化。如在《汉志》中,认为数术能够起到天人沟通的效果,为圣人之学,因此在《汉志》中对数术的评价甚高。但在《隋志》中,数术变得不再神秘,《隋书》对数术中的天文、历数进行了溯源,将历数追溯到了“太史之职”,将天文追溯到了《周礼》所载的冯相氏。《隋志》中认为数术为诸子之中的一部分,而《汉志》则认为数术为的圣人之学,与其他学术门类有明显的不同。对其原因进行探析,在《隋志》中,数术被民间所接受,但各个数术者的学术水平不尽相同,导致了数术发展逐渐被污名化。这种数术观念的历史演进并不是在隋代突然完成的,虽然在史书中常有精通数术者的灵验事迹,甚至出现了专门的书籍来“发明神道之不诬”。但其中存在巨大的幸存者偏差,即当预言、推演的次数足够多时,则容易出现“亿则屡中”3的现象,这时数术所言的内容被应验时才会被记载下来、作出艺术化的夸大处理,而当出现“诬罔”、“反谬”、“不验”等情况时,则不容易被记载。此外,除了传统数术中的占卜大类外,数术还包含了巫蛊左道、末世谶言,尤其是谶纬之言,更容易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所利用,有益于统治的预言会被大书特书,而不益于通知的内容则会被摒弃,这也展现了数术的一体两面性,如西汉谶纬之言“公孙病已立”则为数术两面性的代表。如《宋书》中对“公孙病己立”的记载,眭孟认为,姓公孙、名病己者会取代汉家另立门户,而眭孟的不当言论也招来杀身之祸。但汉宣帝登基之后,“公孙病己立”的谶纬之言又被重新解读,变为了“公(之)孙:(刘)病己,立”,因此数术中的谶言存在一体两面性,解读方式因人而异,同时也因统治者的需求而异。《隋志》中的记载的数术也有明显的官俗之别,尤其是王莽新朝之后,数术中的谶纬之言也成为了皇帝上位、官员晋升的舆论引导,因此谶纬发展到魏晋时期,官方不得不出面来制止这场闹剧。如《晋书》中所载:“山阳公刘康来朝。禁星气谶讳之学”,在本纪中记载的条文禁令,其适用范围不但包含了官方,而且也对民间形成了极强的约束力,因此此时的数术开始出现分化,尤其是星气之占、谶纬之学被严厉的禁止,成为之后统治阶级才能习得的数术门类,《晋书》中的数术禁令成为了后世效仿的模板。如在后代的文献中,也常有对数术的禁令,如在《隋书·经籍志》、《唐六典·秘书省》、《唐律疏议·私习天文》、《宋刑统·禁玄象器物》均有大篇幅记载。在《宋史》中也有“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申严私习天文之禁”的记载,这种禁令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特别强调了“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生节”。历代统治者均对数术有较强的控制,对其中的部分门类进行了控制,尤其是对天文学、谶纬之学进行了控制,其缘由在于天文学为在当时的学术视野下,为天人沟通的一种方式手段,垄断此种手段则能够实现对王权的控制,因此才有了“天(文)学对于谋求统治权者为急务,对于已获统治权者为禁脔”。在数术受到官俗之学的发展的限制下,数术中的仅有《易经》的发展不受到统治者的约束,由于《易经》中记载的主要内容为圣人法天地自然,较少的涉及政治,因此《易经》中的内容能够被流传下来,也正是因为其“法天地自然”的属性,也在民间受到了追捧。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除了《易经》,其他类型的文献如占卜、相宅、五行等均为旁门左道,为“百伪”,对数术的其他门类进行了贬低,而此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北朝时期。#微头条生活养成计划#参考文献刘云超:《易学与术数辨析》,《周易研究》,2006年4期。张其成:《象数易学》,北京:中国书店,2003年。(宋)邵雍著:《皇极经世书》卷六四《观物外篇下》,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年。
2、交通工程专业可是“大户”恭喜通过今年保定职称评审的人才,公示出来啦!保定职称评审:2021年中级职称交通工程专业公示名单!许京华、段林坡、齐天宇、李新勃、李杰、陈光明、飞、孟令阁、唐作家、朱磊宁、历艳东、程田田、刘云超、王金辉、赵龙、洪海涛、李志勇、杨峰伟、周桢长、王东、史东贺、张瑜、刘聪、王宁、邵金雪、张英超、贾立朋、陈孟伟、李瑞宾、周长亮、梁潇鹤、赵晓芳、王有余、程凯、张康宁、裴静雪、郑朝华、许斐、李平、孙静超、王建峰、可小卜、郭宽宽、刘海波、喻龙、吴建洛、郭永龙、宁建阳、侯志宇、高梦尧、王岩、郑承志、薛泽洲、周倩、杨飞、潘超、韩月、刘婷、顾彦亮、何波、池艳伟、刘超、孟阳阳、张晓锋、张东海、武仕钊、陈悦、曹玉峰、薛罡、峰、修金明、李泽辉、王伟、张晓光、唐荣卫、刘京京、姚永涛、刁陈亮、马建宁、陈建奎、李林佳、张璞璞、苑智伟、任立叶、武伟、曹军辉、王森、王玉平、王星宇、赵晶、白建波、邓高标、边士超、陈森、李龙、刘兰霞、卢倩倩、杨旭、朱俊、杜作亮、王利娜、申欢欢、张慧、闫世民、谢立高、刘佳、李永伟、吴剑、姚彦青、何江涛、李志、尚策、段熙旺、杨柳、崔宪宪、马辉、韩冰、孙志勇、赵利霞、甄慧、郑梅、赵玉、张静、甄惠娟、支俊平、雷愿、任卫良、陈金龙、韩存存、董石伟、张政国、侯俊、姚晓晨、程宏英、齐延方、孙立宁、张海超、王学会、谢颖静、段利国、杨家森、马梦然、东雪靓、郭学娟、胡建松、康欢、郎静、李长松、赵建平、宋博、苏晓琳、王海、王宇坤、吴双双、曹迎秋、徐宏伟、朱志丹、刘漫漫、刘彤彤、张勤丰、薛朝帅、高寒、张璐、刘东良、马宇、贾启庆、李向龙、胡恩亮、张亚峰、陈林杰、刘钊、连立民、刘通、袁晓飒、谷硕、何恒、许佳坡、陈鑫、华龙、贾俊峰、景盼盼、李红蕊、刘小光、刘振宇、吕浩、马越、聂大龙、王日龙、王亚威、王宇、张雷雷、崔克、董宇慧、徐萍、曹樟慧、静朝阳、李莉颖、李然、刘大伟、马东亮、赵铁汉、赵文清、李幸龙、梁世超、吕巍嵘、张雨、杨雪斌、吕博、任慧青、杨建伟、杨文振、王军亭、陆学元、张忠伟、董端、杨铖勇、郭申阳、张社忠、张虎、王汶军、米广博、张学满、[赞][赞][赞][赞]其他专业公示在其他文章中,请持续关注!!!
3、浅析数术与象数在对《易》进行研究时,通常以《易》中所讨论的卦象为中心展开研究,但《易》的爻辞较为繁琐,一方面体现在爻辞所用的卜筮专业术语晦涩难懂,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易》更强调的是直觉思维,而今人接受的教育为逻辑思维教育。若通过后世的逻辑思维来对《易》进行推演,势必会导致“两节工夫”,追溯其原因,先民们的生活环境恶劣,对大自然的认知程度也不够深刻,因此只能试着适应自然,而非改造自然。因此其通过蓍草、龟卜等方式来进行天人沟通,通过草、龟的变化,结合自身的直觉来认知自然。《易》没有自身的思想,无思、无为才能够通天下,而荣格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易经》在处理事物时,不以逻辑思维为指导,而是将各项人们感知的细微部分综合到一起,进而得出判断。《周易》中所阐述的为仰观于天、俯观于地,选取世间各物来做八卦,用来通神明、类万物。在秦汉至唐宋时期,由于《周易》的社会影响力,社会上的普罗大众容易将象数易学与数术混为一谈,这也导致了古代的数术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易学的影响。如易学可以分为“两派六宗”,两派指的是义理派和象数派,六宗指的是老庄宗、儒理宗、史事宗、占卜宗、禨祥宗、造化宗,而数术仅仅受到了易学中象数派的影响。在经过百家争鸣之后,汉代的象数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融汇了阴阳五行学说,逐渐建立起了以卦象、八宫、爻辰为中心的象数体系,而这也被数术家所吸纳,将部分内容纳入到了卜筮体系中,从这个维度上讲,象数极大的影响了数术的发展。在易学的象数中,象数中也糅合了义理的元素,义理中也包含了象数,但两种的宗派的重点不同,其中象数是以《周易》为中心,注重对象与数的阐释,而义理则以《易经》为中心,来对卦象和卦象背后的道理、原因进行阐述。象数与数术并不相同,古人和今人均对此进行了解释与区分,如《汉书艺文志》在对象数的流派进行分类时,将象数学学者孟喜的代表作划到了《六艺略》,将其看做六艺的一种,而没有将其划到《数术略》中,而这种划分方式在后来也得到了延续,《四库》中象数划到了《易经》中,为将其划归到子部的数术门类。究其原因,象数为易学一部分,而易学在大类上属于官方经学,而数术则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之学。刘云超(2006)认为象数与数术是在汉代出现明显的分化的,两者的主要区别为:象数诞生的初衷为对《周易》进行解释,而数术诞生的初衷则偏向于应用,用来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从这个维度上来说,象数一方面对《周易》进行了解释,另一方面也对义理之学的阐述起到的积极作用。张其成(2003)则认为,象数体系更多的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数术则是一种用来预测吉凶祸福的方法,两者为理论与时间的关系,双方互为依托,相辅相成2。因此,本文认为,象数对于数术产生了重大影响。象数发展到了宋代,邵雍认为“数”是宇宙的本源,天下万物均能够将其换算成一种“数”表示的等量关系,进而形成了“有象必有数”的象数观念。在《邵雍集》中有关于“数”和“术”的记载,在邵雍的认知体系中,他认为“理”为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谈数时,还需要进行说理,如果只“以数而入术”,不对“理”进行阐述,则容易流于数术,邵雍本人也身体力行,摒弃了部分数术的内容。邵雍仅仅谈“理”,对与五音、阴阳等并不认同。因此朱伯崑认为邵雍并非数术家,而是通过对《周易》的阐释,根据阴阳的变化规律来预测未来事物的发展方向。#微头条生活养成计划#参考文献(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朱伯崑:《谈儒家人文主义占筮观》,载于吕绍纲编:《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史出版社,1996 年。(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