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主持人沈冰自述成长历程(14)对话吴敬琏让我审视自己在《对话》中，我每次面对的都是国际国内的第人物，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也许会受用终生。刚到《对话》不久，就赶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做嘉宾，那时吴老正处于舆论中心，他对中国股市混乱和无序的批驳言论的发表，正遇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反击。在这期节目上，吴先生流泪了，他说到他的老师顾准，说到了顾准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虽不能致，心向往之。”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期节目是我经历的现场观众火爆的《对话》，其热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明星。我刚一站到观众席，就有人拉我的衣服，有人碰我的手指，还有人想抢我手里的话筒，有人干脆直接站起来发问，这令我万分惊讶。整个现场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实在没辙了，冲吴老说，“今天现场有许多人都是个博士生，您教教我该怎样跟他们打交道吧。”吴老摆摆手，客气地，“没关系，你就让他们问吧。”后来节目现场放了一段交响曲《我的祖国》，是吴老年轻时喜欢的，瞬间犹如打开了吴老心灵的钥匙。吴老深情地回忆起他曾与老师有过的交往，讲得感人，甚至流下了热泪。当然，这也是我们栏目组在前期策划阶段都体现出的良苦的用心，也是《对话》的一个人性化的体现，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激发出嘉宾的真情实感。从金庸到柳传志到吴敬琏，我涉足了许多自己不熟悉的专业与领域，每次我虽然精心准备却仍然惊得一身冷汗。每当我要失去分寸时耳边就会响起父亲的嘱托：保持自信，临乱不惊。就这样，无数次把将要失控的场面稳定了下来，一场节目录制完毕，我已经汗透衣背。虽说压力很大，但也很适合我。可能是我从小就比同龄的孩子成熟，比较认真、严肃，这一点用在现在职场里很讨巧，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而重要的是要有开拓精神，每期节目从请业内人士座谈、出题，我都全程参与，节目所有的文案，包括现场的问题、怎么开场、结尾。都是自己写，身边的资料袋不到节目完成是不离身的，这里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临时有什么点子也会赶快加进去，《对话》的成功取决于整个团队的力量，每期节目前会都会有个智囊级人物参与讨论，也会先采访嘉宾，和观众聊问题。要强促使我进北大充电做了二十来期《对话》的我，荧屏上看上去越来越镇静，但现场也经常遇到“卡壳”的时候。比如有时准备的问题拿到场上嘉宾和观众都不感兴趣；个别嘉宾场下发挥得很好，可到了场上有些话就不愿意说了；有时候观众把准备好的问题忘了。每期节目都这样，总会在局部的什么地方出问题。我这人还算沉着，后来才发现自己的定力还是不够，有时候在场上还是会急，对突发情况的临场反应是慢慢积累起来的。有时候，一场节目录下来我时候挺个 自己的各种不满意。而那时北大毕业的撒贝宁、张泉灵等都给我留下了满腹诗华的感觉，因此我也特别期望自己能去北大回回炉，添加点北大气质，让自己的专业性更强一些。

尘蝶庵看书记录（2023年）四、《顾准的后25年》。罗银胜 著。210千字。看完。这25年，指1949年到1974年。顾准在那一年的12月3日病死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顾准死的太早，因为他是难得的天才。如果让他再活30年，他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思想发展会有多大的贡献，将难以估量。太可惜了！1952年，顾准因为独立之精神，不媚上，讲实话，讲真话，被撤销一切职务（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那一年，他37岁）。1957年，顾准因为反对苏联和斯大林的一些思想理论、做法，及其一些其他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方河南商城劳动改造。1962年，顾准摘掉“右派”帽子，重返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65年，顾准因为一外甥自由结社和受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被批判的牵连，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下方河南息县劳动改造。为了家人和亲戚不受自己的连累，过上普通人平安的生活，顾准与妻子汪璧协议离婚。1968年4月，一直忍辱负重的汪璧，不堪世事的磨难，含恨自杀。顾准却茫然不知。直到第二年11月，顾准才得知妻子死亡的噩耗。顾准是一个位伟大的、具有“中国的脊梁”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正如他的学生吴敬琏所说：“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高度。”

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看到主义会扼杀进步，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顾准《科学与民主》读后感：民主的方法相比主义，不仅在决策效率上没有优势，也未必能决策的正确性，因为多数人的愚蠢也很常见。但是，民主的方法有一个优点是主义没有的，就是对极端决策的执行效果有反思能力，能够及时纠正决策错误，有效预防灾难性后果出现。总之，民主的方法可能比较低效，长期看，却能比主义有更好的复利效应。

历史上重要的两位会计学家的交往与回忆：潘序伦和顾准。文革后期，在越来越可怕的政治高压下，妻子先离异后自尽，几个子女断绝来往，顾准于1974年12月3日在病痛中孤寂地辞世，时年未满花甲。身处逆境的潘序伦后来辗转获悉这一噩耗，黯然神伤，唏嘘不已。比顾准整整年长22岁的潘序伦，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苦尽甘来，度过了幸福的晚晴岁月。1979年，他的错划“右派”问题获得改正，重新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经他率先倡议，在财政部和教育部支持下，上海市政府批准恢复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并拨地兴建校舍，建成后规模不断扩展；立信的其它事业也先后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已入高龄的潘序伦获得了来自政府的的关怀和社会的尊崇。回首前尘，老人常会想起事业初创时结缘的顾准。在他的心目中，如若顾准不是参加了革命，走上了另一条道理，正是立信会计事业理想的接班人选。当然，这一夙愿终未能实现而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人性不可考量～顾准日记里有一句：我居然偷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