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狮龙

2012年，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前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要他预测当年诺奖的获奖人，他说：“我不预测，但我希望是中国这位女作家获奖。”2016年，有人再次问他，您认为中国谁有希望荣获诺奖？他说，作为诺奖获得者，我有资格向评委会推荐一位中国作家，但是这个答案要在五十年后才能揭晓。2019年，这位女作家再次以高出村上春树、余华的成绩登上诺奖预测榜单，她被诺奖评委马悦然称为中国的“卡夫卡”，她却说，我可以超越卡夫卡。这位女作家，名叫残雪。在世界范围内，残雪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三强：作品被翻译得超多、研究其作品的专门机构超多、作品被选入外国教材超多。她在国外的知名度远超莫言、余华等国内知名作家。读过残雪作品的人，毫不例外都感慨赞叹：太过瘾！文字唯美，想象奇诡，情节曲折，如同进入一个幻象世界，无法描述而欲言又止。她的文字既有诗歌般的热情与浪漫，也有哲理式的深刻和理性，既有乡村俚语的朴素与生动，也有小丑式的戏谑与搞笑，它们所包含的，除了超级丰富的想象力，更有人性的深层反应。她的文字，任何人都模仿不了，这就是残雪的魅力。残雪只有小学学历，17岁参加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赤脚医生，结婚后与木匠出身的丈夫合作开了一间裁缝铺。她在作品里书写了大量的普通人，她说：“我理解的普通就是日常生活，我热爱日常生活。”“我的作品就是为未来写作的，是为年轻人写的。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每天应该保持一个小时的阅读，这样日积月累，在人生遇到问题的关键时刻，文学、哲学、历史这些就能帮助你……”“全世界能读懂残雪的，只有一个半人。”作家何立伟说。他是残雪的好友，他说的这一个半人里，一个是残雪，半个是残雪的哥哥——哲学家邓晓芒。残雪白天写哲学，晚间写一个小时小说。她将自己的写作方式定义为“自动写作”，并称自己是“一个集大成的中国艺术家”。“我凭我的原始性的、涌动的物质世界里的某种契机写作，这些契机往往是受某种情感支配的。我用我的高度的理性的注意力捕捉和凝视这些质料性事物，发动我内部的情感机制去操作，直到某个深邃无底的图形出现。有没有那种情感质料的逻辑可能，这就是我的凭借。我取名字很随意，但肯定是有情感逻辑性的。我发挥自己的身体功能，想要简单就可简单，想要复杂就可复杂。”“我认为博尔赫斯、卡夫卡、卡尔维诺都是自动写作。”残雪渴望成名，渴望她的作品能被更多人阅读。“从一开始写作起，我就想成名，那主要是因为我想存在，想扩大自身影响，让更多人读我的书。”“我不会跟有些人一样离群索居，住到老山洞里写，我没那么崇高。”在熟悉残雪的编辑眼里，与她交流顺畅，她时时发出的愉悦的笑声仍有天真未泯的纯净。她过着在很多人看来刻板单调，仿佛苦行僧般的生活，阅读和写作是她每天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不用手机，不用微信，这让她省去了许多没必要的干扰，可以专注于她的文学和哲学。”残雪的小说往往剑走偏锋，无法预测。看了开头和中间，根本无法推断其结局。面对文坛的乱象纷杂，残雪痛心疾首，她直言不讳，揭其时弊：“许多作家都在文坛混，同那些所谓批评家抱成一团欺骗读者。因为现在大多数读者还不够成熟，分不出作品的好坏。当今时代是作家们混的黄金时代。为掩饰自己才华耗尽，就把混称之为转型。”残雪的作品哲学意味很浓，有时候一句话，就够你回味良久。残雪说：“我已经60多岁了，功名利禄对我意义已经不大。我只需要专心对艺术、文学本身负责。文学给了我丰美的精神生活，也让我的日常生活感到畅快。日常生活中，我连买个菜、跟物业打个交道，都有幸福感浸透。因为文学与生活，已经互相渗透。既有小市民的快乐世俗生活，精神上又有高级的享受。”“文学能够改造人格，不光是精神世界，还有肉体世界，也就是日常生活，如果读我的小说，真的看进去了，我觉得都能有改良。我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就是必须要研究才能叫做看，非得要研究，才能叫读我的作品。”这本残雪新作《少年鼓手》介绍给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一本看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

冯唐说，我很早就知道自己能干好写作这件事，我知道如何把文字摆放停当。方块字就那么几个，怎么把它们排列组合，成为一篇好文章，成为一部好小说，这是一门手艺，这是一种天赋。冯唐说，我从小就认定，文字是用来言志的，不是用来糊口的。冯唐说，在文字上，我不求名、不求财，按我的理解，作我的千古文章。我不教导书商早晚如何刷牙，书商也不用教导我如何调和众口、烘托卖点。冯唐说，我的文字几乎和我没有关系，我是某种介质，就像古时候的巫师，所谓上天，透过这些介质传递某种声音。我的文字有它自己的意志，它反过来决定我的动作和思想。当文字如仙丹一样出炉时，我筋疲力尽，我感到敬畏，我心怀感激，我感到一种力量远远大过我的身体、大过我自己。当文字如垃圾一样倾泻，我筋疲力尽，我感觉身体如同灰烬，我的生命就是垃圾。冯唐说，我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成型的人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只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象。我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好像“陌上花开，君可缓缓归”。冯唐说，写作必须遵循五个原则。第一，敢于开始。万事开头难，难是开始。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挤出一个小时，逼逼自己，放下手机，拿起钢笔。第二，必须坚持。不想再继续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会越来越轻松。第三，忘掉胜负。写作本来就没有输赢，不和这个世界争，也不和别人争，更不要和自己争。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第四，享受成长。三年一本书，十几岁开始写，四五十岁时候，你就写完了十本书。第五，没有。听天，由命。多想无益，徒增烦恼。冯唐说，我码字，只用逗号和句号，只用动词和名词，只用主语和谓语，多加个宾语。觉得一个人傻，直截了当告诉他，不说：“你的思路很细致，但是稍稍欠缺战略高度。”冯唐说，码字，其实真没什么了不起，本能之一。把要说的话随便放到纸面上，谁说不是文字？小孩都能码字。白居易九岁通音律，冯唐十七岁写出《欢喜》，曹禺十九岁写出《雷雨》，张爱玲二十二岁写出《倾城之恋》。但是，文学，其实很了不起，和码字没关系，和年龄没关系。冯唐说，我的文字观是用文字打败时间。主要三点内容。第一，感受在边缘。码字人好的状态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好的状态是在边缘，是有不少闲，有一点钱，可以见佛杀佛，见祖灭祖。第二，理解在高处。文字里隐藏着人类高智慧和本质的经验。码字人要能够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升到空中，抚摸那条跨越千年和、不绝如缕的金线。让自己的神智永远被困扰，心灵永远受煎熬。码字人钱可以比别人少，名可以比别人小，但是心灵必须比其他任何人更柔软流动，手必须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如何把千百个文字码放在一起。第三，表达在当下。动物没时间观念，它们只有当下感，没记忆，不计划，也不盘算将来，只领取而今现在。在表达的内容和着力点上，码字人要效法动物。冯唐的文字，无章法，无流派，随心所欲，张狂肆意，没有哪个批评家敢招惹他。他的笔下没有差别心，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就如医生眼里都是病人，搓澡师傅眼里都是肉人一样，众生平等，酒肉穿肠。他的文章耐读，好看，有趣，有味。李敬泽：冯唐有着天赋的才情。崇高和庸俗的，高调和不高调的，都在他的文字里狂欢。李银河：冯唐的文字如此出色是一个谜，我不敢说他的古文功底比李敖还好，但是肯定好过王小波。何立伟：京派文人里，语言好的是王朔，接下来是王小波，现在轮到冯唐。陈村：有如天籁。这套冯唐北京三部曲，精装正版，插图雅美，附有冯唐亲笔书法和明信片，喜欢的朋友可以买一套看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冯唐##何立伟简介#

拙作《胡宗健教授》载于《永州日报》2017年3月9日潇湘名家专版。​湖南著名作家大都得到过胡教授的提携，包括残雪、韩少功、何立伟、何顿、聂鑫森等人。

为什么那些语言有特色的作家走不了太远？读当代文学史，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小说家对语言特别重视，说的通俗些就是他们在写作时有意识的去用一些方言，古语，或者独特的叙述方式。比较著名的有阿城，韩少功，贾平凹，何立伟，曹乃谦，李杭育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代表人物。随着时代的变化，“寻根文学”走向了沉没，这些作家群也渐渐解体，有的后来甚至不再写作小说。如∶阿城，李杭育等。其他人像何立伟，曹乃谦，虽然后来还有一些小说问世，但曾经为人称道的那种别样的语言和叙述方式也大大改变，完全像另外一个人了。我手头拥有这几个作家的文集。差不多每个人的小说，都买了好几本。我觉得何立伟除了几个短篇像《白色鸟》，《小城无故事》，《花非花》外，其语言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被人称道的类似“废名”的小说语言和“唐诗绝句”意境。还有曹乃谦，除了被汪曾祺赞赏的《到黑夜我想你没有办法》外，后来的小说中那种晋北方言的独特味道也大大减弱。至于李杭育除了几篇“葛川江系列”小说，差不多没有再被人记着的东西。阿城则因为去了国外，小说已不再写，唯有“三王”被写入文学史还常被人念叨。综上所述。我觉得产生这样的原因，还是跟当时的文学潮流有关。当一部分作家接近这种文学潮流的生活积累，差不多已经写尽时，文学潮流突然转向了。所以他们再写新的东西，就必然得去转变其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写作的方向也就自然去改变。能不能闯出新的路子，跟他所具有的文学才华和跟不跟上新的潮流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作家是不是“常青树”的根本所在！贾平凹，莫言等人在这方面算是佼佼者了。

城东城西（十九）昨天网友留言有井名而无其实，却是一种无奈。自来水虽方便，但其水质堪忧。有无良策，让老百姓将健身与汲水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当代市井文化？既有白沙古井，又有茶颜悦色，还有……？网友是一位有古典情怀又有现代眼光的人，我猜他可能长期生活在老长沙的北区，（现在是开福区），为什么？我之前说过中国城市近千年的布局都有南帝北丐，东富西贵的格局。北边的丐不止是寻常意义上的，它还包括三教九流中地位不高却总爱忧国忧民的文化人。这个意识是因我生长地而萌生的。我出生在长沙营盘街听橘园1号，帮我接生带到人间的医生就住在听橘园对面的保健巷她是一个大肚婆(长沙叫孕妇）晚上刚为我母亲接完生腆着大肚子走回家，自己为自己接生下来一个男孩，如今这个男孩子在大洋彼岸的哈佛医学院里做医生，相同的是我们都活得好好的，不同的是各自走过各自不同的人生。我居住的营盘街南连蔡锷路，北接北正街是长沙老九门中湘春门的组成部分，从湘春门过来，共有六条横街，左局、通泰街、孙家桥、潮宗街、右局，在这些横街中营盘街是仅次于潮宗街的宽与长的一条古街，但是就其古迹和文化含量来看，在偌大的长沙能够与营盘街並肩的街道实在是不大多见的。我这里只举三个，第一是其名字由南宋大诗人镇国大将军辛弃疾抗金名将修筑营盘练军而来，其二，中国的科举历史长达千年，而湖南士子做官及第的途径贡院街便是在这条街的中上部，我的故园靠街的正墙上勒着蘭溪小学四字是当年湖湘名士王闿运的手迹，而他曾经是袁世凯等认可的晚清第一学士，而且王的鸿绮楼也是建在营盘街上：第三，营盘街下街连着横街叫文星桥，长征中学在此原来是兑泽中学，那是长沙古老的一所中学中国考古学及古文大学者商承祚先生曾经在这儿执教和搞科研，文星桥它南起左局街，北至学宫街，1971年又将喻家巷加入。文星桥，一打就文星高照，解放前这里就往了不少文人，我记得有仇鳌他是国民d元老，对当年驱张作出了贡献，建国时毛多次邀请赴京不就。还有一个金石篆刻家黎泽泰先生也是在此扎寨，解放后市文联的宿舍也迁此，李自健、杨福音、徐芝麟、何立伟、杨里昂不是长久居住就是经常在此露脸。的确这个地名原为城北护城河上的一座桥，清同治年间的地图便有标记，相传科举时代应试士子从湘春门打马或者乘车入域，经高升门取步步高升，过紫东园取紫气东来，过文星桥走营盘街巡道巷达贡院街，一路街名均取吉祥高中之意。原文星桥五号为仇鳌的故居，西侧有文星里，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初于1912年就创建于与营盘街呎尺之遥的紫东园。我为什么要替一条古街的消失而鸣冤呢？只是出自故园被拆除吗？显然我这个水瓶子天生就没这么狭隘，主要还是因为我想中国历来就是以文明明世，印度的差别则是以神明明世，既然道理是这样子的，到现实层面怎么就变得面目全非了呢？本来今天接着写自来水站的故事，只好明天再摆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