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胆识（自在）时人写作，多爱咏花鸟，谈风月，闲适雅致有余，人生况味不足，总觉虚华。究其故，多为作茧自缚，难出瓶颈。冲出去，或可拨云见日，窥到真的人间。“瓶颈”为何？说白了就是作家的胆识。吟诗作文，定格局者在胆识。清代诗家叶燮在《原诗》中将艺术创造分为“在物”与“在我”两类。在物者，曰理，曰事，曰情，指表达的具体内容；在我者，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指作家的内在素质。才指语言能力，胆指创作勇气，识指学识见识，力指志意生机。“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叶燮很好地阐释了胆识在创作中的作用。胆自何来？与识相关。识者，不仅有知识学问在，有阅历见闻在，更有延续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如慈悲、仁爱、守正、任侠等思想信念，都是识的内涵。在先贤文论中，晋之陆机、唐之裴行俭、宋之王禹偁等都谈到过文人的“器识”，就是器量（修养内涵）与见识，言“先器识而后文艺”。然器与识之间孰轻孰重？袁宏道谓“识不宏远者，其器必且浮浅”，王文禄亦言“文高而识高”。看来，识之于器，尤显重要。有趣的是，论者谈文人修养，多谈“才、学、识”，很少谈“胆”，如魏禧，如袁枚，如章学诚，何也？盖因识为胆之基也。假若无识，遑论其余。叶燮是早提出作家胆的因素并将识放到诸要素之上的人。他在《原诗》中说：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唯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可谓警策。对一个作家而言，识之高低深浅，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其创作行为中，凝聚为胆。胆者，刚勇之气也。有胆者，直面现实遵道秉义为民请命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胆者，则察颜观色人云亦云口是心非首鼠两端旁顾左右而言他。有胆者，能仗义执言抑恶扬善敢为苍生说人话；无胆者，则曲意逢迎为虎作伥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故胆能生才，“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文学之气象，之境界，之格调，之韵味，皆由胆出。天下文人成群结队，因无识，而无胆，因无胆，致文字疲软无力，文坛如纸虎，外强中瘠，颓势尽显。此缺钙无骨之病，神仙亦难医也。剧作家鲁煤说：“人间有白昼，文学歌颂白昼；人间有黑夜，文学暴露黑夜。”能歌颂真善美固然重要，而能为民代言揭露生活中的假恶丑者尤其可贵。因为前者多为锦上添花，无后顾之忧；而后者不同，作者面对的是前进中的逆流，帷幕后的悲情，常常触及到某些人的钱袋，影响到某些阶层的权力，甚至动摇某些集团的根基，因此犀利而沉重，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抗争性。这也同时在考验作者的胆识，他需冒牺牲个人利益的诸多风险，这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自然成为作家可宝贵的精神品质。如屈子之《离骚》，司马迁之《史记》，杜甫之《石壕吏》，柳宗元之《捕蛇者说》，千古名篇，足为后人师。难怪莫言说：“文学作品不应粉饰现实，文学艺术就是该暴露黑暗。”不无道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家被称为“社会的良心”，文学被称为“人类精神的家园”。对作家而言，有文才，是基础，有胆识，方为门径。胆识是作家“第一等襟袍”的核心，也是作家审美的重要台阶。作者的历史观、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审美修养，会在这一关节得以体现。“识明而胆张”，并非虚言。它要求作者真正热爱这片土地，有理想，有担当，有奉献精神，有牺牲精神，有为说真话揭真相而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投机取巧的人，一个沽名钓誉趋炎附势的人，即使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即使读了硕士博士成了这个家那个家，饱学而识馁，有学而无识，遇到灾难、悲剧、血泪、冤魂，能诗善赋又如何？依然是嗫嗫嚅嚅的腐儒酸士一个，被弄权者玩于股掌之上，当吹鼓手，作传声筒，曲学阿世，吮疽舐痔，为悠悠青史增添一二笑料耳。常有人赞赏，某人某作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其实，对许多作者来说，未道、未言者，非不能也，实无识无胆也！随波逐流，与世浮沉，瞻前顾后，如履薄冰，无思想，无见地，这在普罗大众无可厚非，但于作家言则差之远矣。花拳绣腿的时文闲文可写，但充其量，茶余饭后附庸风雅而已，除了把字“码”得跟花瓶一样漂亮，与常人何异？一个真正热爱文学欲在写作上有所作为的人，真正想以文济世助推社会前进的人，还是要从“胆识”上下功夫。文章千古事，胆识才是文学“掷地有声”的金钥匙。作者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要有语言的天赋，更要有文人的正气。才华横溢妙笔生花固然可喜，建立在胆识之上的文学之力更加珍贵，它才是能被人民认可、被历史传承的标杆。（微信13569089128）

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等，晚年隐居太湖尧峰山，闭户撰述，不问世事，学者称“尧峰先生”。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

明人宋濂说：“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魏禧则更进一步说：文章视人好尚，与风土所渐被，古之能文者，多游历山川名都大邑，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质。司马迁，龙门人，纵游江南沅湘彭蠡之汇，故其文奇恣荡轶，得南戒江海烟云草木之气为多也。（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曾庭闻文集序》）他认为司马迁是北方人，但他漫游南方，因此感觉江海烟云草木之气，故其文能奇幻荡轶。魏禧认为每个地域对诗人的影响总有局限，生活于秀美环境中，风格容易流于软媚，局限于雄劲的环境中，风格容易流于粗粝。游历生活可以“补风土之不足，而变化其天质”，弥补地域的局限，开拓和变化诗人的风格，成为诗人自我超越的契机。有些批评家进而认为，游历生活可以提高创作主体的精神境界。王士禛教人：“为诗须要多读书，以养其气；多历名山大川，以扩其眼界。”（何世璂《然灯记闻》）吴雷发主张游览山水可洗涤俗肠：“欲治其诗，先治其心。心难于不俗，无已，则于山水间求之。”（吴雷发《说诗菅蒯（kuǎi）》）这就把“江山之助”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角度。词的创作也一样，清代蒋敦复说：“昔人论作诗必有江山书卷友朋之助，即词何独不然。不读万卷书，不行路，不交万人杰，无胸襟，无眼界，嗫嚅龌龊，絮絮效儿女子语，词安得佳？”（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一）可见，江山之助对各种文体的创作都有意义。

信中所说的王昆绳指王源，字昆绳，一字或庵，直隶宛平人，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举人。早年喜好任侠言兵，从宁都魏禧游学。后来与李塨师从颜元。写古文推崇秦汉。五十岁以后，云游四方，客死山阳。他是1691年（康熙三十年），作者二十四岁时在京师结交的朋友。1692年（康熙三十—年），两人在京师还经常见面讨论问题，畅谈理想。这一年下半年，二人分别，作者回家。这封信大约写于第二年秋乡试之后。那年乡试，王昆绳中顺天乡试第四名。而作者不幸落第。#魏禧简介#

1964年5月，陈寅恪弟子蒋天枢（秉南）到广州谒师，当许多昔日弟子纷纷远离之后，蒋天枢的造访给年迈的陈寅恪以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将自己一生事业托付给蒋天枢，全权授予蒋天枢处理自己著作出版事宜。并按照古人临别赠言的传统，写了这篇《赠蒋秉南序》,让夫人唐筼用工楷誊录后作为纪念品，赠给蒋天枢。陈寅恪把自己晚年隐秘的心迹，数十年的寄寓身世之感、现实之慨、兴亡之叹，都浓缩在此文之中。文中一再阐述“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的文化观和人生观，读来掷地有声，令人敬佩。全文如下：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⑴，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⑵，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⑶之忧，果未及十稔⑷，神州沸腾，寰宇纷扰，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⑸，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⑴   白下：南京的别称。⑵ “易堂九子”：是指明末清初以魏禧为首的九个文学家。魏禧父魏兆凤，于明亡后，削发隐居于今距宁都县城西2.5公里远的翠微峰，名其居室曰“易堂”。禧与兄际瑞、弟礼以及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讲学于此，提倡古文实学，世称"易堂九子"。⑶   辛有、索靖：辛有是春秋时周人，周平王时大夫。辛有在周平王东迁时经过伊川，看见到披头散发在野地上祭祀的人们，就说恐怕不到一百年，这里就会变成西戎人的土地，因为这里的人已经没有礼法可言。后来，秦、晋迁陆浑之戎居伊川。  索靖，是西晋时将领，《晋书．索靖传》记载：“（索）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作者引用这两个典故是慨叹山河残破，世乱荒凉。⑷   十稔（rěn）：十年。谷物成熟叫稔，古时谷物一年一熟，故年亦可称稔。⑸   岭表：岭外，即岭南地区。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⑴，曲学阿世⑵，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⑶，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⑷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⑸，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⑹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⑴   侮食自矜：侮食，古代东越国名。钱谦益《西湖杂感》：“今此下民，甘忘桑葚，侮食相矜，左言若性。”意思是甘心忘记自己的家乡美味，以吃异族食物为荣，说外语已成习惯。作者借用此典指当时知识分子以尊崇外来意识形态为荣。⑵   曲学阿世：背离或歪曲自己所学，来迎合世俗、阿谀当朝。《史记·儒林列传》：“固(辕固生)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无：通“勿”。用来形容不正直的文人。⑶   疏属之南，汾水之曲：疏属即疏属山，在今山西河津市东。《文中子·事君篇》： “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⑷   末契：犹下交。指长者对晚辈的交谊。《文选·陆机＜叹逝赋＞》：“託末契於后生，余将老而为客。⑸   浇漓：亦作“ 浇醨 ”。浮薄不厚。多用于指社会风气。 南朝齐王融 《为竟陵王与刘虯书》：“淳清既辨，浇漓代袭。”⑹   天水一朝：常用作“赵宋王朝”之代称。《宋史》卷六十五：“天水，国之姓望也。”天下赵姓，皆出于天水。天水现有“天水堂”，为赵姓祭祖之地。

#古代地名中的河东、河西、江左、江右究竟指的是哪里？# 在中国古代，很多地名都是以方向来命名的，这在古代的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如河东、河西、江左、江右、塞北、江南、陇右icon、关西等，这种命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标志物，如河东、河西里的河，其实就是黄河，还有江左、江右里的江，指的就是长江。河东在古时候代指山西，因黄河流经山西省的西南，而山西在黄河之东，故称河东。秦汉时为河东郡icon，在今天山西省临汾、运城一带，唐朝以后泛指山西省全境。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icon在《日知录icon》里说：“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icon，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河东地区人杰地灵，历代名人辈出，为华夏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张仪icon，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icon，三国名将关羽，唐朝名将尉迟恭icon、薛仁贵icon，北宋宰相司马光均诞生于此；文化名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icon，位西游取经的东晋高僧法显icon，隋代大儒王通icon，唐代诗人王勃icon、王维、王瀚、温庭筠icon、白居易、柳宗元，金代大文豪元好问，元代杂剧家白朴、郑光祖，明代文学家罗贯中，以及清朝初年文学家傅山等也都是河东人。河西泛指黄河以西地带，春秋战国时期把黄河南段，今山西和陕西两省交界处称为河西，汉、唐时多指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的地区，唐玄宗icon时设置河西节度使管辖甘肃及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祁连山和北山之间，东起乌鞘岭icon，西接新疆，北连大漠，是一个东西长达1000公里、南北宽仅40至100公里的狭长地带，为中国东部通往西域icon的咽喉要道。河西地方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2世纪西汉武帝时，它就是古丝绸之路的锁匙之地和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唐代诗人岑参icon曾写道“凉州七城十万家”，元亦有诗赞其“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都是历史上河西风貌的真实写照。15世纪以后才渐次衰落，至今境内烽台、古城、塞堡等仍然遗存。目前河西走廊仍为沟通中国东部和新疆的干道，是西北边防重地。江左和江右，古时在地理上以东为左，江左也就是“江东”，指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也指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各朝统治的全部地区，江右则为今日之江西。清魏禧icon《日录·杂说》云: “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也有学者认为，江西位于江南地区西部，江右一称应该来自中国传统“东为左，西为右”的文化观念。南北朝时，人们习惯以江右称呼西晋(统治地域主要在长江北面) ,也名为江北;以江左指代东晋(统治地域主要在长江南面) ,也名为江南。明朝通儒王阳明icon在江西任官期间曾培植起来“江右王门”，主要代表人物有邹守益icon、欧阳德、聂豹icon、罗洪先icon、刘文敏、王时槐胡直等，传承了王阳明晚年的学说。在古代文献或文艺作品中还有许多以固定标志物方向命名的地名，有些一直沿用至今，如山东、山西、关内、关外等，这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体现出古人对地理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