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有些媒体和学者将90年代末的下岗工人描述成这幅模样：“没文化，没技能，好吃懒做，死要面子，脏活嫌脏，累活嫌累，干活嫌钱少，宁愿在家打牌搓麻将、上网发帖诉苦喊冤，一心沉浸在过去那种游手好闲不愁吃喝的幻想中不能自拔。”甚至还有人认为，正是这些工人的懒惰，才导致了国企大量倒闭终破产，而下岗也是他们咎由自取。这种说法对下岗职工来说极不公平，1998年出现“下岗潮”的原因在于：一，亚洲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出口，工厂开工率不足，工人没活干；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除了少数有资源垄断优势的大型企业之外，其余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21世纪初，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互联网企业的兴起，与工人下岗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游手好闲”，“好逸恶劳”，“吃大锅饭搞垮了企业”……是对下岗工人的污名化。当年的下岗工人很多还是技术能手。在“下岗潮”之前，很多国企职工过着“单位人”的生活，大的特点是“高福利低工资”，吃喝拉撒、教育、医疗、养老……一切都由单位来搞定，个人并没有什么财富积累。在很多国企集中的城市，工厂几乎就是城市的主体。下岗改变了这一切。当年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减员增效”（减少企业冗员，增强企业效益），职工虽然下岗了，但还挂靠在单位上，并没有达到“减员”的目的。所以，当时很多国企为真正瘦身，纷纷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买断工龄”：依据职工的工作时间长短，发放数万元左右的一次性安置补偿费，该职工从此与企业脱离任何关系，不再享有任何该企业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当时，一年工龄的价格在各省也不同，东北地区大约是2000元，江浙一带则是800元到1000元。当年买断工龄的工人一次性可以拿到几万块，算是不小的数目，但对于四五十岁，没有什么能力寻找新岗位的人来说，这仍然显得不够。何况，很多单位效益不好的下岗职工，根本没有机会拿到这笔钱，只能依靠“低保”生活。1998年沈阳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金”为每月240元，只能领两年。此后如果生活难以维持，可以到民政系统申请“低生活保障金”，每月205元。想拿到这205元并不容易，只要家里有电器，不管多老多破，都不能申请低保。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作为下岗重镇的沈阳市铁西区，那里的工人村农贸市场，猪肉每斤比沈阳别的区便宜5角钱，鸡蛋每斤少2-3角，即便如此，销售量依然很小。很多人质疑：下岗工人为什么宁可吃低保，也不出去打工再就业？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2004年曾对沈阳、长春两市的近千名下岗职工进行过专项调查，她当时的调查显示，下岗职工平均年龄42岁，其中45至49岁所占比例大，占30.1%，其次是40－44岁年龄段，占26.9%。郭于华曾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这些人再就业很困难，其实大多数人没法再就业，甚至他们的子女，毕业以后，初次就业都出现了问题，你让这批人怎么再就业。”一些人尝试做一些小生意，也并不容易。针对下岗职工，沈阳市曾有规定，下岗失业者做生意可以“减免一年工商管理费”，但条件是：这个下岗职工必须是自谋职业。对于很多没有任何商业经验的下岗职工来说，在几次不成功的创业之后，就要交齐各种税费：工商管理费、摊位租赁费、卫生费、报纸费、消防费……合起来，在当时每月要数百元。在江浙等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再就业还容易些；在老工业基地，下岗潮爆发的时候几乎影响了整个城市，这时候做小生意，顾客又在哪儿呢？当时下岗潮爆发的城市，出现了自发组织的劳务市场，求职者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诸如“水暖工”、“电工”等自己擅长的活计，一有人走过，求职者就追问：“要不要人，要不要人，干什么都行！”对于没什么技能的男性，干得多的就是保安、门卫。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1、“对普通人而言，生存就是政治，有尊严地生存更是政治。”2、“蠢的继续蠢，多数平民自顾不暇，自己的身家性命就够忙的了。”#郭于华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