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7日，蒋介石召见戴笠，明确表示军统局需要裁撤。戴笠大惊失色，第二天召集唐纵、赵龙文、毛人凤、潘其武、李肖白等人在他家里商量对策。后，众人商议在内政部成立警察署，由戴笠兼任内政部次长，并保荐一个军统系统的人担任署长，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许多编外军统特务的去向，将他们调往警察署。由于和戴笠不和的李士珍也一直想当警务署长，所以，戴笠的这个提议实施难度很大。按照戴笠的打算，军统局的几个实力部分要实行名义上的转移和精减，军统在国民d军中的谍参系统，由于戴笠的副手郑介民将兼任改组后的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可继续掌握在军统手里。由于争取到何应钦的支持，在陆军总司令部添设了一个外事处，由戴笠推荐军统人员李汉元任处长，罗杰、王固磐、杨隆祜、谢力公、郭寿华等一批军统骨干分别担任各个战区长官司令部外事处处长。如此一来，军统在军队中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扩大了。对于军统辖下的外围近5万的特务武装，军政部长陈诚看不上，他向蒋介石极力主张将特务武装改编遣散，彻底解决。戴笠对此极为愤慨，甚至表示不惜和陈诚撕破脸。但是，陈诚的地位远非戴笠可比，因此在陈诚的操纵下，军统外围的这些武装既不能继续保持名义和编制，也不可能由军统局继续供给和管辖。为了保住这些武装，戴笠便呈请蒋介石在交通部内成立交通警察总局，戴笠派吉章简为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总局长，将军统外围武装以及另一支交通巡察部队、64个教导营共改编为18个交警总队，共计有官兵64420人，多余的被遣散。于1946年1月报军委会批准，派郭履洲、张国梁等人分任总队长。这样一来，这批军统多年编练的特务武装名义上划归国民政府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然掌握在戴笠及军统局手里，军统老特务唐纵，后来在回忆中，认为这是戴笠极为成功的一手，了继续将数万特务武装掌握在军统局手中。当时戴笠的野心很大，除染指国民d的警察、陆军系统外，他大的计划还是为自己谋求国民d海军司令的职务。这一计划是经戴笠与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策划，由梅乐斯在美国海军上层人士中活动后而产生的，美国海军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便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呈送了《备忘录》，建议协助蒋介石建立海军。美方建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由美国协助建立海军，并派戴笠出任海军司令或海军总署署长。戴笠和梅乐斯密商后，提出将军统的游击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重新装备。但是，戴笠的这一计划受到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及美军陆军上层人士的坚决反对，魏德迈就明确反对说：“我要尽其全力，阻止美国与戴笠及其所属的特务机构发生任何联系。”1946年3月上旬，戴笠特邀驻青岛的美国海军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游玩。因为柯克表示他很愿帮助戴笠重建海军，还邀请戴笠访问美国，这使得戴笠高兴，当即表示待请示蒋介石后可奉准成行。戴笠花重金接待柯克，极尽讨好之能事。戴笠以为有美国人的支持，他肯定会如愿当上海军司令，军统染指海军的计划后一定会成功，他甚至对军统的骨干毛人凤、马汉三、文强等人说：“我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拔，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但是，这一切都只是戴笠的一厢情愿，后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正式提出“战后海军助华法案”时，遭到大多数的反对，后国会仅允许以少量驱逐舰协助，而合作建立海军的法案则遭到了否决。1946年3月17日11时，戴笠乘航委会222专机飞往上海，当天天气不好，但戴笠急于在18日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摸清蒋介石对处理军统局问题的底细，并于19日参加重要会议，因此不顾一切地起飞了。下午时分，上海、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戴笠专机无法降落，与地面联系另降机场，不得已准备改飞徐州降落，但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板桥镇上空，飞机意外撞上岱山而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戴笠就这样，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死亡。戴笠死后，梅乐斯准备前往祭奠，国务卿马歇尔得知后，明确反对，他认为如果对戴笠这个特务头子或其继任者给予任何帮助或任何安慰，是会起到极为负面的效果的。为了表示美国的态度，不准有任何的代表，代表美国去参加戴笠的告别葬礼。直到戴笠死后一年多，梅乐斯才得以来到南京，以个人名义为戴笠扫墓。戴笠死后，蒋介石一方面确实伤心，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松了口气，因为他可以放开手脚改组军统了。不久之后，威风一时的军统局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1949年9月22日，毛人凤等大特务接到通知，说蒋介石上午10点钟到昆明。沈醉在机场内外都布置了警戒，为了不引人注意，所有的警卫人员全部穿便服，只是用左手拿报纸做标记。沈醉和毛人凤、徐远举三人，都到机场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的办公室等候。可是，10点已经到了，天空中仍不见飞机的影子，毛人凤有些担心地问蒋经国：“总裁不会不来了吧？”蒋经国却肯定地说：“一定会来，昨晚我们通过电话。”果然，10点50分，蒋介石的专机发出了呼叫，让机场做好接机的准备。这时蒋经国才用电话通知卢汉。卢汉赶到机场时，蒋介石的专机已经降落。蒋介石刚一走下舷梯，卢汉就领着毛人凤等人迎上去向他敬礼。蒋介石身着便服，昂头挺胸地走下来。他只和卢汉握了握手，而对毛人凤等人仅点点头，鼻子里哼了几声，算是答礼。上汽车前，蒋介石与卢汉并排走着，毛人凤等大特务都紧紧地跟在他身后。快上汽车时，蒋介石回过头，当着卢汉的面对沈醉说：“你在这里要同地方把关系搞好，有事多向卢主席请教！”沈醉连连称是。汽车从机场直接开到卢公馆，卢公馆内外早已戒备森严。蒋介石一下汽车，龙泽汇就带着杨文清、余程万等人迎上来向他敬礼。蒋介石也只是似笑非笑地哼两声，随着卢汉大步向客厅走去。蒋介石走进去，在中间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并示意卢汉、毛人凤也入座，他有意识地环顾了一下客厅，故作惊异地对卢汉说：“哦！你这个客厅蛮不错嘛！这次我回台湾，一定在那里给你准备一座比这还要好的公馆，你可以让宝眷到那里去住。”卢汉笑着客气地答道：“多谢委座爱护。不过，我在美国和澳洲的儿子，都坚持要接贱内到他们那里去。这样我个人就毫无牵挂了。”蒋介石有点尴尬地点点头。这时副官送上了茶水、瓜果。蒋介石端起水喝了一口，然后扫了每个人一眼，说：“云南是我们的重要基地。我这次回台湾，特意到这里看看，我准备把李弥的第八军，火速编练成四个新军，恢复第十三兵团番号，把二十六军扩编为第九兵团，由余程万为兵团司令。望你们大家与卢主席密切配合，精诚团结，抵御共d进犯，并消灭他们。共d不灭，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啊！”说完，蒋介石又对毛人凤说：“你暂时先可不必回台湾，在这里协助永衡搞好整肃工作。”这时，副官走进来对卢汉说：“主席，午餐已准备好！”卢汉站起身来，对蒋介石说：“委座，特备一桌滇南名菜，为您送行。”蒋介石笑笑站起身，随卢汉向屏风后面走去。蒋介石在昆明只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就回台湾去了。可是卢汉并未因他此行而改变态度，仍坚持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杀人。毛人凤审理了很久，也没找出一个地下d负责人。到10月初，台湾方面几次来电催毛人凤回去，而他不甘心一无所获地走，一拖再拖，直到10月13日才回台湾。在这段时间，毛人凤心情很烦躁，时常对沈醉负责云南站的工作表示不满，这又激起了沈醉想干掉毛人凤的决心。第一次看到催毛人凤返台的电报时，沈醉矛盾万分，知道再不下手放毒，毛人凤一飞回台湾，就可能永远失去了报私仇的机会。可是沈醉又想到，现在干掉他，保密局的大权势必落在副局长徐志道的手里。而这位副局长是黄埔学生，也就是说，保密局的大权又被黄埔生控制了。当初沈醉支持毛人凤反对郑介民不就是想把保密局的大权从黄埔生手里夺过来吗？而今若再让它落在徐志道手里，不仅大权尽弃，而且以后也很难再有晋升的机会了。可不干掉毛人凤，沈醉心里又实在是怨恨难平，怒气难消。尽管如此，沈醉还是想到，目前局势如此紧张，若真杀了毛人凤，还确实无人能担起保密局这副担子。徐志道虽系黄埔生，却对保密局的整个工作并不太熟悉；即使叶翔之能被提升为副局长，他也毕竟在军统时间短，经验不足，如何收拾得了这个烂摊子？沈醉自己现在根本谈不上，因为他已被钉在云南，前程未卜，吉凶难料。沈醉后来回忆：“当时我迟迟下不了决心除掉毛人凤，是因为有一个错误思想，认为若动手，对不起戴笠，因为军统是戴笠一手创立的，而我是戴笠一手提拔的。？这天上午，沈醉脑子里反复斗争着，搅得他心神不宁，坐立不安，后，他还是把那两包毒药扔进了抽水马桶，决心抛开私怨，与毛人凤密切配合。可让沈醉寒心的是，毛人凤临上飞机前，沈醉问他：“情况万一发生突变，我怎么办？”毛人凤在昆明时，还要依靠沈醉，如今就要坐飞机离开了，说话再也不顾忌了，他似笑不笑的对沈醉说：“你可以学学王佐，诈降嘛！不过可以不断臂，留着它还有大用场呢！”这句话说得沈醉透心凉，这不就是要置他于死地吗，连让他逃往台湾的机会都不给。多年后，沈醉依旧对当时一时心软，没有除掉毛人凤而耿耿于怀。

1949年春，特务头子毛人凤在上海派亲信毛钟新前往湖北、湖南布置潜伏计划，毛钟新到达湖南长沙后，获悉曾任军统局主任秘书、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在湖南、湖北指导该局工作的军统头目张严佛，正在长沙跟随程潜奔走和平；曾任军统局人事处处长及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的李肖白，曾任保密局湖南站站长的黄康永以及曾任保密局设计委员的任建冰等，都附和张严佛的行动。毛钟新马上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和张严佛因派系关系，矛盾很深（军统局自戴笠死后，无形中分为广东、湖南和浙江三派。广东派以郑介民为首；湖南派以唐纵、张严佛为首；浙江派以毛人凤为首。他们之间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毛人凤得到这个消息，愤怒。为了阻止他的保密局（军统）分子产生动摇，经报告蒋介石批准，决定制裁张严佛等人。毛人凤密电毛钟新在长沙物色行动人员，组织一个潜伏行动组，策划暗杀张严佛、李肖白、黄康永、任建冰等人。毛钟新接到毛人凤的指示后，在长沙找到曾任戴笠警卫的焦玉印，经焦玉印介绍一个湖北籍的叫孙坤的担任潜伏行动组组长，执行暗杀张严佛等人的任务。当时正是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孙坤正拟先暗杀李肖白、黄康永二人。而李、黄二人正要离开长沙前往衡阳，行前写了一封航空信给毛人凤，说他们要到重庆或昆明见毛人凤。毛人凤接信后，马上从重庆打电报到广州，让保密局广州办事处长郭旭转告在衡阳的毛钟新，暂缓制裁李、黄。那时，毛人凤已委任毛钟新兼任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副处长。毛钟新接郭旭转电后，改命孙坤在长沙潜伏，伺机暗杀张严佛、任建冰。特务孙坤在长沙解放后，与其帮凶刘文蕙等人四处查找张严佛的下落，始终找不到。而任建冰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孙坤曾两次在长沙一条小巷里碰到任建冰，准备下手，但因那条巷太狭小，而且两头都有民兵放哨，假如枪声一响，他们自己也无法逃走，因而改为准备用斧头劈任。不巧任建冰却在特务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搬了家，特务们一时找不到他的新住址，便只好改变目标，进行暗杀刘人爵。刘人爵在军统内地位不高，原先并未列入毛钟新暗杀名单之内。长沙解放前夕，刘人爵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陈明仁起义。长沙解放后，刘人爵任长沙警察局局长，孙坤决定暗杀刘人爵。当时刘人爵住长沙浏阳门正街二十五号，孙坤每日在刘家隔壁的茶馆喝茶，窥视刘人爵的行动。一天，见刘人爵一人回家，孙坤立即偕同其帮凶刘文蕙等，借送报告为名，前往刘家。刘人爵在楼上客厅接见他们，当刘人爵查阅报告时，孙坤等人对他开了两枪，将其打死，然后迅速下楼，连夜逃出长沙，经湘潭往衡阳，照毛钟新的指示，转往广州，向徐志道负责的保密局报到（那时，保密局分两部分，徐志道负责对外，在广州随国防部行动。该局实际工作仍由毛人凤负责，以台湾为中心）。徐志道又介绍孙坤到广州办事处找郭旭。那时毛钟新已经前往香港，协助叶翔之暗杀龙云。孙坤向郭旭等人报告了杀害刘人爵的经过后，郭旭当即电告台湾保密局和在昆明的毛人凤，毛人凤随后报告蒋介石。蒋指示国防部发给孙坤等人奖金银圆3000元，并让孙坤等人返回湖南继续潜伏破坏。毛人凤复电叫郭旭报告参谋总长顾祝同批发，由郭旭领出奖金转发孙坤等人。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人凤指使保密局特务，策划了不少暗杀的勾当。毛人凤以孙坤是湖北人，对武汉等地情况熟悉，命其将暗杀活动范围扩大到武汉，指示暗杀对象及奖励办法如下：一、凡杀害解放军师级干部或解放区县长以上干部或起义的蒋军军官、特务分子少将以上的，发给奖金银元5000到20000元，并指示暗杀原军统分子张严佛、任建冰、陈澍、刘人奎、李人士等人。二、凡杀害解放军团级干部及解放区县长局长级干部，或起义的中上校级蒋军军官和特务分子的，给奖金银圆3000到5000元。三、凡杀害解放军营级干部或解放区科级干部，或起义的蒋军中级军官及军统分子少校级的，给奖金银圆2000到3000元。四、凡杀害解放军连级干部或解放区下级干部，或起义的蒋军下级军官和军统分子上尉以下的，给奖金银元1000到2000元。五、凡杀害解放军高级将领，或解放区高级干部，或起义的蒋军高级将领和高级行政人员的，给奖金银元20000元以上。六、凡在解放区开枪而暗杀未遂的，经查明后，给奖金银元500到1000元。郭旭将毛人凤的指示转告孙坤等人，孙坤等人不愿意前往湖南、湖北，广州解放前夕，孙坤等人匆忙由广州经梧州、贵阳逃往昆明。同年11月，毛人凤随蒋介石到重庆后，派人发给孙坤等人旅费银圆2000多元，指示孙坤于四川解放后，潜返武汉进行暗杀、破坏。孙坤提出他在成都有亲友可以掩护，待成都解放后再回武汉。毛人凤允许他们去成都。四川解放后，孙坤等潜伏特务很快被抓，毛人凤所谓的暗杀及奖励方案，成为几页废纸。#徐志道简介#

1949年10月，国民d保密局（军统）高雄组派员，成功渗透进入“台共”高雄市工作委员会，并在一次秘密会议后，捉到该会的工运负责人李汾。在保密局上校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的审讯下，李汾很快叛变，并交代出10月31日有一个重要会议，上级约其当晚七点钟在高雄市农会门前会合。这一天，一名颀长瘦削、看起来四十二三岁的男子按时出现了。他看到了站在一棵大芒果树下的李汾周边无人，便走了过去。这时，从芒果树浓密的枝叶里跳下一个人，正好骑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旁边又突然蹿出两个特务，一下将其按倒在地。“你把我出卖了!”这名男子面向李汾忿忿地说了一句，然后一路缄默。此人便是“台共”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还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副书记的陈泽民。原准备皮开肉绽、承受严刑酷法的陈泽民，被送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保密局高雄组长、早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听过报告的黄昭明的私宅。一进门，大小两位黄太太略施粉黛，笑语盈盈，待陈泽民以上宾之礼。二太太还将自己的房间腾出，让陈泽民住下。此后，谷正文带几个手下，到陈泽民位于后火车站五块厝的住宅搜查。谷看到外貌远比实际年龄憔悴的陈妻，和蜷缩于她身边三个年幼的孩子，心里便有了底。谷正文分析，为了丈夫，陈妻一定会到处奔波求助；而她要走动的对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区的共产d员了。于是，他交代黄昭明派人跟踪陈妻，准有抓不完的人。次日，谷正文满面春风，登门来见陈泽民。陈泽民表示，自己可以讲如何参加共产d及如何奉派在高雄活动的经历，至于组织情况，以及上级，自己不会讲。随后，谷正文拿出在逮捕陈泽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一本黑皮记事本，询问上面一页写的“老郑”是谁。陈泽民不肯详谈这位神秘人物，他只吐露在会议上见过老郑几回。不打不骂，甚至不伤及“良心”；再辅之以物质上的尽量关照，生活上的嘘寒问暖，“良心”便一点点萎缩，乃至突破警觉底线。终于，陈泽民一点点开口了……终于，谷正文从陈泽民口里套出了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住处。这时已是11月中旬，当天晚上，侦防组多名特务即埋伏在此，等候老郑入瓮就擒。可11月过去了，不见老郑回住处的半点迹象……12月过去了，老郑依然不见人影……1950年1月1日。这天虽是阳历新年，可已经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埋伏了一个多月的特务张清杉，依然在这屋里等待“老郑”出现。当时，许多人家只有一盏灯，人们走到哪个房间，灯便提在手里一起过去。张清杉便将灯置于身边，他的打算是进屋者必先摸黑找灯，他便可趁此迅速将其制服。张清杉是台北县淡水镇人，当年只有二十岁。保密局来台后，对台湾的一切基本两眼一抹黑，没有多少社会、人脉资源可用。局长毛人凤要台湾站站长林顶立推荐些本地人给侦防组，张清杉就是组长谷正文从中亲自选定的。深夜，张清杉正要睡，忽然听到后院一阵窸窸窣窣声，停住几秒后，是“吱呀”的推门声。张清杉悄悄进到客厅，钻到饭桌下。轻微的脚步声从后院绕到前门，开门进屋后，又谨慎地把门扣上。此人摸黑走到饭桌边，将灯打开。突然，张清杉从桌下冒了出来，手枪一下对准来人的脑袋。“老郑”，也就是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随着陈泽民和蔡孝乾相继被捕，蒋介石大悦，当即要提拔谷正文为少将。但谷此时任上校不过三个月，“国防部”表示，如此“火箭”高速与体例不合，至1959年才准谷具少将衔。毛人凤从草山行馆报告回来时，公文包里还有一张30万元的支票。在1950年初，新台币30万可是一笔巨款。这笔钱中，指定10万元是破案奖金，20万则是保密局迁台后第一笔经费。实际上，从1949年2月至次年春，一年多时间，保密局上下三千多人非但没有薪水，就连保密局也成了个黑单位。起因是蒋介石在准备“引退”之前，命毛人凤将保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档案资料先行运往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然后，毛人凤“辞”去局长职务，由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公开的假保密局局长。假保密局，下设业务、总务两处，配有内勤人员92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机构。除办理一些事务性工作外，假保密局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李宗仁交办的工作。一次，李宗仁手令保密局释放张学良，徐志道回应说：“本局没有张学良其人，无从遵办。”李宗仁大怒，即下令撤销保密局，并命财政部不得向该局拨付经费。因此，保密局刚到台北时，连个落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谷正文和几个属下跑遍大半个台北县市，才在近郊的士林芝山岩，选中当时台湾大学农学院养马场那块土地。在这期间，保密局薪水则停发，仅每个月由会计室依在册人员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就这样一日三餐白米饭配腌豆坚持下来。直到蒋介石复职视事，真保密局才又走出地下见了阳光。这下，有了20万经费，保密局终于又有薪水可发了。

1949年9月9日夜，昆明特务倾巢出动，在徐远举、沈醉等人的指挥下展开大搜捕，当晚逮捕了400多人。毛人凤采用直接定罪的办法，将大部分人写上“共d嫌疑，拟予枪决”几个字，请卢汉批准。云南省主席卢汉接过判决书一看，不禁皱了皱眉头说：“毛局长，杀人是要讲究证据的，不然我卢汉可担不起滥杀的恶名。”保密局长毛人凤不悦地说：“对这些人判处死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不会有差错。”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接过话头说：“卢主席，对共产d人就要有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精神，都像你这样讲证据，一个共产d也抓不住。”卢汉苦笑着说：“你们哪知道我的难处，我哪里敢和你比。你们保密局抓人都是密捕的办法，究竟抓了多少，除了你们自己，恐怕连蒋总裁都弄不清楚，而且你们有秘密关押点。我呢，你们应该清楚，当了一方省主席，总得留个好名声在这里，不像你们杀了人，拍拍手就溜了，我卢汉是云南人，不能不有所顾忌。‘九九事变’逮捕的人有400人之多，大都是新闻记者、学生、工人，据沈站长用刑审讯，没有一个招认是共产d。加之报纸已经公开了，我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他们，这是行不通的。”徐远举厉声说：“卢主席，你敢这400人中就没有共产d吗？”卢汉随便拿起一张判决书念道：“马伯安，男，经审讯供认不讳，针对其所犯罪行，拟予枪决。”念到这里，卢汉一脸怒气地说：“毛局长，马伯安在云南也是社会贤达，连这种人都可以随便定罪，我这个省主席以后还能在云南立足吗？”毛人凤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他站起来说：“时期，就要有的处理办法。”卢汉大怒说：“毛人凤，少来这一套，你们保密局凭什么要杀就杀！”毛人凤虽然心中火大，但卢汉毕竟是云南省主席，他只得说：“卢主席，这个问题我们今后再谈，现在就告辞了。”毛人凤回到寓所后，想到卢汉的种种表现，越来越觉得卢汉靠不住，他马上把沈醉召到房间密谈。他首先安慰沈醉说：“沈站长年轻有为，连蒋总裁也经常夸奖你，如果不是郑介民从中作梗，保密局副局长肯定就是你的了，那个徐志道算什么。”沈醉心想：“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糊弄我。”但是表面上他不得不使劲地点点头。毛人凤接着说：“卢汉今天的表现太令人失望了，我怀疑他已经暗地跟中共有了联系，如果不早早杀了他，不但云南不保，我们保密局的这点家底儿也要完蛋。我决定对卢汉予以制裁。”沈醉大吃一惊，说：“据我了解，卢汉现在只是持观望态度，并无确凿证据。”毛人凤恶狠狠地说：“管他什么证据不证据，先杀死再说。你不用担心云南的局势，卢汉死之后，可以让余程万协助李弥取代他。有余、李两个军的力量，我估计卢汉也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卢汉被杀，李弥因为是云南人，同云南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比较好，云南会服服贴贴归于中央管辖之下。”第二天，毛人凤给蒋介石发去密电，但是蒋介石认为云南局势还得依靠卢汉，所以否决了暗杀提议。杀不了卢汉，毛人凤于是让沈醉去暗杀当时住在昆明的杨杰。杨杰是云南大理人，是民国军学泰斗，早年很受蒋介石信任，曾红极一时，但后来杨杰不满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两人有了极大的分歧，蒋介石将其冷藏。1948年，杨杰策动云、贵、川、康地区的实力派起兵反蒋，事情泄露后，杨杰逃到昆明，受到卢汉的保护。杨杰的住所就在沈醉家的斜对面，杨杰和当地的“沱茶大王”严燮成是好友，经常去严家吃饭，沈醉有时也被严燮成请去，一来二去，两人私人关系处的还不错。在毛人凤的严令下，虽然沈醉也不大情愿，但是也不得不执行，他召集保密局云南站的骨干，部署了暗杀杨杰的任务。沈醉的母亲知道了这个事情后生气，她怒骂说：“我一直告诉你，一个人要善良，可以不当官，但是一定要学会做人。你如今居然要杀害杨杰先生，我倒是想问一问：你将杨先生杀害了，怎么面对你的孩子？他们经常和杨先生玩，叫他杨伯伯。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干，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我马上到台湾，去你哥哥姐姐家。”沈醉是个大孝子，听了母亲的话后，便打电话让亲信通知已经派出去准备执行任务的杀手：行动取消。毛人凤见沈醉迟迟不对杨杰动手，恼火，他想以保密局的纪律处理沈醉，但是投鼠忌器，毕竟沈醉在云南站很有势力，于是便暂时压住了怒火，让徐远举带几个杀手去杨杰家执行刺杀。当徐远举带人到杨杰家时，却扑了个空，原来杨杰得到了消息，提前乘坐飞机跑到香港去了。但是，毛人凤并不打算放过杨杰。1949年9月19日，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带着韩世昌等四个杀手前往杨杰在香港的住所（轩尼诗大道260号），叶翔之诈称送信，到香港后放松警惕的杨杰下楼来取信，被叶翔之等人开枪杀害。杨杰本来已经受邀去北京参加政协会，却没有想到被特务追到香港杀害，让人扼腕叹息。总理悲愤地说：“这些反动分子们，决不甘心失去他们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杨杰将军的遇害，便是一个例证。”

1942年6月，军统少将文强忽然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电报，要他参加侦破轰动一时的豫东专区行政督察专员韦孝儒失踪案。为此，文强又在洛阳停留了两个多月。原来，这年3月，韦孝儒在洛阳参加蒋鼎文任司令的第一战区长官部和李培基任主席的河南省府召开的行政督察专员及各县县长会议期间，于3月15日夜住宿于洛阳复旦中学时，忽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蒙面人绑架，韦孝儒的随员和闻讯从各自住房出来的该校校长郭兆曙及教导主任、教员等共6人同时被抓走。韦孝儒也算是地方大员，在重要会议期间，竟然被公开绑架后下落不明，引起一片哗然。由于韦孝儒是国民dCC系要人，事情又发生在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战区长官蒋鼎文勃然大怒，责成军、警、宪、特各方组成联合调查组限期破案。此事又因国民d内的派系斗争而捅到了高层，惊动了蒋介石，令特务头子戴笠亲自督办此事。戴笠先叫军统局河南站站长岳烛远、随后又叫河南稽私处长刘艺舟办理此案。岳、刘二人都急于破案争功，宪兵系统也插手进来，一时互不相让。刘艺舟已经摸到一点线索，把嫌疑人赵理君软禁起来了，但仍没有头绪。戴笠嫌破案速度太慢，又将驻老河口的别动军第六纵队司令徐志道调来领导破案，因考虑到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又当过宪兵团长，以为可以协调各方面。谁知徐志道一来就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连对战区长官部也打官腔，闹得大家不愉快，更是互相掣肘，甚至连软禁中的嫌疑人赵理君也趁隙跑出去了。戴笠焦头烂额，只得又令文强接替徐志道办理此案。文强接手后，找岳烛远、刘艺舟等人会商，从韦孝儒与赵理君的争权斗争上找根源。经过多方调查，从赵理君派驻郑州的混成大队长曹银屏身上打开了缺口，终于查明此案系赵理君指使曹银屏所为。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后来成为军统局内有名的行动专家，即现在所说的职业杀手。八一三上海抗战中，赵理君曾奉命在戴笠设下的“鸿门宴”（文强与日本间谍南本实隆的后一次会谈）上率几名杀手埋伏待命，准备置日谍于死命。不料因日本军队当天突然从金山卫登陆，南本临时改变计划没有来，逃脱了赵理君的格杀。上海沦陷后，赵理君留在租界“孤岛”，担任过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大队长和代理区长，曾奉命刺杀被蒋介石怀疑与日本人有勾结的民国元老唐绍仪。他只身乔装混入戒备森严的唐宅，以利斧劈死唐绍仪后从容离去，做得倒是干净利落。后因军统局上海区长陈恭澍叛变，赵理君无法在上海立足，被戴笠调到以洛阳为中心的第一战区，担任少将混成总队长。混成总队是1939年后在各地建立的专门混入日占区城市进行破坏活动的便衣武工队，从事镇压汉奸、破坏日伪军事基地和军火仓库等行动。先是由各战区主办，后来又交给了军统局主办。在各战区成立的混成总队中，以忠义救国军为基础的第三战区混成总队因在敌后活动多年，经验丰富，战绩为突出。文强的老友刘人奎就曾领导杭州地区混成总队与日伪斗争，立过战功。赵理君干这一行倒也是轻车熟路。然而，不幸的是，此人长期从事武力行动，竟至过分看重了自己的武力。在他的部下因偷贩毒品而被韦孝儒专员依法处决后，他竟以“行动”来进行报复，做出这件骇人听闻的大案。文强将查清的案情向蒋鼎文当面报告后，请长官部派出工兵团，从一枯井中将韦孝儒等6具尸体起出。又派特务团协助监视以防发生兵变，将赵理君、曹银屏等人逮捕。随后，第一战区组成军事法庭，由战区副长官曾万钟任审判长，军法总监于典书任副审判长，进行了两堂军法会审。文强以陪审官身份参加了两次会审。赵理君这时才对所干的一切供认不讳。在文强进入太行山后不久，赵理君、曹银屏等人被依法枪决。赵理君大约要算抗战时期军统局内因违法而被处决的高级别干部。有关此案，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组长的唐纵在当年7月10日的日记中有一则有趣的记载：午，雨农约有关负责人在其公馆谈话……据雨农云，洛阳十二区专员韦孝儒及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六人于三月十五日被捕失踪（蒋长官曾来电请查，无结果），兹经查明系赵理君所为。据雨农兄研究，赵系地下d，故为此挑起政治上之纠纷。余对此保持惊异之沉默。戴笠大概是见军统局出了这样的丑闻不好向蒋介石交代，也不好应付CC系的攻击，想加以掩饰，竟“研究”出一个“赵理君系地下d”的结论，然而却连他身边的亲信唐纵也不愿相信而明白地“对此保持惊异之沉默”，可见其结论之荒谬，当然以赵理君之恶，也是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