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在《模糊的铜镜》曾说过，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廖沫沙在《历史重复》说，历史是进化的，但有时总使人感觉它是在重复过去。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说，历史是一个不断地增加自己的东西。李大钊在《史学要论》说，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说，创造历史的人，应该懂得历史。冯骥才在《美酒、女人和歌》说，现实可以不断创新，历史却无法重复。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周作人《闭户读书论》现实生活中某些引起社会强烈震动的突发性事件，往往是历史所发出的回声。——路遥《平凡的世界》历史确实是岁月和真理之光的见证。——西塞罗《论演说术》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前身为创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湖南师范馆附属小学堂。办学伊始，只有教学班2个，学生120名，教习2人。尔后，随师范学校而更名、停办、复校、迁徙。1949年上期，本校和分校共有班级16个，学生579人，教职员35人。1954年，扩为二所。现今与师范部同址的为一附小，位于长沙市中山东路的为二附小。1992年底，两校有教学班29个，学生1524人，教职员工72人。71名教师中，具有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达94.31％；（其中大学专科20人，本科1人，近30％）评有高级教师职务的占62％，（其中中学高级教师5人，小学高级教师44人），一级教师占15.5％。该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民国9年至11年，、何叔衡曾相继任主事；民国4年至12年陈章甫、李维汉、肖三、贺恕、谢觉哉等先后在此任教；任弼时、毛泽民、毛泽覃、廖沫沙等先后在此求学。该校办学之初，开设修身、讲经读经、国文、算学、体操、手工等课程。光绪三十一年，修身及读经课程的比重减少，保留国文、算学，增开格致、历史、地理、英语等科，向现代小学迈出了第一步。民国2年以后，学制改为初小4年、高小3年分段制。教学实行教师讲授与学生自习、个别钻研、相互问答等方式进行。任主事时，不但经常利用朝会给师生宣讲新思潮、国家大事和读书做人的道理，带领学生种菜、养猪、印刷，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还注意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要求教师用民主、爱国的思想和科学知识武装学生，对官定教科书进行了许多改革；同时，对体育亦很注重。从民国12年起，该校又借鉴欧美教育制度，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以“儿童本位”为原则，试行设计教学、道尔顿制。还注重组织课外活动，如讲演会、游艺会、小运动会等，并举行各项选优和比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开始五年一贯制学制改革试验；一方面，学习苏联教育理论与经验。成立各学科教学研究小组，建立备课制度。教师们深入钻研教材，备课周详，重视作业的设计、布置与批阅，注意掌握“积极性、系统性、直观性、量力性、巩固性”五条原则进行教学；各科教学多采“组织教学，复习提问，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5个环节安排教学过程；成绩考查方面，废除月考、段考，只保留期末考试，改之以重视平时考查；成绩考查及操行评定，均使用5级分制。1958年，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初期，师生们走出课堂运黄泥、做煤球、糊火柴盒、养鸡、饲兔、喂猪，还办起缝纫组、螺丝加工车间。劳动教育有所加强，过多的劳动也冲击了正常教学秩序，但不久即予纠正。1960年，引进辽宁省黑山“集中识字法”。“双高（高速度、高质量）课”一时兴起。识字教学每课时授60～70个生字，多的达97个；阅读课一期要学七、八十篇文章；作文则提倡写“放胆文”。算术教学则精简原有教材中“重复、繁琐”的部分，把相关的知识归类，本着“双高”要求组织教学。除“集中识字法”教学实验时间较长外，其它过分夸大学生接受能力的试验于1年后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该校在省内率先进行教育科学实验。1980年秋，两所附小各招收“学制五年”的实验班1个，1985年夏毕业。通过考试，全部升入中学，进入重点中学的人数分别高于或相当于六年制班。从1980年以来，两所附小先后共开实验班16个，1980至1985年，是多学科改革实验阶段，1986年以后是小学教育整体改革实验阶段，强调从儿童实际出发，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对主要学科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还积极开辟第二课堂，开展电脑、无线电、科技、语艺、体育、武术、舞蹈、合唱、绘画、手工等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多次推介其经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北京景山学校多次邀请该校教师参加全国性研讨会并介绍经验。省内外10多种教育刊物先后发表该校教师所写实验报告、论文、教案及经验总结近200篇。1981～1986年，省电化教育馆先后在一附小拍摄录相课4堂，及学生学习活动的专辑《路在延伸——湖南中、小学教改巡礼》，均被中央电化教育馆采用，向全国播放。1984年1月，《光明日报》曾发表专文报道两所附小教改实验的情况和经验。1990年5月，汇集两校教改经验的专著《教育实验与儿童的全面发展》一书，经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选编，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获1990年度湖南教育成果二等奖。学校多次被评为省、市教育战线先进单位。1981年至1990年，两所附小的学生（包括个人和集体）共获国家有关部门所设竞赛奖21次，省级奖42次，市级奖66次。

【连起来看】写旧体诗（姑且用此名)，是文化人的“乡愁”，是一种生活方式。灵感入态，见闻取象，所思立意，酌字节句。然而今人写旧体诗毕竟是给当下人看的，存在时空之隔，语言之隔，审美之隔，不可“为赋新词强说愁”，徒有诗形，而无诗质。在下昨天上午从中山公园祭拜中山先生，顺道去美术馆。看到邓拓1965年写的诗词对联（之前听说过家属捐献)，欣赏其大气磅礴之余，唏嘘心痛不已。顿时脑海闪现出这首泣血之纪念作:挽邓拓诗廖沫沙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 上帝遥天不忍闻。海瑞罢官成惨剧， 燕山吐凤发悲音。毛锥三管遭横祸， 我欲招魂何处寻。

我所记忆的文革往事近网上有些关于文革的的讨论文章，勾起了我对文革的一些细微往事的回忆，愿说出来与大家共享。我是1958年出生的，1966年文革发动时8岁。我依稀记得从批判邓拓丶吴晗，廖沫沙三人开始，我家是乡下人，一天大队部开批判这三人大会，我几个孩子好热闹也去玩，台上大队书记读批判稿，几个孩子听不请这三人名字，有一个大一点孩子说，台上说听着无害，尿莫和沙，要不也会被批的。农村小孩喜欢撒尿和泥巴，这次大会后好久我们都不敢了。这次批判会不久大队部就出现许多大字报开始批大队干部走资派，大队领导接着基本上靠边站了。从这后大字报就满天飞，谁有心中不快事都可以写张大字报贴出去，学生也开始批老师什么师导尊严，我们小孩屁也不懂反正跟着起起哄。我记得66年8、9月份开始出现紅卫兵组织，我们村有个刺头青年不知怎么与县里红卫兵头头联系上，回村里就成立了满江红红卫兵组织，做了红袖章，在孩子心里好威风，我几个小孩也想加入，我还记得自己写的申请书，开头是毛主席语录，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接着就是姓名，家庭出身中农，请求加红卫兵组织。几个孩子一天早上4点起床，走3里路到大队红卫兵司令家交申请书没被批准好失落。几个月后加入红小兵戴上红袖章好高兴，记得还有一个红白相间的千钧棒天天拿在手里。我们小学几年里上课不正常，宣传搞得多，我记得那时我记性好，老三篇倒背如流水，每次宣传队下生产队老师都要我背篇毛选节目。今天到此，后面接着写！

1942年，一伙日军在船上被一名十分漂亮的女子吸引。就在日军步步紧逼，很是想给这位女子找点麻烦时，突然听见了一声严厉的训斥。原来，女子旁边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用流利的日语，把这些日本兵怒斥了一番。日寇一看是自己人，只好悻悻而去，而在一旁严阵以待的八路军战士也是松了一口气。这是发生在香港的惊险一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轻而易举的占领了香港，这一下，在港的不少社会贤达当即就成了日寇案板上的鱼肉。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很多中国文化界的名人，如茅盾、邹韬奋、柳亚子等人，都逃难到了香港。结果英国人面对日军不战而逃，他们逃离不及，全都成了瓮中之鳖。向来重视对d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得知了消息之后，立刻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下了命令，要求他尽量将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救出来。然而这个命令却让八路军有点望而却步。毕竟八路军虽然一直以来都是坚持学习，但是跟文化人打交道这种事情，还是让他们有点不适应。首先他们不知道怎么说话不会得罪这些文人，其次他们甚至连上哪些地方找这些人都不知道。负责具体工作的潘柱同志脑子很活络，他想了一下，文化人喜欢读书看报，那不管怎样，去书店和报社找准没错。然而战乱期间，文化产业凋敝，潘柱转悠了一大圈，都没蹲到人。不过事已至此，潘柱只能用土办法，蹲不到人，那就加班加点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潘柱总算是在《华商报》蹲到了张友渔，然后跟着他走街串巷，一点一点的和茅盾、邹韬奋、廖沫沙等人都建立了联系。随后，我d开始慢慢安排这些文化人士逃离香港。1942年1月7日清晨，电影导演蔡楚生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盲人老者，只见他身穿蓝灰色长衫，头戴一顶灰色旧毡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陈旧的大眼镜，面带忧郁、步履龙钟。而蔡楚生的妻子，中共地下d员陈曼云和东江游击队的巢湘玲则帮他拿行李。不得不说蔡先生果然是电影导演，在他的指导下，三人顺利的混过了日军的盘查，将蔡楚生送到了澳门。但陆曼云却留了下来，她还有更多的人需要营救。1月9日，也就是香港沦陷后的第15天，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一行人也到达了澳门。途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民国影后因为长相出众，怎么化妆都盖不住，所以被日军给盯上了。眼看王莹要出事儿，旁边的夏衍突然张嘴，说起了一段极为流利的日语。日军一听，以为是自己人，就放行了。1月10日，梁漱溟、范长江等人经过反复辗转，也从香港到达澳门。但好景不长，11日，日寇开始入侵东南亚，先是占领吉隆坡，然后1控制马六甲海峡，攻打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总之，澳门已经不安全了。于是，在柯麟的帮助下，他们再次启程。1月20日，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王莹、金山、梁漱溟、范长江等人再次出发，终于在2月5日到达了桂林，受到了田汉等人的热烈欢迎。4月9日晚，夏衍辗转来到了重庆，见到了。老友见面，分外激动，一见面，二人就热烈拥抱在了一起。此后，这些来到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便投身到了抗日救国的浪潮之中。在另一边，1月9日，茅盾夫妇、张铁生、戈宝权等人也在铜锣湾码头出发了。他们先坐小船，再换大船，一路心惊肉跳，后长途跋涉，翻越大帽山，终来到游击队控制的宝安县白石龙村。这场营救历时11个月，连家属在内，一共救出800多人。

《东江纵队纪念馆》拍摄视频被叫停有感 《德祥文化行》元帅在“七大”报告中指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从1938年到1946年，东江纵队共歼灭敌伪军一万多人。尤其是配合领导的南方局从日本占领区香港、九龙先后营救出八百多知名艺术家，矛盾、夏衍、廖沫沙、于伶等，为中国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是“抗战以来规模大的抢救工作”。遗憾，日前在参观广东东莞大岭山《东江纵队纪念馆》拍摄视频时，被一个身披彩带的工作人员强行叫停。理由是“我们领导说了，拍摄视频必须事先呈报，内容审查通过后才能录制！”无奈，今天只好用图片加文字来发朋友圈了。对此有点感慨，我真希望我们的相关干部，对红色教育资源的宣传少一点“管、卡、压”，和没必要的担心，多一些开放、服务与鼓励。应该敞开怀抱，欢迎更多的人来参观、拍摄、传承、弘扬！在此，也热切地希望朋友们支持、赞同我这个建议！

关于读书能做到边学边写，廖沫沙就其中之一。抗战时期廖沫沙在报社做编辑，当时报纸上刊载的战报占有主要的版面。一切政论、时评，三句话离不开抗日战争。军事问题成了一切文章的主题。他不是军人，却要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让他必须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找到一条新路：过去是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后来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读了这些书以后他不但懂得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离不开政治等原理，还弄清楚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靠这种边写边学的方法，他发表的军事论文六十余篇，并汇集成册，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了。他认为“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

阿谀奉承拍马之风必须力纠～以下原作～廖沫沙一文士死见冥王，审之。冥王怱撒一屁，文士曰“冥王高抬贵臀，赏賜一屁，听之似兰竹之音；闻之似麝香之气……”。冥王大喜道：“免去上刀山下火海之酷刑，赏贝賜御宴一桌”，命牛头马面护送其赴宴。行至途中，文士对牛头说“看汝两角弯弯似天边弯月”，回首对马面夸道“看汝双目炯炯有神似天上明星”，牛头马面大喜说“赴御宴尚早，先到我家喝上几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