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2日，于文俊带着一排人冲进王以哲的卧室，大喊一声：“军长，学生对不起啦！”说罢，对王以哲连开九枪。这天上午，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向连长于文俊下令：杀掉军长王以哲。孙铭九问：“你准备如何动手？”于文俊说：“我带一排兵坐大卡车到粉巷胡同口下车。这一带每天早上都有操练跑步的队伍，我们列队唱歌通过他的大门，乘其不备，突然散开行动，打他个措手不及！”孙铭九又问：“你知道王以哲的屋子吗？”于文俊说：“王以哲是我的老师，以前进过他房间。”之后，于文俊带一排人出发后，孙铭九加派了一批便衣武装，在粉巷附近巡风接应。在王以哲那边，由于昨天一再传来凶险的消息，加上杨虎城及东北军前线将领缪澂流和刘多荃的反复警告，王以哲府内的警卫人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入夜以来，他们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精神状态下紧张了一夜。天亮了，警卫人员觉得平安了，但也疲劳了，个个眼皮发沉，直想打盹儿。听到门外传来出操队伍的脚步声和歌声，然后队伍从大门口经过。这一带，几乎每天都这样，太习以为常了。况且，守在大门对面的警卫排没有发出“敌情”警报，更没有响起机枪声！忽然，几秒钟之间，一群熟人不打招呼就拥进大院，院内睡眼蒙眬的警卫正待开口发问之际，他们的胸口顿时都被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于文俊和戚排长已经闯进王以哲的卧室。卧病在床的王以哲听到枪响，知道杀手真的来了，于是索性坐起身喝道：不要乱来！于文俊大喊了一声：“军长，学生对不起啦！”说罢开枪，王以哲身中九弹，倒在血泊中。枪声响过，张学良的侍卫处长谭海一时不知情。他来不及反应。而留在城内的三团团长葛晏春所率的精锐部队在离城较远的西安机场。王以哲的警卫排瘫痪了，执行刺杀任务的于文俊府里里外外抄了个翻天。可是很失望，他们没有搜到所谓的南京政府“贿赂王以哲的六百万银圆”！于文俊带人搜了王以哲府上下，后搜了十根金条和六十七军军部的三万元经费。过了一会，卫队营代营长商同昌赶来，看见王以哲卧在血泊中，上前验查，清点伤口，发觉他身中九枪，证实确实已经死亡。商同昌伸出一只手，拉被子遮住王以哲的尸体。回头出来，看见有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被捆绑在院子里。她只穿着内衣，又吓又冻，在寒风下浑身瑟瑟发抖。于文俊报告说：“这就是王军长的太太。”商同昌叹了口气，说：“把她放开！”几个兵奉命上前松绑。那女人泪流满面，无声地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商同昌说：“我们都是一块儿从东北来的，迫不得已打死军长，我们也都痛心！这事与你们家里人没有关系，你赶快到街上买口棺材把军长盛殓起来。”看到营长的态度变和缓，一个兵从屋内拿出王以哲的大衣，披在王太太身上，王太太听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没钱买棺材，钱都让你们拿去了，十条金子，三万八千元钱。”商同昌后来回忆说，他闻此言，头嗡了一下。于是，他厉声责问于文俊：“我们绝不是来杀人抢劫的！”于文俊低头不语。商同昌气愤的说：“你赶快查清楚，把钱和金子给王军长家找回来，否则你负这个责任。”接着，商同昌转身对王太太说，“如果有这么一回事，钱我一定给你们找回来。”回营以后，商同昌召集于文俊连官兵训话：“你们拿了王军长家里的金子和钱，张副司令回来我们怎么交代？赶快如数交还，给王家送回去。”当场士兵交回了七根金条和一万八千元现金。正待送回王家遗孀，立即遭到孙铭九的否决，孙铭九决定把钱先存在手枪营营部，锁在商同昌的办公桌里。王以哲被害了，少壮派的另一个目标骑兵军长何柱国却躲过了追杀。执行任务的王连长派人回来向孙铭九报告说，何柱国不在家，下落不明。经过调查，孙铭九等人很快得以确信何柱国躲在杨虎城的新城公馆内。于是，孙铭九拉上副官处长何镜华持枪一道赶赴新城杨公馆。面对这群全副武装的不速之客，杨虎城公馆的卫队举枪相对。孙铭九一干人马被迫止步于新城公馆门外，心有不甘，于是乱糟糟地叫嚷着，要求楼内交出何柱国，由他们当场杀死。杨虎城在得知王以哲被杀后，大为震惊，因此主动将何柱国保护起来。听到公馆外孙铭九等人的大吵大闹，杨虎城气愤的走出去质问，孙铭九等人见杨虎城发怒了，一个个战战兢兢，不敢再多说话，纷纷离开。何柱国因此大难不死。事后，为表达感激之情，他赠送杨虎城一只银鼎。鼎上刻有“再生之德”四字。何柱国有杨虎城鼎力保护，但是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西北“剿总”参谋处处长徐方，西北“剿总”交通处副处长兼王以哲副官宋学礼，西北“剿总”交通处前处长蒋斌等人被处死。东北军少壮派发起的这起事变，导致东北军内部分崩离析，前线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纷纷倒向，和蒋军联系。孙铭九等少壮派发起事变的本意是救张学良，终导致的结果却是使张学良失去了被释放的可能。耐人寻味的是，孙铭九此人，在1943年，投靠了汪精卫，出任汪伪的参赞武官，后来还当过伪山东保安副司令，彻底沦为汉奸。

1931年9月，东北的秋意渐浓，宛如一抹清凉的画卷。在这个月的第18个夜晚，满月高挂在明净的夜空中，皎洁的月光轻柔地洒落在东北大地上，抚慰着黑土地的静谧。位于沈阳（旧称奉天）城北约4公里处的北大营军营，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6000多名官兵早已进入梦乡。他们隶属于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七旅，是东北军中的一支精锐部队。而离北大营约800米的地方，有一个名为柳条湖的地方，那里长满了茂密的高梁。南满铁路，由日本人经营，正从这里穿过。这天晚上，在铁路两侧，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正在进行军事演习，战斗的嘈杂声此起彼伏。自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日军已经组织了50多次的军事演习。进入9月后，更是进行了密集的实弹演习，枪炮的声音在东北的军民间回荡不休。这已经成为东北人耳熟能详的声音。然而，在这看似平凡的军事演习背后，关东军却在暗中酝酿着对东北全面进攻的准备。日军精心策划，利用频繁的演习作为掩护，做足了准备工作。在这个寂静的夜晚，东北的命运正悄然发生着变化。1931年9月18日晚间10点20分，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划破了夜空，沉闷的轰鸣回响在东北的大地上。南满洲铁路的路轨被炸开了两米，这看似微小的破口，却掀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也拉开了人类有史以来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仅仅几分钟后，日本军队在黑夜中向北大营发起了突袭。睡梦中的第七旅士兵被枪炮声和呐喊声惊醒，但他们失去了旅长王以哲的指挥。因为备受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器重的这位将领，当晚没有留宿在营地。值班军官只能直接联系位于沈阳城中的参谋长荣臻，请求指示应对之策。荣臻见事态严重，迅速向驻守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然而，他很快收到通知，告知张学良正在与英国公使观看京剧，无法联系。面对紧急情况，荣臻脑海中只有一个命令：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于是，他下达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命令给惊恐和困惑的北大营官兵：“不要抵抗，即使被勒令缴械并占领营房，也听其自便。”混乱中，营房内的官兵开始急忙突围和撤退。根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报告，当时场面混乱，士兵们怀抱着枪支和实弹，愤怒地咆哮着，怒气滔天，有些人哭泣着抱紧枪支，有人愤怒地拳击墙壁。这些本应保家卫国的军人如今却变成了逃难者，不得不在上级令行禁止下选择撤离。然而，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和平态度视而不见。他们无情地攻入营房，用刀枪袭击那些没有准备抵抗的中国士兵。团长王铁汉率领的620团未能及时接到撤退指令，在面对毫不留情的日本士兵时，他和部下不得不进行自卫性的抵抗。这成为北大营中激烈的交火。到了9月19日上午5时5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第七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牺牲了149名官兵，173名官兵受伤，终转移到了东大营，但很快东大营也被日军攻占。柳条湖爆破后大约一个小时，也就是9月18日晚上11时18分，参与阴谋的花谷正以奉天特务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位于旅顺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位于东京的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出了第一封电报：“18日晚上10时半左右，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了满铁线，并袭击了我们的守备兵，与我们派来的守备队发生冲突。据报告，奉天独立守备第二大队正在向事发地点行动。”半小时后，他再次发报撒谎，声称中国军队不断增加机枪和野炮，日军兵力不足，陷入苦战。面对紧急情况，关东军召开了一场紧急军事会议，大多数参谋都参与了事变的密谋。他们一致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即对中国军队展开打击，着手占领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本庄繁司令官欣然接受了建议，并追认了坂垣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他下令关东军全面投入作战。在满铁（南满洲铁道）的协助下，他当晚就将关东军司令部迁至沈阳，以便就近指挥。与此同时，日军第二师团的第二十九联队开始向沈阳城区进攻，他们袭击了沈阳的督军公署。他们遇到的抵抗很轻微。次日清晨6时30分，日军占领了沈阳内城，控制了各政府机构、警察局和通讯设施。北宁路车站也被占领，与关内的交通中断。数十万沈阳市民在清晨醒来时，痛苦地发现青天白日的国旗已被刺眼的日本太阳旗所取代。与沈阳一样，南满铁路沿线的许多城市也遭受了同样的不幸命运。在短短的一夜间，这些城市迅速沦为日军的陷阱。日军对领土的占领进展远远超出了关东军的预期。一个主权国家在短短一天夜之间失去了数千里的领土，这在中外历史上极为罕见。如今，在东北大的都市沈阳，耸立着一座纪念碑——"残历碑"。这块纪念碑上布满了弹痕，刻有醒目的日期："九一八"。近年来，每逢这一天的夜晚，沈阳的天空都会响起连续而尖锐的汽笛警报声。这声音提醒着现如今生活在和平中的居民们，正是在1931年的那个夜晚，当时还被称为奉天的沈阳遭受了日本军队的突袭。从那个夜晚开始，东北、中国东亚甚至整个世界亿万人的人生轨迹因此而改变。堕入歧途的军国主义日本将这个世界推向了流血、流离和屠杀的深渊。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深得张学良赏识的东北军将领孙铭九率领部下一马当先活捉蒋介石，因为这件事，他算是彻底得罪了蒋介石。睚眦必报的蒋介石终报复孙铭九了吗？孙铭九后来怎么样了？解放后又沦为何种境地？孙铭九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上来的，被称为东北军“三剑客”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孙铭九和东北军中的每一个战士都一样，盼望尽快打回家乡去，将日寇彻底赶出中国。可是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东北军节节败退，一路退至关内。东北军来到西安后，张学良开始整顿军务，孙铭九等青年军官迅速脱颖而出。1936年12月10日，孙铭九主动请缨，请求带兵去抓蒋介石，张学良很高兴，承诺事变成功后，重重赏赐他。12日凌晨，孙铭九带兵包围了临潼华清池，在夜色的掩护下发动了兵谏。当时蒋介石的守卫发现有人抹黑进攻，当即展开反击。蒋介石的这些贴身卫兵都是国民d军队中的精英，不仅拿着先进的武器，单兵作战素质也很高。在激烈的战斗中，孙铭九渐渐落入下风。危急关头，孙铭九冒着枪林弹雨带着几名士兵绕路闯入了蒋介石卧室，迅速控制了现场，可床上早已空无一人，孙铭九一摸被窝，竟然还是温热的，连忙带人跑出去寻找蒋介石。士兵在后山的墙角下发现了蒋介石逃跑时掉落的皮鞋，孙铭九立马带人展开搜查，终在半山坡的峭壁下，发现了蒋介石的身影。孙铭九立马走上前，押着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自己腰断了走不了路，孙铭九表示自己可以背他下去，为了面子，蒋介石只能跟着孙铭九老老实实走了。西安事变爆发后，孙铭九立了大功，张学良提拔他为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还让他当了抗日先锋总队队长。没多久，蒋介石就扣押了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东北军上下乱作一团，孙铭九表示如果蒋介石不放张学良，立马带兵血洗南京。王以哲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阻拦孙铭九带兵南下，孙铭九一怒之下，竟然刺杀了王以哲等东北军元老，东北军内人心惶惶，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慌乱之下，孙铭九选择求助，一见到就跪下磕头请求原谅。担心孙铭九遭到报复，带他回到了陕北红军驻地，在陕北躲避了两个月后，孙铭九去了天津。汪精卫成立汪伪政府后，孙铭九竟然出任了汪伪政府的武官，沦为汪精卫手下的一名汉奸。抗战胜利后，又向国民d反动政府投降，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解放后，因为孙铭九在西安事变中有功，并且手上也没有沾染人民的鲜血，上海市政府聘请他担任参事，孙铭九从此定居上海，过完了平淡的一生。#历史##头条创作挑战赛#

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下午仓促决定送蒋回南京，在临走时他让杨虎城和于学忠代理军务，张学良送蒋走的当天，、博古在致中央的电报中分析张去蒋走的形势时指出：“故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12月26日，蒋抵达南京，张学良下飞机后被羁押，东北军主战派群情激奋，27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也一面哭泣，一面在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高军事会议，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后，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但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却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1937年2月1日晚，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密谋拟定了捕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以哲家，在卧室将王以哲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虎城保护，才幸免于难。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东北军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东北军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2月3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甚至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出。杨虎城也在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人怒气未消，将杀害王以哲的卫队二营营长于文俊杀死，以祭奠王以哲。东北军105师第一旅旅长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对此不知情，但是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对事件的态度，表示反对杀害王以哲这种错误行为。在王以哲家灵堂还未设好时就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前往吊唁，使王以哲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少壮派的鲁莽行为，造成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实力和地位，其后果是严重的，后幸亏冒着危险去王以哲家吊唁，这才让事态稳定下来。#历史##人物#

关于张学良和东北军，网上长期流传一些显而易见、极易戳穿的重大谣言。在史料极其丰富的近现代史面前，这些谣言能够长期流传，是一件极其恶劣和诡异的事。谣言之二：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在北平陪同重要客人看戏。手下接到电话后跑到戏院报告，张学良才得知事变发生。这件事被编成另一个谣言，说张学良是一个只知泡妞、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事先毫无察觉，竟然歌舞升平、玩忽职守，跑到戏院看戏。历史事实是，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日本关东军借机闹事，东北局势日趋紧张，日本关东军随时可能发生武力事变，相关情报几乎每日都会报送给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奉天留守的东北军七旅压力巨大，王以哲旅长多次请求张学良撤回一部分关内东北军也好，但迟迟得不到回应。而身在北平的张学良早已多次向蒋介石汇报相关情况。但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求东北军遇日军挑衅不得抵抗，交给国府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蒋介石还把民国外交家顾维均请来当面说服张学良，说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已不允许侵略发生，日本不敢占领东北，否则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和敌对，这对日本相当不利。日本必将与国府谈判解决争端，国府还可请国联出面调解。要求张学良遇到日军挑衅不得抵抗，不要给日本人混淆是非提供口实，加大外交难度。蒋介石、顾维均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想法并非幻想。一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不允许侵略发生，否则侵略国将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而陷入孤立。一战后成立的国联也会出面调解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当时中日之间实力差距巨大，国内尚未实现真正统一，蒋介石并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所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首要选项。他也成功说服了张学良，使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驻扎在关内的20万东北军精锐，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一人都不能撤回东北。王以哲在奉天顶着巨大压力，接到的却是蒋介石的遇日军挑衅不得抵抗的命令。但是张学良并没有无所作为。他命令东北留守部队和警察系统加紧训练民兵地方武装，向老百姓派发枪支弹药。东北老百姓踊跃接受武器，很快就派发出了20万支步枪等武器。这为事变发生后东北各地风起云涌兴起抗日义勇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张学良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那些认为张学良是只会泡妞的花花公子，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毫无察觉、毫无准备，只知吃吃喝玩乐看戏，纯属无知谣言。在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影响外交大局的不抵抗政策下，张学良事先已经尽可能做出了应对准备。而张学良陪同重要客人看戏，是当时民国高层接待重要客人时的礼仪活动之一，并非个人玩乐。当时所有人都知道事变将要发生，但不知道哪一天发生，张学良并不能为此停止一切接待活动。

事变爆发以后，由于张学良的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导致关外14万东北军主力几乎没有任何作为。不到2万关东军仅仅用了4个月又18天，就占领了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但是，东北军高层的不抵抗不代表中下层官兵。北大营7旅、沈阳宪兵部队、吉林东北义勇军、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和哈尔滨的东北自卫军，都自发组织过不同规模的抵抗，但终都一一失败了。为什么这些部队占尽天时地利，却无法取得抵抗侵略的后胜利呢？从目前资料来看，抗日战争的第一枪出现在北大营。北大营修建于1907年，距离日军挑起事端的柳条湖不到6公里，不仅驻有第7旅7000余人，还有武器弹药、军需品仓库。第7旅不仅有步兵3个团，还有坦克队、汽车队、辎重队、骑兵队等。进攻北大营的日军不过700人，不足第7旅十分之一。但是早有蓄谋的关东军，在柳条湖事件前秘密运来了一批24厘米榴弹炮，用于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当然，东北军第7旅的武器装备也不差。九一八之夜，旅长王以哲、副旅长兼621团团长何立中、619团团长张士贤都不在军营，北大营的高长官是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以及620团团长王铁汉，他就是打响抵抗日军侵略第一枪的人。凌晨2点，700余日军进攻北大营，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不满“不准抵抗”命令，正在向荣臻请战。事实上，第7旅官兵对荣臻的命令也无法接受，什么“不准抵抗、不准动”，什么“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什么“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简直是一派胡言。面对赵镇藩还击的请求，荣臻甩下一句话“谁开枪谁负责”。赵镇藩只好下令撤退，但此时北大营早已陷入一片混乱。结果可想而知，很多士兵在睡梦中就做了冤死鬼。有的被刺杀在床上，有的因为反抗被剖腹挖心，还有的被枪射杀在通往弹药库的路上。东北军第7旅619团、621团很快溃败下来，日军一路开枪尾追。但是，在到达后面的620团驻地时，追赶的日军突然被一阵猛烈的射击打得晕头转向。原来，是第7旅620团团长王铁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断然下令还击，打响了抵抗侵略第一枪。荣臻打来电话要求停止抵抗，被这位年轻气盛的汉子王铁汉把电话都摔了。遗憾的是，王铁汉和620团的抵抗对北大营全局于事无补。到了凌晨5点30分许，700余日军仅用了3个半小时，就将7000东北军驱逐出了北大营，进而汇合大队向沈阳城发起攻击。而打响抗日第一枪的王铁汉620团，在战斗中共毙伤日军关东军40余人。九一八事变，北大营成了整个东北屈辱历史的第一页，第7旅也备受诟病。但是，东北军第7旅不是没有战斗力，在1933年春的长城抗战，621团不但抵挡住了日军的夜间偷袭，还在620团的配合下打了日俱进一个反击，并成功阻击2000余日军三天三夜，一战成名。显然，东北军第7旅北大营的失利与战斗力没有关系，而是高层“不抵抗”政策结出来的恶果。而王铁汉和620团的第一枪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爱国行为，没有组织形不成合力，失败在所难免。在王铁汉打响北大营第一枪后，沈阳宪兵也站了出来。而带领宪兵部队进行抵抗的，就是辽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长黄显声。黄显声是东北陆军讲武堂三期，1930年被张学良委以重任。一上任就雷厉风行大力开展禁烟、禁赌，整顿社会治安。九一八事变前，黄显声察觉到土肥原贤二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暗中勾结，于是未雨绸缪把辽宁58县的警察组成12个总队，把沈阳2000多名警察组成一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1931年9月19日，进攻沈阳的日军遭到警察部队的顽强抵抗。尽管警察部队没有东北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和骑兵、但是他们依托巷战和拥有机枪、大炮、装甲车的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警察局汇工街6分局30多名警官、南市派出所20多名警察全部战死。抵抗失利后，黄显声改变策略将警察力量集中到向东局和公安总队，捏成一个拳头和日军打。但是，面对训练有素、武器弹药占优、还有装甲车加持的关东军，宪警部队激战3天3夜被迫撤离。如果说北大营的失利是高层的不抵抗，警宪部队的失利则完全是实力不济。1931年9月23日，一支神秘部队袭击了日军发电所和水源地。这支神秘部队叫“抗日扶民救国军”，头领张海天51岁，是远近有名的盘山大当家。“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很有爱国心的大当家张海天联络了盘山周边的土匪绺子项青山、蔡宝山和盖中华等几个山头，歃血为盟成立了“抗日扶民救国军”，相约一同打击日本关东军。而这一支颇有绿林色彩的救国军，也是东北第一支抗日民众义勇军。义勇军袭击田庄台发电所和水源地，击毙日军20多人，打响了民间武装抗日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