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权：合宪性审查就是让宪法守护每一个人。作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对于立法法大修充满期待。他连续15年深度参与国家立法，对宪法重要性的感触和理解越来越深。在周光权看来，废除收容教育制度、终结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中“同命不同价”的问题等，都是钳制地方性法规文件中扩大的权力。过去五年，通过备案审查制度修改完善或废止的约2.5万件规范性文件背后，很多都是合宪性审查在起作用，“合宪性审查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石”。#法律 #立法

周光权教授说过“凡刑辩艰难处，皆为刑法学痛点”，这一点得到了很多刑辩律师的共鸣；刘哲检察官的“我们办理的不是案件，而是人生”更是法律圈的金句。我觉得很多刑辩律师不是败给了证据审查或法律适用，说白了，不是专业问题，不是责任心问题，而是败给了法官。有法官告诉我说“李律师，事在人为，你已经尽力了”。可是尽力了就可以了吗？也有法官对我说“李律师，这个案子我做不了主？”可你做不了主为何判决书上有你的名字？我从心里不理解为何位置不同的人对于法律的理解差别如此之大？我多次请教法律共同体们，私下有人告诉我“我们考虑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风险问题，如果这样判，我有没有责任？”？豁然开朗，原来屁股决定脑袋啊！刑事案件当事人能遇到一个专业且敢当的法官是他的福气！@菏泽中院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权提出，一些省级政法、司法“联合发文”，明显带有司法解释的性质，等于行使了“两高”才有的职权，违背了立法法的精神，应当予以纠正，否则会侵害民众的切身利益。当年，在某省辩护一个套路贷诈骗涉恶案件，所谓的受害人连本金都没还清，我做无罪辩护。开完庭，省公检法联合出了一个《纪要》，认为在“套路贷”案件中，只要有“套路”，就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完全不管主客观是否一致，是否有错误认识。该案一审虽然辩掉了涉恶，还是按诈骗给判了，二审继续无罪上诉，又大幅度改判减刑。我想，若不是这个《纪要》，或许能拿一个无罪判例。

周光权教授：把刑法学好，才对得起在＂艰难的时刻＂与你相遇的人

【每年醉驾入狱竟30万，这罪名到底改不改？】@文化纵横杂志：近十年来，“危险驾驶罪”逐步成为我国刑法体系中发案数第一的罪名。对于每年近30万人因醉驾而入罪并承担犯罪附带后果（如开除公职、吊销执业资格、解除劳动合同、子女就业受限等）的普遍情况，社会上一直存在争议。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有两种代表性观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指出，至2020年，全国法院审结“醉驾刑”占刑事案件总数25.9%，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罪。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行为人往往还会受到失业、子女受牵连等影响更为长久的软制裁。从社会治理看，对醉酒驾车行为大规模定罪处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反而会导致社会对立面越多、治理代价越大。因此他建议在维持该罪、保持对严重犯罪情节的高压态势的基础上，提高定罪门槛，用“不能安全驾驶”代替“醉酒”作为定罪条件，并降低刑罚之外的附带后果，同时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从而进一步优化危险驾驶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翔认为，犯罪数量多，不是废除或提高入罪门槛的理由。十年来，“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深入人心，拒绝酒后驾车成为社会共识。如果以情节显著轻微为由给醉驾“松绑”，会让支持“从重治醉”的公众感到困惑，因为它留下了一个模糊地带，可能被某些恶意人群钻空子。他援引数据指出，至2020年，每排查百辆车的醉驾比例比醉驾入刑前减少70%以上，侧面印证微罪入刑起到的良好治理效果。他认为“醉驾刑”的附带后果，并不在于醉驾入刑，而是醉驾反映出行为人不具有从事相应职业的政治素养和道德品质，所以才成为用人单位等的考量标准之一。微罪入刑具有正当性，在坚守法益保护和比例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充分发挥刑法在社会治理上的兜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