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元氏有关春日抄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道行经后记》（《道行经》亦称《小品》《摩柯般若波罗密经》，汉桓、灵之世，似由竺朔佛口授，竺之谶传译，孟元士笔受）曰：光和二年（灵帝即位十二年，179）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译者月氏菩萨之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又按汉《三公碑》侧文有曰：处士房子孟囗卿，处士河囗囗元士。《白石神君碑》阴第一列第十行文曰：祭酒郭稚子碧。《三公碑》立于光和四年，《神君碑》立于六年，俱在元氏县。三公与白石神君均元氏名山。《三公碑》侧，河字下或泐“南孟”二字。而《般舟经记》南海子碧或即郭稚。二人或在二年后自豫境同到元氏也。按《三公碑》云：“或有隐遣辟语言兮，或有恬淡养浩然兮，或有呼吸求长存兮。”（《全三国文》卷四十《三公山下神祠赋》）白石神君祠祀之立，由于巫人盖高之请求。（参看《曝书亭集跋语》）此项祭祀，均涉于神仙家言。元士、子碧如为《般舟》译时助手，则汉末佛教信徒仍兼好道术方技，汉代佛教之特性于此又可窥见也。

“ 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王国维、鲁迅、胡适、冯友兰、余嘉锡、陈垣、钱穆、刘师培、马一孚、熊十力、顾颉刚、赵元任、汤用彤、刘文典、罗根泽……他们在史学、哲学、文学、考古学、民俗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更是创造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学术局面。”——《蒋百里讲文艺复兴史》#汤用彤简介#

这张民国三十六年北京大学的毕业证书，真是太美了！毕业证书的主人，毕业后应该是成为一名教师了吧？桃李满天下了！校长是胡适吧？在历史教科书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出现的。传奇的一生，毁誉参半。院长是汤用彤吗？现在的学生知道汤用彤的怕是不多了。二十多年前，我读大学那会儿，村里一个独身的老农告诉我，如果喜欢佛学的话，就要看汤用彤的书。我去图书馆找他的书时，发现一大排整整齐齐排在藏书柜的下面，几乎没人动过。教务长姓郑，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家，有朋友能介绍一下吗？

任继愈先生是汤用彤大师弟子，宗教研究所长。他和陈寅恪大师弟子季羡林先生在同一天驾鹤。并且他们都是国内研究巴利文与佛教的学者。季先生尤其精通吐火罗文。

荀子，事在人为，可由恶至善，可积而成圣！｜?书名：西南联大哲学课?作者：冯友兰 贺麟 汤用彤｜荀子，名况，字卿。三为稷下学宫祭酒，世人归其为儒家，却带出李斯，韩非两位法家大家，并与孟子针锋相对，原对荀卿深的印象在这几处。可今日稍加理解，感触良多。·荀卿揭露恶，接受恶：“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言，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人性是恶的，争夺/纷乱/淫乱皆是本性发展使然，世界本就是混乱的，本就向着熵增发展。·如此来看，李斯与韩非基于性恶论与保障统治者的权利控制而言，成为法家也不难理解。而回到当下，人人都见过了太多恶，多的全是对命运亏待自身的不甘愤懑，却不如想，恶才是人之本性与常情。·而世人也只因孟子性善与荀卿性恶之针锋相对传唱，却鲜有人知，荀卿揭露恶，旨在发扬事在人为，人为 = 伪，性恶不是核心思想，这个“伪”，这个事在人为，才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伪在于荀卿是褒义词，因人性本恶，需要人为，伪才可成善。·“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想要成为更好的人，就要“伪”，就要“人为”。·而“人为”，荀卿认为重要的是“积”，积累，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同贩）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积学既久，成为习惯，圣即可积而至”——冯友兰教授·在当下这个急功近利终日在寻求非线性增长的时代，“积累”二字，变得好陌生…·荀卿的思想，或许更适合教育当下·基于性恶放下对环境和他人的执念，只是求个事在人为，我辈应于微末处积累，不急功近利，只是步步积累，相信人力可以自求多福！#好书大晒 #历史 #儒家 #荀子 #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DOU+小助手

1914年春，就读于清华的吴宓和汤用彤，在一起探讨国亡时个体生命究竟该如何选择。汤用彤问：“国亡时，我辈将如何？”吴宓回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汤用彤则表示，国亡之后，作为学人不必一死了却，因为有两件事可以作为选择。从小处说，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图恢复；从大处讲，发挥学人的内在精神力量，潜心于学问，并以绝大的魄力，用我国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创造出一种极有势力的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在形式上虽亡，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灵魂不灭，且长存于宇宙。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幸后的大幸。通过这次探讨，吴宓深感自己的修养还不够。他日后养成不断反省自己，进行自我剖析的习惯，其源头大抵在此。年轻的吴宓感到，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学问与德行尚无所成，因此，便更觉义务与责任心的重要，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格。而在留学海外的时日中，他又受到了英文教师的点化——没有什么像犹豫如此有力地摧毁人的道德力量。吴宓从此便认识到，修为要日积月累地积攒。于是，他以此自勉，更加勤奋努力，在读书时注意内省，尤其注重自己的道德理想主义信念的确立和完善。他的一生都在不停自勉、自励、内省、反思、自剖，他的日记就是这种内在驱动力的产物。他终生保持写日记的习惯，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他又极为坦诚，从不隐瞒自己的所做所想。何兆武回忆：先生不但是学人，而且是诗人，是至性之人。有一次看到一匹马倒毙在路旁，不禁唏嘘地对我们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匹忍辱负重的马。”吴宓因着这般审慎的剖析与自认，一生严谨，从不放纵自己。20世纪30年代初，他去欧洲进修前，同人为之饯行，朱自清喝得酩酊大醉，席间呕吐不止。吴宓见后感慨万千，觉得自己为人太拘谨，喝酒从不敢过量，颇羡慕别人能有一醉方休的豪情。然而这大概也是吴宓之所以成为吴宓的必然所在吧。1964年，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到四川看望父亲，临别时，吴宓在内江火车站告诉女儿想撰写自编年谱的想法，“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并附该项，体例一采简括”。他说：“内容但求真实，真实！”他受西方教育思想，崇拜卢梭，自述自剖，犹如卢梭之写《忏悔录》，这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做到的。他富于情而明于道，对自己解剖极广，加以生性柔弱，好谋而不能断，所以自己遇事常常在悔恨之中。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比如他反对说谎，但他投考清华学校时年已十七，超过了规定的高年龄十五岁，他就瞒了两岁；比如他有时很谦虚，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只能做个相当于“执行秘书”的主任，但在筹办及出版《学衡》杂志时，不顾同人的反对，硬是自任总编辑；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朋友、学生访谈之时，约定除爱情学问外，其他一切免谈，但又写诗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彬彬有礼，但在昆明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潇湘馆”，他认为亵渎了林黛玉，提着手杖去乱砸其招牌，像蛮横的士兵一样;钱锺书这样评价他的老师：“吴宓先生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肠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之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若要在吴宓身上只找到一个文学人物的确证，几乎人人都说他是堂吉诃德，身上充满着各种矛盾，悲喜剧色彩交加。并且，他一生都在不停地修正自己，与内心的自我做斗争。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个“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因为他失去了天堂，没有一个夏娃来分担他的痛苦、减轻他的负担。隐藏于他心理冲突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他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无疑是当代复杂的一个人物，他通过写诗来寻求解脱……吴宓自己则写：书生行事痴愚甚，名德空惭，欢爱终悭。耿直天真，依然如故。而今，一提起吴宓，总会让人想起老旧照片上他的苦笑，他在清华那几间精致、整洁而空荡的房间，还有他窗帘外面的美丽野景。如果他能够拉开所有的窗帘，多看看屋外的景色，好能投身狂野去享受一下户外景色的美，他的生活中就会少一些困惑，他的笑容里就会少一些苦涩。

僧肇被杀一般认为是误传，唐以前的僧传都没有记载，在宋朝的《景德传灯录》才出现。汤用彤先生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此事“必不确也”。仅供参考，愚见。

1949年12月12日，经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同意，校委会秘书汪子嵩给主席起草信件，邀请毛主席在北大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日之际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以备制作新的校徽之用。信中附寄了一张纸，纸上有文书刘椿年画的一个长11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框，框下标注“北京大学”四个字，供毛主席写校名时作尺寸参考。195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毛主席为北大校徽的题字放在一信封内送给北大，并附言：“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收查。”#汤用彤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