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有感（8）原文：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袖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译文：先王的大道，所谓修养自己、治理人民，组织万类的，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学者们所追求的，郑康成所以能够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论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超过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纂辑的，无不谨慎地把礼作为对象。我们清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大师；国史儒林传，特别把他摆在前头。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志概，这多么地雄壮啊！后来张蒿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特别把礼视为优先的事情。而秦尚书蕙田，因而纂修五礼通考，凡是天下古今人神间所有的事情，都用礼来贯综它，可以说是规模宏远，思虑精密了。我画国朝先贤的遗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那里没有深意呢！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不纯于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持论闳博通达，国藩能够粗略地懂得写文章，是由姚先生启发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高深的造诣，是不可企及的，所以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方面：就是义理、词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华，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二程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这言语科的；就是所说的词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是文学科的；顾、秦跟杜、马较为接近，姚、王跟许郑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终生使用起来，都不会有穷尽的时候。假如又有人嫌这些人简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就好比掘井掘到九仞深，还没有见到泉水，就认为一个井太狭窄，而必须广泛地挖掘数十甚或一百个井，身体衰老了，力气疲怠了，却始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适当呢？点评：这两段，算是曾国藩的心水大章。自秦而下至本朝（晚清），历数“礼”之大道，亦是曾氏后制“礼”的发端。敦请同道者多读多思，笔者则不敢妄度其意，“非不敢，实不能”。是曾氏识道、得道，护道的主要内容；亦是其知文、识文、师姚氏桐城派之文、后而能文、再后传文的重点；更是了解曾氏作文技艺之高度、娴熟的好注解。动动手指，点赞与否，遵请便，只要关注，即可获知其详。

【中华传统文化】《论语-阳货》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解释翻译:佚名孔子说：“年已到了四十还被众人所厌恶，他这一辈子也就算完了。”孔老夫子说，年岁到了四十岁，『而见恶』就是被人憎恶，『其终也已』，那这个人就不能改变了，一直到临终都改不来了。郑康成批注，「年在不惑，而为人所恶，终无善行也」。这不惑就是四十岁。孔老夫子是四十而不惑，不惑是没有迷惑了。孔老夫子到四十岁对于世间一切事理、因果都没有迷惑，都清清楚楚了。尤其是对因果，他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善有什么果报、不善有什么果报，他知道，所以他不迷惑，所以不会造恶。孔子在提醒我们，到了四十岁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做到对事理,对人生不迷惑的这个境界才行。迷惑颠倒的人,会是什么样子的?他干坏事，十恶全占了,杀生.偷盗.邪淫（婚外恋,同性恋）.恶口.两舌.绮语.妄语.贪.瞋.痴,习气毛病一大堆不能改,到四十岁还不肯改，那怕就是一生改不了了。所以终无善行也,这太可怕了。当然说这个话，重要是激励我们应当及时进德修业，赶紧要改过自新，希望这一生真的有机会成圣贤。蕅益大师批注，「恶字，不作去声读」。『年四十而见恶焉』，「见恶，谓尚不能改恶从善也」。见恶,就是自己还有恶没有改，还有善没有修。「虽云改过可贵，但四十不改，恐终不能改矣，故警励之。意欲其奋发速改也」。如果人到四十岁以前没读过圣贤书、没学过圣贤道理，难道他这一生改不了?不是。孔子说这话是激励我们要改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你不读圣贤书，你怎么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学了圣贤教育之后慢慢就学会反观自己了，用圣贤经典,做为标准，然后才发现自己这么多过失。过去是迷惑颠倒，学习圣贤教育,现在是不迷惑了。古人从小就读圣贤书，所以到四十岁，过失都改得差不多了,不迷惑了。孔子五十知天命，对宇宙人生真相、对因果的道理彻底明了了。六十耳顺，耳顺是没有分别，听什么都顺了，好话也听得顺了，坏话也听得顺了。好人也看得顺了，坏人也看得顺了，没有不顺眼的了，没有不顺心的了。到七十是从心所欲不踰矩了，就自在了，那成大圣人，任运自在。不起心不动念，随缘度日而没有过失，七十岁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四十岁是个关口，一定要改，把这过失尽量的改。孔子是在警告我们、勉励我们，其目的是意其奋发速改，要我们发愤图强，不能够颓堕自甘，自暴自弃。过能不能改?肯定能改，再重的过失、再重的毛病肯定能改。为什么?因为本性本善。人的本性是纯净纯善的。过失是习性，后天养成的，本来没有。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恢复本性。所以说没有改不了的过失，只是看你肯不肯改。如果因循苟且、悠悠度日，那四十岁改不了，到了五十岁就麻木了，就是愈来愈难改了。所以改过是什么?要痛下决心,改恶向善，改邪归正,不能姑息纵容。《了凡四训》上说,天下聪明俊秀之人不少，但因为因循二字耽搁了一生。因循就是随便，苟且度日，不肯认真。江谦补注，「欲其不终于恶也。不终于恶，则朝闻道夕死可矣」。孔老夫子讲这个肺腑之言，欲其不终于恶，不要把这个恶、恶习一直带到临命终，那就麻烦了，那恐怕人身就得不到了。所以当下就改。不终于恶，不甘心把这个恶习带到命终的时候，那你现在就得改。你能改了再命终，这也不枉为人一场，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夫子讲的，早上听到了这个道理，闻道了，改过了，提升了，晚上死也心甘。真正的道是什么?了生脱死的涅槃之道。闻道,明白了，把习气毛病，把见惑,思惑,把尘沙、无明惑,烦恼全断尽了。论语,阳货第十七#郑康成简介#

夫子勤于蘧伯玉，使君疑是郑康成。惜食惜衣非为惜财原惜福，求名求利终须求己莫求人。缅想人外，三十年矣。今迺倾盖于兹，不知老之将至也。 惕甫先生教。桂馥。文生于情有真气，兴之所至无古人。闲寻书册应多味，便入林泉真自豪华省辍分忧。 置酒会前殿，赐钱若山丘。 天章降三光，圣泽该。 ​修心如止水，遇物尽虚船。 ​

张之洞书七言联：夫子勤于蘧伯玉，使君疑是郑康成。

论赵铁山考证《张迁碑》字有讹误周宣王中兴周王朝，史称“宣王中兴，”必知张仲。张良，汉高祖刘邦曾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这些传奇的经历，出自《张迁碑》。《张迁碑》是汉隶代表性碑版，历代书家都有临摹并推崇。此碑明代初年出土，顾炎武疑是后人重刻，明代以来有书家评论不一，明王世贞评其书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清孙退谷评其书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赵铁山对顾炎武、欧阳辅《集古求真续编》、鄭康成《曾子问》、钱辛梅、阮文達五人的观点进行研究，他对碑文的文字进行考证认为： 荒远既“殡”，句的“殡”，按顾炎武考证，是假借字，应是“宾”字。而据鄭康成《曾子问》注驳之，不知“奠而后辞于“殯”，原不必改作“賓”。读全段应是：孝武时有张骞， 广通风俗， 广泛地沟通汉朝与其他国的风俗，开定畿寓 开拓并且平定了周边地区，南苞八蛮， 向南囊括了八蛮部落，西羁六戎， 向西占领了六戎部落，北震五狄， 向北震慑了五狄部落，东勤九夷， 向东安抚了九夷部落，荒远既宾， 荒远地区都已经宾服了，各供所有。 各自向汉朝供奉他们的财物。如作“殡”意思相反，所以应是“宾”。还有“爰既且于有君”句，”的“既”应是“暨”，顾炎武怀疑是“好事者模刻”。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而又有云‘爰既且于君’，则‘暨’之误。”王念孙《汉隶拾遗》：“‘爰既且于君’，义不可通，明是‘爰暨于君’之误。《魏元丕碑》：‘爰暨于君’，即其明证矣。”是说原文“既、且”当为“暨”字，书碑者误将一字上下分离为两字，遂成“既且”。所以赵铁山考证此碑“此樸刻遂至如此讹谬，至訾其書法不佳，愚不论然。”他又考证欧阳辅《集古求真续编》也认为把“暨”写成“既且”是讹谬。从赵铁山考证《张迁碑》文字有误的过程，他的求学和治学是严谨的，且一丝不苟。在研究金文和《说文解字序》等著作中都有论述。尤其是他对古代碑版的考跋中都有严谨的考注。我将录续研讨发表。附：赵铁山《随笔》原文汉蕩陰令《張迁碑》，字颇佳，惜摹手不工，全無筆法，陰尤不堪。亭林以“賓”旁加“歹”為無理，南原据鄭康成《曾子问》注驳之，不知“奠而后辞于殯”，原不必改作“賓”，先儒多言之者，不足以折亭林也。“暨”分“既、且”，更属难解，宜亭林疑为好事者模刻，遂至如此讹谬至并訾。其書法不佳，愚不论然。欧陽輔氏《集古求真》，按是碑文多别體，顾亭林疑為好事者所為，又以“既、且”二字為“暨”字误分，顾南原亦论“既、且”二字为不可解，豈均忘诗有“士曰既且”之句乎，宜钱辛楣嗤為臆断，而阮文達亦引诗以攻之。注：宜亭林即顾炎武（1613年7月15日—1682年2月15日），本名顾绛，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南直隶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曾子（前505年－前435年），姒姓，曾氏，名参（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读shēn，一读cān），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一说山东嘉祥）人。春秋末年思想家，儒家大家，孔子晚年弟子之一，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夏禹后代。其父曾点，字皙，七十二贤之一，与子曾参同师孔子。郑玄（127－200年)，字康成，高密市人，为汉尚书仆射郑崇八世孙，东汉经学大师、大司农。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及《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后从马融学古文经。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阮元（1764年2月21日[103]－1849年11月27日[1]），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怡性老人[2]，江苏扬州仪征人。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3]。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先后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供职，并出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所至之处，以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为自任，勤于军政，治绩斐然。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致仕后加官至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去世，年八十六。获赐谥号“文达”。欧陽輔民国人，著有《集古求真》，具体的不详。杨俊友2022年4月16日太原封城写于榆次

2.《论语.公冶长第五》第十一章【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随缘自在，无欲则刚！李炳南老先生引郑康成的批注说，“刚谓强”，就是 “刚强”；引孔安国的批注说，“欲” 是 “多情欲”；引皇侃的《论语注疏》说，“夫刚人性无求，而申枨性多情欲，多情欲者必求人，求人则不得是刚，故云焉得刚”，一个人真正有刚强，他是做到 “人性无求”，道家所谓 “无欲则刚”，“有求” 就 “不刚”。申枨这个人 “多情欲”，“情欲” 有五种，叫 “五欲”，“财色名食睡”，有这五样，哪怕只有一样，这个人就不刚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被情欲之所束缚”！讲得直白一点，做了情欲的奴隶。“多情欲者必求人”，他要满足他的欲望，必定会有求于人，譬如贪财的，他一定求财，为了财他可能就不要自己的颜面，做出不义的事；贪色，色欲重的人，他可能就不顾自己的羞耻，甚至会费损家财等等，这五欲只要沾上一条都很麻烦，不仅刚不起来，可能还会堕落。“求人则不得是刚”，求人怎么可能刚得起来？不求人才能叫刚。所以，孔子教我们不要有求人之心，一切随缘，随缘才得自在。成天到晚求人，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这个生活是很辛苦的。这是 “为欲做主了”，所以 “焉得刚”？怎么能称为刚强呢？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李老先生引申说，“刚与欲不相容，刚必不欲，欲必不刚”，正说明这个问题。真正志气刚强的人，能够放下他的欲望，而有欲望，正说明他不是一个刚强的人。刚强不一定是在外表，从外表看，这个人不一定很强壮，可能很瘦弱，但是“他真正有远大的志向、广大的心胸，不为这些利欲所诱惑，我们称这种人为 “真豪杰”，“离欲才能成为真正的豪杰”！

【于教授＊每日读书随笔第519篇】星期四7-17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这一章讲的是何谓雅言？‘雅’字的本意是‘正’的意思，正所谓‘雅者，正也。’而先儒也有不同的说法。三国时代的何晏先生引用西汉大儒孔安国的解释说：“孔曰，雅言正言也。”雅言是正直的言语、正心的话、正确的发音。东汉郑康成先生注解说：“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故不可有所讳也。礼不诵，故言执也。”诵读古圣先王的经书、典籍，读音必须读正，不能读偏了。只有把字音读准了，其中的义理才能够完全显明出来。‘故不可有所讳也’，‘讳’是忌讳，什么忌讳？譬如说，遇到君、亲、师的名字了，往往会用另外一个字音来代替，不能直呼其名，以示礼敬、尊重，这是忌讳。而郑康成先生在这里点出来，读古圣先贤的典籍，不能有这种忌讳，本来是什么音，就应该读什么音。为什么？因为如果把字音改了，千百年传承下来之后，经书典籍读的音完全跟原来不一样，面目全非。读音不正，改来改去，经典的本意也就歪了。所以读经典务要把音读正了，读成原汁原味的味道，这是雅言的真实意。《诗经》和《书经》需要读诵，而礼是用来行的，不用诵读，因而就叫执礼。这个‘执’就是念念守礼，处处守礼，没有丝毫的懈怠、放纵。清代大儒刘宝楠先生《论语正义》的解释说：“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孔子虽然生在鲁国，也不能不讲鲁国的方言，但在行礼的时候，读《诗》读《书》的发音必定是用正音，这就叫雅言。什么是正音？刘宝楠先生接着讲：“又云，昔周公着尔雅，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以西周王都之音为正。”过去周公写的《尔雅》这部书，是专门用于文字训诂的著作，对古今的言语文字做个解释，读音是以西周王都这个地方当时的音为正音。李炳南先生说：“刘氏云，夫子凡读易及诗书执礼，皆用雅言，然后辞义明达，故郑以为义全也。后世人作诗用官韵，又居官临民，必说官话，即雅言矣。”刘宝楠先生说，夫子无论是读易经，还是读诗书，行礼仪，都是用雅言，这样一来，辞义就更加透彻明了，义理全面，这就是郑康成先生讲的‘以为义全’。后世的人写诗用的是官方的语言、音韵。做官临民也得说官话，所以雅言也指官话。李炳南先生接着讲：“言语有地方之殊，有时代之异，诗书等五经皆先王典法，读音解义不能随时随地变迁，故读诗书，宣礼仪，皆以雅言，不用土音，务须正言其本音，音正然后义全，纵遇君亲师长之名，亦不可讳。”言语有地方方言的不同，也有时代的差异，‘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都是古圣先王的典籍，读经典不能随时随地改变，应该遵循本来的读音。读音正了，义理就不会偏。所以说读诗书、行礼仪都要用雅言，不能用方言，务须去读原来的字音。即使是遇到君亲师的名字，也不要有忌讳，这是特别重要的提醒。所以李炳南先生讲：“民族之统一，文化之保存发扬，皆赖乎是，居今之世，论雅言者，必学文言。使无文言，则无雅言矣。”民族的统一，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文言文的基础。因为语言会随着时代、地域的变迁而产生差异，而圣贤典籍都是用文言写的，依赖语言文字承载道统，正所谓文以载道。这是老祖宗的发明，老祖宗的智慧。想想看，几十年的时光，发音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更何况是几千年？如果没有文言文，怎么会真正读懂几千年前圣人的教诲？所以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想要真正学会雅言的人，必须学好文言文。没有文言文的功夫，也就谈不上雅言了。文言文就像一把钥匙，让人没有丝毫的障碍，顺利的打开古圣先贤智慧宝藏的大门。因此，当下学《论语》、学《四书蕅益解》，既是扎下德行的根，又是扎下文言文的根。《四书蕅益解》：“果然不俗，今人不知《诗》《书》、礼，所以开口便俗。”【解】蕅益大师画龙点睛的点明：“果然不俗”，什么是雅言？雅言是正式的、优雅的言语，恰恰与俗话相对。怎么样才能说出雅言？领受古圣先贤的教诲，学了《诗》、学了《书经》、学了礼，自然而然就会脱俗，说话雅了，言行不俗了，知书达理，这是学习圣贤经典的好处。诵读经典的效果在哪？就在于变化人的气质。读了《论语》，在学习的过程中，外在的气质自然也就改变了，变得更加儒雅，什么气质？‘温良恭俭让’的气质，只要这么去修学，学得就会有效果、有成就，所以读书人要常常去反观自己的气质是否真的改变。‘今人不知《诗》《书》、礼，所以开口便俗。’而今的人怎么样？讲话都是俗言，不是雅言，为什么？因为没读过《诗经》、《书经》，不知礼、不守礼。换言之，由于没领受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自然就俗了，就有了功利心、市井气，所以经书不可不读，礼不可不学，正所谓‘不学礼，无以立。’就像古人讲的“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这是蕅益大师对世人，尤其是对读书人的勉励、教诲，读书人务要真心的学习圣贤典籍，学文、力行双管齐下。#郑康成简介#

抄书打卡第五十九天书轩，苏东坡雨昏石砚寒云色，风动牙签乱叶声。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