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一向谦恭和气的何应钦在宋美龄面前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他当面斥责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何应钦和蒋介石两人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后来又同在陈英士手下共过事，但是两人之间并无深交。1924年，黄埔军校创立以后，蒋介石任校长，经同学王伯龄的推荐，何应钦被蒋介石任命为学校少将总教官。当时，军校教授部主任王伯龄是蒋介石的心腹，但是他整天在广州寻花问柳，不务正业，遇事很难找到他。倒是，何应钦到军校后，办事认真，处世谨慎，渐渐赢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信任，于是，便将很多事情交于他处理，这也让何应钦对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很是感激。蒋介石和何应钦两人，一个信任，一个忠诚，两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后来，无论是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还是蒋介石对共产d的围剿，何应钦始终坚定地拥护蒋介石，并且成为他的肱骨大臣。谁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此时，消息传到南京，何应钦一下子变得特别地活跃。他在各种会上，积极主张武力讨伐西安，并且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举行“白衣誓师”仪式，造成了浓厚的军事进攻，大兵压境的气氛。与此同时，何应钦调动了十几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同时又命令空军由洛阳起飞轰炸西安，后来在主和派宋美龄、孔祥熙等人的极力反对下，才改令轰炸西安近郊地区以示威。12月17日，蒋介石的亲信蒋鼎文，带着蒋介石写给何应钦的亲笔信回到南京，蒋介石要求何应钦，“万不可冲突，并立即停止轰炸”！但是何应钦继续调重兵，并做了西安的军事部署，战事一触即发。在南京，宋美龄召集黄埔系的空军人员开会，她声泪俱下地要求他们一定不能听从何应钦的命令。而一向对宋美龄谦恭有礼的何应钦，也突然翻了脸，当面斥责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只知道救自己的丈夫。经过激烈的争吵后，12月22日，何应钦允许宋子文以私人的名义赴西安面见蒋介石。而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完全超乎了何应钦的意料。在等共产d人的调停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这让何应钦的处境很是尴尬，可是，他还是硬着头皮到机场迎接蒋介石。在欢迎会上，何应钦向蒋介石诉说他的一片仗义，不得已主张讨逆救主的苦衷。蒋介石虽然没有发作，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却更加地微妙。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因宁、汉国民d分裂无法收拾，遂把军权交给何应钦，发表辞职让贤的宣言，带了一批亲信幕僚来到溪口，策划幕后活动。王世和带着一个警卫团驻在宁波。这次，蒋介石在溪口一共住了四十八天，随身带来副官孟超然和厨司蒋小品。蒋介石住在溪口，脾气很暴躁，对他亲信的副官也往往滥发脾气，妄加指责。有一次，蒋小品烧了一只鸡汁芋艿，蒋介石吃得津津有味，不觉多吃了一些。当他伸手着孟副官添饭时，孟正欲去接，蒋介石好像觉得过饱了，就问孟副官添过几次饭。孟回答已添过二次，蒋介石即摇手命止，离席回到卧室休息。但是过了不久，蒋介石因肚饱难受，便怒气冲冲地将孟副官叫到卧室，骂道：“你是个饭桶！我叫你添饭你就去添？难道没有发觉我已吃饱了吗！”孟副官被骂得哑口无言。有时，蒋介石心里不高兴，就戴着白手套去抚摸窗栏门档角落，发现白手套有些污渍，就会对着侍从者一顿臭骂，以泄胸中闷气。侍卫长王世和本来是陈洁如身边的一个勤务兵，据王自己说：“我的官是被大老板(侍卫人员私下闲谈老是称蒋为大老板)骂出来的。”蒋介石这次下野，事前早有布置：南京城里驻有他的嫡系部队警卫师(师长姚琮)和宪兵团(团长孙星环)，其他军队的指挥权委何应钦掌握，然后偕同张岳军、陈果夫等退居溪口，还带了他的小儿子蒋纬国同来。蒋住在坟庄三间平屋里(当时尚未扩建)，前往请谒的国民d军政大员络绎不绝。此后，因天气炎热，蒋介石又上山在雪窦寺住了半个月，策划遥控军政事务。蒋下野离京后，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虎视眈眈，孙星环意欲将宪兵团开拔至杭州或宁波，保持江南一角山河。为此，孙星环写了一封亲笔信，派其侄子、宪兵团军需孙义朵从南京来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孙义朵到了溪口后，先到蒋介卿住宅里去找秘书长邵力子。那天，由北伐军军械处长杨志春尽地主之谊，正在请客招待南京一批官员，蒋介卿即将孙星环的原函交给邵力子。邵将信拆阅后，对孙义朵说:“总司令住在坟庄，你先去，我们随后就到。”孙义朵到白岩山蒋母坟庄等了不久，蒋介石带着蒋纬国，以及陈果夫、刘文岛、张群诸人到来。邵力子不久也到，孙义朵将原函仍交邵代转。邵入内室与蒋介石晤谈片刻，陈果夫、张群等七人坐在客堂前走廊里纳凉。不久后，蒋着便衣从内室出来，对孙义朵说:“回去对孙团长说，今后你团一切行动，听命于何总指挥(应钦)好了，我不写回信，另有电报给孙团长。”当时，孙星环可以说是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当年，其父孙锵与蒋介石的舅父孙琴风隔河而居。蒋介石幼年时探望舅父，必至孙锵家做客，与孙锵的四子孙星环、五子孙洞环是总角交。孙星环还一度与蒋介石在浙江武备同学。二次革命时，蒋介石在陈英士手下当沪军团长，孙星环为该团第一营营长。讨袁战役失败后，蒋逃往日本，孙星环在浙军陈仪师下任连长。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邀孙星环在该校编译馆任事，旋又改任为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参谋处长，北伐时调任总司令部高参。南京成立宪兵团后，孙星环即任团长。陈诚出任南京卫戌司令后，宪兵团划归陈诚指挥，孙星环改任为镇海要塞司令。待蒋介石取得政权，地位逐步现固之后，对孙星环日渐疏远。孙星环从镇海要塞司令卸任后，便闲居奉化。抗战时，孙星环恳请俞济时代向蒋介石求职。蒋介石问陈布雷：“浙江省政府委员可有空缺？”陈与孙家向有世交，批呈谓：“虽无空缺，但可增补。”蒋介石即批示：委任孙星环为浙江省政府委员。蒋介石对孙洞环也是如此。孙洞环当年考取浙江省留日官费生学医，在日本与蒋介石、杨志春(后任总司令部军械局局长)等五人结拜为兄弟。孙洞环毕业回国后，任北京政府热河陆军医院院长，北伐时被蒋介石罗致为总司令部军医处长。北伐后，孙洞环一度担任陆军医院院长。可等蒋介石取得政权后，却只给孙洞环一个少将高参的闲职。蒋介石有一个凤麓同学叫张昌雷，两人关系较密。早先蒋介石留日回国后返里省亲，张昌雷去看他。蒋为了在老同学面前夸耀一番，对张昌雷说:“老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张昌雷仔细一看，原来是蒋介石的一本日记，里面记载着平时所交往的人，有孙中山、陈英士、谭延闿、张静江诸人，都是当时的闻名人物，不觉对蒋介石肃然起敬起来，当即恭维了几句。蒋介石自鸣得意地说:“兄弟这几年奔走在外，总算有区区成绩。”蒋介石这次下野回老家，住在雪窦寺，向该寺方丈朗清和尚问起张昌雷的现状如何，才知道张昌雷因患肺结核早已死了。蒋又问张昌雷家还有什么人，朗清说:“其兄张昌震及侄张明镐都在。”蒋即叫朗清找张昌震父子同去相见。次日，张昌震父子觐见蒋介石。蒋问张昌雷病死情况及家里还有什么人，张昌震一一据实以告。蒋又问张明镐何校毕业？张明镐说自己是学教育的，日本东京高师毕业。张昌震在旁即插口说:“以后要请蒋先生提拔栽培。”蒋介石点头默许。后来，蒋介石委任张明镐为武岭学校校长。

1933年4月10日，张学良带着于凤至、赵一荻和3个子女及副官谭海、顾问端纳、翻译沈祖同、顾问医生卡尔佛及其他随行人员等人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前往欧洲考察。在临走前，张学良将26万东北军中的17万，交由于学忠指挥，其用意不言而喻，即默认了于学忠在他走后代理职权。6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兼任天津市市长，同时，蒋介石安排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的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的职务，掌握了北平的军政事务。于学忠从张学良手中接过兵权，并得到国民政府的任命，权力与实力扩大，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方于是采取怀柔与威胁兼施之策，极尽软化拉拢之能事。一是日方利用在津的亲日分子对于学忠进行笼络，并以“取代张学良地位及支援军事装备”为口实，图谋收买于学忠。于学忠早已看穿了日方的阴谋诡计，他义正词严地对汉奸和亲日派说：“我是地方官吏，个人守土有责，没有谁能动摇我的心志！”一计不成，日方决定对于学忠采取暗杀手段，先后收买汉奸王玉珍、巫献廷、曲子才、石友三等人，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将于学忠杀害，但终因于学忠戒备森严，对敌特警惕百倍，终一次次地破获与粉碎了暗杀的奸谋。1934年1月，蒋介石将张学良从国外召回，先后任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副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等职务。1935年4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学忠被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以示笼络。1935年7月，何应钦与日军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日方提出“罢免于学忠、第五十一军撤离冀境”等要求。何应钦连日打电话给于学忠，又指派鲍文樾同于学忠通话，要于学忠辞去兼任的河北省主席之职。于学忠极其气愤，回复何应钦说：“除非我于某死去，一息尚存，绝不辞职！”何应钦碰壁向蒋介石请示，几天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文，将河北省府迁往保定。于学忠来到保定后不久，又接到国民政府令，让他率部开赴西安，担任川陕甘边区“剿总”总司令。至此，于学忠与东北军被挤出了华北。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事变当天，在前往西京招待所搜捕南京来陕的“要员”时，十七路军的士兵将于学忠误作南京来的大员，予以拘押，后从于学忠所披呢大衣绸里绣有“孝侯”两字，方晓得是于学忠。误会解除后，于学忠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发起“兵谏”是出于大义，用心良苦，当即打电报给时任甘肃省府秘书长的周从政及五十一军副军长牟中珩，命令他们将兰州的蒋系部队缴械，与西安遥相呼应，紧密配合。24日晚间，张学良召集会议，向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宣布他准备亲自陪蒋介石回南京之事，并向他们交待说：“我走后，关于东北军，听命于学忠。”25日午后，张学良送蒋登上飞机之前，又留下“手令”一纸，内称：“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侯(即于学忠)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于学忠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在重庆，有一天，于学忠与周从政、郎贯一等昔日同僚聊天，回首往事时，于学忠说：“对于放蒋回宁我始终持反对态度，我更不同意副司令亲自送蒋之举。”当谈至张学良先后两次向于学忠托军交权之事时，于学忠意味深长地说：“当年副座下野赴欧，把东北军交我带领，我是没有什么顾虑的。因为我敢和日本人拼个死活，对于亲日派何应钦和黄郛，我更有办法对付他们；然而，副座离陕送蒋，第二次将东北军交我带，我的感觉却不同了。宛似当初南宋岳飞元帅去临安，把岳家军交给牛皋一样。只可惜我于某又怎能比得上牛大将军呢?副座离陕之后，西安情势混乱而复杂。凭我和张家两代的关系，竟不能下榻于金家巷副司令官舍，无奈被迫借住于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的寓所。至于面对主战、主和两派以手枪相对的现实，我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真是痛心极了!”“七七事变”后，于学忠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奉命率部守卫山东海防。次年1月，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先后参加津浦路南段战役、淮河战役、台儿庄战役及武汉会战，屡立战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39年，于学忠任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在苏鲁交界处与八路军合作。1944年3月，于学忠被蒋介石削去兵权，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闲职。解放战争期间，于学忠担任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他也基本不问政事。1949年，蒋介石指定一架飞机给于学忠全家，准备挟迫他去台湾。于学忠不从，他躲到乡间，拒不上机。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作为爱国将领受到信任和照顾，他曾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等职务。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结束了传奇而曲折的一生。

【马英九子弟兵军人节贴出“日本弯腰递降书”照片，台网友叹：媚日者看不懂】九三军人节当天，马英九子弟兵、中国国民d“立委”李德维在脸书刊出一张历史照片，系1945年9月9日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接受侵华日军高指挥官冈村宁次递交降书，他感叹台湾还有多少人记得军人节的由来？李德维介绍说，1945年9月2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率盟军代表团，登上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舰，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中国战区则在9月9日由何应钦代表接受冈村宁次递交的降书，日后中日双方确认，正式停战日为9月3日。九三军人节，就是抗日战争牺牲逾300万将士与无数百姓，终于胜利的纪念碑。此文一出，岛内网友纷纷留言感叹：“媚日者怎能看得懂这段历史？”“现在的平安繁荣都是先人浴血奋战而来”、“和平可贵，支持两岸和平”。来源：台湾中时新闻网

1940年5月，一名地下d员投靠了日军，见到日军队长后，突然他拿出手枪对着日军队长连开数枪，翻窗逃跑了。作为明治维新期间成立的日本军校中的高学府之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例如发起护国运动的蔡锷将军、收复外蒙的皖系名将徐树铮将军以及主持日本投降的何应钦将军。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所学校培养出的大多数人都成为了侵略他国的干将，更是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发泄着自己变态的欲望，肆意的折磨其他人。作为昭和天皇的外甥，吉川贞佐就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虽然贵为昭和天皇的外甥，但是吉川贞佐并不是那种印象中的只会凭借权势为非作歹的纨绔子弟，也不是那种来战场上镀金的花花公子。作为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手下的情报主管，吉川贞佐表现出了精明强干的工作能力，还得到了土肥原贤二对其工作能力“超强”的称赞。并且在一九三九年，出任了华北五省特务长，主要负责镇压国共两d的刺杀行动。自从吉川贞佐上任以来，国共两d的刺杀活动就被严重打压。在他的领导下，仅仅只是一九三九年的下半年，日特抓捕的国共两d人员就有五百七十余人，军统十余人，还杀害了抗日志士一百二十多人，给抗日活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吉川贞佐自然成为了国共两d的眼中钉、肉中刺，戴笠就曾经下令要加大对于他的刺杀行动。只是可惜都被吉川贞佐高超的反侦察能力一一化解，没能取得任何成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是屈原追求国家富强，纵使身死也无怨无悔的高尚情操。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样的高风亮节并非是个例，而是一众仁人志士的普遍现象。作为出生于农村家庭的吴凤翔，并没有因为出身原因被局限了眼光。年仅十七岁的他就已经开始跟随王永泉等人参加革命，甚至还一度因此入狱。直到一九四零年时，才通过一场监狱暴动成功越狱。刚刚出狱的吴凤翔在得知了吉川贞佐的事件之后，欣然接受了中共中央中原局提出的刺杀任务。尽管他也明白此次任务有多么艰巨，一旦失败将会面临生不如死的折磨，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任务。吴凤翔深知，在执行刺杀任务的过程中，只要刺杀目标还活着，那无论之前获得了怎样巨大的进步，都不能算作成功。因此吴凤翔步步为营，丝毫不敢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吴凤翔先是通过各种途径，结识了吉川贞佐身边的官员，这其中甚至包括吉川贞佐的翻译官，以及开封的宪兵队长。并且利用他们的关系多次见到了吉川贞佐，一步步地获取了吉川贞佐的信任。为了能刺杀成功，吴凤翔多次出入吉川贞佐的大本营——山陕会馆，对其中的布局了如指掌。终于，在一次吉川贞佐会见高级将领的过程中，吴凤翔抓住时机，不仅刺杀了吉川贞佐，更是让自己全身而退。在这之后，吴凤翔依旧活跃于抗日战场，并且为解放战争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还得到了毛主席、朱老总的亲自接见，亲眼见证了红色中国的诞生。#历史##何应软将军简介#

1945年5月5日，国民d六大会议已接近尾声，就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大会代表作关于湘西会战的军事报告了。会议议程是临时调整的，原先国民d军事委员会是安排程潜作军事报告，主要是总结近几年来中国战区的经验教训，重点报告世界同盟军反法西斯的形势。由于全国媒体把湘西会战作为新闻焦点，连篇累牍地报道了湘西会战中国军队取得胜利。这让大会代表感到不可理解了，中国战场有这么骄人的战绩，为什么不向代表们通报情况呢？既然已经取得了会战的胜利，就应该由陆军总司令，战场总指挥作湘西会战军事报告。所以大会作了这方面的安排。接何应钦去重庆的飞机就停在芷江机场。何应钦不急，芷江到重庆多近，湘西会战今天就要有个头绪了，他必须看到结果才能动身。因为他的军事报告有一条，那就是湘西会战已经取得彻底胜利，日军的芷江作战彻底失败。这消息从他口里说出来，报告没作完，成群的国内外记者就踏上了湘西的土地，所以，他要后听到胜利的消息后才能动身，以免节外生枝。何应钦知道新闻媒体的利害关系，到头来粉没抹到脸上，反倒弄得全国一片哗然就坏事了。何应钦在撰写报告提纲时，满脑子都是不吉利的事。中国有句俗话，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何应钦提心吊胆，他自己也知道，放纵湘西雪峰山里的日军，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新闻记者、湘西百姓和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都不应知道这个内幕，一旦泄露，不仅蒋委员长日子不好过，自己的日子可能更难受，蒋某人一定会找个替罪羊的。何应钦的担心是多余的。王耀武他们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这天拂晓，轰轰隆隆的马达声惊醒了深山的百姓。他们从木板房的缝隙朝外看，黑压压的全是人，把洞口至邵阳的公路挤得满满的全是国军。有老百姓在大声说话，哟，中国军队真是威武雄壮呀！廖耀湘新6军的3万人马，浩浩荡荡从雪峰山中路开始突破了。天上几十架战机，地上轰轰隆隆的坦克、装甲车、还有几百辆运兵大卡车。士兵们头戴闪亮的钢盔，胸前端着美式冲锋枪，草绿色的美式军装，脚蹬大皮鞋，昂首挺胸，踏出的响声能把土房给震塌。公路上卷起一团团黄沙，把山谷渲染得杀气腾腾。日军第116师团、47师团和其他旅团的将军级指挥员，都知道廖耀湘的这个军，他们在缅甸战场名扬天下，对于山区丛林作战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所以在第6军进攻之前，日军主力便开始大撤退，他们宁肯同退路上的中国军队作战，也不愿去碰这支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军队主力部队。新6军在飞机、大炮、坦克、装甲战车的掩护下，以摧枯拉朽之势，向日军进行为猛烈的进攻。在新6军中央突破后，雪峰山所有的中国军队都运动起来了，他们朝东猛追猛打。中国进攻部队知道，在东大门的退路上，摆放着另一支劲旅第18军。国民d五大主力军有三支在这里。那就是新6军、74军和18军。国民d军队的著名战将更是赫赫有名，他们是王耀武、张灵甫、廖耀湘、胡琏、李天霞、邱行湘、周志道，还有汤恩伯、王敬久等等，战将如林。日军在中国军队几十架飞机、千余门重炮、几百辆坦克、战车和十几万大军的猛烈攻击中，潮水般溃败下去。沿途公路上到处丢的都是大炮、战车、枪支和钢盔、皮鞋，日军尸体上千具堆在那里，还没有来得及焚烧，一片狼藉，狼狈得要死。前线捷报频传。日军全军溃逃，中国军队全线追击。何应钦高兴极了，他不时地给王耀武挂电话，要求参战部队一鼓作气，把来犯日军全部撵出雪峰山地区。王耀武向何应钦报告：“邱参谋长把这次大驱赶战役布置得有条不紊，各参战部队士气高涨，整个雪峰山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何总司令呀，前线热闹得很，欢迎你来前线视察，看看这壮观的景象。”何应钦请王耀武转告参战部队，向他们表示慰问：“祝他们多打胜仗。等把重庆那边的事办完后，总部官员一定到前线来，那时我们将召开庆功大会，表彰英雄模范。到那时我要同他们喝杯庆功酒。”何应钦、王耀武在电话上谈笑风生，两个人的情绪都很兴奋。湘西会战胜利在即，国民d六大就要圆满闭幕。湘西这仗会为何应钦拉到不少选票，中央执委不成问题，他主要是想把名誉往上提提，好能与李宗仁平起平坐。李宗仁一场徐州会战下来，身价倍增，中国杂牌军的领头人，除国民d的嫡系部队外，他可以一呼百应。蒋委员长都不敢小视他。湘西会战是国民d军队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次彻底胜利，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这该如何去评说呀？何应钦在苦思冥想，他想在国民d六大会议上好好宣传打造湘西会战，同时也是宣传打造自己。亲日派这顶帽子该摘了吧？这会儿谁还会说何应钦是亲日派呢，看看湘西会战你就会知道了。湘西会战，原本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利，就这样在何应钦的“授意”和王耀武的“坚决执行”下即将草草收场了，让人心疼，让人不解，也让人满腔愤懑！#历史##何应软将军简介#

1925年3月12日，蒋介石、何应钦率领黄埔教导团，与陈炯明的林虎部激战于棉湖，战况激烈，指挥部被包围。“活捉蒋介石！”“活捉何应钦！”的呼喊声令蒋、何二人心惊胆战。蒋介石惊惶万状，认为这次若不被俘，也会被乱枪打死，他对何应钦说：“敬之，你快想个办法把林虎打退，不然我们就完了。”这时，何应钦一边叫几个副官拿起话筒向林虎部队喊话：“林虎部的官兵们，你们的督军陈炯明正在与我们商量起义，决定在阵前起义，每人犒赏‘袁大头’一千元，如不放下武器，决以军法从事！”在喊话的同时，何应钦叫教导团的残部骑上战马，驮上银圆，掩护自己与蒋介石突围。何应钦让部下向林虎部官兵抛掷银圆，大喊：“犒赏来了！犒赏来了！”林虎部官兵虽然对喊话半信半疑，但看见白花花的银圆叮叮当当滚在自己的脚边，什么也不顾了，纷纷你抢我夺，阵脚大乱，何应钦率领残部趁机冲击，保护蒋介石突围，救了蒋介石一命。棉湖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拉着何应钦的手说：“我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要永远记住3月12日这一天。这一天是我们生死与共的日子吧。”这时的蒋介石对何应钦是极为信任的，远没有日后的提防。蒋介石之所以看重何应钦，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与何应钦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二人回国至上海，同时在沪军都督陈其美（字英士）手下任少校参谋。陈其美的所部以江浙人为骨干，蒋介石是浙江人，不仅是陈其美的同乡，还与陈其美、黄郛结为金兰兄弟。何应钦是贵州人，在陈部本来就格格不入，加上同事经常邀请他去玩乐，都被为人严肃不沾酒色的何应钦拒绝，这就使得何应钦被陈部上下视为异类，何应钦也自知上海并非久留之地，心中去从难抉，极为苦闷。正在这时，何应钦在上海遇见李大钊的好友李仲公。李仲公是何应钦极为敬重的人，何应钦便询问前途，是去北京投北洋政府还是贵州去另起炉灶？李仲公为何应钦分析时局，认为去投北洋乃与枭雄为伍，而且北洋军阀已成众矢之的，不过是昨日黄花，劝何应钦回贵州发展，与贵州王文华的新黔军合作，何应钦高兴，便便请李仲公帮他联系。贵州当时的军阀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督军兼省长的刘显世为首；新派以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为首。刘显世与王文华两人还是亲戚，刘显世是王文华的亲舅舅。王文华毕业于师范学校，是一个从未沾过军事的文弱文人。刘显世年老，精力不堪胜任，便把黔军交给外甥王文华，认为军柄不致落于外人之手，他却没有料到外甥王文华却另有打算。何应钦与王文华是远亲，经李仲公一疏通，王文华便发来电报要求何应钦到贵州来。何应钦回到贵州，满以为王文华会叫他带兵，哪知王文华不放心，仅仅委任何应钦当了一名不沾军权的讲武学校校长。不过也是何应钦时来运转，王文华的胞妹王文湘却看上了何应钦，不久就由王母作主，两人结婚。王文湘嫁给何应钦后，王文华态度大变，毕竟何应钦成了他的妹夫，于是便重用何应钦，之后更是任命何应钦为黔军中将参谋长及全省警务处处长。何应钦自掌握黔军的军权后，他表面上对王文华极为恭顺，暗地里却培植私人力量，韬光养晦，蓄势待发。他向王文华推荐提拔了他的亲信李仲公和邓汉祥，之后又提拔了士官学校的同学朱绍良和谷正伦。朱绍良和谷正伦的发迹，和何应钦的提拔是离不开的。朱绍良、谷正伦后来都成为国民政府的一方大员。在任用亲信的同时，何应钦不断排挤王文华的旧部，渐渐地把“王家军”变成了“何家军”，以致在当时的黔军中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姑爷当了家，大舅成菩萨。”没几年工夫，何应钦居然架空了王文华，逼走了贵州省省长刘显世，小试牛刀，步步告捷。后来王文华在上海被仇家刺杀身亡，何应钦没了掣肘，大有控制整个贵州的势头。不过风云突变，贵州老军阀袁祖铭从四川率领护国军返黔，收容贵州新旧两派的旧部，迫使何应钦离开贵州逃亡。当何应钦一行途经昆明下榻某宾馆时，又被刘显世派出的杀手一枪穿腹而过，倒地血流不止。第二天，昆明各报就登出了“黔军参谋长何应钦遇刺身亡”的消息。其实何应钦并没有死，而这一枪却改变了何应钦的命运。1024年初，何应钦赶赴广州，受到孙中山接见。同年6月，黄埔军校创办，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被任命为少将总教官，当时蒋、何关系还不深，教授部主任为王柏龄。王伯龄此人日赌夜嫖，吸食鸦片。蒋介石每次到教授部去找王柏龄研究工作，去早了他还没有起床，去迟一些他又上街去了，好容易派人把他从酒楼歌舞场中找回来，蒋介石与他谈起工作又一问三不知。但找何应钦，无论早晚总是随找随到，谈起工作，对答如流，面面俱到，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5年，蒋介石将黄埔一期学生编成教导团，谁任团长事关重要。在人选上，蒋介石深思熟虑，认为何应钦能当此重任，便派他当团长。这是蒋、何联合的开始，也是两人的蜜月期。（图片：何应钦、蒋介石、白崇禧）

【“点检”里的隐秘往事】1941年，郭汝瑰受命前往暂五师接任师长，原师长戴季韬调任衡郴师管区司令。戴季韬高兴坏了，他代表全体官兵向郭汝瑰表示热烈欢迎，还带着师参谋长田君健一起来，对郭汝瑰说：“请帮忙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原来戴季韬吃空缺吃得太狠，俩人到交接的时候，“差一点人员、枪支、弹药、被服、装具，交不够数”。郭汝瑰给田君健当过老师，他倒也慷慨，直接把图章拿出来交给田君健，说：“参谋长，你一手成全两家，你既要对得起我，也要对得起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咋报咋算，我都承认。”面对老师的慷慨，田君健倒是有良心，他老老实实地说：“差得多哟！太多了！”郭汝瑰说：“差得再多我也不过问。你去办，在移交册上盖章好了。”实际上，暂五师不但人不够、枪不够，甚至连通信器材都不够。全师官兵一共3000多人，却上报7000多人。戴季韬不仅领饷吃缺，甚至还把多报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拿去卖了。吃缺厉害的还是大米，一个士兵每月配40几斤米，戴季韬多报4000多人，仅一个月就可多领16000多斤，把这些大米卖成钱，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卖得的钱自然没有士兵的份儿，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当然，戴季韬能当上衡郴师管区司令，也多亏他在部队贪污的这些钱帮忙。这“点验”交接之事，田君健做得很漂亮。戴季韬临走时，特意对郭汝瑰登门致谢：“承蒙老兄照顾，弟不胜感激。老兄的为人，弟没齿不忘，我即将离开此地，剩下一点米弄不走，送给你好了，一点小意思，请不要见外。”“一点米”是多少呢？竟有几十万斤，装了好几船，戴季韬弄又弄不走，一时又卖不完，只好顺手送个人情。郭汝瑰可是比戴季韬会做人多了，他搞了个“军米保管组”，军需处熊处长是组长，团长们一个个都是“军米保管组”的成员。名为保管组，实为卖米组，他们很快就把几十万斤大米全部卖光了。用赚得的好几万块钱买了500亩淤沙地，在洞庭湖边，办起了一个“守本农场”（暂五师的代号叫守本）。凡是师里因伤致残的军官，均可带家属到农场生活。同时师里还办了一个守本织布厂，以编余的军官吴恒良副旅长为厂长，安排一部分受伤官兵家属到厂里工作。这些举措，解除了暂五师官兵的后顾之忧，使他们能安心在前线打仗。另外，还买了一部小汽车供师部使用。还有因为“点检”而不敢上任的。何应钦是国民d元老，抗战时期担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和陈诚素来不合。1943年，黄维任五十四军军长，何应钦的心腹关麟征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找到黄维吃空饷的证据，以此为理由罢免黄维，以钟彬代替，从而试图兼并五十四军。关麟征的证据确凿，但没想到，黄维吃空饷不是为了自己贪污，而是士兵生活太苦，他借多列一些人名来给士兵一点补贴，多吃点油星。这时候把黄维罢免，就如同火上浇油，钟彬派人点检的时候，全军哗然，闹得钟彬不敢上任。报应很快就来了。话说杜聿明率远征军出兵缅甸，战败回国，负责对他的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维。杜知道这黄维是个书呆子，执法如山，但希望他能够开恩给自己少报些损失，留点儿面子，故此宴请黄维。宴会上果然气氛沉重，杜的幕僚为活跃气氛，便没话找话和黄维搭讪，不外乎什么近来天气很好，风调雨顺之类的废话。谁知黄维看到何应钦的人，勾起了旧恨，立刻发作：“我老家江西正在发大水，哪来的风调雨顺？”杜的幕僚听他口气，以为他要索贿，便问将军是否需要些款子给家乡？黄维登时大怒：“我家开的酱油铺米铺，发大水正好发国难财。”杜聿明长叹一声，退席，知道这次点检，黄维绝不会对自己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