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南通开放开禁，搞活经济。感觉南通对疫情过于保守谨慎，宁左勿右，也是一种无所作为，躺平休克的态度，城市间的差距就是在特殊时期拉开的。

各种自媒体平台在言论审核方面，也存在“宁左毋右”的倾向。对偏右的自媒体动不动就禁言和封号，包括对一些敢于说几句真话的学者；对于左的言论，存在一定程度的纵容。老吴一些在官方媒体和正式场合都可以表达的观点，到了网络平台经常发不出去。这主要是网络平台内容审核人员的政治素质不高，缺乏辨别能力，搞宁左毋右。这种情况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尼克松说：“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之火将很难燃烧起来;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就会烧成一堆灰烬。”恩来同志从法国留学回来，就进入黄埔军校做政治部主任，辅佐蒋介石办好黄埔军校，为我军培养了众多的将帅，随后又辅佐向忠发主持d中央的日常工作，到李立三、王明直至博古，都是d中央三巨头之一，成为d内政治地位稳固的。在其一生的领导生涯中，恩来同志对“左”和“右”的认识都是深刻的，在d内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斗争中，恩来同志都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为d的正确路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左比右好，宁左勿右，越左越革命，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想。1928年六大之后，李立三成为d的实际领导者，贯行了一条非友即敌，盲目冒进的极其左倾路线，对d和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恩来同志呕心沥血不断地在工作中纠正其过左的指示，恩来同志一再强调：在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不计后果的“左倾”蛮干，在采取革命行动时必须要慎重。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恩来同志也是谆谆告诫：社会主义成分是一天天增长的，所以我们既要反对保守思想，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图，或者放任资本家唯利是图，都是错误的。恩来同志这种讲究实际的务实态度，是值得我们总结和贯彻执行的，原则上的坚定不移，方法上的因时制宜，恩来同志的工作方法，需要我们更多的领悟和深入学习。

疫情防控实话实说疫情防控“层层加码”，“一刀切”，“封堵代替管控”，“宁左勿右”等简单的不正确的做法，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舆论声，谴责声此起彼伏，无休无止。上级对突出的典型案例也进行爆光和批评。目前这个话题也是老声常谈，无须赘述。我只是想说，在疫情肆虐的大背景下，基层组织或管理部门为了落实上级的疫情防控意见和要求，为了万无一失，结合本地实际，同样也会制定一些落实措施。而这些措施或许方式方法过于简单，图省事，走过场。这就是我们指责的“一刀切”，“层层加码”，“宁左不右，“以封代管”等不正确的做法。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怕上面追责，怕处分。保帽子，保位子。大家知道，因为这项工作处分多少人？撤职免职多少人？无论是谁看到这个消息都害怕。你想啊，费多少心血能挣来这份工作，又付出多少努力才得到这一官半职？又有谁愿意因为工作的不慎而丢官弃位呢？！我觉得，只要为疫情防控大局出发，为了人民的利益考虑，方法简单点，态度过激点，也不为过，也应该理解，应该支持。人们真正痛恨的是，借疫情之机，耍特权，故意刁难老百姓的坏人；发国难财的；视老百姓生命为儿戏的不法之徒，等等。这些人应该受到d纪国法的惩处！面对疫情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一，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不厌战，不惧战，直至抗疫取得全面的胜利。二，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精准施策，分类指导，不搞“一刀切”。杜绝“以封代管”。三，工作人员要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的精神，克服厌战情绪以高度的责任感，诚心诚意的做好本职工作。四，上级要理解，支持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减负增效，大限度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五，建议专家们谨言慎行，在没有确切的科学证据之前，不要说“疫情在什么时候将会出现拐点了”等等误导人们的不负责任的言论，给人们造成“疫情很快就要过去了”的期望，让其产生逆反心理。六，从上到下，要团结一致，坚定信心，不埋怨，不侥幸，扎扎实实，坚持不懈抓下去，管理好。

忆苦思甜宣传员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公社要求每个大队要推举一个忆苦思甜宣传员，要求出身在旧社会、苦大仇深、身体健康，还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据说文昌大队推举人选时很是费了一番周折，前三个条件倒没问题，初定了几个人选，公社贾干事一个个当面考察下来，几个人选或者怯场、上台就讲不出话，或者不愿意出面，后找上钱耕经，成分为贫农，一个儿子参军入伍，因表现出色复员后直接安置到西北一家大型油田，成为全公社农村入伍战士复员安置第一人，一时成为全公社新闻。贾干事上门后说明来意，就直接启发性地提了几个问题：“大伯，你在旧社会扛过长工吗？”“当然扛过，自家又没田，不扛长工日子怎么过？”“给哪家地主扛长工？”“一直都是远桥大先生家干活。”“地主克扣你的工钱吗？”“没有，大先生人好，平时都是跟长工一起吃喝，农忙时还要加荤菜，新稻一上来先叫我们扒点回家救急，年终一起结算，从来没扣过。”“那……你旧社会饿过饭吗？”“喔，吃不饱的时候有，但没有59年饿的很，我家四弟、两个女儿就是59年饿死的……。”陪同的民兵营长一看有点跑台错调了，立即找个借口把贾干事拉了出来，贾干事苦笑着感叹“觉悟太低，觉悟太低了”。后来大队没办法，一合计，把钱读茂推荐给贾干事。乐施村大多姓钱，据传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晚唐时为躲避战乱从杭州一带迁居此地，详情真假已无从考证，反正居住有些年头了。清朝时祖上曾入选过“拔贡”，开过祠堂，修过族谱，后因战乱和破“四旧”，祠堂被毁，族谱也失传了，但高辈老人们都还记得“诗书传家远，耕读继世长”的辈分伦序，现在世的高辈分是远字辈。乐施村土改时定了一家地主、两户富农，大部分为贫农和下中农。地主钱远桥有八百亩水田，树大招风，土改时自然成了重点对象，但钱远桥平时只在地方问事，并继承祖辈乐善好施传统——乐施村村名也由此而来，人称大先生，土改工作队没有搞到什么民愤材料，但当时斗争激烈，执行政策宁左勿右，未公布罪状即执行枪决。钱远桥死后，钱家一班长工情愿承担包庇恶霸地主的罪名为他收尸埋葬。所以民间留下“大先生是好人”的名声。钱读茂年龄与钱耕经差不多，但辈分低一辈。其祖父辈上也有百十亩水田，到其父亲辈上，染上抽大烟，家产几乎败光，到钱读茂当家时，家里只有三间草房栖身，但因祸得福，土改时当然划为贫农，重新分得10来亩水田。但钱读茂继承其父“优良”基因，不商不贾、不事稼穑、不务家事，可坑蒙拐骗赌无师自通。成立合作社时，村里无人愿意接纳他入社。后来成立人民公社，田地归公、办大食堂、大呼隆出工，搞一平二调，倒很对钱读茂的光。62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工分制，年终结算时以工分折算成全年家庭总收入，如总收入多于所分粮物价值，多余部分就是余粮款，可折成现金参加分红，如总收入不够所分粮物价值，其缺额部分就是缺粮款，欠账要补，成为超支户。钱读茂整天逛逛悠悠，出工少，每年都是超支户，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新社会扫除黄赌毒，社会风气清朗，钱读茂没了营生市场，于是凭着一张巧舌如簧的嘴，帮人“保媒拉纤”，倒也成就了几桩姻缘。钱读茂尤其喜欢凑热闹，周边几个村有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不请自到，丧事则帮助报丧、执事程式、抬棺打坟；喜事则帮忙迎亲待客，由于能说会道、熟悉礼仪程式，主家也乐意接受其帮忙，当然事后给一两包香烟、随着流水席喝几顿酒是免不了的。钱读茂就这样晃荡了几年，后来，他一个在省教育厅任职的本房堂兄弟通过层层打招呼，给他安排在公社中学做零工，总算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能逐年还上生产队的超支款，把基本口粮秤回家了。由于在村里名声不佳，大队开始就没有考虑他作为忆苦思甜宣传员人选，现在其他人选都不合适，只好把他推出来。贾干事当面一考察，说话麻溜、有阅历，完全符合要求，便当场对忆苦思甜报告内容进行辅导，谈及重点要讲钱远桥如何剥削压榨农民时，钱读茂有些犹豫，但听到做报告可在生产队记工分、当天可跟公社或大队干部在一起吃喝时，便应承下来。于是，钱读茂就成了忆苦思甜宣传员。#宁左简介#

温铁军的“人民经济”，不过是一场政治投机不少官方理论刊物和体制内学者，在频繁发表一些极端的文章和观点，在社会上都引发了极大争论，这种情况应该要引起有关方面关注。在揣测上意的同时遂行“宁左勿右”并进行政治投机，这个毛病，不仅官僚有，在学术及理论领域其实更严重。对温铁军的“人民经济”，亦可如此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