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何应钦在和陈诚的争斗中失败，被蒋介石免去了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要职，被迫以军事参谋团团长的身份前往美国考察。何应钦在美国这一去就是二年，直到1948年4月，蒋介石要举行行宪国大，这才将这个国民d元老召回国。当时，国民d军在各大战场损兵折将，国民d要员们不好直接去责骂蒋介石，便将怒火都发泄到了陈诚身上，对陈诚是一片“喊杀之声”。何应钦看到陈诚如此光景，内心是极为舒畅的。蒋介石虽然当选总统，但他的死对头李宗仁也成了副总统，这让他极为恼火，于是决定在组阁时用自己人，但是这件事蒋介石又未能如愿。本来，蒋介石想让好友兼心腹张群担任行政院长组阁，但是代表们对张群并不买账，反而是何应钦这个元老呼声很高，张群一见情况不妙，不愿意涉入漩涡，干脆从南京跑到了成都躲避。张群撂挑子后，蒋介石干脆让一介文人翁文灏出来组阁，何应钦倒也配合，当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表示支持翁文灏。鉴于何应钦表现尚可，蒋介石让其担任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48年8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在会上，何应钦以国防部长的身份通报了国军自发起内战以来的损失：国军各类部队战死、受伤、被俘、倒戈、失踪共计300余万人，损失各类步枪支二百多万支，各类机枪超过7万挺，以及火炮、战车、飞机、通信器材等巨量装备弹药的损失消耗，何应钦的报告让会场炸了锅，蒋介石在第一天开会讲完话后就走了，当他得知何应钦的报告后，气得脸色发白，他清楚这是何应钦故意拆他的台。参加会议的宋希濂，事后分析：何应钦之所以要在会上将这些不利于军心的数据公布出来，有两层意思，第一，何应钦这个国防部长刚当上不过3个月，对于失败他是不负责的；第二，这两年军事上就是蒋介石、陈诚主要指挥的，何应钦是借机发泄不满。翁文灏做学问可以，当行政院长完全是为难他，在内困外交之下，翁文灏内阁于11月26日宣布集体总辞职，何应钦的政务委员及国防部长的职务自然也就卸去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为了不让军事控制权被代总统李宗仁及桂系的白崇禧掌握，蒋介石有意让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但何应钦很清楚这个职务就是个虚衔，所以婉言拒绝，并以调节痔疮为借口躲进了上海江湾军医院，一度闭门谢客。有一天，陆军参谋长汤尧到江湾军医院看望何应钦，两人谈了好长时间，汤尧说:“何老总，你是d国的柱石，千万不能这样萎靡不振啊。就算是朝代兴亡，旧的朝代在灭亡前，也都是有几个孤臣孽子的，你要出来主持大局。”何应钦叹了口气，愤愤地说：“当孤臣我还不够格，让陈诚去当。说来让人心寒，黄百韬以兵团司令的身份战死了，也算对得起南京了，可是他死后的抚恤如何？陈诚任人唯亲，心胸狭窄，这样人却被视为心腹，如此一来，谁还会卖命？“从何应钦和汤尧的谈话可以看出，何应钦对蒋介石心中的怨恨很大。为了让何应钦帮助自己对付李宗仁，蒋介石写了封亲笔信让张群带到上海，张群见到何应钦后，劝说其出山，何应钦以病重无法理事为由，拒绝了张群的邀请，无奈的张群只得返回四川。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后，和行政院长孙科水火不容，1949年3月8日，孙科辞职。李宗仁斟酌再三后，认为行政院长由何应钦当好，因为他是各方都能允许的人。何应钦其实也想当行政院长，但是他很清楚，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还是掌握在”隐而不退“的蒋介石手中，蒋介石在溪口的七部高功率电报，每日收发的电报比李宗仁的总统府还要多。所以，蒋介石不点头，何应钦也是不敢去组阁的。行政院长老空着也不行，张治中受李宗仁之托，前去劝说蒋介石，张对蒋说：”何敬之怎么也算是自己人，如果不让他来组阁，那么李宗仁再选一个不可靠的人，也是不大好的。“蒋介石一听觉得有道理，便答应了由何应钦去组阁。1949年4月2日这天，是何应钦60岁的生日，为了缓和关系，蒋介石亲笔写了寿联并让蒋经国送到了何应钦在杭州的临时住所。见到寿联的何应钦，倒也颇有些感动，于是便”干劲十足“的去组阁了。何应钦这个行政院长并不好当，一来解放军横渡长江在即，全国一半都解放了，他的权力有限；二来，李宗仁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何应钦夹在中间，是两头受气。白崇禧有一次当面说何应钦”没有担当“，何应钦无奈地说：”德公和蒋先生，我谁都开罪不起，这个院长，我也是当一天算一天。“1949年4月20日夜，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d的长江防线迅速崩溃，4月23日，南京解放。何应钦在南京解放前夕，带着行政院一帮人逃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后，何应钦深感大势已去，不愿意再干了，他提出了辞职，李宗仁极力挽留，何应钦说：”德公，你如果不让我辞职，我就只能自杀或者逃走了。“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接着阎锡山又受命组阁。 广州解放前夕，何应钦又逃到了香港，在香港的何应钦思前想后，终还是选择去了台湾。#成都孙科简介#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后乘飞机离开南京，他看见送行的陈立夫等人后，大骂说：“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d。”接着，蒋介石又用手指着陈立夫的脸，气冲冲地说：“就是你们一班人”。这是陈立夫跟随蒋介石20多年来，蒋介石第一次在他面前发这么大的脾气。陈立夫在众人面前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尴尬地呆立在那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蒋介石的下野，让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如丧考妣，他们对逼蒋下野的李宗仁等桂系人物十分愤慨，认为桂系为了自己私利而不顾大局。但是，就蒋介石而言，内心却对陈氏兄弟极为不满，认为是陈氏兄弟坏了他的事。是陈氏兄弟操纵d务，培植CC派系统，使派系重重，矛盾迭出；是陈氏兄弟激起天怨人怒，才导致了他的失败。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所有这些都是他纵容陈氏兄弟搞的，他把一切罪责全推到了陈氏兄弟身上。挨骂回去的陈立夫又是委屈，又是恼恨，他饭也不吃，蒙头便睡，好些天都无精打采，见了人也懒得说话，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后来，陈立夫还是专程去了一趟溪口，去看望隐而不退的蒋介石。也许是蒋介石觉得上次说话太过火，这次见了陈立夫显得格外亲热，于是陈立夫心中的恼恨也烟消云散。蒋介石要陈立夫不要和代总统李宗仁合作，要他把CC派、孙科及其他不满李宗仁的要员们纠合起来，拆李宗仁和桂系的台。陈立夫接受密令回南京后，便开始暗中活动，他劝说孙科将行政院搬到广州，使李宗仁的总统府只剩一块空招牌，对此，李宗仁回忆说：“在蒋氏幕后指挥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总统府设在南京，而行政院却迁广州，这成何体统，李宗仁又气又恼，他一面打电话给蒋介石，指责他不顾大局、暗中拆台的恶劣行为，一面给孙科打电话，要求行政院立即迁回南京。蒋介石知道孙科耳朵软，往往听了几句好话就改变主意，怕他顶不住李宗仁的压力，就命令陈立夫飞去广州，监视并稳住孙科，让其不要理睬李宗仁。李宗仁见孙科在广州按兵不动，知道行政院迁回南京已无望，便使出自认为的“杀手锏”，决定在南京召开立法会议，准备罢免掉孙科，宣布行政院迁广州是非法的。陈立夫得知消息后却并不担心，因为他是立法院副院长，对立法院在什么地方开会完全有权决定，李宗仁要在南京开会，他便提出在广州开会，并暗中将很多立法委员接到广州，李宗仁在南京开会的计划落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李宗仁只好派张群到广州做说服工作，孙科由于有陈立夫的撑腰及蒋介石的背后操纵，干脆不见张群。李宗仁还是不甘心，只得于2月22日亲赴广州。陈立夫与孙科都到机场迎接李宗仁，李宗仁避开陈立夫，单独找到孙科，向他摊牌说：“现在华盛顿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孙科考虑再三，权衡利害，终于答应将行政院再迁回南京。陈立夫知道后，气急败坏地直奔孙科官邸，说：“你真糊涂！你知道背后谁在撑腰，他李宗仁能和总裁比吗？”但孙科却认为美国支持李宗仁，还是决定迁回南京。陈立夫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孙科的行政院重回南京，但陈立夫还是让自己控制的国民d中央d部不回南京仍留在广州。孙科的行政院回南京不久，1949年4月20日晚，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23日，南京解放，国民政府还是南迁广州了。这时，陈立夫清楚地看到国民d在大陆的统治不会久远了，他开始布置撤离大陆后的特务行动计划。首先，陈立夫派CC派特务骨干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据点待大陆解放后，潜回内地进行破坏。其次，派大批中统特务到华北去，准备在绥远和北平建立华北潜伏据点，以备将来进行破坏活动。后，陈立夫决定把中统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东南亚一带地区，以对大陆造成情报包围圈。对陈立夫的整个特务行动计划，蒋介石赞赏，他专拨10万银元作为经费，给予资助。但随着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攻，这些计划大都来不及实施。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政府匆匆又迁往重庆。为了稳定CC派的人心，陈立夫也飞抵重庆。因局势紧张，他为安全起见而深居简出。不肯随便露面。在重庆，陈立夫加紧了布置潜伏特务的工作，他不顾实际地提出要筹建“大西南指挥中心”，还派出一些特务到四川各县去建立所谓游击区，以便同解放军周旋。但这些计划刚刚实施，有些还在拟定人员，解放军就席卷西南了。11月1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企图作后顽抗，但也无任何办法，陈立夫后来回忆说：“继而重庆吃紧，共军已侵入外围，钱币一天天贬值，那时共军的情报工作比我们做得好，政府的一切行止，他们都清清楚楚，‘兵败如山倒’，蒋公到重庆没多久，政府再从重庆迁到成都去，我也去了，那时乱得可怕，我的汽车也被抢去了。蒋公离开重庆时，座车几乎开不出去，好不容易才开到机场。”11月30日，重庆解放，国民政府又西逃成都，以作后的挣扎。在成都的陈立夫已经失去信心，他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逃去台湾。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野。陈立夫特意赶往机场送行，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好脸看，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搞得陈立夫极为难堪，却又不敢反驳。过了一段时间后，陈立夫估计蒋介石应该消气了，就专程到奉化去看望了蒋介石。这一次，蒋介石没有再骂人，他对陈立夫的态度也有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无论是聊天还是吃饭都和陈立夫十分亲热，就像是自家人一般，搞得陈立夫都有些受宠若惊。先前他对蒋介石还有些怨气，可蒋介石的态度让他肚子里面的怨气立刻就烟消云散了。蒋介石态度好转是为了交给陈立夫一个任务，任务是暗地给代总统李宗仁捣乱，陈立夫在政界多年，关系错综复杂，是做这件事的佳人选，所以在蒋介石的第一人选就是陈立夫。陈立夫立刻回了南京，准备拆李宗仁的台。可要拆李宗仁的台，就必须得先争取到孙科。孙科这时候担任的职务是行政院院长，可谓是实权在握。在陈立夫的再三劝说下，孙科终于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他跟陈立夫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李宗仁的总统府在南京，孙科却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使得总统府完全被架空，就只剩下了一块空招牌。气愤的李宗仁一边给蒋介石打电话指责蒋介石，一边又给孙科打电话，命令孙科立刻以及马上把行政院迁回南京来。蒋介石对于李宗仁的指责压根就不理，而是通知了陈立夫火速飞往广州。他很了解孙科，知道这个人的耳朵根特别软，他怕孙科顶不住李宗仁的攻势，干脆派了陈立夫去稳住孙科。李宗仁对付孙科，可以说是能用的招数都用了。例如威逼利诱等等都没有任何的效果，无奈之下他只得使出了撒手锏，那就是召开立法会议，彻底把孙科从行政院长的位子上搞下去。但是陈立夫才是立法院的院长，他完全有权决定立法院在什么地方开会。李宗仁想在南京召开立法会，他偏偏把地址改在了广州，还暗中将很多立法委员都接到了广州。无计可施的李宗仁只好往广州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说客，准备对付孙科。可是孙科仗着有陈立夫在广州撑腰，他压根就不见李宗仁的说客。李宗仁被孙科左挡右挡了一番，只得以视察工作的名义跑到了广州，当着陈立夫和孙科的面，李宗仁闭口不提行政院搬回南京的事情。可到了晚上，李宗仁避开陈立夫后就找孙科就摊牌了。衡量再三后孙科终于软化了，把行政院从广州再迁回到南京去。陈立夫没想到孙科会突然改变立场，等他知道消息的时候，孙科已经离开了。可尽管如此，陈立夫还是在暗中拆李宗仁的台，就例如他控制的国民d中央d部，任凭李宗仁如何要求，他也都不将其搬回南京。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只得搬到了广州。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国民政府又搬到了重庆。之后，重庆解放，国民政府又搬到了成都。这时候的陈立夫也来到了成都，他此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稳定军心，尤其是他手下的那帮CC系特务。“只要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办法。” 这句话就是陈立夫对CC系特务们的许诺，可CC系的特务们谁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句空话，于是特务们都要求陈立夫把他们安排到台湾去。陈立夫没有答理特务们的要求，而是慌乱地登上飞机跑路去了台湾，这时候解放军已经挺进到成都外围，他要是再不跑，就得成俘虏。到了台湾后，陈立夫和哥哥陈果夫还有父亲陈其业都住在台中市。这时候的小岛上到处都是惊恐、彷徨、混乱的气氛，所有人都在为房子和粮食疯狂。幸亏陈果夫先行一步来了台湾，不然这陈立夫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1950年，蒋介石宣布复职，他复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更换各职位的人选。 在蒋介石宣布的所有新职位的任命中，唯独偏偏漏了两个人，就是陈氏兄弟。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陈果夫身患重病，不给差事干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是不给陈立夫差事干，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因为这时候的陈立夫才不过50岁，正是干事情的好年龄。哪怕就是给个挂名的虚职，也不至于让陈立夫太过难堪。陈氏兄弟心里很清楚，蒋介石对他们已经不再信任了。蒋介石虽然没有明言，但却更直接地告诉了陈氏兄弟，CC系彻底完蛋了。一些跟着陈氏兄弟混日子的CC系人一瞧，就连陈氏兄弟都不吃香了，再跟着混下去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于是CC系的人纷纷搞起了后路，有关系的就投靠了陈诚或蒋经国，没关系的就改行做了买卖，就只剩下陈氏兄弟这两个光杆司令。蒋介石重新任命新职位后就开始考虑寻找替罪羊，陈氏兄弟自然是的人选。不过，念及跟随自己多年的情分，蒋介石没有彻底收拾陈氏兄弟，但是不再重用，只是象征性的给了陈果夫一个“评议委员”的头衔。这个虚头衔没有任何的意义，仅仅是个安慰罢了。不得不说，蒋介石的这一手玩得很漂亮，就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他居然分给了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陈果夫。而陈立夫，他却置之不理。 就这样，陈氏兄弟便被蒋介石给踢出局了。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退居幕后，事前王陵基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蒋介石发出“引退”通电后，王陵基也同时专用密码发来的电报，大意说：蒋介石决定“引退”，暂返奉化，总统交李宗仁代理，一切与蒋在职时一样照旧进行等内容。王陵基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密电后，马上写了一封亲笔回信，表示一切依旧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此后，身为国民d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并不买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帐。在何应钦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不久后，王陵基前往广州去见何应钦，在何应钦家中，两人密谈了半夜。何应钦对王陵基说：“现在我的处境困难，李宗仁让我打电报给蒋总裁，要把参谋总长顾祝同换掉，由白崇禧或者关麟征来担任，李宗仁还让我打电话给蒋总裁，把运到台湾的黄金全部运往广州。”王陵基问：“那么，总裁的态度是？”何应钦说：“语气强硬，给我的电报中说参谋总长非顾祝同不可，白崇禧断不可用，台湾的金子，李宗仁无权过问。”王陵基到广州后，何应钦主持了由国民d的各军政公署长官、各绥靖公署主任及各省的省主席参加的粮财会议，来的人不少，但是毫无结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在会上讲话多，大有以老院长（张群曾担任过行政院长）教导何应钦这个新院长的神气，夸夸其谈，却没有谈出任何可行的办法。何应钦当时表现出很不耐烦的神气。而云南省主席卢汉派来的代表杨文清在发言中，却公然提出云南对今后征粮征兵等问题，根本不能按照规定的指标去办。杨文清的语气强硬，表示这是“因病”未能参会的卢汉的意思，何应钦听了，只是以手支着脑门，一语不发。王陵基当时深为惊异，便问张群云南是怎么一回事。张群也感到有点出乎意外，只简单地回答王陵基一句:“由他去说吧，不必管。”何应钦召开会议时，李宗仁没有出席讲话。隔了两天，李宗仁又召集一次会议，所有出席粮财会议的人都应邀前往，何应钦则借故不去。两人之间这样闹脾气，使出席的人都有点左右为难。会上便只好各人谈各人的一套，对当时的时局问题都避而不谈。陈诚更是有意在开玩笑一样,他在发言中大肆夸张他在台湾的搜刮成绩，说台湾预算有节余，不知道其他省是怎么搞得，其他参会的各省代表面面相觑，大为不满。在会前会后，陈诚和薛岳等人在与王陵基私人交往中，都在详细询问四川方面的情况。何应钦也很重视四川。何应钦、陈诚、薛岳等人都认为，国民d残军在西南如果支持不住，便可向缅甸、越南边境逃窜。这次会议后不久，深感大势已去的何应钦，辞去了行政院长、国防部长的职务，在蒋介石的支持下，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就任后，一度积极，提出了所谓“扭转时局方案"，实际是搬出他在山西的老一套办法，要当时国民d在后方仅有的几个省执行他的计划，成立“总司令部"，由省主席兼任总司令。王陵基按照阎锡山的计划正式就任了总司令，并在各行政督案区设区司令部，由专员兼司令,专区还成立了若干训练队。各县设县司令部，由县长兼县司令。每县至少成立一个大队, .有的县还要成立两个到三个大队。全川一百四十多县，打算成立三百多个大队，扩军十多万人。.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全国大部分省都已解放，国民d所发行的金圆券已变成废纸，一斤金圆券买不到一斤粮食。西南各地都自动改用银元，拒用金圆券。西南民间散存的银元，在国民d的再三再四搜刮之下，存量已经很少了。阎锡山又发行银元券，企图作后的搜刮。在这同时，阎锡山还决定把能控制的几个省银行所存的金银搬到台湾去。当时四川省银行存有八十万银元，作为该行的周转基金。在银元券发行了二十来天之后，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徐堪突然从台湾飞到成都。王陵基事前不明白徐堪来的任务，照例招待他住下。徐堪先找了财政厅长任望南，问明了省行银元情况后，便向其说明他要把这笔现洋提到台湾去，叫任望南转向王陵基商量。因为徐堪不便直接和王陵基提出，怕王陵基不同意而弄得下不了台。王陵基为了想讨好蒋介石和支持阎锡山，立刻答应了这一请求，徐堪在三天之内就把这八十万银元运走了。不到几天，王陵基的侄儿(省银行总经理)王锡祺整天反复对人不断地说：“过分，简直太过分了。”王陵基听到这一情况感到很奇怪，便去医院看王锡祺，问王锡祺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王锡祺被王陵基追问了很久，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他原因。原来，王锡祺因王陵基答应徐堪把银元提走以后，弄得省银行不但无法周转，且有立即倒闭的可能，甚至连职工的薪水都发不出去，所以把王锡祺急成那个样子。王锡祺气愤地对王陵基说：“”如果不是由于你是我叔叔的关系，任何人要来拿走这笔钱都不可能，因为这是省行的命根子，徐堪丟下的八十万银元券，根本是废纸一堆。”听了侄儿的话，王陵基尴尬，敷衍几句了，低头离开。在西南解放前夕，国民d顽固派群魔乱舞，为了苟延残喘，无所不用其极，可惜，这都是徒劳的。

共抓大保护 共享新发展——大邑县西岭镇云华村、武侯区望江路街道新生路社区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友好本网讯 亚洲新闻周刊（方敬和成都报道）5月18日，“云华村·新生路社区”大熊猫国家公园友好双社区缔结研讨会在云华村d群服务中心召开。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管护总站、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望江路街道办事处、西岭镇人民政府、新生路社区、云华村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研讨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大邑区域宣传片，听取了云华村、新生路社区基本情况、产业导向、文化特色等详细介绍，并就双方合作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社会协调发展部副部长孙光强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共建共管双社区联动意义。他指出，双社区联动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率先提出的共建共管特色创新工作，旨在推动“双社区”联动发展，搭建直通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业互补、利益共赢。西岭镇d委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人大副主席孙科同志代表西岭镇d委作表态发言：西岭镇将不遗余力支持双社区联动工作，携手望江路街道双生路社区搭建产业互补、资源共享平台，奋力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机协同，共同谱写城乡社区融合发展生动实践。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发挥自身团队的优势，着力联动双方社区在文化宣传、自然教育、科学资源等方面通。后，云华村与新生路社区就双社区联动合作方向及合作内容交换了意见，初步达成共识，拟在森林康养、自然教育、生态旅游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下一步，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的指导下，云华村与新生路社区将各自建立专班，梳理自身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共建互帮互助结对长效机制，为双方居民搭建一条惠民联动平台，开创城市社区带动国家公园社区推动乡村振兴生动实践。

【日寇入侵上海，蔡元培举家逃亡香港，虽年老体衰，念念不忘祖国抗日大业，一首《满江红》，砥砺士气。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全国悼念，极具哀荣。】1936年，蔡元培已是古稀老人。一年前，他辞去一切兼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在家颐养天年。这年，蔡元培的朋友、学生以各种形式庆贺他的七十寿辰。蒋梦麟、胡适等人发起为其筹资建屋的活动，后因日军入侵未果。1月11日，中央研究院举行庆典，祝贺蔡元培七十寿辰。1月19日，中国科学社上海社友在静安寺路万国总会举行酒会，为蔡元培贺寿。2月1日晚，旅沪北京大学同学50多人在沧州饭店为蔡元培庆祝七十大寿，并敬送寿屏。2月9日晚，黄炎培、何应钦、张学良、顾维钧、杜月笙、沈钧儒、柳亚子等170多人与中华职业教育社、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东方文化协会、上海美专校董会等6个团体在国际饭店为蔡元培祝寿，孙科致祝词。2月16日，南京北京大学同学会在中央饭店举行春季聚餐会，庆祝蔡元培七十寿辰。2月23日，上海学术界胡朴安、舒新城等发起征集学者文人撰写论文、诗词及绘画，汇刊庆祝蔡元培七十岁、柳亚子五十岁的《蔡柳二先生寿辰纪念集》一册。4月23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生举行演奏会，庆祝蔡元培七十诞辰。这次演奏会实况由上海广播电台经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转播全国。蔡元培风风光光地过完了七十寿辰。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年老体弱的蔡元培，生日之后不久，就大病一场，幸而及时抢救，才转危为安。七七事变之后，日寇铁蹄南下，把战火烧到上海。11月15日，中央研究院设在上海的物理、化学、工程三个研究所宣告停办。16日，南京政府下令文化限三日内迁往内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次日迁往长沙。蔡元培想通过香港转赴内地，未及准备匆忙搭乘法国邮轮，于1937年底到达香港。蔡元培在香港度过了生命中的后两年。居港期间，蔡元培化名周子余，深居简出，除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外，绝少公开活动。他的一次公开活动，是1938年5月20日应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之邀，出席在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并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养成"宁静而强毅"的精神。1938年9月23日，蔡元培领衔致电国际联盟，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对暴日实施大限度之制裁，称"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谅贵会当能切实执行有效的制裁，不致以忠实勇敢的会员国如我中华民国之痛苦与失望为无足轻重也"。1939年7月，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推举蔡元培为名誉主席。他满怀激情，挥毫作《满江红》: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谣。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从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这首词作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会歌，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战乱之苦，使蔡元培的身体更加衰弱。来港后，他经常生病，但因经济困窘，每次生病从未彻底调节。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起床时，忽觉头晕目眩，摔倒在地，口吐鲜血。经医生诊治，疑为胃溃疡。第二日，蔡元培被送到养和医院，注射了止血剂和葡萄糖针，脉搏恢复正常，脱离危险，但是到了下午，病势转危，且昏迷不醒，输血后有所好转。到5日晨，医生也回天无力，蔡元培在病床上安然辞世，享年74岁。蔡元培病逝后，蒋介石、先后发来唁电。在电文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3月7日，蔡元培遗体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由蒋介石代表吴铁城及临时治丧委员会代表俞鸿钧主祭。3月10日，蔡元培的灵枢出殡。当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共计有万余人送葬，场面宏大，为战时少见。蔡元培遗体被葬于香港仔华人公墓。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对其一生作了很高的评价。称其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早岁志存匡复，远历重瀛，研贯中西学术。回国后，锐意以作育人才、促进民治为己任。先后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及大学院院长。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近长中央研究院，提倡文化事业，绩效弥彰。3月24日，重庆各界公祭蔡元培。蒋介石、林森以及国民政府各院长、各部长，蔡元培的许多门生故旧都书联悼念。中共、也都送了挽联。上午，蒋介石率领国民d留渝的全体中央执、监委员向蔡元培遗像致祭。下午，各团体代表500多人举行追悼会。国民政府下令各省市同时开会追悼。金华、绍兴、吉安、韶关、桂林、昆明、贵阳、长沙、宜昌、成都、洛阳、西安、兰州以及香港地区，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蔡元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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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通史》：——————————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1937年8月12日，国民政府设立国防高会议，蒋介石任主席，汪精卫任副主席。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元旦，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孔祥熙继任。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设置了咨询——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开幕。有参政员200人，汪精卫任议长。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1月28日，国民d五届五中全会决定设立国防高委员会。1940年7月6日，根据蒋介石的提议，国民d五届七中全会决定试行行政三联制。1943年8月1日，林森逝世，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国民d五届十一中全会于9月10日再次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直到1945年 5月 31日，蒋介石才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由宋子文继任。国民政府于1946年5月5日迁回南京，31日，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和行政院的军政部，改于行政院下设国防部。6月26日，内战重新爆发。1947年4月17日决定改组国民政府，使其成为由训政向宪政过渡的政府。改组后蒋介石仍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张群任行政院院长。1927年7月12日公布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军事高。军政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总司令集权制。中央军的军制比较规范。陆军和海军军官分为将、校、尉3等12级。国民政府改设五院后，撤销了军事委员会，将其所管事务分别移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办理。1932年2月6日，国民政府恢复设置军事委员会，并扩大其组织和职权。军事委员会在其驻地以外，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剿匪总司令部”、“绥靖主任公署”等派出。国民政府原实行募兵制，后改行征兵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为高统帅部，以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一指挥全国陆海空军。1937年8月20日，军事委员会颁布战区及战斗序列。22日，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就任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3个师。9月11日，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于第二战区。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又将留在南方八省的共产d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抗日战争初期，军事委员会对陆海空军分别进行了整建。战前国民政府所属陆军共有49个军，总兵力170万人。抗战开始后，红军和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省地方部队相继接受改编，总兵力达到200万人。1938年1月，海军部撤销，海军的三个舰队缩编为两个舰队。“七七”事变以前，全国航空委员会共有各类飞机314架，编为9个大队，军事委员会曾设立空军前敌总指挥部。1938年3月，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撤销，改设空军第一、二、三路司令部。1942年1月3日，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盟军高统帅。3月4日，美国陆军中将史迪威到达重庆，就任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指挥官。应英国方面请求，国民政府派遣第五军、第六军、第六十六军共约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西南地区各部队的统一指挥，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 9日，蒋介石划中国战区为15个受降区，接收侵华日军128万余人投降。军事委员会于1945年9月设立北平行营、东北行营。10月，撤销昆明行营。12月，设立武汉行营。1946年3月，设立西北行营。4月，撤销成都行辕，改设重庆行营。1946年5月30日，撤销军事委员会和隶属行政院的军政部，改于行政院下设国防部，另设陆军、海军、空军、后方勤务4个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撤销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军事参议院改称战略顾问委员会，划归国民政府直辖。(摘自《中国通史》）#成都孙科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