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年前，中国一个小镇走出了三名女性，闻名中国程度比很多男人都厉害。而且这三人同来自荷叶镇，都是知己好友，拥有着同一理想，被人称为潇湘三女杰。第一位女性就是秋瑾。她从其他地方嫁到荷叶镇的，也是这三姐妹中第一个走出荷叶镇的人。当年，秋瑾不顾家人反对，没有依靠家人的接济，靠自己出国求学。在留学期间，对世界有了更加深刻的感知和思考。她认识到革命的重要性，也感悟到女性在中国地位上的不平等，所以，她想要用自己的一双手挽救处于水火之中的祖国。在回国后，秋瑾四处发表她的演说，开展妇女运动团队，创办了《白话报》，创办《中国女报》，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是不可多得的女人才。可惜的是在三十二岁那年，秋瑾被卷入失败的起义之中，终被捕。她如无畏的飞蛾，扑向烈火，从容镇定。她的死，为后人照亮了光明。第二位女性叫唐群英。1871年，唐群英出生于湖南衡阳。父亲是振威将军唐星照，曾国藩的得力干将。识字起，唐群英就痴迷于英雄故事，爱读《木兰辞》和《岳飞传》。稍年长后，她求父亲教她挥刀、骑马、射箭。在虎虎刀声中，唐父仿佛看到了一个英雄的未来。15岁那年，她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20岁那年，唐群英嫁给了曾国藩之弟，曾传纲。也正是在曾家的荷叶塘，唐群英结识了人生中的挚友，革命路上的领路人秋瑾。秋瑾的丈夫，是曾国藩之侄。两人因此结缘，一见如故，后人称之为“辛亥革命中的孪生姐妹”。1905年，她见到了孙中山，说出了那句令后者赞叹不已的话：“天下兴亡，匹夫固然有责，难道匹妇就没有责吗？救国救民，本不应该匹夫匹妇，天下兴亡，人皆有责！”孙中山听后，颇为感慨：“女同胞觉醒得还很少，群英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随后，唐群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第一位女成员，并介绍秋瑾入会。在唐群英的努力下，又有200名女留学生入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女学生们都敬她人品，尊称她“唐大姐”。唐群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女权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她参与了推翻帝制社会，倡导妇女解放。曾因提倡女子参政被拒，怒而掌掴宋教仁，也因为袁世凯不同意女子参政而怒斥袁世凯。后来，唐群英将精力放到女子教育上，变卖家产开办女子学校，促进教育事业的进步。她创立的报纸，只刊男女平等的文章；她创办的学校，只招收女子学生。在她的后半生，她共创办《女权日报》《神州女报》《中国女报》等女性刊物十余家；建立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近十家女校；还开了一家只招女工的工艺厂。第三位女性是葛健豪。湖南双峰县永丰镇（原属湘乡县）的蔡家，是共和国有名的一个革命家族。因为这个家族出了蔡和森和蔡畅两兄妹。蔡和森，曾为中共三常委之一；蔡畅，全国妇联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副国级。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也是革命的老母亲，被誉为“女中豪杰”。葛健豪被誉为二十世纪惊人的妇人，也是中国早期女权运动的之一，出身于大户人家。在十六岁时，葛健豪嫁给了永丰蔡家，日子过得恣意悠闲。然而，随着丈夫堕落到鸦片和温柔乡中，葛健豪逐渐忍受不了婚姻生活，带着孩子回到了荷叶镇。这时候，虽然已经是民国了，但女性独立生存依旧艰难，他们的生活也很拮据，葛健豪一边做零工养家，一边还在读书，这时候，她已经年近50岁了。后来，她还和儿女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她身体力行，培养出了优秀的儿女：儿子蔡和森，d的早期创始人和，毛教员的同学，和毛教员、萧子升并称“湘江三友”。女儿蔡畅，就是差点被卖掉的那个女儿，d的早期，女权领袖，妇女解放运动，建国后任全国妇联主席，人称“蔡妈妈”。葛健豪的人生前30年蹉跎在闺房。48岁时带着儿子、女儿还有一个4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进了湘乡县城寻求新知识。学新知，办学堂，提倡妇女剪发，放足，读书，反对包办婚姻。1919年，50岁的葛健豪和300多名学生一同赴法留学，支持儿女自由恋爱。回国后，辗转于武汉、上海，掩护儿女、儿媳和女婿干革命。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在双峰县永丰镇石板冲病逝。临终前，葛健豪还在牵挂着自己那一双漂泊在外的儿女，她一直在问家人，蔡和森与蔡畅有没有写信回来。葛健豪撑着后一口气，请家人转告她对儿子和女儿后的嘱托。她说：“她虽然看不到儿女们的事业成功了，但她始终相信，他们的事业是一定会成功的。”说完，便瞑目而逝。葛健豪不知道的是，蔡和森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牺牲在广州了。家人早已收到消息，只是怕她伤心，一直瞒着她没敢说而已。在延安得知蔡母逝世，提笔写了“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遥祭“蔡伯母”。#情感点评大赏#

#杭州头条#蒋介石为了秋瑾的原因，曾经掏出手枪要自杀。蒋介石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旁边人慌忙一边劝说，一边夺下了他的枪。不过，当时蒋介石还是小跟班，他跟着杭州辛亥革命期间的敢死队大哥王金发来到上海，在他的结拜大哥陈其美面前，打算拔枪自杀。王金发是本文的第一男主角。鲁迅写过一些文章，骂过的这个王金发，他是浙江绍兴嵊县人，从小不大喜欢读书，据说枪法特别准，空中在飞的鸟，他可以一枪射落。也曾留学日本。1905年，徐锡麟在嵊县宣传革命思想，见到了王金发，徐锡麟眼前一亮，介绍王金发介绍入了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给秋瑾写信，希望她去绍兴大通学堂执教。送信的人就是王金发。这是王金发第一次见到秋瑾。秋瑾对侠士风范的王金发早有所闻，王金发也深深敬佩秋瑾的巾帼风采。秋瑾款待了王金发，两人喝了几碗酒后，秋瑾意气风发，抽出日本刀，当场舞蹈了。王金发离别之际，秋瑾也曾听说过王金发做事稍显粗糙，叮嘱他谨慎行事，切勿莽撞。1907年7月13日，王金发与秋瑾在绍兴大通学堂议事，得知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王金发苦劝秋瑾逃离。秋瑾认为自己一个女人，而且也没有犯事，死不肯走，并且严厉叫王金发从后门逃走了。7月15日，绍兴官府斩了秋瑾。王金发后来查出了告密者，是一个叫胡道南的绍兴乡绅，他亲自杀了胡道南。而且，有人传言，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浙江人汤寿潜，也是幕后黑手。汤寿潜是晚清浙江的名人，他带领了浙江一帮富商，与英国对抗，筹资修建了杭州市内以及沪杭甬铁路。民国后，孙中山任命汤寿潜为交通部长。后来的各种资料显示，汤寿潜应该与秋瑾之死无关。杭州辛亥革命后，杭州革命d全票通过，任命汤寿潜做浙江军政府一把手—都督。于是，心怀不满的王金发就带着蒋介石，来到上海，找到上海都督陈其美，责问，为什么让汤寿潜做都督。蒋介石的手枪被人夺下后，陈其美对蒋介石说：你去做第一师副师长第一团团长。蒋介石是陈其美的结拜兄弟，杭州辛亥革命之前，蒋介石还在日本留学，正是陈其美把他叫回来做杭州敢死队小分队队长。王金发是敢死队总指挥。陈其美又劝王金发：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何必在乎一个都督。你回浙江去，做建设部长。王金发与汤寿潜势不两立，他说：我不要做什么建设部长，我要回浙江去反对汤寿潜。果然，王金发回浙江后，带了一帮人，在绍兴做了都督，与汤寿潜死不往来。鲁迅与王金发是老乡，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了。当时，王金发给鲁迅安排进了绍兴一家学校。不过，王金发为官口碑不算好，所以，鲁迅常常开骂。汤寿潜没多久就辞职了，接任的也是留学过日本的浙江诸暨人蒋尊簋，这王金发就服了，立马和好了。1915年，二次革命后，王金发被袁世凯政府通缉，在杭州被诱捕，在西湖边的陆军监狱里被杀。

1907年浙江山阴县令自作主张，应允女罪犯临终遗言，被革职，百日后县令上吊自杀。1907年7月13日，浙江山阴县令李钟岳接到一个斩杀女罪犯的任务，在公堂上，李钟岳痛心疾首，甚至泪流满面，还擅作主张，答应女犯的临终要求：莫斩首，勿脱衣……两天后，清政府判李钟岳包庇罪，革去县令职位。之后，李钟岳生活在愧疚之中，百余日后，李钟岳悬梁自杀。这位女犯是谁？为何一位清朝县令为她负疚而死呢？这位女犯名叫秋瑾，籍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1875年出生在福建，父家祖辈世代为官，母亲是名门望族之后，家境优渥，名门闺秀。秋瑾从小聪明伶俐，跟着哥哥们在私塾学习，11岁能作诗填词，15岁学会骑马击剑，文武双全。19岁时，在父母的包办下，秋瑾嫁给了湘潭富家子弟王廷钧，王廷钧是一个纨绔子弟，两人的志趣和想法完全不同，婚后感情一直不好。1903年，王廷钧到北京做官，秋瑾一起随同来到北京。刚到北京，人生地不熟，秋瑾整日待在家里不出门，后来，秋瑾认识了吴芝瑛，她发现吴芝瑛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两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受到吴芝瑛的影响，秋瑾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她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想法，决定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于是，秋瑾提出想去日本留学，丈夫王廷钧听后，坚决不同意。为了阻止秋瑾去日本，王廷钧甚至偷走秋瑾的大部分财物，但这些并没有打消秋瑾出国的念头，她心意已决，她将剩下的财物变卖后，1904年的夏天，她毅然踏上了赴日留学之路。从此，秋瑾与王廷钧的夫妻关系彻底破裂，不久后，王廷钧很快又娶了新欢。而秋瑾丝毫没有了枷锁和束缚，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到日本之后，她做了认真地思考，目标坚定，一切为了解除贫苦大众痛苦，救国救民。秋瑾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广交爱国志士。她很快结识了刘道一等人，秘密组成一个反抗清王朝的“十人会”；还与陈撷芬等人发起了全部由妇女参加的“共爱会”；为了提高留日学生的政治觉悟，她创办了《白话报》，积极宣传推翻清政府，男女平等思想。秋瑾在参加革命活动的同时，还资助其他革命伙伴，后导致她自己生活拮据，只好回国筹措学费。1905年初，秋瑾回到上海，会见了蔡元培，在徐锡麟的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之后又经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后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分会会长。秋瑾积极投身于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她四处奔波演讲，宣传革命，还介绍很多青年加入同盟会，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1906年，清政府为了阻止留日学生在日本从事反清革命，向日本政府颁发了“取缔留学生规则”，秋瑾和大批留学生被迫回国。回国后，秋瑾并没有停止革命的步伐，继续宣传革命，她创办了《中国女报》，这是中国妇女的第一份报纸，阐述妇女的痛苦，争取妇女解放，宣传男女平等，在当时起到很大启蒙作用。与此同时，秋瑾还积极准备开展武装起义。1907年，秋瑾回到家乡绍兴，培养革命事业干部。她身先士卒，亲自上阵指导学生培训，此外还想办法购买各种枪支弹药，发展并壮大革命力量。秋瑾聚集所有革命力量，总称“光复军”，徐锡麟任首领，秋瑾任协领。很快，他们计划7月初分别在安徽安庆和浙江等地进行起义，秋瑾激动地说：“报仇雪恨的日子就要到了！”正当所有人为起义兴奋之时，情况突变，清政府有了察觉，派人大批捕捉共产d人，徐锡麟不幸被捕，被敌人执行酷刑，慷慨就义。秋瑾闻讯后，悲痛万分，大喊：“革命未成死不休！”有人劝秋瑾尽快撤退转移，但秋瑾毅然决定自己留下与敌人一绝死战。当天下午，敌人包围了秋瑾，与敌人英勇搏斗六小时后，不幸被捕。敌人对秋瑾进行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贞不屈，后敌人对她无计可施，判决斩首。1907年7月15日，秋瑾牺牲在了浙江轩亭口，李钟岳虽为清王朝效力，但他良心未泯，佩服秋瑾这样的女英雄，没想到自己斩杀了英雄，后负疚自杀。

抗日女英雄陈康荣烈士巾帼不让须眉。中华民族向来不乏像花木兰这样的女英雄，比如著名的秋瑾、赵一曼、江姐、刘胡兰等，她们的故事广为流传。但由于某些复杂的历史原因，还有不少女英雄的故事鲜有人知，甚至被埋入历史的尘埃之中。但历史应该是公正的，真正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贡献甚至献出生命的先烈们，不应该被忘记！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位巾帼英雄的悲壮的故事：抗日女英雄陈康荣相对于江姐、赵一曼等人，她的名字很陌生。她叫陈康荣，祖籍福建省永定县，1915年出生于缅甸的一个华侨家庭。其父陈锡梅是一位爱国华侨，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之后，他定居缅甸。出生在缅甸的陈康荣自小过着比较优裕的生活，说不上是大家闺秀，至少也是小家碧玉。她长得漂亮，心地善良，又聪明伶俐，喜欢读书，无论如何人们不会把她跟后来的“英雄”或者“烈士”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历史就这么任性，命运就这么无常。1930年，陈康荣随父亲回国。15岁的她当然是继续学业，先在厦门的集美学校读书，后来考上厦门大学。如果不是后来的抗日战争，也许陈康荣会成为一名学者，甚至会出国留学，至少凭她的家世、容貌和学识，完全可以嫁一个很有地位和身份的人，幸福地或者平稳地度过一生。然而历史不容假设。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并非和平盛世，国内军阀混战，国际上被列强环伺，尤其是日本帝国的欺凌，更是甚嚣尘上。事实上，陈康荣在中学时期，就立下报国之志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有一个干过革命的父亲，又不想做亡国奴，你必定会有救国之志。当然救国有多种方式，可以科学救国，比如钱学森；也可以实业救国，比如陈嘉庚。然而肯定需要有一部分人以武力救国，以革命的方式救国。因为不管何种方式，终都要落实到战场上去。你用科学造出了飞机大炮，甚至导弹，拿不到战场上，敌人也不会自动回家；你为国家捐献了再多的钱和财物，没有人上战场跟敌人拼，敌人也不会自动回家。所以必须要有人起来战斗，以革命的方式来跟敌人斗。陈康荣选择的就是这一种。陈康荣在厦门大学时，就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后来在地下d组织的影响和培育下，秘密入d。从此成了一名革命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22岁的陈康荣大学还没有毕业。但为了抗战，为了心中的神圣使命——请允许笔者用这个词，因为在那个年代，你一旦有了革命理想，不管什么思想，什么主义，这都不重要，但只要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着想，为了拯救天下苍生，或者为了解救老百姓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你的理想就是崇高和神圣的——陈康荣毅然中断了学业，并且拒绝了父亲为她在缅甸安排、设计好的舒适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了。陈康荣先后加入厦门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日将士总会厦门分会，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慰劳工作团等，她要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来激励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要用自己的青春去点燃民族解放事业。1938年3月，新四军二支队北上抗日，上级根据形势需要，派一批同志深入农村工作。陈康荣按照d组织的安排，来到闽西山区，参加中共闽西南特委训练班。经当地保长陈荣松介绍，她被派到家乡永定歧岭，任宣教委员，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当然她有个公开的身份，即化名为陈荣的乡村小学教师。那时做地下工作是充满风险的，甚至他们面临的生命危险一点也不比战场上的士兵小。陈康荣一方面当小学老师，教乡村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教授他们爱国做人的道理，一方面在老百姓中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她以乡村小学为阵地，组织了一个抗敌后援会，进行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陈康荣是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女孩，她组建了抗日救亡剧团，演出《打倒卖国贼》、《抓汉奸》、《放下你的鞭子》《大刀曲》等街头剧和舞蹈，演唱《九一八》《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使方圆几十里的抗日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0年，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人，在南京成立汪伪政权，他手底下的日伪汉奸开始大肆抓捕抗日人士。这使陈康荣这样的地下革命工作者面临着极大的危险。1940年8月18日夜晚，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康荣被日伪军抓捕。当特务们来到她的住处时，情急之下，她把刚给县委写好的情报撕掉并吞进肚里。汉奸们企图从她嘴里得到其他的情报，并当场送给她钞票，但被她撕成碎片，并吐了对方一脸，大骂对方汉奸、卖国贼。无奈汉奸们又找到陈康荣在厦门大学的同学，并许以荣华富贵，劝她屈服。但均遭她严词拒绝。后来，敌人要他三天内写出《自首书》，并承诺，写好就放她回家同亲人团聚；否则就要剥了她的皮，甚至活埋她。#秋瑾简介200字#

1907年7月，32岁的秋瑾英勇就义。半年后，灵柩才得以安葬。随后的6年中，她的坟墓经历了一次铲平、多次迁移。1913年7月才终如她所愿，葬于西泠桥畔。秋瑾，出生于1875年11月，浙江省山阴县（今绍兴市）人，别署鉴湖女侠。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她能文善诗。秋瑾不仅仰慕英雄豪杰，还立志要做巾帼英雄。1904年夏，秋瑾冲破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东渡日本求学，“钗环典质浮沧海，骨肉分离出玉门”，是她当时出国心情的写照。留日期间，她学习资产阶级先进的理论和知识，并接触到女权理论及学说。除此之外，秋瑾还结识了思想进步人士。1905年6月，经徐锡麟介绍，她在上海加入光复会。随后，秋瑾又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1906年，秋瑾回国，不仅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还创办了《中国女报》。1907年春，她被推举为大通学校的督办，往返于杭州、上海之间，运动浙江部队官佐和军校师生参加光复会。5月，徐锡麟准备在安庆起义，秋瑾则在浙江响应。7月6日，徐锡麟仓促起义失败遇害。安庆起义的失败，使秋瑾主持的浙江地区起义计划完全泄露，形势十分危急。有人劝告秋瑾暂避，她却决心为国牺牲。被捕后，秋瑾遭受严酷的刑罚。审讯时，她“坚不供实”，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7个字。绍兴知府贵福亲拟电报“将秋瑾先行正 法”，得到浙江巡抚批准。1907年7月15日，秋瑾英勇就义。1907年8月，风声稍有平息，秋瑾的大哥秋誉章来到卧龙山麓，找到了秋瑾的灵柩。他带人将灵柩迁至殡舍，但殡舍以种种原因拒绝停放，终只得暂放绍兴大校场附近的乱坟堆。秋瑾就义3个月后，其生前结拜的两个姐妹吴芝瑛与徐自华商定，要合力营葬鉴湖女侠于杭州西湖，实现其“埋骨西泠”的夙愿。1908年1月，徐自华来到绍兴，与秋誉章计划秘密运送秋瑾灵柩前往杭州。随后，她又寄信给吴芝瑛：“妹已在西湖苏堤春晓处购得葬地，望速派人来杭料理造墓事。”吴芝瑛接到信后立即派人前往杭州造墓。半个月后，徐自华遣人到绍兴，和秋誉章一起护送秋瑾的灵柩抵达西湖西泠桥西侧的临湖草地。在凛冽的寒风中，秋瑾的灵柩缓缓放入青砖砌成的墓槽。吴芝瑛题墓碑文：“呜呼！山阴女子秋瑾之墓。”她为了体现秋瑾之英气风骨，又将碑文改为：“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就这样，鉴湖女侠“埋骨西泠”的遗愿得以实现。2月，徐自华等人在杭州凤林寺召开追悼秋瑾大会并谒墓致祭，与会者400余人。会后成立了“秋社”，徐自华为秋社主任。同年秋，徐自华、吴芝瑛觉得秋瑾冢太过简陋，又在土冢上加盖了墓亭，亭柱上还镌刻了多副颂扬秋瑾的对联。1908年10月，御史常徽到杭州巡游西湖时，发现了秋瑾墓。回京后，他立即奏请平毁秋瑾墓，并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和徐自华。很快从北京发出了“廷寄浙抚，查照办理”的谕旨。时任浙江巡抚增韫接旨后，左右为难。他知道，平坟一定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而不平坟又无法向朝廷交代。消息传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公愤。可敬的是，吴芝瑛、徐自华得到消息后，毫不退缩。在德国医院治病的吴芝瑛搬回家中，为的是不愿寄身外国医院，以免有接受异族保护之嫌；徐自华则“优游上海”，无所畏惧。随后，吴芝瑛上书两江总督端方，表明：“只求尚书密商固帅，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以示圣朝宽大之惠，于公泽及枯骨之政。”她还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愿一身当之……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同时，上海商绅连日召开会议，并衔名上书两江总督端方力争此事。端方得知此事后，向增韫致电询问具体情况。增韫回电称：“经查吴芝瑛女士仅为助资收葬，类于红十字会举动，应与原案无关。”端方看完电文就平毁秋瑾墓一事回复：“似秋瑾墓平毁已足。吴芝瑛所为，当与原案无关，祗以恙善心，悲悯事，类于红十字会举动，且仅助资，心本无他，世所共信，恳为维持。”增韫领会端方之意：墓可平，碑可铲，坟迁移，人不拿。不久，增韫暗中派人联系曾经共事的秋瑾堂叔秋桐豫。秋家在了解其意后，秋誉章便前往杭州，按照计划以秋瑾家属的名义给增韫提交了一份自行迁葬秋瑾尸棺到绍兴埋葬的禀文。增韫批复同意，给外界制造出家属主动迁坟的假象。待秋瑾灵柩迁走，增韫便命令官差到西泠桥畔把秋瑾墓铲平，而后向朝廷奏报平坟经过，算是完成了任务。次年，秋瑾的丈夫王子芳突然病故。王家以秋瑾之子王沅德的名义，提出把秋瑾灵柩迁回湖南与丈夫合葬。棺柩被辗转运至湖南后，葬在株洲白马垅大冲王家老屋旧宅的后山，墓碑题为“先母王门秋氏旋卿孺人之墓，子沅德立”。1911年辛亥革命后，徐自华召集秋社同仁上书浙江省议会，提议“迎还秋瑾遗骸，还葬西湖”。经王沅德同意，在1913年秋瑾殉难6周年时，她的遗骨重新安葬在西湖的西泠桥畔。

秋瑾的外孙女谈秋瑾关于我外婆秋瑾的出走王焱华感谢《秋瑾》的编导和演员们的辛勤劳动，我外婆终于在银幕和广大观众见面了。看完电影，百感交集。然而，银幕上的秋瑾和历史上的秋瑾颜有出人，作为秋蓬的后代，激动之余又不免感到有点失望。关于我外婆当年离开外公的原因曾使不少史学家发生兴趣。影片中我外公王庭均是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与秋瑾的关系很不好，是花柳巷中的常客，还调戏秋的丫环，后竟至收秋的丫环为妻室并带其到狱中劝秋回心转意。我从母亲秋灿芝那里曾多次听到过外公外婆的事。外公是一个从小娇生惯养的读书人，曾做过户部主事，但根本不是什么流氓恶棍。他和外婆结婚8年，生有一子一女，虽说谈不上心心相印，却也相安无事。外公从不去妓院也没有到过上海，至于收丫环为妻室，更是闻所未闻，也从未见诸于任何史料。至于把秋瑾的离家出走和投身革命归之于家庭不幸、夫妻不和，恐怕也有点失之偏颇。事实上，外公对外婆是有一定感情的。秋家自我曾外祖父故世后，家境陡落，而王家却不断腾达乃至回富。且外婆参加革命，依清律要罪灭满门，外公完全可以休妻另娶，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干方百计挽留秋瑾。外婆参加光复会后，曾回湖南老家，言明自己已经以身许国，劝外公另娶以为内助外公亦不肯。外婆就义后，外公悲惧交加，第二年便去世了。1909年，王家甘冒清廷治罪之风险，将秋瑾的灵从绍兴运回潮南与玉庭均合葬。在我们看来，秋瑾的出走，实际上是由于思想的觉醒。经吴芝英介绍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耳目为之一新；又亲眼目睹清之腐败，于是在政见上同外公发生了分歧。也许电影那样写是于艺术的需要，只是反而把人物形象降低了。(1983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