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生于浙江余姚的捕快之家，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他读书不多，能够认一些字，十二岁来到上海，十七岁时到上海城隍庙姐夫所开的裱画店做学徒。但几年后，黄金荣就抛弃了索然无味的小民生活。二十出头，他先是和一帮街头小赤佬厮混，后来终于找到门路，挤进法租界巡捕房，做了一名“包打听”。正是靠着“包打听”积攒下的江湖能量以及与生俱来的本事，黄金荣在巡捕房如鱼得水，大案要案破了不少，因此逐步被提拔为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督察长。有了一定势力后，黄金荣深知，在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倘若不跟青帮挂上钩，很难坐稳“督察长”的交椅。当时，上海滩青帮有所谓“许充不许赖”的规矩：如果你并不是某人的门生，却“充”某人的门生，是允许的；反过来，你是某人的门生，遇到麻烦时想赖掉，那是不行的。黄金荣吃准这一规矩，冒充青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人，并由此广收门徒。江湖声势起来了，他干脆给张镜湖硬送去两万大洋，迫使张镜湖真的收他为徒。如此一来，他攀上高台，成了青帮“通”字辈的大亨。有了巡捕房和青帮的双重地位，黄金荣再无顾忌，大做黄赌毒生意，很快成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一方霸主，江湖龙头。黄金荣虽是浙江人，却有着上海人的精明世故，他不像杜月笙好做江湖君子，撒钱无数，他热衷的是强取豪夺，建产守财。权势如日中天时，他不仅夺走闻名上海的“大世界”，还开办共舞台、黄金大戏院、大观园浴室，而且拥有钧培里、源成里等几十幢房子、现今改成“桂林公园”的黄家花园、苏州几百亩良田······其中特别是八仙桥附近的钧培里一幢三层洋房，有几十个房间，人称“黄公馆”。1911年，黄金荣从同孚里迁往这里，一住就是四十多年，直到病死。在这四十多年里，黄金荣一直住在二楼东端，那一片的房子，大多由他的门徒租住，在当年，一提到钧培里，上海人都知道，那是黄金荣的势力圈。因为一生挣下的产业尽是带不走的，加之年过八十，走不动了，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留了下来。对于黄金荣这帮人，曾给出明确指示，“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据夏衍回忆：“我记得他（）问潘汉年，青红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潘回答说，他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汉年和我（夏衍）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一定要安分守己。又说，据他（潘汉年）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少奇同志要潘汉年告诉、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在被观察的那一个时期里，黄金荣声称“不问外事”，每天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此外，他把吸大烟、搓麻将、下澡堂称为每日享受的“三件套”，雷打不动。当时有一种声音，黄金荣曾经作恶多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上海市军管会认为，老百姓的呼声不能不听，不能让黄金荣长期自由自在，他必须接受改造，拿出态度说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色剧作家杜宣受命前往黄金荣家，对他进行教育性谈话······据杜宣回忆，由于事先得到了电话通知，说是军管会的军事代表要来，黄金荣连忙做了准备。等到杜宣带着战士到达黄宅时，黄金荣已带着二三十个门徒，分两厢站立，恭迎多时了。杜宣注意到，已经八十一岁的黄金荣，脸色苍白，虚胖，牙齿缺失。见到带枪的士兵，他以为要逮捕他，吓得双手颤抖，两腿哆嗦，竟然小便失禁，湿了裤子。杜宣问，你是黄金荣？黄金荣连忙回答，报告长官，在下便是。杜宣说，进屋谈吧。黄金荣听了，长出一口气，嘴里感激地说，长官，请进！请进！进到屋里，杜宣刚坐定，黄金荣马上请人送上一只金表，那是蒋介石当年送他的寿礼。收下金表，杜宣开始对黄金荣进行训话，要求他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人民政府管教，不许乱说乱动，必须对所有门徒严加管束，不得进行破坏活动。黄金荣连声诺诺。这时，杜宣又问，近是否有不轨行为？黄金荣含糊不清地交代，说什么生了个“名义上是孙子，实际上是儿子”？！杜宣不解。这时，黄金荣身边一个鼠头獐目的家伙，上前解释说，黄金荣与儿媳不轨，生了个孩子。这孩子“名义上是孙子，实际上是儿子”。杜宣听懂了，没有多言。那家伙又说，黄金荣手下还有几十个门人。现在打算学习解放军，把一个戏院、两个澡堂、三条弄堂的收入，用来实行“供给制”，每个门生每月两担半米。杜宣听了，立即训斥那个家伙，青帮怎能同解放军相提并论。后经调查，那个鼠头獐目的家伙是混在黄金荣门生中的国民d潜伏特务。教育谈话结束后，人民政府召见黄金荣，向他说明既往政策不变，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公开登报，向人民认罪。悔过，黄金荣想走个过场，并无诚心。但人民政府有办法治他，黄金荣，到“大世界”门口扫大街去！这张著名的照片一经登出，意味着上海滩帮会彻底终结了。杜月笙在香港看到，很快就死了。黄金荣也是。

80年代三大亨曾称霸上海滩，其后人今何在？只有一人儿孙满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滩鱼龙混杂，一时间涌现了不少青帮，其中，有三人为出名，被誉为“上海青帮三大亨”，这三个人就是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在旧时的上海滩叱咤风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后人都怎么样了呢？黄金荣：绝后1868年黄金荣出生在江苏苏州，黄金荣5岁的时候跟随父亲举家迁往上海，6岁的时候父亲将他送入私塾读书，希望他能学点安身立命的知识。十六岁的黄金荣无心于学业，父亲过世后，他便在上海城隍庙的萃华堂做裱画学徒，后来，不满足于做工的他离开了裱画店，自己创业。黄金荣开了一家水果店，卖水果的收入不能满足他对物质生活个追求，他开始寻思自主创业外的新出路，就这样黄金荣逐渐走上了歪路。1900年，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找到了一份当巡捕的差事。黄金荣利用手段升职为督察长后，黄金荣开始勾结地痞流氓、帝国主义势力等发展青帮，做贩卖鸦片、赌博等营生。黄金荣的青帮势力十分庞大，门徒有1000余人，成为了当时“上海三大亨之首”。上海法租界一名华人督察长黄金荣，自称为“天字辈”的青帮老大，是上海滩真正的“地下第一人”。帮派经营得有声有色，黄金荣却有个无后的痛点。黄金荣和他的发妻林桂生一生没有生下过一个孩子，黄金荣和外面的女人也没有留下一儿半女，他只能通过认干儿子弥补自己无后的遗憾。除了认干儿子外，黄金荣和原配夫人曾经领养过一个男孩，名叫黄培均，但是黄培均英年早逝，成婚后没有给黄金荣留下孙辈就撒手人寰。黄金荣有过第二段婚姻，但是这段婚姻也没能给他留下“香火”。黄金荣就这样彻底绝了后。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之前，黄金荣及其势力都通过迫害共产d人、鱼肉百姓混得风生水起。黄金荣被孤独地留在了上海，等待他的是衰老的无力感和之前迫害共产d、老百姓的惩罚。1953年6月20日，一代枭雄黄金荣以一名普通清洁工的身份去世，孑然一身的他仅有几名曾经的门徒替他收尸。张啸林：沦为汉奸后代惨死张啸林是“上海青帮三大亨”中一个汉奸。1877年，张啸林出生在浙江慈溪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小资产家庭，不学无术的他13岁就辍学，出来混社会，坑蒙拐骗实属家常便饭。张啸林在上海被季云卿赏识，逐渐站稳脚跟，季云卿是上海青帮通字辈的大流氓。张啸林受季云卿接济后开始倒卖鸦片、逼良为娼，无恶不作，日军侵华时期，张啸林卖国求荣，沦为汉奸，1940年8月14日，汉奸张啸林被保镖暗杀。有一个没有骨气的汉奸父亲，张啸林的后辈也是窝囊废。张啸林一生共娶了一位夫人和三房姨太，生育1个儿子张法尧，领养2个儿子张显贵、张忠尧。张啸林的亲生儿子张法尧和父亲一样不学无术，是个纨绔子弟。张啸林送他去法国留学，张法尧贪图玩乐，竟用假文凭糊弄父亲，张啸林推荐“学成归来”的张法尧到蒋介石门下当差，不久就因为能力差、学历造假被辞退。后，张法尧迷上了吸食鸦片，年纪轻轻把自己吸毒吸死在了弄堂里。子不教，父之过，父亲没能言传身教给儿子当个好榜样，儿子也不会成长为栋梁之材。杜月笙：子孙遍布海外杜月笙是“上海青帮三大亨”中出名的一位，他的出名不仅归功于在日军侵华之时积极投入民族救亡事业的深明大义，还因为他留下了优秀的后人给他祭奠、立传。1888年，杜月笙出生在江苏省川沙，他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十四岁，杜月笙为了生计加入青帮。杜月笙天生善于经营，1925年，他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提货、运输业务，并在政治上出任了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杜月笙的名号逐渐在上海滩打响。与“上海青帮三大亨”中其他两位不同的是，杜月笙不仅不是汉奸，还在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积极主动加入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为了救国，杜月笙公然拒绝日本人拉拢，并奔走筹集物资，捐助了不少防毒用品供抗战士兵使用。杜月笙的侠义被后人铭记，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善报。杜月笙是“上海青帮三大亨”中一个获得善终，在香港安享晚年的上海滩青帮老大，也是一个后人有所成的上海滩青帮老大。杜月笙一共娶了5位太太，家族庞大。大太太沈月英、五太太孟小冬都没有生育,沈月英领养了一名男孩，取名杜维藩，杜月笙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他将杜维藩送到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杜维藩也争气，学习成绩优异，长大后移居台湾，在银行做金融经济研究员的工作。二太太陈帼英生下了3个儿子，其中，长子杜维恒远赴海外从政，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任职。三太太孙佩豪生下了2个儿子：杜维屏、杜维新，杜维屏前往美国、巴西从商，杜维新在美国留学期间邂逅爱情，留在了美国定居。四太太姚玉兰生下了4个孩子，大儿子杜维善出了国，在加拿大定居，成为了一名古钱币研究专家、收藏家。长女杜美罗与一名空军飞行员成婚，在约旦定居，经营了一家餐厅。小女儿杜美霞则留在了台湾，照顾年迈的母亲、姨母们。

1946年3月的一天，范绍增正在和唐生明等人打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了。范绍增连忙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大吃一惊。杜月笙重回上海后，已无往日的威风，戴笠是他大的靠山，所以戴笠出事的消息对杜月笙的打击极大。不久后，军统上海站为戴笠举办追悼会，杜月笙到场后痛哭流涕。隔了许久，杜月笙在遇见范绍增后，谈起戴笠还是落泪，当然杜月笙更多的是为自己哭。此后，杜月笙的影响力不断下降，他也变得不愿意见人，试图维持一个相安无事的局面，可是反对他的人并不肯就此放过他，使他更加丢人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1948年秋，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杜月笙与其三太太孙佩豪之子）被蒋经国派人逮捕了。这一下几乎把杜月笙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得床。以后一个多月，杜月笙便以养病为名，不出门,也不见客。有一天范绍增、唐生明去看杜月笙，杜月笙气愤地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范绍增自认识杜月笙以来，这是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过了一会，杜月笙又叹了几声气说：“现在租界没有了，我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关于杜维屏被捕的消息，当时不仅轰动了上海，连许多大城市的投机商人也为之大吃一惊。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贬值惊人，于是便推行金圆券。为了推动金圆券的发行，蒋介石派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名义上俞鸿钧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秘书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但却是实际负责人。蒋经国决定拿几个大投机商开刀，其中就包括他的表兄弟孔令侃。孔令侃倚仗父亲孔样熙的势力，横行不法，成立了一个扬子公司谋取了暴利。范绍增当时也是扬子公司的董事，孔令侃见蒋经国来真的，感觉不妙，便向南京的宋美龄求援。结果，在宋美龄的干涉下， 蒋介石不得不让上海方面不许再为难扬子公司和孔令侃，事后孔令侃洋洋得意地对范绍增等人说：“看他 (蒋经国)能把我怎么办？”蒋经国拿孔令侃没有办法，便决定要在杜月笙的身上来找回面子，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他从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就预感到蒋介石父子有可能拿他开刀。但是，蒋经国的手下还是从杜维屏这里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凭仗着父亲杜月笙的关系，一向很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回事。在蒋经国到上海不久，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其实这在当时真是小事一件，可大可小，没有料到蒋经国得知后，便在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杜维屏和另外两个同样情况的人逮捕。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虽气个半死，却表面上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口口声声说:“这孩子破坏了 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杜维屏这个“所外交易”的罪名，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多得很。后，蒋经国便只好送杜维屏到法院判了八个月徒刑。一送法院， 都知道不会成问题了。杜维屏也声明不服，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蒋经国原以为这么来一下，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吓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杜月笙自己虽然害怕，不敢直接去和蒋经国作对，可是暗地里，却极力支持他的手下去兴风作浪，自己从旁看热闹。金元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没有多久，上海市场的物价便由硬性的“限价”改为“议价”。议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了。蒋经国在上海搞了不到三个月，毫无起色，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南京。这时，杜月笙才抱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蒋经国在抓了杜维屏后，杜月笙前去叫板，蒋经国骑虎难下才去查办了扬子公司。但是，根据范绍增的回忆，是蒋经国拿孔令侃没有办法，这才拿杜维屏开刀。范绍增不仅是川军将领，还是袍哥头目，和杜月笙是结义兄弟，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的董事，他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杜月笙一向靠散财来拉拢人心，结交权贵，但是随着他的失势，就坐吃山空了。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出售在上海的部分房产，卖了45万美元。杜月笙在上海有不少房产，本来值不少钱，但是当时解放军已经渡江，上海解放在即，所以没有人愿意接手，杜月笙费了不少事才卖了几处，然后带着钱款及家人去了香港。1951年秋，杜月笙病危，他将剩下的十余万美元，分给了家人。杜月笙死后，家人将其尸体送到了台湾停在寄柩所，后于1953年6月进行了安厝仪式，葬于台北大尖山麓。

抗战中，杜月笙贡献了些力量，加之自身实力，想通过从政，洗白自己的过去。号称的“上海皇帝”不如上海市长、参议长这些名号实在。可他被老蒋拒之门外，只得感慨：“我就是个用完就被踹开的夜壶。”混乱纷争的民國时代，帮会组织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有名的三大组织包括青帮、红帮，还有四川和湖北地区的哥老会，号称袍哥。青帮大佬杜月笙，可谓这些势力中赫赫有名的代表。此人具备高超的谋略，一群誓死追随的手下，又仰仗租界洋人势力和国民政fu两大保护伞。杜月笙所涉及的业务，从烟土，到娱乐，乃至金融、贸易、运输等等，无所不包。凭杜月笙的连接能力，笼络起来的有文人武将，有高层有平民，还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人们称他为“上海皇帝”，有敬仰、有敬畏。这是一个人格丰富和复杂的人。可杜月笙后半辈子有个大的心结，就是不满意自己黑帮老大的人设，因为这样的身份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从他一贯长衫的文人绅士着装来看，就反映着这一点。杜月笙先是放弃了毒.品、娱乐场等等，这些挣大钱却见不得光的生意，只保留公司董事的名头、金融、运输等业务。而在国民政fu混个一官半职，能够参政议政，才是终究追求的目标。抗战时期，杜月笙一方面令自己的门徒们，与军统特务配合，对日伪机构人员进行黯杀，一方面慷慨捐钱捐物，为抗战贡献了不少力量。做了这些铺垫后，他还特意请好友，军统负责人戴笠，在蒋芥石面前多多推举。然而，杜月笙认为万事俱备的时候，却得到消息，蒋芥石已经任命钱大均为上海市长。钱大均是國民d陆军上将，资历深厚，手握重兵，还兼任淞沪警备局司令。这样的背景，他一个黑帮头子，相形见绌。杜月笙只好知难而退，退而求其次，想办法谋求上海市参议长的位置。1946年，杜月笙动用了所有社会资源，进行大肆宣传，并花费巨额资金拉选票，终于坐上了参议长位置。但努力成果却是昙花一现，不久蒋芥石就托人传话给他，国民政 府决议后的参议长人选是潘公展。这位潘公展也是个大角，历任國民d宣传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等职务，也是杜月笙分量所不及的人物。杜月笙只好无奈托辞隐退，对外宣称：上海是大城市，参议长责任重大，他体弱多病，不能胜任，感谢大家支持，等待重新再选。杜月笙和上海市长、参议长职位都失之交臂，都被老蒋拒之门外，他只得感慨自己“就是个夜壶，须臾（片刻）离不得，用完就被一脚踹进床底下。这种抱怨的言下之意就是，老蒋同样是青帮出身，现在牛大了。在他眼里，像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只能干些脏活累活，要进入官僚系统掌握正规的权力，是万万不可的。老蒋曾经授予过杜月笙“少将参议”这样的虚名，但从不会给他上海市长或参议长这样掌握实权的职位。这世态炎凉的局面，源于时局的变化。抗战胜利前的上海，欧美列强都在上海设立租界，国民政fu只是个空架子。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这样的上海大亨，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起到协调作用，有了立足的肥沃土壤。国民政fu很多时候，还得有求于他们和洋人打交道。抗战胜利后，上海租界陆续被国民政fu收回。列强纷争的局面变为美国一家独大，而国民政 府和美方建立了稳固的关系。杜月笙等人的作用就由此淡出了历史舞台，老蒋自然不会把杜月笙等人放在眼里了。另一方面，老蒋在上台初期根基不稳，力量单薄，加之國民d内部各派势力错综复杂，所以他还需要依靠杜月笙青帮的力量。例如1927年四一二反革 命政 变中，杜月笙就伙同黄金荣、张啸成立所谓的“中华共进会”，助纣为虐，帮助蒋芥石大肆杀害我d员和工人群众。随着老蒋地位大为巩固加强，已经不再需要借助青帮这些力量了。因此，就像夜壶一样被抛之脑后。1948年，老蒋派蒋经國前往上海“打老虎”，打击非法经营的大资本家，采取了双标做法。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成了打击对象，而老蒋对自己的外甥，“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的而自己孔令侃却百般庇护。杜月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国民政fu垮台后，杜月笙也没向很多政要一样随老蒋跑到台灣，而是和家人一起去香港隐居，直到1951年病逝。也许对于他，这位私下关系曾经不错的“蒋总统”，早已是个唯利是图，不值得追随的人了。

1948年4月10日，蒋介石乘军舰来到上海，召见杜月笙，说：“我叫汤恩伯严守京沪杭，你可以在适当时机到台湾去，一定到台湾去。”杜月笙大吃一惊，问道：“情况有那么严重吗？”蒋介石看了一眼杜月笙，意味深长地说：“镛老，当年‘四·一二’，你是出了大力的。”杜月笙当年镇压上海工人，诱杀了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这是他的一笔血债，见蒋提及，他不由得心里一哆嗦。“镛老，有一件事我要向你解释，”蒋介石接着说，“这就是去年8月，经国在上海扣了你孩子的事。这事我事先确实不知道，一点也不知道。嗯，否则，我也不会让他们那么胡闹呀！”蒋介石说的事就是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颁布后实行的所谓“币制改革”。当时，通货膨胀，国民政府不顾人民反对，发行金圆券，强令群众将民间所收藏的金银外币乃至珠宝首饰，一律交出，换取金圆券。他们想用这样一支强心针，来挽救濒于死亡的财政经济。为此，蒋介石派了儿子蒋经国到上海督战，蒋经国的头衔是上海区督导副专员，统率“戡乱建国大队”，还招募了不少青年，组成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干队伍。他们对私藏金银的“不法分子”狠狠打击，当时上海人称蒋经国这支队伍为“打虎队”，对小蒋也有谈虎色变之感，蒋经国俨然成了“打虎英雄”。从9月2日起，蒋经国在上海“大打出手”，下令枪毙了一个投机倒把犯王春哲，抓了不少纸、烟、纱布、金纱圈子里的“巨擘”，其中有“泄漏币制改革机密、大量抛售股票”的李国芝，还有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那时，蒋经国一再邀请杜月笙参加宴会或座谈会，还有一次邀请他单独谈话，杜月笙均不作任何表示，躲在家里不肯出门。蒋经国恼火了，就来了“杀鸡儆猴”，把杜维屏抓了起来，说他违反交易所法，经营场外交易。这一下彻底震惊了整个上海，个个闻之咋舌。蒋经国居然敢摸杜老虎屁股？这真有点“打虎将”的气魄。大家都很关心这场“打虎运动”的局势会如何发展。报纸上有消息说：“杜氏因儿子被捕，三次晋谒蒋经国，均被挡驾，因此颇为怨恨云云。”无奈之下，杜月笙只好出来说话了，在他所控制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辟谣谈话”，认为绝无说情之事，也没有被“挡驾”之说，他表示“二十年来，镛之服从政府，众所周知。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经国先生执法以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但是杜月笙毕竟是老于谋算的人，在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效力下，他不动声色地派人调查了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他发现公司有非法大量囤积的事实，并且凭借特殊权势，在胜利后处理“剩余物资”等方面发了大财。于是，他在一次蒋经国召开的大会上公开发言，揭发出来：“我儿子触犯法纪，罪有应得。但请对此类事件秉公执法，平等对待。据我所知，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纱布货物，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请专员立即派员查抄，万勿使罪犯逍遥法外。”一席话，使满座听众目瞪口呆，蒋经国也弄得很尴尬。他对孔令侃的所作所为不是毫无所知，也不是没有看法，无奈孔令侃后面还有宋美龄。但是在杜月笙当众的“将军”下，他不得不派“打虎队”把扬子公司包围，搜查结果，确如杜所揭发的那样。这因为孔令侃一向有恃无恐，总以为太岁头上谁也不敢动土，所以事先未作任何处理。孔令侃也不示弱，立刻向他姨妈呼救。宋美龄当即乘专机赴沪，叫蒋经国把此案撤销。蒋经国说：“这怎么能服众呢？”“那好！”宋美龄气呼呼地说：“此案必须由你父亲亲自处理，在他未到之前，你不能乱动。”蒋经国只得允诺。宋美龄急电在北平的蒋介石，嘱其火速来上海。蒋介石的飞机一到上海机场，宋美龄一个人率先登机，如此这般地向蒋介石说了一通，然后由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和蒋经国陪同来到本宅。第二天一早，蒋经国又去见他父亲，半小时后出来，即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对挚友说：“我只有先在家尽孝，而后尽忠了。”蒋经国就此辞职，一场打虎运动至此销声匿迹。蒋经国为此痛哭了一场，离开上海，回到南京去了。杜三少爷也被放了出来。孔宋二陈所有被封的仓库，都解禁了。街上贩卖银元的依然叮叮当当敲得满街响。囤积黄金的反而格外猖獗。杜月笙感到得罪了皇亲国戚，便悄悄溜到香港避了一阵风头，当然事后心里也不无怨恨。今天他面见蒋介石，所以也一再解释，以释前嫌。蒋介石一再动员杜月笙去台湾，但后杜月笙还是决定去香港。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国民d大势已去。他这次和蒋介石在复兴岛的会见，是这两位相处二十多年的相识后一次会面，也可以说是后的诀别。杜月笙事先早就包好了一艘荷兰轮船。几天之后，他把一家老小包括尚未正式结婚的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以及秘书、随从等安置好，然后乘船离开上海，去香港定居作寓公了。

“义节聿昭，誉闻永彰”杜月笙的墓碑上赫然刻着这八个大字，无人读后不感到意味深长。上海大亨为何客死他乡？死后为何受国名d高治丧规格？又为何台湾坐落墓碑朝向至上海？引人深思。1888年，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江苏，家境贫寒，其遭遇极其不幸，4岁丧母6岁丧父，寄养在外祖母家中，孤苦无依。外戚家生活压力较大，无法给杜月笙提供教育，因此，穷困潦倒的杜月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终被亲戚赶出家门，独自漂泊流浪，偶然机会来到了竞争激烈的上海。1902年，杜月笙在上海参加聚众帮派活动认识了青帮领头儿陈世昌，并通过陈世昌认识了黄金荣，在他家做事。他为黄金荣办事、出力，得到赏识，后又协助黄金荣做鸦片生意，得到了重用。一直到后来，偶然的机会杜月笙救了黄金荣一命，两人有了过命的交情，渐渐的加上张啸林，三人成了黑社会强势力。1949年，解放战争临近结束，国民d逃窜台湾，本是邀请杜月笙同去，可杜月笙想到抗日战争结束年间，国军某将领曾送来门贴志愿加入青帮，原想靠此上位的杜月笙偶然一天发现门贴不见了，后自己物色很久的上海副市长职位有了自己曾今的门人在位，便知事情蹊跷。因此，杜月笙认为自己跟着国军不会有好日子，且令他失望的是杜维屏被抓之时，杜月笙去求情无用，他看清了一切，便未答应邀请，而是辗转去了香港。之后便旧病复发客死香港。1951年也就是杜月笙死后，家族中经过一番激烈争执，终决定将他送至台湾下葬，国民d也因此隆重地出来迎接，还安排了高规格的葬礼。他的墓碑在台北汐止秀峰小学后山上，国军将领为他刻字“义节聿昭，誉闻永彰”，一场葬礼无瑕，无可挑剔。但后来国民d将领父子都去世了，杜月笙的墓碑就无人问津了，有人偶尔路过，还看见墓碑上面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尤其令人惊奇的是，有人发现杜月笙的墓面朝上海，不知是讽刺还是何为。或许杜月笙一生之中辉煌的日子就是在上海的时候，也或许，因为他的故乡在大陆，这代表一种灵魂的慰藉。人走茶凉本就是社会常态，但就算习以为常，知晓此情此景之时，仍会令人心中泛起涟漪，感叹悲凉。

1948年9月，杜月笙收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蒋经国的“打虎”开始，他的三儿子杜维屏被抓。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在币制改革的前一天，杜维屏抛出永安纱厂空头股票2800股。翌日《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下达，币制改革初期，股票停牌。杜维屏根本没想到自己一笔小交易会被当作把柄，引来牢狱之灾。但蒋经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要擒贼擒王，杜月笙是威震上海滩的人物，抓了他的公子可以杀一儆百，因此杜维屏在劫难逃。蒋经国在逮捕杜维屏的同时，还把时任米业公会理事长的万墨林、永安纱厂副经理郭棣活和油墨公会理事长张超传去训话。万墨林走进蒋经国办公室时，蒋经国居高临下，厉声呵斥：“你犯案甚多，尤其粮贷案的事情，算是放你一马，你心里应该有数。眼下的事你掂量着办，今后上海有一天缺米，我就要了你的小命！”万墨林听了惊慌失措，一肚子的气愤与不平，但表面上也只好唯唯诺诺。杜维屏被抓，杜月笙正气得不得了，又听说万墨林被训，直恨得咬牙切齿。杜维屏抛出的永安纱厂空头股票2800股根本就不算一回事，和陶启明抛出的永安棉纱3000万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更何况陶启明主持币制改革，他知道发行金圆券的内幕，他是以泄密罪被抓。杜维屏一个老百姓，根本就和泄密不沾边，他不过是碰巧了抛出去之后赶上了币制改革，硬把罪名扣到他的头上，蒋经国这一切都是冲着自己来的，要拿他杀鸡给猴看。杜月笙也非等闲之辈，他先是保持沉默，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曾出门，也不见客，躲在十八层楼上静观其变。一个月之后，杜月笙开始反击。他先是在公开场合露面，口口声声宣称：“我的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与此同时，他所控制的报纸上登出一篇“辟谣谈话”，大意是香港一家报纸刊出杜月笙因儿子被捕，三次晋见蒋经国企图为儿子求情，均被挡驾。声明此事纯系子虚乌有，杜月笙绝不会为儿子请托，并说经国先生执法相绳、不枉不纵，深致敬佩。杜月笙手下纷纷出动，秘密调查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独资经营的扬子公司，获取大量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证据。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将上海工商金融界巨头召集到浦东大楼训话。会议定于下午二时开始，结果两点杜月笙仍未到达。蒋经国不禁大怒，亲自去电话催促，杜月笙这才姗姗来到，并称身体不适。蒋经国越发愤怒，会议一开始便正言厉色，杀气腾腾：“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物价，请各位父老予以协助，但时至今日未见有所行动。本人再次申明，如各位以及亲戚朋友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不但货物没收，人也将严惩不贷！”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不紧不慢地开了腔：“扬子公司囤积纱布等物资，在上海尽人皆知。也望蒋先生秉公办理，如此才能服众。蒋副专员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记者先生可先去开开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杜月笙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全场哗然。蒋经国被当众狠狠将了一军，一时下不来台，只好派出“打虎队”去搜查扬子公司。凭杜月笙与孔祥熙的关系，他是不愿意走这步棋的。可眼看着蒋经国抓了一个杜维屏还不放他过关，不得不出此险招以自救。料定蒋经国也不敢将孔祥熙的大公子怎么样。扬子公司凭借特权，在战后处理美军“剩余物资”专营进口贸易和采办军火等方面发了大财。除此之外，该公司还炒汇炒股，囤积物资，哄抬物价，欺行霸市。尽管蒋经国“打虎”来势凶猛，公司老板孔令侃却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甚至连一点应付检查的表面文章都没做。结果“打虎队”在扬子公司仓库里发现巨量民生物资，如纱布、粮食、日用百货等，各种物资应有尽有。蒋经国为这位“表兄”不给自己留面子大为恼火，为了使币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惜大义灭亲。随后，宣铁吾控制的《大众夜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揭露了“扬子公司”私套外汇的大案，还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孔令侃毕竟不是杜维屏。他连夜赶到南京，向宋美龄求助。扬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龄的利益在里面，拔出萝卜带出泥，孔宋两家声誉全完。于是，宋美龄马上赶到上海，要蒋经国立刻停止查办。蒋经国哪里肯听宋美龄的指使，梗着脖子表示，一定要一查到底。“这件事你不许再动！”宋美龄狠狠地说，“我现在就找你父亲，等他回来再做处置。”宋美龄立刻发急电给蒋介石，说有十万火急之事召他回上海。蒋介石北平惊惶失措地回来，还没有下飞机，宋美龄便独自登机向蒋介石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蒋经国见蒋介石，尚未开口，蒋介石便说：“令侃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件事就此打住！”蒋经国刚要分辩，蒋介石一挥手，喝令他下去。蒋经国只好忍气吞声，回去收拾烂摊子。11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第二天，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然后灰溜溜地返回了南京。 不久，杜维屏被宣布无罪释放。#杜维屏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