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生活感怀《浪淘沙·北戴河》｜视角文章】一九五四年仲夏时节，北戴河中直疗养院落成了，中央领导同志来这里集体办公，住进了一号平房。当时，中央正在进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工作是审阅有关文件。在北戴河的日子里，坚持游泳锻炼，精神，身体极好，连吃饭、睡觉都感到香甜了，还有明显的变化是皮肤变黑了。是伟大的诗人，这一次，他把北戴河的生活感受欣然写下了千古不朽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在诗中，表现出了自己的感怀，寓意深刻，意境高远。这首诗，让我们看到了滔天的白浪、不知边际的大海以及在波涛中博击的渔船，而且把大海与历史的脉络联系起来，是对大海、劳动人民、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一曲赞歌。

第一次给毛主席开车1958年夏天，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这里召开，我（魁）作为机动车司机前往执行任务。那是一个骄阳似火的下午，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小朱，组织上认为你忠厚老实，工作踏实，决定让你到主席身边工作。主席的工作好做，车开快点、慢点都没关系，但一定要安全。”听着王副局长的谈话，只觉得一股热流向上涌，脸也腾地发起烧来。“王局长，您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做好。”由于紧张和激动，我一时说不出更多的话来。从王局长的办公室出来，我慢慢地向毛主席住的一号楼走去。我见到毛主席已不知有多少次了。还是在延安时，我就见过。1944年，我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常去开会，当时小汽车很少，他们总是骑着马，很是威武。我是一般工作人员，和毛主席没有过直接的接触。建国之后，我随部队来到北京，在中央警卫局交通科工作。有四五年的时间，我是给同志开车，跟随主席外出活动。毛主席第一次坐我开的车是1958年。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多快好省”的大跃进运动，农业连续两年丰收，工业也以超常的速度迅猛发展，兴修水利已势在必行。这年春天，大地经过一冬的养精蓄锐，在融融的阳光下，似乎只在一夜之间就复苏了万物，春风吹到的地方，呈现出勃勃的生机。轰轰烈烈的十三陵水库工程就在此时进入了高潮。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同志和中直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去工地参加劳动。五月二十五日这天，一大早，我就被窗外小鸟欢快的啼叫声唤醒。我以快的速度收拾好一切，准备好那辆吉姆车。站在葱茏新绿的柳荫下，我一边等待着出发的命令，一边思索着今天的活动：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为什么要坐大轿子车，而不坐各自的小汽车？而且，还只有一辆吉姆车随卫？是怕群众围观？还是为了同群众打成一片？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一路上，我时时想起这些。十三陵水库工地就要到了。远远地就能听见、看见十几万人正在挥锹抡镐、肩挑手提，劳动的号子声此起彼伏，人们的干劲很大。毛主席下车后，直奔拦堤大坝，拿起铁锹挖起土来。尽管事先没有通知，也没有刻意的安排，但是，毛主席来到工地参加劳动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地在人们中间传开了。一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人们一边向着毛主席身边奔跑，一边高呼：“毛主席万岁！”很快，主席的周围围起了层层人墙，群众热切渴望能够亲自握一握主席的手，亲眼看一看毛主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样下去如何是好？十几万双手，主席怎能握得过来？于是，护士、警卫、公安人员一起上前，劝说群众回去劳动，群众哪里肯回去。后，不得不挤出一条路，把毛主席护卫到我开的那辆车上。陪同上车的还有当时任北京市市长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警卫处处长毛崇横及主席的秘书、卫士、护士共六人。毛主席上车后，我很激动，但更多的还是紧张。虽然，我在中南海也经常和毛主席有所接触，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敢想象毛主席会坐我开的车。而且，此时的车已被人群紧围着，工地上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我紧握方向盘的双手都出了汗，眼睛紧盯着好不容易被公安人员挤出来的尺土寸地，唯恐出现意外。然而，我们的毛主席却面带慈祥的微笑，用他那种特有的磁铁般的声音向着车窗外欢呼的群众高声说道：“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万岁！”短短几十米的道路，却走了半个多小时。走上大路之后，毛主席还在频频回首，掀开窗帘，向着那些热泪盈眶、翘首遥望的人群挥手致意。许久，毛主席才回过头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车上的人说：“群众的力量伟大噢！”主席的话，使车上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你们应该多参加群众劳动，鱼儿离不开水啊！”主席打破了沉默。接着，主席问：“你认为现在的经济发展存在冒进吗？”还没等回答，主席又说：“我不认为存在冒进问题。‘大跃进’这个词不错，因为经济发展是波浪式的，有时快，有时慢，不可能直线上升，这个词反映了经济建设的规律。这个词是谁提出来的？大跃进不可能老翻番，20％是特大跃进哟，15％也是跃进，5％同样是跃进嘛。”也许，就是从这开始吧，“大跃进”这个词就被广泛传开了。我想着想着，不觉已走到了主席住地。当我距一号楼的台阶还有几步远时，正巧看见毛主席从楼道里往外走。我紧走几步，上前向主席问好。主席一脸沉思的样子，似乎还没有从他思考的问题中走出来。我便主动自我介绍：“主席，老周（周西林）要去学习，以后，我来给您开车。”“哦？那好。”说完，主席站在台阶上看了看我，就又沉思着散步去了。从此，我离伟人就更近了。（摘编自魁著《我有幸为主席开了六年车，看到了许多别人不曾看到的情景》，如有侵权，告知侵删）#我要上 头条# #正能量##中直北戴河服务局简介#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中直疗养院礼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和结婚之前，曾有过四次婚姻，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这次跟结婚，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盼望着早点生下一个孩子，诞生一个爱情的结晶。而且有了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减轻生活的无聊。年近半百，喜得爱女，怎能不爱？在几个儿女当中，只有李讷承欢膝下。称儿时的李讷为“大娃娃”。战争年代，一有时间，就会抽空陪李讷散步，教她识字，给她讲故事。李讷上学以后，对她的爱不是娇纵，而是磨炼，是始终如一的严格要求。李讷在家时与警卫战士一样吃大灶；在学校里与同学们一起吃食堂，住集体宿舍，一样参加劳动。星期天回家自己去挤公共汽车，不准工作人员派小车去接。严格的要求培养了李讷的独立生活能力和吃苦精神。1969年5月，为锻炼李讷，送她到中办“五·七”学校劳动。李讷到“五·七”学校劳动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在全校传开，在广大“五·七”战士中引起巨大反响。李讷被分配到十二连，在红壤山上种果树。她住在连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从管理局招待所来的王素芬与李讷做伴。李讷生活俭朴，平易近人，说话谦和，没有架子。李讷干活泼辣不惜力，挑大粪大汗淋漓，挖树坑气喘吁吁，从不叫苦叫累。中午地头吃饭，馒头就着咸菜，吃得津津有味。休息时间，李讷喜欢打乒乓球，她球艺娴熟，动作规范，还真有点专业水平。她还喜欢游泳，十二连一区有一个水塘，她经常中午去那里游泳。李讷向父亲汇报在中办“五·七”学校的收获时说：“在江西收获还是有的，在‘五·七’学校，我向‘五·七’战士和贫下中农学会了使牛耕田、耙田，学会了插秧、割稻子，学会了种花生、大豆，还学会了选种子、打场；另外，我还跟程师傅学会了做木匠活。这位老师傅专门为我做了个小工具箱，挺漂亮的。在社会调查中，我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老区人民对d的感情是深厚的。我到过井冈山，也去过瑞金，那里的人民群众生活虽然苦些，但对d的感情相当深厚、相当纯朴，我被感动落泪了。江西省革委会的负责人曾经要安排我工作，并征求我的意见。他们想安排我当市委书记。我觉得我还很缺乏基层工作经验，需要在下边再好好地锻炼一番。后，我婉言谢绝了……”李讷酷爱学习，十二连有一个阅览室。阅览室是她常去的地方，在这里，她认识了徐志明。徐志明是中直管理局北戴河管理处的服务员，出生在普通铁路工人家庭，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很有文才，字写得很好，经常为连队写大标语。徐志明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是十二连的劳动骨干，他喜欢学习，经常到阅览室看书。在阅览室里，李讷与徐志明相识、相知、相爱了。1940年8月3日，李讷生于延安，此时已经30多岁了。李讷来中办“五·七”学校时，对她说：“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徐志明正是说的“一般人”。关于李讷的婚姻，的机要秘书谢静宜说：“主席让我转告李讷，她的婚姻，父母亲不能管，由她自己决定好了。是工人也行，是农民也行；是d员也行，不是d员也行。不是d员就不革命啦！不是d员也是要革命的嘛！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了。”李讷向组织提出结婚的请求，校d委征求了李讷所在连队的意见，并向报告请示。关于这件事，徐志明回忆说：“1971年9月2日，李讷同志正式向我公开身世。9月14日，78岁高龄的主席在中办‘五·七’学校d委书记曹全夫同志（侄女婿）呈送的报告上亲笔批示，同意李讷同志和我的结合。就这样，我有幸成为主席家庭中的一个成员。”李讷结婚时，派他办公室做内勤工作的路来谦代表娘家人，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送给李讷作为结婚礼物。这套书李讷一直珍藏至今。路来谦回忆说，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时任中办主任的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十分喜悦而郑重地说：“小路同志，现在给你一项特殊使命。你是毛主席办公室工作人员，就是毛主席的家里人。毛主席同意你当李讷的‘娘家人’，去江西中办‘五·七’学校，出席李讷的结婚典礼。”说完，把给李讷的亲笔信交给路来谦，又指着椅子上用草绿色军用背包带捆着的长方形的白包袱对路来谦说：“这是毛主席给李讷陪送的结婚礼物，你千万要拿好，亲手交给李讷同志。”#中直北戴河服务局简介#

渤海之滨，燕山之南，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北戴河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因距离北京较近且适合休闲避暑，它成为中央暑期办公的所在地。之后半个世纪，它又因历任中央每年夏天到访以及那些在北戴河做出的重大决策，被誉为中国的“夏都”。1948年11月，北戴河解放。这一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也引起中组部的重视。他们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1949年4月6日，对北戴河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中组部派招待所的负责人到达这里，在东联峰山接收、购买100多栋别墅，组建了疗养院。随后，全国工会系统开始效仿苏联的做法，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3年后，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疗养院，规定中直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中共中央确定在北戴河实行避暑和办公的制度，形成于1953年夏天，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时。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当时没有空调设备，连风扇都少有，中共中央派了一个考察小组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终，有关人员从环境、地理位置、路途等方面考虑，认为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陡峭，鲨鱼也很少，距离北京又比较近，遂决定将这里作为中央领导避暑办公点并成立了筹备组。随着中央暑期办公制度的形成，北戴河正式登上共和国的政治舞台。1954年夏天，中央集体到北戴河办公，中直疗养院更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自此，海滨小城的政治地理开始重构。在休养所内部，新盖的住的楼列为1号楼，住的两栋原德国府别墅小楼为2、3号楼，住的原属吴鼎昌的别墅列为4号楼，27号德国牧师楼为居住，住的老房子是16号楼。1960年，休养所给修建了95号楼。1968年，编号为96的楼建设完成。一个个“大人物”的到来，也给北戴河留下了许多红色记忆。是第一个来到北戴河的中央。1949年6月，这位身体不太好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住进了当地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逝世前一年。“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这个山上是好啦。”曾对夫人康克清这样说道。只是终，这位老革命家仍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响应关于d的死后应火化的号召，没有土葬。1954年4月，第一次去北戴河。当时他住“章家楼”，此楼因天津巨商章瑞庭所建而得名，张学良也曾住过这幢楼。不过，出于习惯，并不爱住洋楼别墅。为此，中直疗养院建造了1号楼，实际上是一排平房，这就成了每年过来避暑办公的地方。三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北戴河。这一次，他住的时间比较长，大概当年9月才返回北京。那年夏天的情景，当时在身边的保健医生徐涛在回忆录中也有生动记载。他记得，游泳喜欢热闹，尤其喜欢和年轻小伙子姑娘们成群结伙地游。有一次游到兴头，他忽然朝徐涛喊：“小徐，你不是游得好吗？我们比一比。”之后，只见不慌不忙只管向远处游。他游泳的轻松自如完全如他后来在词中所写的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半小时后，反倒是徐涛坚持不住了，气喘吁吁地爬上船。指着他挖苦道：“很进化么，很有办法，游不过岸就划船划过岸。”大家都笑了。许多人游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气，然后再下水陪游。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游个够。不游够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无论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话：“我这个人不喜欢干回头事。”喜欢游泳的，也享受与风浪搏击的乐趣。有一次，他走到海边时突然狂风大作，紧接着是大雨倾盆。周围的人都劝他不要下去了，可是当时已经61岁的游兴大发，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还让警卫们和他一起畅游。第二天，纵笔挥毫，写下了不朽的名篇《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首词，于1957年1月25日《诗刊》的创刊号。◇ 毛主席与李敏等子侄辈合影1962年，北戴河 后排左起：毛远新、孔令华、王博文、王海容、王起华、李讷 #头条创作挑战赛#

1974年8月的一天，一辆黑色小轿车缓缓驶进秦皇岛市工艺美术厂的院子。车门打开，走出一位女同志，工人们看到是康克清，便亲切地呼唤：“康大姐来了！”康大姐从汽车里小心翼翼地搬出一幅贝雕画。大家都愣住了：这不是昨天送给朱老总的那幅《山峡夜航》？怎么又拿回来了？昨天，88岁高龄的朱老总来到工艺美术厂参观视察，工人们为了表达心意，便特意挑选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贝雕画送给老总。这幅《山峡夜航》，画中青山森森，江水滔滔，船灯闪烁，轻舟破浪而行。美丽的川江景色栩栩如生。工人们觉得这幅画既能反映朱老总家乡巴山蜀水的秀丽景色，又象征着老一辈革命家历尽千难万险，永远向前的精神。大家怕朱老总不肯收，就没有惊动他老人家，只向陪同的同志说明了这是一点心意。然后，就悄悄地放在车上。朱老总回到北戴河后，知道了这件事，他歉意地对康大姐说：“还是请你代我在去一趟秦皇岛吧！把工人们的深情厚谊留下，贝雕画退回去，一定要谢谢大家！”于是，康大姐专程来到秦皇岛，转达了朱老总的心意，并送还这幅贝雕画。工人们热情地围住康大姐，恳切地说：“这是我们大家亲手制作的，也算是向委员长作汇报的。请您劝委员长收下，做个纪念吧！”康大姐听了后，笑着对大家说：“大家的心意，他已经收下了，特地让我来感谢大家。可这幅贝雕画决不能收。他说这是人民创造的财富，应该拿去换外汇，支援国家建设。”后，贝雕画还是退还给了工艺美术厂。朱老总一生廉洁奉公，一贯拒收礼品和馈赠。有一年他去山东视察，正值水果丰收。当地领导知道他喜欢吃莱阳梨，就想给他带一些回去吃，可又怕他不收。后来，就装了两筐梨，等火车开动前搬上了车。开车后，朱老总发现了梨，马上把秘书和警卫人员找来，批评说：“我们是共产d，下来工作的。不能学国民d，到下面去搜刮。今后记住，下来工作，不接受任何礼物。谁收了，就让谁原封送回去，还要受批评和处分。”接着他又叮咛：“这两筐梨，一个也不能动，到了下一站，就把梨抬下车，派人送回去。”退梨的事，又一次使他的工作人员受到教育。除了工作中廉洁奉公外，在生活中，朱老总也十分节俭。解放初几年，朱老总住在中南海永福堂，只有三间老式平房。西头一间是办公室、书房兼会客室，东头一间是他和康大姐的卧室，中间一间被隔成两间，前间做过道兼饭厅，后间储藏东西。每逢节假日，儿辈和孙辈回来，就只能打地铺。后来，朱老总搬到了中南海西楼，是一座三层楼房，但里面的房间比较矮小。其中四五个房间被用做身边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属于朱老总办公和居住的房间实际上并不多。孩子们周末和节假日回来，还得三四个人挤一个房间。有时候住不下，就在会客厅里打地铺。有一次，一位老同志从苏联参观回来，前来看望老总。在看了朱老总的居住状况后，他感慨地说：“总司令，我以为你住的是好漂亮的房子，原来你住的并不怎么样，苏联集体农庄主席住的房子都比你好多了！”1970年，朱老总住万寿路甲15号。他办公室的椅子，后背太低，因年龄大坐着很不方便。当时，中直管理局副局长李维新提出要换一把新椅子，经几次动员，朱老总都不同意买新的，他要求把椅子后面接上一块木板修一下继续用。老总说：“修理一下花钱少，要买新的花钱太多。”就这样，这把维修后的椅子一直用到老总去世。康大姐对这把椅子也十分珍爱，直到1992年她去世时一直也还在使用。1994年，李维新来到朱老总住的地方，看到这把椅子，心情激动地说：“这件事情是我亲手办的，委员长就是不让买新的，处处为国家节省，这样的领袖太少了。”李维新看到饭厅里朱老总吃饭用过的桌子，动情地说：“这个桌子是五十年代的，很旧了，当时委员长也不让买新的，重新油了一下就继续使用。”朱老总的卧室并不宽敞，里面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旧棕绷床，一个旧床头柜，一个旧衣柜，一张木桌，一张旧沙发。这些家具都用了很多年。那张旧沙发比较矮，朱老总年纪大了，坐下去没什么，可要起身却十分吃力。工作人员想换一个高一点的，可老总就是不同意，他让工作人员用四根木头把沙发腿接起来，继续使用。朱老总的卫生间又窄又小，洗澡盆却很高。到了晚年，他手脚不灵便，洗澡时进出很不方便，很容易出危险。工作人员反复商量，想把澡盆改装一下，放低一些，上面加个喷头，以便他老人家可以坐着淋雨。他们多次把这个建议向朱老总提出，并反复说明只是简单改装一下，用不了多少钱。可是朱老总坚决不同意，他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得很，我这里已经很好了嘛！再修，又要浪费钱财。”大家一直为此时操心，但一直想不出好办法说服朱老总。直到1976年，朱老总病重住进了医院，工作人员趁他不在家，悄悄将澡盆改装了一下。可是，这次他老人家再也没有从医院回来。那背着他悄悄改装后的澡盆，朱老总一次也没用上。。。

北京中直驻北戴河疗养院，下次我也要去参观学习一下。

1977年9月，、、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戴河中直疗养院视察，并与工作人员们合影留念。当时的元帅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d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d内排名仅次于）；同志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d中央副主席（d内排名第四）；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2年，中直疗养院成立，此后，成为中央领导夏季避暑办公和疗养的地方，这里也因此有“夏都”之名。期间，中央暑期办公制度几次取消又恢复，这处胜地也让老百姓和留下了不少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