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占山为王的“山大王”，也是被毛主席誉为的“红军骁将”，周总理称赞的“中国夏伯阳”。电影《白莲花》就正是以他夫妇俩为原型，将他俩一生的革命历程与坚贞信念展示将淋漓尽致。他，就是开国少将郭宝珊。1921年，陕西黄龙山区土匪活动猖獗，他们把郭宝珊的父亲郭大成、叔叔郭二成掳至深山并扬言“要叫人生还，必须钱来换”。17岁的郭宝珊，为救父、叔，花尽了白洋二百、大烟二十两才救回父亲与叔叔。但由于导致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他一家被迫返回原籍，始学手艺，以维持全家生活。1929年秋，郭宝珊到洛川投国民d张金贵部下任排长。8月，因宜川劫狱救进步人士黑志斌，兵败，遂投杨虎城部师长贺某部下任连长。后来，他不满于克扣军饷，重返黄龙山，募壮士百余人，复为“山大王”。时有匪首贾德功惧郭宝珊损其利益，乃诱设陷，欲杀郭宝珊，幸得梁占魁相救。1932年夏，郭宝珊重整旗鼓，招兵买马，游走于黄龙、韩城、宜川等地。其间，闻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率红军杀富济贫，为穷苦民众打天下之事，始效刘、谢之为，于黄龙山区打出“打富济贫”旗号，令部下“出没活动不得伤害贫苦百姓”“锋芒必须指向大财东”，深得百姓心。1932年7月，刘志丹赴韩城创革命根据地，经黄龙山。刘志丹于韩城芝川镇与冯钦哉激战失利，郭宝珊迎入红军伤员，以宾礼相待，痊愈欲归，郭宝珊为其更衣，赠诸军短枪，以备防身。1934年5月，刘志丹遣黄罗斌入山收编郭宝珊部队，郭宝珊决意北上投身共产d。11月10日，在梨园堡正式接受共产d军事整编。郭部更名“西北抗日义勇军”，刘志丹亲授军旗，并任宝珊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任浪花任政委，并辖三大队。1935年，郭宝珊先后赴龙场镇、柳村原、南沟岔、阎王砭与贺家湾等战，西北抗日义勇军经半年的战火洗礼，修政治、军事素质，在军队数量上亦有扩充壮大。是年5月，经刘志丹等人介绍，郭宝珊与共产d员、红军女干部车先锋喜结连理。同年10月17日，三军整编改组，立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郭宝珊为78师42团团长。郭宝珊在陕北红军中，为保卫陕甘宁根据地、迎接d中央至陕北及建立全国革命大本营作出较大贡献。1936年1月，红28军成立，刘志丹任军长，郭宝珊任一团团长，将东征山西。在米脂五家坡之战中，郭宝珊负伤住院，未从东征。出院后剿匪于神木分区、保安等县。1937年2月，他入抗日军政大学，边学习边剿匪。4月26日，一行32人前往西安过劳山（九雁山）之时，遭匪伏，郭宝珊率保安大队疾趋至，尽歼匪。解放战争时期，他随转西北，先后任三边分区副司令员、延属分区司令员、警四旅旅长、政委、四军12师师长等职。在西五营战斗中，消灭马鸿逵1个旅部，灭蒙古反共“王爷”祁恩成集团。先后受到和赞扬。《郭宝珊少将颂》早年锐气铸山冈，唤得兵锋战马强。归赤心横真胆略，可颂将军入史章。注：郭宝珊（1905—1970），原名郭宝，河南省南乐县元村镇操守村人。后来全家逃荒到陕西洛川谢家峁村（今属黄龙县三岔乡）。历任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员，红十五军第七十八师二四二团团长，陕北独立一师团长，甘泉独立营大队长，甘泉独立营营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三旅八团副团长、团长，陕甘宁晋缓联防军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延陵军分区司令员，警备第四旅旅长，第一野战军四军十二师师长，西北军区公安部队二十师师长，公安部队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0年11月27日在陕西临潼逝世，享年65岁。#解放军开国将军轶事##开国将帅轶事##开国将帅##永葆开国精神##开国人物##开国少将##诗词##原创诗词##临潼空军疗养院简介#

情寄留守 爱暖童心西安慈善网约车学雷锋志愿者服务队在被评为“临潼好人”的月掌村雷书记带领下,于五月三十一日上午走进西安市临潼区北田月掌村小学，开展对留守儿童进行慰问活动，送去了对孩子们的关爱！此次活动受到校领导和留守儿童们欢迎，让留守儿童在他们的节日里能和同龄人一样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爱，鼓励他们以阳光健康的心态，刻苦钻研，早日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给留守儿童们送去了魏万勇捐赠的500本纠错本，和4箱营养快线，还有雷锋纪念章。这个纪念章是不一般的纪念章，它是由原雷锋生前好友，原沈阳军区政治文化部长张贵亲自设计的。纪念章由陈新利、邓静驰、张嘉豪和刘晓娟四位志愿者赠送给57名儿童，使他们从小铭记英雄雷锋，从小立志向雷锋学习！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刘晓娟报道）#临潼空军疗养院简介#

八四年和陈祖坤、郭子雄、汤小林在辽宁兴城空军疗养院疗养路过北京天安门拍摄。

1955年，空军组织文艺晚会，空军司令前去参加。司令坐着观看演出时，突然背后伸出2只脚来，就搭在了司令的肩膀上。司令回头一看，原来是1位干部四仰八叉看演出，便用手弹了弹干部的皮鞋。雄鹰展翅，翱翔宙宇，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是世界第1陆军强国，只是没有成体系的海军、空军部队。此时，新中国的空军就好像1只“雏鹰”，历经了艰难险阻后，终展翅高飞。1949年，4野14兵团正准备南下，上级传来了1道命令。14兵团刘司令（原名振东）调任空军，担任了空军首任司令，以饱满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空军的筹建工作中。在一段时间内，刘司令的身体处于连轴转的状态，常常没日没夜地为国操劳，不是去往国外访问，就是去往各地视察。上世纪50年代，刘司令前往开封伞兵1师视察，1师方师长陪同视察。来到伞兵1师驻地后，刘司令带着1行人先跑去厕所，看到厕所清洁卫生，连连点头称赞。紧接着，刘司令又去往了炊事班，视察了厨房的卫生情况，连连称好。刘司令对方师长语重心长地讲：“你们伞兵1师卫生搞得不错，战士们生活舒适，才能安心训练，‘讲卫生’也能提高战斗力。”刘司令向来脾气耿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夸赞就有严厉批评。1次，刘司令视察空军某疗养院，只见满院子杂草丛生，地面上到处都是枯枝烂叶。刘司令问伤员同志们：“在疗养院住得舒不舒服？”伤员们纷纷回答：“工作人员十分尽心，我们住得很舒适。”第2天一早，刘司令早早起床，就带着警卫员打扫起卫生来。院长一看，带着工作人员跑来，和刘司令一起打扫卫生。经过一整天的忙碌，疗养院内的杂草、枯叶被清除，变得焕然一新。院长连连道歉，表示“自己工作不到位”，刘司令批评道：“疗养院负责照顾伤员，一定要保持环境卫生，这样才能让伤员们身心愉悦。”还有1次，空军某航校的1个团政治部主任发表演讲，因为稿子字迹潦草，将“衷心的欢迎”念成了“哀心的欢迎”。消息传到刘司令的耳朵里，刘司令在开会时严厉批评，将此事例当成了反面典型，只是没有点该干部（团政治部主任）的名。到了1955年11月，空军举办了隆重的授衔仪式，文工团组织了别开生面的文艺晚会庆贺。刘司令应邀参加晚会，找了1个座位坐下，观看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他不时拍手，沉浸在精彩的演出中，突然感觉肩膀一沉。刘司令以为“有人拍自己肩膀”，他回头查看情况，这才发现自己肩膀上多了2只脚。背后的1位中校四仰八叉半躺在座位上，看着台上的演出“傻乐”，全然不知道自己的脚伸向了何处。刘司令用手弹了弹中校的皮鞋，中校这才清醒过来，连忙收回脚来。中校看清刘司令的脸庞后，演出还没有结束，就偷偷离场了。这位中校几天惴惴不安，生怕上级给他处分，刘司令却没有追究。后来，刘司令再见这位中校时，单独对中校讲：“同志，咱们军人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注重军人军貌。你代表的不是你1个人，而是整个空军的形象，一定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中校眼眶含泪，连连点头，坚决表示“以后一定注意形象”。刘司令不仅关心着部队建设，还挂念着飞行员同志的生活，替飞行员解决着婚姻大事。原来，空军后勤部门报告：“飞行员长期在空中训练、战斗，没有机会接触女同志，许多飞行员成了‘大龄青年’。”刘司令看完报告后，他特别重视，亲自当起“媒婆”来。不久后，空军招募新兵时，专门扩招了女兵，让女兵同志担任医疗、通信、后勤方面的工作。男女青年在日常工作中相知相恋，有了纯洁的革命友谊，纷纷向组织打了结婚报告。飞行员的婚姻问题解决了，刘司令又让空军开办幼儿园、子弟学校，为空军将士们解决了后顾之忧。在刘司令的带领下，新中国空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稚嫩的“雏鹰”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磨砺，终于可以展翅高飞、搏击长空了。

1937年1月初，蒋介石对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在“西安事变”中知情不报。钱大钧撕开上衣，露出前胸的伤口，这才打消了蒋介石的猜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开始秋后算账，大骂在西北“剿总”的曾扩情、晏道刚事前一无所知，事发时表现“无耻”。曾扩情、晏道刚这两个曾经颇受信任的大员，至此被打入另册。而对于侍从一室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蒋介石也产生了怀疑，不过毕竟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将他叫来对质。钱大钧，字慕尹，江苏吴县人，早年在保定军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过。1924年，在黄埔军校创办后，31岁的钱大钧担任中校兵器学教官。在黄埔军校期间，钱大钧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很快就被引为心腹。1925年4月底，钱大钧参与组建教导第三团，并担任团长，同年10月升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副师长并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擢升速度不可谓不快。此后，钱大钧相继担任师长、军长、保定行营主任等要职，成为蒋系的骨干将领。钱大钧为人处世善于和稀泥，轻易不惹人，因此他不仅和黄埔系将领普遍关系较好，和不少杂牌将领的私交也不错。钱大钧曾担任过鄂豫皖三省“剿总”（总司令张学良）参谋长、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参谋长，期间和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交好，这也就导致“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他产生怀疑的主要原因。1935年10月，钱大钧升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36年6月，广东军阀、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联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表反蒋通电。钱大钧和手握重兵的粤军将领余汉谋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钱大钧秘密前往广东余汉谋的驻地，经过密谈，策反了余汉谋。“两广事变”解决后，蒋介石颇为赏识钱大钧，让其兼任侍卫长。这应该是钱大钧为风光的时候，尽管林蔚、贺耀祖、张治中、商震等人后来也当过侍从一处主任，但是他们都不兼任侍卫长，可见当时蒋介石对钱大钧的信任。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发生时，和蒋介石同在临潼华清池的钱大钧，被东北军的一颗流弹射中他的背部，从前胸穿出，被认识他的东北军将领送去救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赶到医院，探望钱大钧伤情，好在子弹穿出胸膛，仅伤及肺尖，何柱国接钱大钧到自己家中疗养。“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戴笠口中得知了一件事情，勃然大怒，叫来钱大钧质问。原来，就在事变前一天，张学良曾找到钱大钧说：“委员长乘坐的火车，机车头有点故障，我想安排人拉到西安火车站去修理。”当时，钱大钧没有多想，当场同意。蒋介石质问钱大钧：“你调走机车头到底是无意还是暗中串通呢？钱大钧一时语塞，干脆一咬牙，当场扯开上衣，指着前胸的伤口对蒋介石说：“如果我是同谋，会挨这一枪？”看着触目惊心的伤口，蒋介石顿时脸色缓和，安抚一番钱大钧后，不再追究此事。之后，尽管钱大钧继续担任侍从一室主任，但是侍卫长却换成了王世和。王世和是蒋介石的表侄，曾担任过第一任侍卫长，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调换侍卫长，重新召回王世和，可见对钱大钧已经有了戒心。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改组军委会，将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航委会名义上由主任钱大钧负责，但实际上重大事项必须经过秘书长宋美龄拍板。在航委会，钱大钧曾组织空军远航日本本土投放“宣传弹”的空袭行动，向日本九州岛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地方散发了20万张用日文写成的反战传单。钱大钧在航委会主任的位置上待了一到一年，就爆出一个丑闻：有一笔金额不小的经费，经秘书长宋美龄批准，划拨航委会使用。钱大钧在经费拨付后，和航委会几个高级人员，将这笔钱私分。由于分赃不均，航委会一个高级官员将此事直接向军委会举报。蒋介石震惊，下令将钱大钧撤职查办，由周至柔主持航委会工作。被撤职的钱大钧，在赋闲了二年后，在何应钦的求情下，担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参谋长，该局局长由何应钦兼任，因此钱大钧实际负责。1942年6月，钱大钧担任军政部政务次长，成为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左右手。1944年11月，何应钦和陈诚争斗失败，失去了把持近14年的军政部长职务。钱大钧和陈诚向来不和，加之又被视为何应钦的人，自然也不能在军政部待下去了。蒋介石思将钱大钧和侍从一室主任林蔚对调，时隔6年，钱大钧重返侍从室，这时的侍卫长则是俞济时。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再次起用钱大钧，让其担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到任后，无心具体事务，他把政务交给秘书长，军务则全交给警备副司令，自己忙着敛财。钱大钧到上海不到半年，雪片般的状子放满了蒋介石的桌子。蒋介石恼恨，将钱大钧撤职，让有清廉之名的吴国桢当上海市长，宣铁吾（曾当过蒋介石的第二任侍卫长）任淞沪警备司令。至此，蒋介石对钱大钧彻底失望，再也没有让他独当一面。早期的钱大钧，也算有才干之人，但后期却腐化堕落，不堪大用，其中缘由，是值得深思的。

1935年初，蒋介石召集高级军政人员在庐山受训，张学良和蒋鼎文住在一个房间。有一次，张学良对蒋鼎文诉苦说：“我的部下离乡背井，深感国耻家仇，我内心的痛楚你知道吗？”这次交谈之后，蒋鼎文去找蒋介石，如实报告张学良的困惑，并说东北军很不容易，张学良得知后，感激蒋鼎文替他说话。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东北军在临潼发起抓蒋行动的同时，西安城内的十七路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扣押了随蒋介石来西安的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钱大钧、陈诚、邵力子、卫立煌、蒋作宾、万耀煌、蒋方震、郭寄峤等军政大员。下午四时许，张学良来到关押蒋鼎文的房间，见面后第一句就是：“对不起，铭三兄，害你受惊了。”在和张学良的谈话中，蒋鼎文感到张学良并没有“杀蒋”的意思，心中的石头顿时落地。蒋介石被扣押后，以军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何应钦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同时任命刘峙为东路军集团军总司令，由河南洛阳一线作进攻西安之准备；任命顾祝同为西路军集团军总司令，由宝鸡、咸阳之间东围西安。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让蒋介石写一个停战令，蒋介石考虑再三后，写了一个简单的手令：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南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手令写好了，那么由谁送到南京呢？蒋介石提出由蒋鼎文带着手令去南京，张学良本就对蒋鼎文有好感，一口答应。不过，蒋鼎文却暂时无法乘飞机前往南京，原来，何应钦派来的飞机又来轰炸。蒋鼎文赶快给何应钦发了一份紧急电报，写道：“闻空军轰炸三原，又生枝节。委座面谕、手令均令停止一切轰炸冲突，务望迅饬全线陆空军遵令办理，余俟文到京后面陈。”为免发生意外，张学良亲自驾车把蒋鼎文送到机场，蒋鼎文登上飞机已经是下午5时多，当晚飞机停靠在洛阳。12月18日中午，蒋鼎文乘飞机到达南京的，想不到的是他飞机刚一落地，就碰到了棘手的事。原来南京“战”“和”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要先见到蒋鼎文，都想急切知道蒋介石的真实处境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真正意图。主战派代表，军权在握的何应钦，在得知17日晚间蒋鼎文已经到了洛阳时，发了一个电报，告诉蒋鼎文：“明天我在家等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先到我家。”另一方面，主和派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也急于知道西安的消息及蒋介石的安危，因此两人决定亲自去机场接蒋鼎文。何应钦得知宋氏兄妹要去接蒋鼎文时，马上安排了相当高明的一着。在蒋鼎文下飞机后，第一个迎上来的是蒋鼎文的堂叔蒋伯诚，蒋伯诚说：“铭三，你平安回来就好。西安的情况，何部长在家里急于听你汇报，上车吧。”蒋伯诚既是蒋鼎文的族叔，也曾是他战场上的救命恩人，两人关系之深不用多说。不等蒋鼎文回答，一旁的宋子文连忙上前说：“铭三兄，你受惊了。大致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夫人在车上等你，我们回去慢慢聊。”宋子文一手拉着蒋鼎文，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向他的车子走去，不知不觉间蒋鼎文便上了宋子文的车，小车一路疾驰到了孔祥熙的公馆。当时的孔公馆成了宋美龄的“临时办公室”。蒋鼎文向宋氏兄妹及孔祥熙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并告知他们无论是张学良，还是蒋介石都希望和平解决此事。当晚，南京方面召开了军政大会，会上，蒋鼎文除了向众人讲述了西安的情况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委座已下达停战手令，张学良也有强烈的示和举动。我们对此不能漠视，而应据此事调整原有的计划和安排，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蒋鼎文的主和态度让何应钦大吃一惊，但却也无法反驳，蒋鼎文接着说：“当我乘机离开西安时，张学良真诚地告诉我，铭三兄，你一定要带信给南京诸位朋友，张学良仍然是听命于南京的。故而对于张学良的和谈诚意，我们不要拒之千里之外。”由于蒋鼎文带来了西安的真实情况，因此参会者经过激烈讨论后，作出决定：在军事上暂停轰炸和进军。蒋鼎文的到来，让南京方面不排斥以和平调解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甚至在如何营救蒋介石方面取得了部分共识。12月22日，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蒋介石私人外国顾问）、戴笠等人乘坐飞机前往西安，当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时，宋美龄有几分紧张，她把护身的小手枪递给端纳，说：“若张、杨军队滋扰无法控制，他们要对我侮辱有失尊严之时，请你马上用这把枪打死我。”端纳一怔，蒋鼎文马上过来安慰：“夫人请放心，他们不敢出此异端。”飞机在西安降落后，张学良、杨虎城前来迎接，对宋美龄态度很好，宋美龄这才放下心来。见到蒋鼎文去而又返，张学良拉住他的右手，同时用左手拍着他的肩膀说：“铭三兄，你果然是条好汉，不怕死又回来了。”蒋鼎文笑着说：“哪里！副司令是大好汉，我蒋鼎文是小好汉。”随着宋子文、宋美龄兄妹来到南京，“西安事变”开始和平解决，其中，蒋鼎文发挥了极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