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兵于农成绩斐，兵民实边澜沧卫。民族融和始洪武，汉夷杂居铸丰碑。一一一澜沧卫即今丽江市永胜县城，在唐朝属于南诏国，宋朝属于大理国，忽必烈灭大理后归附中原正统王朝，之后称“北胜州”，即“元军北来，旗开得胜”之意，清康熙年间与永宁土知府合并称“永北府”，民国元年改称“永北县”，1933年改名为“永胜县”，沿用至今。

于成龙的廉洁故事。**前些年，由中纪委和监察部指导编导的廉政片《于成龙》，在央视热播后，在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一片叫好，很好地起到了反腐倡廉教育作用。下面，我想再讲讲于成龙一些廉洁故事。**有很多人大概不知道，清代有两个做官的于成龙，一个是山西省离石县人，一个是北京郊区人。两个于成龙在清代都很有名气。我们这里讲的是山西省的于成龙。**于成龙生于明神宗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人（今山西离石县）。于成龙入仕较晚，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任广西罗城县知县。踏入政坛后，显示出他既是能臣、良吏，更是清官。由于政绩卓异，从知县、知府、巡抚，一直做到两江总督。**康熙十七年，于成龙调往福建，出任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长官）时，船将启航了，他突然叫人快去买几担萝卜来。人们觉得好笑，问他:“这种便宜的东西，买许多干嘛？”他说:“此去水路行程很远，我要用它当饭吃呀！”**他在湖北省任巡抚时，长公子（大儿子）要回老家去，官署里正好有腌鸭，于成龙就用刀割了半只给儿子带回去给家人吃。此后，民间流传:“于公腰包太窄狭，长公回乡带半鸭”。因此，有人戏称于成龙为“于半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于成龙从直隶到江宁出任两江总督（江苏、江西、安徽三省的高军政长官），只和小儿子租了一辆驴车，没有去麻烦沿途专为迎送过往官员而设的驿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总督府，督府的其他官员还不知道，门卫差点还不允许他进去。后来，他住在督府里，每天吃的总是青菜，咸菜，江南人民又送他一个外号:“于青菜”。他的几个儿子，冬天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木棉袍子，从没有做过一件皮袄。遇到灾年，于家常用糠麸米屑煮粥喝，即使来了客人，也用粥招待。于成龙说:“大家如能这样做，可以把省下来的粮食留给灾民。”**官员能做到总督的位置，已是封疆大吏，位极人臣，一般都为后来打算，处事圆滑，讨好皇上，结交权贵，事业上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再就是尽可能聚敛钱财，安排好子女亲属，后能安全着陆，颐养天年。然而，于成龙从不考虑这些，年过花甲的人，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做事，干干净净做人，依然保持敢作敢为敢担当的耿直作风。**于成龙一到江宁就任总督，便召部属训话，告诫他们必须奉公守法，勤谨办事。他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考察官员政绩。他不顾年事已高，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在生活上仍然相当简朴，常年吃粗粮素菜，拒绝一切请客送礼。于成龙就任总督几年后，在他的治理和影响下，奢华成风的江南，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好转。官员、巨商脱下锦袍绸衣，改穿布衣；高门大户将大门楼改成小门楼；一些横行乡里的恶霸，也悄悄躲到外地去了。有些人摄于于成龙的威严，假装改正，而暗里造谣毁谤于成龙，甚至向皇上打于成龙的黑报告。众口铄金，一度使康熙皇帝也动摇了对于成龙的信任。**由于劳累过度，年近古稀的于成龙死在总督任上。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属（死前七天，一直陪伴他的小儿子，因事离开了他），丧事只得让督府内下属料理。他们在清理于成龙遗物时，发现于成龙除了书籍外，几乎是空无所有。床下的旧竹箱里，只有一件粗绸袍子和一双旧靴子。另外还有几斗糙米和一些咸豆豉而已。消息传出后，江南许多城镇百姓自发为于成龙举哀，店铺歇业三天。至此，康熙皇帝才真正确信于成龙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高尚品德，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

康乾盛世-再创洛宁的鼎盛时期辉煌！慈善家郭战解讲洛宁县历史故事！五 修志续谱身处太平盛世，人们在物质生活相对满足的情况下，就会很自然地追思以往，寻根问祖。于是，“盛世续谱” “盛世修志”，就成了人们处于长期和平年代的一种精神追求。县志属于方志。在明朝以前，所谓的方志只有地理志、山川志、郡县志等，而真正的地方志是从明朝开始的。这是因为自唐宋以后，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局面，且几经少数民族统治，直到明代才在真正意义上再次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于是，人们就自然产生了一种“寻根问祖”的普遍心态。在明初洪武年间，国家开始编纂《一统志》，要求各地提供素材，于是，“省会亦各以志进”。到明天顺、成化年间，河南已编成《通志》，洛宁也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编了一本简约的县志，然其“朴略不详”，仅仅是“聊以己分野而已”(见张鼎延《永宁县志序》)，记人记事，也是“以数人数事了之”（见锁青缙《永宁志序》），遗憾的是明末时被焚掠殆尽。洛宁真正的县志是到清朝才有的。清朝从开国伊始就重视修志工作，而且每次都是朝廷颁诏，从郡到县自上而下要求限期完成。每一次只要上边修志，下边必修县志。据载，清朝的《永宁县志》共修了四次：第一次是在顺治十年(1653年)由县令程万善(字元夫)主修，以赋闲在的张鼎延、锁青缙二人为主编。当时，他们因“苦无稿本可依”，便召集洛的著名乡绅赵克培(孝廉)、程止水(拔贡)等人大索数日，所幸在杨坡郭头村(今郭头)李登强家找到了明代县志的残存稿本。实际上，从顺治初年河 天始，河南各地就开始不断纂修志书。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贾汉出任南巡抚，即命布政使司进呈各府、州、县志以备观览。布政使司先后呈送的各也志书仅有46种。次年三月，贾汉复命河南布政使司向各府下发修志信牌和修檄文。该檄文称：各府、州、县前代所修志书在历经明末战乱之后，大多荡然无存，布政使司所收取的四十六种志书，其中仅有汝州、永宁等处为鼎革之后所修新志，其余均为明朝旧志，这些旧志对于近年史事均无记载。贾汉认为，“及今不图，恐世远言湮，老成凋谢，后来虽欲从事，势必更难”，遂决定立即开始纂修志书。可见在这次修志工作中，洛宁起了带头作用。这次修成的县志，虽然仍显得比较零乱，但经张鼎延手录入了明末李自成攻破洛宁时的大量历史资料，特别是有关他和乃父的大量诗赋艺文，至今依然弥足珍贵。此志是现存早的永宁县志，现在只有上海图书馆残存二卷。《洛宁县志》的第二次重修是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刻印时间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当时佟赋伟到洛宁任县令已有六年，他刚到洛宁就登山临水，访旧追古，有意重修洛宁县志，然碍于公务繁忙，加上手头资料欠缺，迟迟未能动笔。后来，恰逢河南巡抚阎兴邦要续修《河南通志》，“下 待续慈善家郭战解整理于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著名作家周留宗书（洛宁史话）

岳钟琪：近代中国版图的奠基者之一（8）清军第二次入藏驱准为什么康熙及军机议政大臣们会选择北路大军作为主力入藏驱准呢？因为南路军绿旗兵占多数，在清朝时当权者一直看不起绿旗兵，认为他们战斗力不行，很多不会骑马，大部分都是步兵，另外也不信任绿旗兵，绿营有众多积弊。早在顺治十六年，户部侍郎林起龙就奏上《更定绿旗兵制疏》，痛斥绿营兵丁无实(虚兵空粮)、马匹无实、器械无实、训练无实四大弊端，致军力极弱，一遇征战，即调满兵，六十万绿营士卒，“实不足当数万之用”，奏请裁汰40万，只留20万，分给饷银。顺治皇帝称赞其奏“深切时弊”。康熙皇帝也多次下谕，斥责绿营官贪婪刻薄，克扣兵饷，多吃“空粮”。康熙十九年，延绥总兵李承祖陛见。“上谕曰:近来绿旗官兵有名无实者甚多，尔历任外吏三十余年，此皆尔所素知，应加以详查”。过了八年，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御门听政时，康熙谕告大学士等官:“朕闻绿旗兵饷，兵丁照数得者甚少，皆由不肖武弁扣克，夤绿馈送兵部”，“官兵所恃者粮饷，若果全得，兵丁自然精健。今在外武官，将饷银侵欺入己，又馈送兵部，是以兵丁无以聊生，以致鼓噪”。又过了22年，四十九年，南阳总兵杨铸陛见时，帝谕:“天下提督，总兵，吃空粮很多”。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康熙又谕:“各省提督、总兵官以下，千、把总以上，皆有空粮。”除了这些谕旨多次下颁本身，就可表明弊病是何等的严重以外，下面再引四条具体材料。江南提督张云翼在任时，“有坐粮一千余名”，后来减为“随丁”480名，“每月饷银970两”，还有节礼，“每节1200两”，即一年属下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都司、千总、把总，共交提督节礼银4800两。陕西提督潘育龙“有家人粮160分”，另外，各营营官一年送礼银4500两9。广西提督左世永，“有亲丁粮495名”，还有“公费名粮150名”。凉州总兵李中月，吞没出征兵丁历年马干银两，“且将营中公费马粮二百分一并入己，遇有公事，科派各营”好管理，甚至发生鼓噪兵变。康熙年间，多次发生由于将弁克扣兵饷、苛待士卒，而引起兵变。湖广总督督标马兵夏包子领导的兵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督标马兵夏包子等，以将弁克扣兵饷并要裁汰兵士为由，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聚众起义，声势浩大，相继占据了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等广大地区，自称大元帅，封和尚大原为军师，授同伙们为总督、巡抚、知府、总兵、副将、参将等官。湖北巡抚柯永升、署理湖北布政使叶映留自杀。荆州将军噶尔汉、副都统希佛借口战船未备、粮饷不给，不敢前去镇压。襄阳总兵官许盛遭变兵围攻，身中流矢，逃回九江。康熙于六月初三得悉兵变，立即遣派都统瓦岱为振武将军，赶往江宁，带领江宁满兵、京口汉军兵工、京口镇标水师营兵、两江总权督标火器兵丁，以及战船，水陆并进赶往湖北，并与新的荆州将军、江宁将军等会商征剿。康熙谕令:“大兵一到，抗拒不顺者，戮之”。经过几次战斗，打垮夏包子万余兵士，直到七月二十日，擒斩夏包子，兵变才完全平定。综上所述就能了解为什么康熙及军机议政大臣们是让北路大军作为主力入藏驱准了；但我们的主人公岳钟琪却是在南路大军中，康熙五十年，25岁的生员岳钟琪，捐纳同知，请改武职，遂授松潘镇中军游击，到康熙五十七年升四川永宁协副将。而这时的岳钟琪34岁任永宁协副将差不多两年。岳钟琪是岳飞二十一世孙，将门虎子。康熙二十五年(1686)出生于甘肃景泰县永泰堡，后随父入籍四川成都。父亲岳升龙，初系生员，吴三桂反叛时，投笔从戎，为永泰营千总，军功累累，多次升迁，任至四川提督，前后共当了13年四川提督，甚受康熙帝赏识。岳升龙是凭借军功，敢于冲杀，而由低级武官，分别逐步升至官阶正二品的总兵和从一品的提督。岳升龙是智勇双全的将领。随从康熙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武将，多如牛毛，但是能被皇上亲书圣旨，赞其知悉“噶尔丹始末”“甚详”，武将中无有如岳升龙明晰噶尔丹情形者”，则少之又少，而且后面还钦赐牌匾“仁爱士伍”，这不是有力地证明了岳升龙之智之才，以及他带兵之道确实有过人过人之处，生在这样的将领家庭的有志男儿，长期受其父、其祖勇于冲杀兼有智谋的身教言传影响，对其长大成人，对其从军以后的所作所为，自会产生重大的良好影响。跟随父亲从甘肃进入四川的时这一切，显然与其父言传身教的影响有关，可以说是将门虎子。岳钟琪身材魁伟，上身匀称，目光炯炯，四射有神，勇武有力，“所用二铜锤，重百余斤”。这样的领兵者有先天的优势，自身威武雄壮，加上仁爱士伍，他在自己所带的军中具有的，也让永宁协这支绿旗军队比一般的绿旗兵具有更强的战斗力！#康熙永宁周瑞和简介#

康乾盛世-再创洛宁的鼎盛时期辉煌！慈善家郭战解讲洛宁县历史故事！五修志续谱（2）下令府州县，各志其土地、人物上之台端，以备采择”（见佟赋伟《永宁县旧志序》），而且 永寧縣志还颁发了统一格式。佟县令即依此格式，“乃礼聘好古知学之士与之从事”，历时三年而稿成。和旧志相比，“改易十有四五”。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佟赋伟奉调赴京候选，将该县志的草稿交付本县儒学教谕宋金宣，嘱其“正其误，补其缺，且董其役”。这个版本对洛宁的城镇村落以及集市的兴衰记载比较详细，对文武职官也收录甚多，几无遗漏。特别对洛宁特产竹子的兴衰没落，资料十分完整。该县志上交后，得到闫大中丞的大力赞赏，他 乾隆五十四年《永宁县志》以为各地报来的方志大部分不够中意，而《永宁志》“条理井井，过旧志之荒谬不伦远甚者也”。(此志现存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传抄本。)时隔55年后，也就是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国家已逐步转入鼎盛，期，洛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河南府通志》又要续修，当时的洛宁县令单履咸奉命续修《永宁县志》，主要是对近50余年的县史进行了增补，“以汇此五六十年之中，举凡人才之兴起，风气之转移，户口之繁增，芜莱之尽辟，与夫利无不兴，弊无不革者，无不兼总而条贯焉”。在这次修志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当时单县令专门派遣当时的永宁大文人——赵村马营村的岁贡生韦潮等人，四处搜罗自康熙三十年到乾隆十二年这数十年间散落民间的艺文逸事，他们经过多处采访，后在赵村张营村发现了张开之子张孀的旧作38首，随之呈报到县里。不料在这次采访的人中有个姓张的是韦潮的好友，他想托韦潮把自家的事迹也收进县志里，韦潮很生气，还专门给这个朋友写信做了解释，说是“修志固不易入志”，也就是修志人不能随便把自己的东西塞到志书里，唯有“道高而能文者，乃能入之”(见韦潮《节录答友人采访文字书》)。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古人修志著书的严谨态度。(该志现存北京图书馆和台湾两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县令张楷再次奉命续修县志。为了修志质量，他首先去拜访时任河南知府刘文徽。刘文徽对修志很感兴趣，曾为偃师、巩县、登封的县志写过序，对修志一事支持。但刘知府不久升任河南粮盐道转运使，张楷转而再访接任的河南知府张松孙。张知府“来尹东都，下车伊始，即以兴礼乐、振风雅为己任”，他看了洛宁的旧县志，以为章法凌乱，不得要领，就把自己早年在四川梓州任职时亲自编纂的安岳、潼川等一郡八邑之志，借给张楷作为参考。此次修志完稿以后，张楷还亲自登门请刘文徽和张松孙分别写了序。在古代，续修家谱和续修方志几为同步。不过，据说在明代以前只有孔、孟、程等名儒大家或高官望族才有家谱，直到明清以后，随着各地修志之风盛行，各个姓氏家族也都纷纷续写家谱。就洛宁而言，续写家谱还是张鼎延带的头，而且在现存的洛宁家谱中，也只有他家的家谱堪称鸿篇巨制。这部《金门寨张氏家乘》刊刻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系木刻本，修谱人为清初兵部右侍郎张鼎延。卷一《世系》介绍张氏世系源流，卷二《人物小传》介绍张氏家族著名人物30余人，其中《皇言》介绍朝廷封赠、诰封、圣旨等，特别是对张论、张鼎延父子及家人的封赠写得详细；《志述》收录有张鼎延之父张论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张论原配段氏墓志铭等；《科宦》介绍张氏科甲人物，其中主要有张论、张鼎延、张祖孙三代进士及数代名宦；《贞谊》介绍张氏家族的贞节烈女传记以及建坊旌表；《楯樾》介绍张氏家族的石牌坊共7座；《莹兆》介绍张氏家族的祖莹墓冢以及迁茔情况。卷三《祠祀》介绍张论专祠——张中丞祠的始建、重修情况。并有明永宁知县刘鸿业所撰《都御史张公祠记》，清永宁知县章平事所撰《都御史张公祠记》，还收录有张鼎延撰文《异井记》《苍苍说》等艺文。谱中收录有诰封、圣旨、墓志铭、神道碑、行状、传记等大量史料，对研究洛宁明清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人说清朝的《洛宁县志》仅张家就十占其三，如今看来有一定道理。当时，洛宁修家谱成风，基本上各大姓氏都修有家谱或家乘，同时各自都建有家庙，写有神轴，立有祖碑。只是后来大多未能保存下来，大多在上世纪60年代被当作“四旧”焚毁殆尽。目前全县仅存的家谱有一百多件，其中在康熙、乾隆时代续写的家谱有15家左右，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朝续修的有30家左右。慈善家郭战解整理于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作家周留宗书（洛宁史话）

“三藩之乱”爆发、吴三桂占领湖南以后，就派兵进攻江西，与已经攻入江西的耿精忠所部互相呼应，攻陷江西很多地区，弄得清廷措手不及，疲于应付。康熙皇帝很清楚江西的重要性，他下决心要保住江西，因此，康熙急令安亲王岳乐统率的清军停止进军广东，转进江西挽救危局。从此，吴军与清军在江西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拉锯战。1676年，岳乐督率清军进攻长沙，吴三桂在全力反击之余，又派遣猛将高得捷率一部吴军攻占江西重镇——吉安，切断岳乐所部清军的后路。康熙急忙四处调兵，准备收复吉安，岳乐大军的后路安全。吴军大将高得捷富有军事经验，又骁勇善战，他率领4000名吴军精兵镇守吉安，前来进攻吉安的清军虽然人马众多，却被高得捷多次打得落荒而逃。屡败之后，清军只能依恃人多势众，对吉安进行围困。清军的长期围困，终于使吉安城中的吴军陷入了困境；幸运的是，吴军主将高得捷勇略过人，经常率小股部队出城攻击清军，多次获得胜利，稳住了吉安守军的军心。但是，高得捷手下的将领韩大任善于投机钻营，贿赂了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等人，取得了与主将高得捷权力相等的地位。韩大任依仗着胡国柱等人的撑腰，经常在吉安兴风作浪，对高得捷进行诋毁陷害。高得捷为此气怒交加，竟然得病卧床，抑郁而死。高得捷一死，韩大任成为吉安吴军主将。可是，韩大任是一个拍马逢迎之徒，怯懦胆小，不敢与清军作战，只是龟缩城中，每天饮酒作诗，从不商议军事问题。由于韩大任的胆怯无能，吉安的形势变得危急了，韩大任无力扭转局面，只得写血书向吴三桂告急求援。吉安是军事重镇，吴三桂不敢怠慢，急忙派大将王绪、陶继智、马宝各率三千人马，前去救援吉安。吴军将领王绪认为:救兵如救火，应该火速进军，从萍乡一线走百余里地，两天即可抵达吉安，援兵一到，吉安之围马上就能化解。马宝是流贼出身的将领，生性多疑，又看不上年轻气盛的王绪，就反驳说:“王将军你是年少轻敌呀。清军包围吉安，在萍乡一带必定会设下埋伏，以待我方援军；我军一旦走萍乡，肯定是进入伏击圈中，导致全军覆没。”“依我看来，我们从衡州渡江，走来阳、永宁，虽然路途较远，可是能够安全啊！”由于马宝资历颇深，王绪对他无可奈何，只得听从马宝的建议，结果，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才到达吉安。马宝、王绪等部没有战船，无法直达吉安城下；马宝派人偷偷自水关潜入吉安，要守军出兵接应。胸无韬略的韩大任却怀疑其中有诈，对来人毫不信任。王绪、马宝、陶继智率部擂鼓前进，吉安城中却一片寂静，守军连一炮都没有击发。于是，马宝他们也有了疑惧之心，不敢再前进了；他们便在城外安营扎寨，以待时机。清军大举出动，进攻王绪所部；王绪奋勇迎战，马宝、陶继智二军也奋力助战，把清军击败了。第二天，清军又重兵来攻，吴军继续奋战；结果清军再次被打败了。清军不敢再发动攻击了，王绪计划休养几天，再合兵出战，以解吉安之围。可是，马宝又唱反调了。马宝虽然是一员骁将，但他这次救援吉安，始终不愿出力；马宝劝说王绪:“我们与吉安城池隔江二十里，实在无法飞渡过去啊。现在已经打了两场胜仗，可以班师回去了。我们三人暂且率部退兵，以后再集结大军来解围吧。”王绪对马宝这个老兵油子无可奈何，只得勉强同意了。援军一撤，吉安守军便坐以待毙了。1678年3月，吉安城中粮食吃光了，怯弱无能的韩大任率部在夜里弃城而逃，吉安重镇被清军占领了。从此，清军进攻湖南，再也不用为后路担忧。#康熙永宁周瑞和简介#

清朝十二帝都葬在何处清朝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至1912年宣统退位，共有十二位皇帝，按通俗的说法依次是: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永陵1616年（明万历44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帝,建立后金政权。赫图阿拉是满语，汉意为横岗，即平顶小山岗。故址在今天辽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后金建立后，改赫图阿拉为兴京，在城西5公里的启运山兴建皇陵-兴京陵(顺治16年改称永陵)。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至努尔哈赤的父亲等六代祖先的陵墓。福陵1625年3月，努尔哈赤迁都盛京（今沈阳），死后葬于沈阳东郊天柱山福陵。福陵占地19万平方米。大红门前东西设石碑坊、下马碑、华表和石狮子。门内神道两侧有望柱和五对石象生。山腰平台上布置神功圣德碑楼。城南门为隆恩门,城楼三层,城墙北面为方城明楼，与隆恩门、明楼相互呼应。昭陵1636年4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死后葬在沈阳北郊隆业山的昭陵。昭陵建筑雄伟，气势恢弘，是清代皇家陵寝和现代园林合一的游览胜地。有昭陵十景，分别是隆山积雪、宝鼎凝晖、山门灯火、碑楼月光、柞林烟雨、浑河潮流、草甸莺鷤、城楼燕雀、华表升仙、龙头瀑布。清东陵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顺治皇帝把“万年吉地”定在北京以东１２０公里的河北唐山遵化西北的昌瑞山。此地背倚群山犹如天然屏障，环包众陵南面一马平川。东陵共有皇帝陵5座，分别是：清世祖顺治帝福临的孝陵、清圣祖康熙帝玄烨的景陵、清高宗乾隆帝弘历的裕陵、清文宗咸丰帝奕詝的定陵、清穆宗同治帝载淳的惠陵；皇后陵4座，它们是：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孝惠章皇后孝东陵、孝贞显皇后的普祥裕定东陵（慈安）、孝钦显皇后的普陀裕定东陵（慈禧）；妃园寝5座。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宏大、体系完整、布局得体的帝王陵墓建筑群。孝陵神路长约6公里，清陵中长的神路。将孝陵的数十座建筑相贯串，形成陵区建筑中轴线。孝陵石牌坊中国现存面阔宽的石牌坊。孝陵石像生共18对，均以整块石料雕成，对称地排列在神道两侧。另有孝陵七孔拱桥、裕陵圣德神功碑亭、裕陵乾隆地宫、定东陵慈禧地宫、裕陵玉带桥等文物遗存。清西陵到了雍正帝时，认为东陵穴中之土带有泥沙，实不可用，命官员另选墓地，后选定北京西南120多公里的河北易县永宁山下，认为这里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和会之所，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上吉之壤”，后在此建陵，称清西陵。后有人传，雍正篡改康熙的遗诏，皇位得之不正，心怀内疚，因而不愿葬在其父之旁。雍正死后，其子乾隆并没有追随父亲把陵墓建在西陵，而是追随祖父康熙把陵墓建在了东陵，并下诏规定以后的皇帝要昭穆次序，隔代埋葬，也就是说，父亲埋在东陵的，儿子就要埋在西陵，如果父亲埋在了西陵，儿子就要相应的埋在东陵。自此形成了清东陵和清西陵隔代埋葬的现象。但也有例外，道光帝按照祖制应在东陵修建陵墓，但陵墓快要竣工时，地宫出现渗水现象，对于古人而言，陵墓被水淹没，这属实不吉。道光帝只得另择吉壤，把陵墓建在了西陵。同治帝死后，按祖制应葬于西陵，但当时慈禧垂帘听政，她死后要与咸丰合葬，作为母亲她希望同治帝陪在父母身边。就下令把同治帝的陵墓建在了东陵，即惠陵，同时也为自己在东陵修建了豪华的陵墓-定东陵，西陵共有皇帝陵４座，分别是：清世宗雍正帝胤禛的泰陵、清仁宗嘉庆帝颙琰的昌陵、清宣宗道光帝旻宁的慕陵、清德宗光绪帝载湉的崇陵，皇后陵３座，王公、公主、妃子园寝７座。末代皇帝傅仪去世后，骨灰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94年迁葬清西陵的华龙陵园。清西陵建筑面积５０多万平方米，配属建筑行宫、永福寺，有宫殿千余间，石建筑和石雕百余座，建筑雄伟，气势磅礴。大红门为陵区的总门户，三架石牌坊巍峨高大。泰陵规模大，建筑年代早，为西陵之首。昌陵隆恩殿以紫花石墁地，素有“满堂宝石”之称。慕陵则以精湛的金丝楠木雕龙在清帝陵中独树一帜。龙恩殿内有大小龙头千余个，举目上望，千龙聚会，精妙绝伦。行宫是清代帝后谒陵下榻之所，现辟为招待所。

在张国立主演的《康熙微服私访记》中，每当康熙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时，八府巡按于世龙总会及时地出现，让剧情达到高潮！电视剧中的于世龙并非虚构的人物，他的原型是号称“天下第一清官”的于成龙。于成龙出生于山西永宁（今吕梁），出生时正值明清换代之际，所以到了44岁才开始做官。1661年，他奉命去广西罗城任县令，来到一看，顿时心凉了半截。偌大的县城，人口极其稀少，县衙也仅是三间十分简陋的茅草屋。跟来的仆人呆了几天就都跑了，剩下他孤零零的自己。上任后，他才知道，此前朝廷派过来的两任县令，一个得病身亡，一个逃之夭夭，整个县衙就只有一个衙役。于成龙看着荒凉的县城，立志要让这里焕然一新。于是，安定县城成了首要任务，他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强硬手段，迅速建立保甲制度，对于案犯严惩不贷。同时，训练民兵，建设联防机制，短时间内平定了治安问题。城乡安定了，恢复生产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大力招募流民，并亲自深入田间地头指挥农事，对勤劳者给予奖励，对懒惰者予以劝勉。等人民都井然有序地开垦农田时，他又兴建学校、修筑城墙，短短三年的时间，罗城由原先的不毛之地，变成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方沃土。于成龙的政绩得到朝廷的赞赏，很快就升为四川合州知州。然而，他连去合州上任的路费都没有，当他离开罗城时，百姓倾城而出，送了十几里才哭着返回，场面感人至深。来到合州后，他发现这里也不是富裕之地，幸好有建立罗城的经验，于是一上任就投入到建设中。短短两年的时间，合州景象大变，人口暴增，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都得到很大的改良。在于成龙的治理下，百姓过上了富庶安定的生活，但他自己却一贫如洗，为官数载，没有攒下一点钱财。“三年青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与于成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知县到知州，从同知到按察使，于成龙一直恪守职责，不贪不敛，所管辖境内无一错案冤案，更无一贪官污吏，被人民称为“于青天”。1681年，康熙召见于成龙，钦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不久后升为两广总督，当地的官员听说于成龙来了，都换下绫罗绸缎，穿上粗布麻衣，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于成龙虽然官越做越大，但艰苦廉洁的生活作风一直没有改变。在闹饥荒的年月，他以糠代粮，把省下的粮食用于救济受难的百姓。平日里粗茶淡饭，与仆役同食，甚至达到终年不知肉味的程度。于成龙每次做官迁移，从来都是一卷铺盖，没有任何琐碎之物，称得上两袖清风。他在两广总督的任期辞世时，家里只有一点粮食和几件破衣服，连送葬的钱都没有。康熙得知于长龙去世，悲痛之际亲自为他撰写碑文，追封太子太保，感叹大清失去一位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