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处的资料都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平，改名北京，定为首都。其实明清两朝，北京的正式名称都是“顺天府”，北京是民间俗称，也称“京师”。直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也一直叫顺天府，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定名“北平”。第一次正式叫“北京”，是日伪时期的傀儡政权这么称呼。1945年后抗战胜利，又改名“北平”，1949年又改名“北京”。现在以讹传讹，楞说朱棣定都就定名“北京”。北京：战国时期称蓟，是「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京城。辽国称燕京。金国改称京都。元朝称大都。明朝朱元璋改称北平，永乐帝朱棣改北平为北京。简称京。2天津：明朝，燕王为争夺皇帝位，在这里发兵渡河南下，打败他的侄子明惠帝而篡了位。为纪念在这里渡河起兵，所以称「天津」，意即天子经过的渡口，简称津。3上海：北宋初期，这里已形成居民点，从这里上海洋，所以称上海。上海原来是捕鱼的地方，当时渔民创造了一种捕鱼工具，叫「邕」（它是由竹子编成，插在水中），后来邕改为沪，所以上海简称沪。4黑龙江省：由黑龙江而得名。因为江水呈黑绿色，蜿蜒地流着象条游龙。简称黑。

【图说旧京】《京师生春诗意图》2前门大街，明清时期北京城繁华的商业区，清《日下旧闻考》记载：“正阳门前棚房比栉，百货云集，较前代尤盛”。清乾隆时期的《京师生春诗意图》便展示了当时的场景，鳞次栉比的屋舍、招幌蔽天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群，俨然一幅京城市井风情图。截取局部，展示如下：图1：前门大街全景。图2：大栅栏，原来在这。图3 布缎庄。图4：松花蛋也是招牌名食。图5：衣帽店，更有点象“卖估衣”的。图6：摆摊卖鞋。图7：金华火腿、干鲜果品，这词儿当年就有。图8：算命的都有铺面房，看来生意不错。图9：乍一看以为是卖奶茶的，原来是“奶子面茶”。#前门##北京头条##奶茶##古画##乾隆#

正阳门俗称前门、前门楼子、大前门，原名丽正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南端，毛主席纪念堂南边。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是老北京“京师九门”之一。它集正阳门城楼、箭楼与瓮城为一体，是一座完整的古代防御性建筑体系。

明朝已装备大量火器，为什么清朝不继续发扬呢？众所周知，明代是我国古代封建时期的后一个汉族政权。自朱元璋北伐，气吞山河为始，至于孙传庭战死河南、李自成攻破京师，吴三桂叛国开关、后金军进入河北。坐拥两京一十三省，统治中国276年，传十六位皇帝的大明王朝，宣告落下了其统治的帷幕。但不能忘却的是，有明一朝，在政策的支持和时代的推动下，生产力的发展迎来了长足的进步。农业和纺织业发展迅速，军事层面也相较于宋元两朝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进步。虽然火药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宋代也出现了利用火药作为主要发动装置的特殊武器，但在战场之上还未能得到大规模的使用，恰恰明朝才是第一个大规模列装火器并形成一定战斗力的朝代。在明代，火铳手和炮队成为了军队编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明太宗皇帝朱棣的亲自实验和改进，自永乐一朝大量的对外战争中，火器得以作为主力，作为改变战争方式和战场局势的主要力量，参与到冷兵器时代的古代战争中去。火器的发展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进步，随着更多的技术参与进来，红衣大炮、火铳、子母铳、鸟铳、虎蹲炮、炮等多种多样的火器开始被用于战争之中。而明代如此发达先进的火器生产技术与高超的火器使用经验，却在明清代际之时，逐渐停下了发展的脚步。而在此后的两百余年间，清代的火器逐步趋于固化的形式。那么有人就要问了，为什么清朝不继续发扬呢？这其中实际上是有着客观和主观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其中，我们先说客观因素。客观因素之上，火器的发展并非是想当然的进步，也不是一句话、一个政策就可以开展的生产活动。相对来说，火器的发展更多地依据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和与之相匹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普及式的近代工业体系。他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一个整体。比方说火器的进步，有研发和生产两个环节，在研发环节之上，物理、化学和数学三门基础的自然学科成为了科学研究主要的基础。在生产环节，尤其是需要和火药相关的化学产业和金属制造业的基础。在这一点上，明朝交出的答卷要远远好于清代。嘉靖、万历年间，由于政府对于文化以及商业交流的鼓励开放，明代在地方上逐渐开始了一场西学东渐的文化运动，西方的自然科学体系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商人而进入中国，民间开始涌现了一批批数学、物理以及化学方面的有识之士。军队层面上甚至在明代早期就已经开始学习各民族国家的先进军事理论，在永乐一朝就有了整编雇佣的外籍军队，作为战时的即战力使用，同时在和平时期担任明朝军队的火器教官，帮助明军迅速地熟练火器的使用与队列。这些因素导致着自然科学进入中国的脚步在不断加快，火器从理论再到制造也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过程。而清代火器研发和生产止步不前的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引进方面的消极政策以及配套学科和产业的发展极度落后，这些问题和现象将在清末民初得到解决。主观因素之上，清朝作为后金政权的延续，在早期长达数十年的明金战争之中，狠狠地吃到了明军火器的威风。在辽东战场上，明军的火炮和枪支对后金军队造成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后金人对于火器的厌恶和恐惧刻在了骨子里。清朝清楚的认识到了火器的强大威力，因此，清军入关建立统治之后，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拥有如此先进的武器，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对于火器的严格管控，火器在清代成为了专业军队的专属。如此严重的代际差距，使得清军和战争的对手们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实力对比，所以清朝主动放缓了火器的研发与生产的过程。而清朝主动闭关锁国的行为也导致了自然科学的传播受到了制度上的阻碍，明朝中后期的西学东渐运动也在清朝建立后逐渐销声匿迹。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闭塞，清朝也错过了赶上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脚步，缺乏化学、金属制造业等重要的工业体系，使得清朝根本上失去了研发和生产先进火器的能力。这就是明朝已装备大量火器，而清朝却没有继续发扬的原因。#历史开讲#

一些“八旗子弟”总不忘提醒你“远郊区县原本属于河北，后来才划给北京的”。“北京市各区县”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从明朝北京建都起，它一直是独立管辖，拱卫京畿。明清时期的顺天府，名义归直隶，实际权利要大于直隶，顺天府尹管辖24县，必须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亲支近派”。许多直隶的事情皇帝会派顺天府去办理，直隶有事情甚至要与顺天府商量后共同上折子。清朝亡，遗史改为北平，北洋政府时期改京兆地区，还是中央直属。1928年北伐成功以后，定都南京，废北京，直隶省改河北省，北平成为河北省会，打这起各郊区县也随即归河北管辖。1930年后属南京政府直辖，日占期不吝。直至49年解放，北京重回历史地位。1958年各远郊区县在分离30年后回归北京市仍属中央直辖，实则是回归历史正轨。它是由“北京湾”地理特点（同属于北京平原）及防卫京师需要决定的。虽然历史上略有不同，那也是因为战略防卫需求不同而已。真不知一些人总把这个拿出来说事儿出于什么心理？这种歧视的毛病由来已久，以前他们管进城卖菜的农村人叫“土老帽”。现在虽然不敢明着说了，但总还透露着那股味儿。唉~ 我知道，全国人民都厌烦这群“八旗子弟”仅存的那一点可怜的、倔强的“优越感”。#明清京师简介#

先秦解放时期的通辽，元明清时期(4/6)。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通辽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版图。到了元朝时期通辽归辽阳行中诸省大宁路管辖。明朝时期朱棣北伐之后通辽又属三卫所辖之地，大部分属扶余卫管辖。明嘉靖三年1524年哈布图哈萨尔，第十五世孙奎蒙可塔斯哈兹，率20万部众浩浩南迁，开辟嫩江流域的广阔牧场。历经二百年的生机繁衍逐渐强盛，成为墨南蒙古珠布中的强悍部落，形成了喜风口外至京师1280里，东西距870里，南北距2000里的36万公里的广阔领地。从此通辽大部分地区成为科尔沁部落的驻地。到了清朝改往日的部落制为盟旗制。1636年清朝崇德元年建立哲里木盟。哲里木盟是首统盟，当时包括四部十旗，后来清政府又先后在蒙古王公贵族的封地设厅府州县的建制。哲里木盟基本上归长春昌图洮南三府管辖。在清代哲里木盟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曾经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是李赋一，关注我带你了解内蒙。

浅析清末迁都争议。前言:元明清都定都北京，自然有封建帝王的考虑，而且迁都这种大事本不是随便能议论的，虽然不像立储那么高度敏感，但妄议的话被贬斥革职还是有这风险的。大面上太平，凑合过得去，北京作为首都地位自然无可动摇。但进入19世纪中叶，自海上而来的坚船利炮使它失去了既有的地理优势，以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咸丰丧家犬一般弃城出逃。联军一通祸害，举国震惊。一国之都如此轻易被攻陷，世界历史少见，北京地位因此受到了数百年未有之威胁。正文:较早支持迁都的是云南学政张锡嵘。他提出图全之策只能是迁往内陆腹地，西安适合。恭亲王奕䜣也密奏咸丰帝西巡陕西。一时之间，附议良多。捍卫京师正统地位，漕运总督袁甲三认为北京系“我朝几经审度而后定”，为“控制一统全局”的“天下根本”，若“根本一摇，则全局立变”。官文认为，“一经迁移，则京城不啻让于夷人”，加之“地方辽阔，不足以控驭中原”。《北京条约》签订后，原本琢磨换换的咸丰，觉得已经满足了洋人，风险解除，还是别折腾了，此次迁都之争落下帷幕。此番争议主要发生在皇帝与部分大臣之间，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声浪。1894年甲午海战以后，渤海门户洞开，日军直逼山海关，清政府厚着脸皮签订《马关条约》。举国上下，面对清政府“为保一都宁可割天下”的举动，有些臣子纷纷主张打不过欧洲列强就算了，怎么倭寇也骑到脖子上了，别老割地赔款了，干脆迁都再战。对于迁都的地点，或主西安，或主太原等。这些城市身处内陆、据山河之险而在军事安全方面胜过北京。这一时期的北京远失海险，近失关口要地，自身安危难保，同时东北、西北、西南、东南边疆纷纷告急，北京也没能尽中枢之责。在不少人心目中，北京已不足具国都的身份，就差挑明统治者不合格了。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提出皇上端拱京师，而威海、旅顺尚不可保，一旦走了，以后天津也得完蛋。此次迁都之议还引来了西方舆论界的关注，说定都南京好，这心操的也是醉了。康有为早年主张迁都西安，后来有新想法，到1898年，他在上书光绪帝的《请设新京折》中提出了迁都上海的全新观点。老康说他考察了古今中外的建都历史，认为以前“陆争之世”，但时移世易，当下之世是“海争之世”。若要迎头进取，建都就应“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开户牖以纳天下”。以海争之世的标准衡量，北京作为都城的弊病太多。他总结了如下六点：1，地势偏北，不在中间。2，气候寒冷，风沙大，于养生不宜，人多了费衣服费煤炭。3，入冬结冰，水路不通，交易受阻。做买卖的艰难。4，物产不丰富，太多东西需要从南方运，三月废业，岁费数千万，劳民伤财。5，地寒瘠，民不富裕，当官的没办法，一旦不当了，都不愿意留下来。除了自八旗外，没有世家大族，巨富大商。6，京师沟渠下水，是元代搞的，时间太长了，寒淤不通，又无排泄，太多地方肮脏污秽，哪有首都的气象？在康有为的论述中，都城的经济能力至关重要，还强调河运、海运的重要性，甚至于气候对河海之运的影响都要充分地考虑，要求能“四季通畅”。康有为的这番考虑直指自元明以来建都北京大的劣势——经济劣势。也有些道理，也不是全对，但流露着一股想要效仿西方、发展工商业强国的气息。甲午战后直至戊戌变法之前，迁都争论主要还是在守旧派官僚和维新派士子之间展开，围绕北京的迁都之议，隐隐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真正的滔天巨浪是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再次落荒而逃等一系列事件的爆发。此时，几乎再没有为北京维持国都地位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举国哗然、各界骚动，甚至是“东南独立”的先声。可怜的清政府中枢已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主导和参与迁都言论，迁都之议公开活跃于报刊之中，有说四川好，说武昌好，说西安的，如此泛滥的迁都流言，反映出背后强大的社会心理动力。上海报刊也发表了诸如题为《南北主见已分途》等社说，呈现一种“东南意识”，鼓吹“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这在《东南保护约款》订立前后表现得尤其突出。英国报纸趁机宣扬建都南京，认为“建都南京，复有英美为助，协力匡扶”，借此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些报纸还指出满汉对立的现状，强调“清国之新d，均系汉人，而旧d满人居多”，并认为中国未来匡扶大业主要还是在汉人身上。北方兵火连天，相较于此前的西安、太原，这时南京、武昌、上海等城市也逐渐登上都城角逐的政治舞台。结论:时移世易，曾经以表里山河之险而为历代所竞逐的北京，在清末因其临近陆疆、海疆的劣势而饱受非难。从咸丰北逃时清政府高层官僚间的争议，到甲午战后激愤士子的慷慨陈词，再到庚子之乱后推波助澜的纷纷流言，迁都之议由高层延伸到中下层士子，否定它继续作为都城的人越来越多，其实根子在于对清政府无能的不满。清政府已经无暇操心都城的事情，只满足于能多活一天是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