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元代的科举相当凑合。一者，立制晚，持续的也短。宋亡后近40年，都元仁宗的时代了，才开始科举。事已至此，元顺帝竟还废止科举五年。如此，元代的科举拢共才办了几年、几次？二者，自然而然，科举取士的数量极少，对元代政治的影响极有限。仁宗时，由进士入官者仅1%（《续通典》）；及顺帝，仍然仅1%（许有壬）。——三者，考试严重不公。汉人不仅难考，便是考中，前途亦不如蒙人、回人远甚……都这样了，怎还能说元代科举对后世的影响大呢？直接者，科举不振，成朱明崛起的一大要因。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科举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或在于把天下读书人中的优秀分子尽收入朝廷，一边帮着治理，一边削弱民间的思考能力、组织能力。而元代科举不振至斯，等于把广阔的士林留给了朱明，亦即是把思考能力、组织能力留给了敌人。——李善长他们若早早地考上元代的进士，何至于成朱元璋“驱除鞑虏”的得力助手？元代科举的第二大影响，考试内容。此一方面的影响更大。于蒙人、回人，第一场考验经问，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设问，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答；于汉人、南人，第一场考明经、经疑，亦从《四书》出题，且亦须以朱熹注作答（钱穆引）……是的，科举之唯朱熹注是从，正开始于元，一直延续至上世纪初。——历史不禁琢磨，琢磨便觉吊诡。元代本无心办科举，科举的影响却绵延了600年。惟平心一想，也没什么吊诡的。就历史的大势而言，科举虽说已存在了六七百年，但历朝历代都在变化，且总的趋势就是越发“标准化”。厥为文明程度较低之异族，蒙元便更有简化考试内容的需求。此外，某一政策长远的影响，本就无关于创立它的动机是否伟岸。隋炀、武后、元仁宗……凡科举演进的转折点，皆非来自多么高远的政治蓝图。——这些三四流皇帝，常常更重视政策的执行，而非设计，反而成为“后一根稻草”。【主要参考文献】《元典章》，脱脱等《宋史》、《金史》、《辽史》，宋濂等《元史》，嵇璜、刘墉等《续通典》，钱穆《国史大纲》引许有壬等。【配图】从左到右：元仁宗、元顺帝、明太祖画像。#历史开讲# #元朝# #科举#

刘邦在打天下的时候，分封了八个异姓诸侯王，他们分别是齐王韩信、韩王韩信（韩王信）、燕王臧荼、燕王卢绾、梁王彭越、赵王张耳、准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其中，张耳于刘邦称帝当年去世，由其子张敖继任赵王。刘邦坐拥天下后，就感觉这异姓王的威胁太大了。于是，韩信功高震主，先被贬为淮阴侯，后被设计杀害；韩王韩信遭到猜忌，投降匈奴；彭越、英布、臧荼因谋反被杀掉；张敖受牵连入狱，后被降为列侯；卢绾叛乱，身死匈奴。這一個個都沒有善終。只有長沙王吳芮因主動上交封地、軍隊，且有意提前隱退，故沒有引起劉邦的猜忌。公元前201年秋，吳芮壽終正寢。此后，兒孫襲位，長沙國共存在了五世。土豆今天推荐的書是二十四史，是我國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總稱。即：《史記》（漢·司馬遷）、《漢書》（漢·班固）、《后漢書》（南朝宋·范曄）、《三國志》（晉·陳壽）、《晉書》（唐·房玄齡等）、《宋書》（南朝梁·沈約）、《南齊書》（南朝梁·蕭子顯）、《梁書》（唐·姚思廉）、《陳書》（唐·姚思廉）、《魏書》（北齊·魏收）、《北齊書》（唐·李百藥）、《周書》（唐·令狐德棻等）、《隋書》（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壽）、《北史》（唐·李延壽）、《舊唐書》（后晉·劉昫等）、《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歐陽修）、《宋史》（元·脫脫等）、《遼史》（元·脫脫等）、《金史》（元·脫脫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張廷玉等）。我是，關注我，這里不僅有歷史趣事，還有好書推薦。

1344年伊始，黄河泛滥，沿岸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灾民。重修黄河河堤成为大事。而朝堂分为主修和不修两派。极力主修的是宰相脱脱，可是他的主张在七年后确成为压垮蒙古统治王朝的后一根稻草。原来，在元朝统治中国时，他们是想杀掉汉人，把内地全部成为牧场放牛羊，只是人少地广，只能采取以汉制汉的策略。因此汉人根本没有尊严。元朝共分为四等人，第一等的蒙古人误杀了第四等的普通汉人，只需要赔一头牛就行，要是杀个泥瓦匠连东西都省了。自古王朝末期多黑暗，元朝也不例外，贪腐成风。上头颁布一项政策，底下各级官员不想着执行，而是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搞钱，至于老百姓管你死活。所以底层人们对元王朝恨之入骨。1344年，黄河爆发洪灾，黄河口决堤，山东，河南几十万人沦为灾民，重修河堤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一定要修，另一派认为不能修。力主修堤的是当朝宰相脱脱，他为人清廉，主持多项改革，十分能干。力主不修的也不一定是坏人，只是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当然，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主修派占上风，因此重修黄河河堤提上日程。听闻国家要用十七万民工修葺河堤，有此等大事到来，下面各级官员兴奋不已，朝廷拨发的赈灾款，巧立名目层层扣押。到了管河务的小官，基本上是一毛不拔。而修河堤是有指标的，底下每村要出几十个民工，不出人这帮芝麻小官就抓人逼着家人交赎金，不交赎金就上家里去抢。弄得民间到处是鸡分狗跳，民不聊生。1351年，当民工挖到山东时，从河道里挖出一个一只眼的石头人，背部刻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几天后，在颍州，韩山童和刘福通就成立白莲教造反，对抗朝廷。其他各地也揭竿而起，推动了元朝的覆灭。脱脱作为一代政治家，修堤出于公心，但脱离实际，不解民情，明察秋毫，结果弄巧成拙。加速了元朝的灭亡。而作为老百姓，虽然相信石头的谣言，这种迷信实在是可笑之极。只能说一群老实人被欺负惯了，给我一个机会，我就打得你翻不了身。而应该背锅的是当时朝廷，如果体察民情，爱戴百姓，谁又听无稽之谈，起兵造反呢？

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具体指: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东汉班固撰《汉书》、南朝刘宋范晔撰《后汉书》、西晋陈寿撰《三国志》、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南朝梁沈约撰《宋书》、南朝梁萧子显撰《南齐书》、唐姚思廉撰《梁书》、唐姚思廉撰《陈书》、北齐魏收撰《魏书》、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唐魏征等撰《隋书》、唐李延寿撰《南史》、唐李延寿撰《北史》、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元脱脱等撰《宋史》、元脱脱等撰《辽史》、元脱脱等撰《金史》、明宋濂等撰《元史》、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二十四史”与《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若再加上《清史稿》则称为“二十六史”。

讨论胡人的巅峰，至少可分为军事的巅峰、政治制度的巅峰、治国实绩的巅峰三个方面。军事的巅峰难讲，凡胡人政权，皆以军武震撼中原王朝，都挺能打的。鲜卑人可算候选者之一，以其建国的数量特别多（诸燕国、北朝），且鲜卑拓跋氏登顶“五胡”的终赢家，一统北方乃至差点一统全天下。——此外，拓跋氏开创的北朝还占着另一个更重要的胡人巅峰，即“制度贡献的巅峰”。一般而言，胡人只能学中原制度，且总还学不好，更别提能创新一些制度令中国腹地学习了。但北朝做到了。其重大的创新至少有二：一曰均田制，打破了门阀贵戚对资源的垄断，令耕者有其田，李唐以之创租庸调制；二曰府兵制，战时为兵闲时为农，国家既有常备军力又不至付出太高的养兵成本。——开国史新篇章。这在诸胡人政权里是绝无仅有的。但北朝还不是治国实绩强的。论治国实绩，直观的指标是享国时长，约等于稳定统治的时间。北魏已很不错，达148年；若算上创立了府兵制的西魏，北朝达169年。但这也不如契丹之辽远甚。仅大辽就已218年，西辽还有94年，东辽还有56年，后西辽（起儿漫王朝）还有85年——后西辽灭亡都到14世纪了，依稀看得见大明。——仅言中华文明圈子里的大辽及西辽，相加也已超过300年，比很多中原王朝都长。事实上，辽的建国早在唐末，比宋人还多出半个世纪的治国经验。不仅建国更早，且此前尚处蛮荒的辽人不似一般胡人凌虐汉人，范文正公即言：“契丹得山后诸州，皆令汉人为之官守。”辽之太祖、太宗俱有宏大的政治理想，分治胡、汉，宋以前已设五京之三京……有此诸般，时人亦认可辽是正统。——为唐代胡人藩镇及五代的那些胡人政权所不能及，更不必说之前的突厥、匈奴……以上这些，无非说了这么一件事：中华文明的养成，有各民族的参与和功劳；因此，今人不宜再以狭隘的民族观点看古代诸民族。要言之，“中国人”的范畴自古就大了去了。不仅那些为汉人所归化的胡人是中国人，那些挫败了汉人但加入了中华文明的也是中国人；那些拓宽了中华文明的，更是中国人。——当然，以上仅就读史而言。实际生活中，自不必如此宽容，视具体条件而定。固然：以中国人自许者，宜以中国人待之；善经营中国者，皆中国的英雄。但在历史的进行时态，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华夷之防。于今而言，再怎么“一衣带水”，也不可轻视这一汪水的隔阂，直到一汪水的彼岸也成为大辽那样的历史存在。仍须仔细审查谁是爱中国的外国人、谁只是普通的外国人。【主要参考文献】杜佑《通典》，宋祁、欧阳修等《新旧唐书》、脱脱等《宋史》、《辽史》，钱穆《国史大纲》等。【配图】从左到右：北魏石窟佛像，辽公主墓文物，辽中京遗址。#二十四史名家精讲##五胡十六国# #五代十国#

浅述古代安氏家族的婚姻网络墓志记载：“公婚刘氏，封彭城县君，有德有容，宜家宜室，先公三载殁于舜城。”安重遇其妻为刘氏，有“彭城县君”之封号。墓志并未对刘氏有过多的介绍，考虑到唐人爵位、封号的选用规则。安重遇之妻刘氏可能与彭城刘氏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墓志未记载刘氏家族的具体情况，故对其家族的任职情况不得而知。据《全宋文》卷五三《安崇礼墓志》记载“君婚高氏，早岁而亡……有子二人，长曰隐珪……婚安陆副车清河张氏之女。”安崇礼妻高氏早卒，志文未载其家世。安崇礼长子安隐珪娶清河张氏，据《太平寰宇记》卷五八《河北道》，“贝州”条记载“清河郡六姓：崔、张、房、尚、傅、靳”。清河地区除崔氏一族外，张氏亦是当地名门大族，唐代一门出了张文瓘等三位宰相，可见清河张氏乃中古时期汉族名门。此处谓张氏之父为安陆副车，安陆，有宋一代隶属于荆湖北路德安府，为中府，而“副车”指的是地方长官的副手。由此可见，张氏亦是官宦之后，在地方的职位颇高。志文又载“天养侄女，见侍罗氏，前任右骁卫将军延鲁。长女见侍张氏，任棣州团练使延翰。次女见侍王氏，任右屯卫将军继昌。次女见侍康氏，前摄徐州节度推官琳。次侄女先侍李氏，次女见许苻氏”。《册府元龟》记载长兴元年（930）明宗“遣枢密使安重诲赴西面军前……罗延鲁、供奉官周务谦、丁延徽、陈审琼、韩玫、符彦伦等并从重诲西行。”此处有罗延鲁，从记载看，其当为安重诲之从属。志文记载安重遇之侄女即安重诲之女嫁给罗延鲁，或许就是《册府元龟》记载的罗延鲁。由此，安氏家族通过婚姻纽带，与朝中将领和手下官员结成了共同的利益关系。又安重遇长女嫁棣州团练使张廷翰，此人《宋史》有传，本传记载其“显德中，历棣、海、沂三州团练使，屡率兵败淮人，移莱州。宋初，又历冀、亳二州。”这与墓志中记载其为棣州团练使甚为贴合。张廷翰此人勇猛善战，曾在边郡八年，契丹将领高牟翰数次侵扰边境，均被其击走，在棣州团练使任内又屡败淮人。史载其“家富于财”，其人也“甚获美誉”，因此张廷翰无论在北周，还是在宋初均受到重用。安氏家族与其通婚，也在某种程度上了自身政治上的利益。安重遇之次女嫁右屯卫将军王继昌，右屯卫将军，按唐制左右卫设置“将军各二人，从三品”，主要负责掌宫禁宿卫之事。虽然右屯卫将军可能另有使职，但其品级已然很高。墓志记载安重遇还有一女见侍前摄徐州节度推官康琳，推官乃藩镇使府之下层文职幕僚，在使府内的地位相对较低，也没有严格的职掌。安氏从以前与高门大族或职位较高的官员联姻，变成与地位较低的幕府僚属结成婚姻关系，极有可能是安重诲被明宗诛杀，安氏家族没落所致，此待后文述之。此处之康琳从姓氏看，应当也是粟特人，可见安氏家族还存在与粟特人内部通婚的现象。中古时期粟特人内部通婚的现象之多，这也可以印证安氏家族粟特人的身份。除此以外，安氏尚有两女与李氏、苻氏有婚姻关系，只是墓志记载简略，不知其家世门第。#微头条生活养成计划#参考文献（元）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艾讯：《北宋武威安氏刻工家族考》，《碑林论丛》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9年。洛阳古代艺术馆编，陈长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

宋代朝堂礼乐中鼓的发展历史宋代的雅乐乐器主要分三种，鼓吹十二案、宫架和登歌。鼓吹十二案在宋代，“鼓吹十二案”在宫廷雅乐中被正式确认，是在乾德四年（966年），其作用主要是过渡性的，据《宋史·乐一》记载：“乾德四年，始令有司复二舞、十二案之制。”两年后，太常寺又上言：“宗庙殿庭宫悬三十簴，郊社十二簴，殿庭加鼓吹十二案。”这样鼓吹十二案乐队在朝会礼仪中，陈设于乐悬之间，配合演奏。宋代鼓吹十二案的乐队，总共有108名乐工，使用84件乐器。随着宋朝国家统治的稳定，在恢复、重建礼乐制度上也不断用力。宋真宗时表现出雅乐复古的倾向，在大中祥符元年议定封禅仪式时，取消了鼓吹十二案。宫架是宫悬之乐在宋代的称谓。宋以前称“宫悬”，这是宋代对周代礼乐中“宫悬”之乐的继承。仁宗亲政后，判太常寺的燕肃上奏表示不认同王朴律规定乐制的音准形制，提出改制，仁宗朝雅乐复古改革就此引发。在如火如荼的乐改过程中，针对鼓的改制也展开了激烈讨论。宋祁先提出“县设建鼓，初不考击，又无三鼗，且旧用诸鼓率多陋敝。”指出原有宫悬中四隅所立的四架建鼓主要是陈列作用，不能击打，又没有雷鼗、灵鼗、路鼗三鼗，而且之前乐器中的鼓都已“陋敝”。于是仁宗令冯元考求建鼓的典故，冯元随即奏上，提出“建鼓四，今皆具而不击，别设四散鼓于县间击之，以代建鼓。仁宗看过冯元的鼓议诏可，创制三鼓，以三鼗节乐，罢四散鼓。随后有人提出雷鼓无法考击的原因是“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载考击之法，而太乐所制，以柱贯中，故击之无声。”，建议将其形制改为“山趺上出云以承鼓，刻龙以饰柱。”仁宗认可了这一改制。仁宗的乐改看起来热闹非凡，其中发挥作用大的明显是李照，而李照本人在《宋史》无传，只在仁宗的景祐乐议期间出现过，就行业内对他的评价来看，“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李照制作的雅乐徒具复古之名，实则多有臆断。景祐五年（1038年），韩琦首先提出李照所造之乐“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奏请恢复旧乐。李照对鼓的改制是比较大的，把宫悬里的四面龙凤散鼓废除，改用晋鼓。原有的四架建鼓“备而不击”，李照改造将其作击打之用。李照不仅对雷鼓形制进行了改造，还把演奏之法按照己意进行了改变，这都使得许多人感到无法认同。结果其所作新乐被全部废止。北宋大规模成系统的雅乐改革在徽宗时期得以完成，徽宗继位后，大讲“丰、亨、豫、大”之说，徽宗本人不仅有好大喜功的性格倾向，而且雅好音乐。登基第二年，一场“隆礼作乐”的礼乐改革就展开了。徽宗一方面召集精通礼制者进行礼制改革，另一方面广求知音之人，着手进行雅乐改革。徽宗登基专注制礼作乐，蔡京以宰相身份推荐方士魏汉津献象数之说，徽宗采取魏汉津之说以帝指为度制作新乐，并建立大晟乐府。北宋一代新乐遂成，北宋乐议自此终结。大晟乐的乐器直接基于《周礼》“八音”的理想模式所建立，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其中鼓类乐器按照传统认知归于革类，革之部包括十二种乐器，其中十一种是鼓：一、晋鼓；二、建鼓；三、鼗鼓；四、雷鼓；五、雷鼗；六、灵鼓；七、灵鼗；八、路鼓；九、路鼗；十、雅鼓；十一、相鼓；十二、搏拊。值得一提的是，之前大朝会宫架所用的熊罴十二案和属于教坊乐的金錞、箫、鼓、筚篥等乐器被废除。至此，北宋乐改正式完成。笔者观点：从上述北宋诸朝对雅乐规制的调整，我们可以发现北宋对雅乐乐器的选择呈现出一个逐渐“雅化”的过程，自仁宗开始到徽宗时期，终于实现对乐器的一步步清理，逐渐使所有的乐器都有源自先圣的出处，并且将之推广至全国，从而为南宋所沿用，终南宋之世而无甚改动。参考文献：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六，景祐二年九月辛巳朔，北京：中华书局，2004.2. （清）孙希旦，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三十七《乐记》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3.（元）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六《乐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历史开讲##脱脱等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