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杨靖宇（1905年2月13日－1940年2月23日），汉族，原名马尚德，字骥生，到东北后，化名张贯一，乃超，杨靖宇为其常用化名，河南省确山人。杨靖宇是中国共产dd员，中国抗日战争名将，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中共满州省委的军委代理书记。1940年1月杨靖宇率部队被关东军重兵围困，他组织部队分散突围，但据称被一个参谋出卖，他所率的60多人被发现。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战死。1946年2月14日东北人民政府将濛江县命名为靖宇县。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的遗首和遗体被隆重公祭合葬在为他专门建立的通化市靖宇陵园。

老A《名家文学欣赏》附109郭沫若——《洪波曲》（68）后记感谢朋友们的诱掖和鼓励，让我写出了这十几万字的《洪波曲》，现在是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了。为了适应于日报的连载，分章分节来写是预先决定的。每节不能超过千五百字，而在每一节中须得构成一个小的中心，使它自成段落，也是预先决定的。开首写的一两章偶然写成了每章六节，因此又自行套上了一重枷锁：以后的各章都写成六节。节自成段落，章自成段落，这确是太把自己苦着了。资料很缺乏，当年的日报和杂志一份也没有在身边。从前偶尔记过的一些日记，但都散佚了，有的也不在身边。因此，的资料差不多是全凭自己的脑子中所残留的记忆。就像挖煤的一样，每天从自己的脑子里尽量地挖。然而存煤实在有。当年共事的朋友们，寄居在**的实在太少了。要想请教也无从请起。旧时的生活太狭隘，反动方面的资料除自己的直感或旁敲侧击之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日本方面的情报更感缺乏。因此有些推测，未便绝决地写出。例如在长沙大火后，我估计敌人必曾有比近卫声明更露骨的引诱和行动，如密使往还之类（这在后期是司空见惯的事）。就因为这些，文字实在不容易写好，写得也很吃力，我实在厌倦了。大体上只写了一九三八年这一年的事，这可以说是在蒋管区抗战的**期。这倒可以成为一个段落。移到重庆以后，一切的情形更加变坏了。因此，我要请读者原谅，我就在这移到重庆之前把笔放下。有很多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谢。乃超和立群是帮忙多的，有好些事是靠他们的手记或记忆而写出的。多谢各位读者的耐心，多谢《茶亭》编者和《华商报》一切朋友们的厚谊，我们每朝相对谈心者三个多月，现在要暂时告别了。敬祝各位健康、愉快、进步。到明年——也差不多就是明天，一同歌颂人民的新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我离开**赴解放区的前三天，是那天清早把全部赶写完的。为了掩饰我已经离开**，不要让文字在副刊上中断，匆匆忙忙地多写了一星期左右的分量留下。真是快，一转眼今天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后的第三日了。仅仅相隔两年，所写的东西，读起来就已经有隔世之感了。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于北京

老A《名家文学欣赏》附87郭沫若——《洪波曲》（46）一、到歧亭去……大武汉的保卫战有时确实烈烈轰轰过一阵，但敌人志在必得，而当局却志在保全实力，早迟必然要撤守是已经成了定局的。特别在九月二十九日田家镇要塞失陷之后，长江门户差不多等于洞开，大武汉委实是动摇起来了。**、民间工商业，在业经部分撤退之后，又在开始再撤退了。拿我们政治部来说吧。在十月初头又把秘书处、一二两厅全部、总务厅的更大部分，撤往衡山。总务厅只留下少数办交通和必要事务的人，副部长和秘书长贺衷寒只留下自己的随从秘书。我们三厅的人则由范扬和范寿康又率领了三分之一，撤退到长沙。就这样武汉三镇便差不多整个成为了一座空城了。政治部的疏散虽然偏向着南边，但我们对于北战场也并没有完全冷落。在这儿倒有一件说来令人惭愧的记忆。北战场的五战区是由好些文化人的组织散布在那儿的，我们的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和第六队被派遣到那儿去了。此外有由上海流亡出来的剧队两队，一队是金山、王莹所领导，另一队是万籁天所领导。还有臧克家所领导的文化工作团。有了这些组织的散布，长官司令部的进步分子便有人计划着，在司令部下边成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并有意思要胡愈之去领导。这消息对于我们当然很愉快：我们趁这个机会又可以把一部分文化工作者安置在北战场了。因此在十月八日那一天，愈之便约了好些朋友一同往歧亭去访问李宗仁。那时五战区的司令部已经移到歧亭了。下午五时顷，两部汽车同时出发。我们的一部坐着愈之、乃超、立群和我，另外一部便坐着胡绳、钱俊瑞、沈兹九、陈北鸥。这另一部的朋友们主要就是未来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了。我和乃超、立群是陪着去观光而同时打气的。乃超特别细心，还从我们三厅的日文铅字中检了一套出来拿去做礼品，这不用说是以备做对敌宣传的工具了。车子出发后不久，我们的一部便抛了锚。修好了，再跑，但又抛了锚。那天是中秋，月亮倒满好。我们站在路边望月，等着车子的修理，但车子却老是修理不好，而且使司机绝望了。据他说：根本没有办法。在路上我们也拦过好些过路的车子，但都不肯搭载我们。另一部车子又已经老早跑往前头去了。乃超和愈之两人便决定去碰运气，在附近去找寻车子的修理站。我在心里想：这不等于是海底捞月吗？弄得不好，便只好走路回去了。然而奇怪，隔了一个多钟头的光景，乃超他们坐着一部工程车转来了。海底公然捞到了月！乃超告诉我：我们去东碰西碰，碰了好几处钉子，结果找到了这位同志（他指着开工程车的人），找到了他的临时修理站。这位同志说他认识愈之，热心地愿意帮忙，便自行把这工程车开来了。工程车是有起重机的，我们几个人便都坐在那起重机的周围，让我们的小车子被拉着，又继续前进。这真是再愉快也没有的事，在绝望当中竟又生出了希望。二、坐冷板凳工程车把我们拉到了司令长官的指挥所，那位很殷勤的青年又拖着我们的小车子去修理去了。他同时告诉我们，他顺便要去通知招待所里的人，帮忙打听我们另一部车子的下落。这样殷勤而负责的人是很少见的，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记了，乃超和立群也都忘记了。我们在指挥所门前，向站岗的通了姓名并说明了来意，要求见司令长官。站岗的叫我们在门外的凳上坐着，他进里面去替我们通报了一回。我们坐着老是等，等了一个多钟头，里面却没有消息。我们又请站岗的再去通知，他转来告诉我们说：副官处说的，司令长官睡了，不能惊扰他，要等到清早才可以引见。这样坐冷板凳怕只好一直坐到天亮了。又是乃超自告奋勇，他要去找寻招待所，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乃超去了，又有一个钟头光景，有一部卡车开来了。据说是招待所开来接我们的。我们满以为是乃超去接洽来的，被接到一座农家院子去睡了个半夜。但到第二天清早看见乃超的时候，才知道昨晚的车子并不是他去接洽的，接洽者毫无疑问又是那位修理站的青年了。乃超告诉我们：他在晚间过于冒昧，胡乱去闯，闯上了好几处哨兵。问口令，答不出。有好几次刺刀刺到自己的胸膛。但幸好他是广东人，说出广东话来，那些广西兵便没有刁难他。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钱俊瑞、陈北鸥他们。再开车子来接我们时，知道我们已经被接走了。又经过这一番周折，愈是感谢那位修理站的青年。然而我真不应该，我把他的姓名完全忘记了。我们到五战区来，须得再说一遍，是为了司令长官的李宗仁要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而且打算聘胡愈之为主任委员的。这一个使我们兴奋得夤夜赶上前线的好消息，等天一亮，让我们探听一下现实情形的时候，使我们自己感觉着有点惭愧了。……（待续）摘自《郭沫若选集》第一卷​

村超三宗。我们村超的视频，贵州村超三宗持续火爆，村超的视频也火了强哥，怎么看呢？我要脱贫，贵州村超三宗。·首先第一中，我觉得贵州村超落井下石，乃一方那么多出行，人家是不是排位担保？你贵州就把村长搞的红红火火，你这不相当于人家正出殡，你在这出殡是不是太没本事了，你就不能再等个三五十年再搞，说的不对，他们进去了。·第二个字，盲目抄袭。村超，说白了就是一个村，从那场面从那氛围搞的跟欧洲五大联赛似的，而且还期间那么多的事也多。真的有海镇那么好的技术吗？啥技术？我就说一点，能够踢下去吗？在绿茵场上不仅需要球技还需要演技多难。·第三个字，帽子专一。你们哪一个专一？就看咱们这身材，村超的球员一个瘦了八斤，你看看这个职业球员，哪一个不是白胖肥肥壮壮的？在足球专业存在的价值要。

杨靖宇（1905年2月13日－1940年2月23日），汉族，原名马尚德，字骥生，到东北后，化名张贯一，乃超，杨靖宇为其常用化名，河南省确山人。杨靖宇是中国共产dd员，中国抗日战争名将，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中共满州省委的军委代理书记。1940年1月杨靖宇率部队被关东军重兵围困，他组织部队分散突围，但据称被一个参谋出卖，他所率的60多人被发现。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战死。1946年2月14日东北人民政府将濛江县命名为靖宇县。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的遗首和遗体被隆重公祭合葬在为他专门建立的通化市靖宇陵园。#乃超简介#

老A《名家文学欣赏》附106郭沫若——《洪波曲》（65）……长沙大火后有一家白报纸的囤积店没有烧掉，却又搬运不出：因为在善后期中火车只限于军运，断绝了商运。∵那家囤积商便向三厅求售。令数很大，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商人作为烧掉了，要价比成本还要低。我把这事向陈诚提出过，要政治部买下。陈诚到长沙时给了我一个手条，交总务厅办，而总务厅的那些颟顸老爷却始终没有办。到了桂林那纸商又来找我，我便独行独断地索性由三厅来收买了。这到后来一直供给了政治部好几年的使用，而且还使第二代厅长何浩若，第三代厅长黄少谷，各各都揩了一笔大油水。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们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的，但因经费无着，地方上的当局也无意帮忙，以致虚悬着。我扭着陈诚，向政治部要津贴。他很勉强地答应了每月津贴二百元。这津贴的数目虽然少，然而是中央所津贴的报纸，对地方d部的麻烦也就是一副挡箭牌了。同时又由夏衍到**去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文化人的报纸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复刊了。——这报纸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了长沙之后，她比我先到桂林。她曾经在省**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轰炸，除了随身穿着的一点衣服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炸光了。人没有牺牲自然是件幸事。立群还有一位母亲，是岑春暄的侄女，本来是在行政院任职的，南京失陷时带着一位十三岁的**逃回桂林。她们也是什么东西都丢光了，暂时住在水东门的娘家——岑氏宗祠里。据说，依旧时的封建习惯，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准在娘家过年，看看要到年末了，又只得从宗祠里搬了出来。这一老一弱的今后的生路，我们也是须得负责的。这件琐屑的私事，多蒙朋友们的帮助，却解决得理想。小妹立修，我们要她参加孩子剧团，她很踊跃地参加了。岳母岑蕴文搭着苏联顾问团的小汽车，先我们到重庆。她们两母女不久更由重庆到了延安，于今是比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了。在桂林我们住在乐群社，有乃超和杜老同住。不久翰笙由**回来了，他所采办的医药用品，留下了程步高负责搬运。他们的辉煌成就，我在前面是已经叙述过的。乃超在计划设立日语训练班，打算训练一批人员出来，加紧对敌宣传工作。为了这项工作，他和鹿地亘两人留在桂林，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但工作却受到梁寒操的种种牵掣，没有达到理想的地步。原先本打算由三厅直接办理的，梁寒操生吞活夺地抢去，乃超和鹿地便只以顾问的名义留下。虽然也招了生，开了班，但所注重的不是日语训练而是思想训练。这就是武汉撤守后，国民d反动派所奉行的一贯的国策——照着近卫声明所指示的途径：消极抗战，积极防共。三厅由凌迟而至于处决，所有一切对于抗战有益的工作，从此以往都逐渐被限制，被毁灭了。我和立群两人是于二十七日飞往重庆的，但在这之前还遭遇过一些悲欢离合。四、舟游阳朔“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山是水成的石灰岩，因此便有不少的钟乳洞，在桂林有“无山不有洞”之称。大的七星崖要算是大的钟乳洞吧。洞里当然更有些奇形怪象的东西，石笋、石柱、石笔、石帘，叩之有声如钟，成于石浆如乳。但那种不见天日的洞中景物，倒不如在光天化日之中的地上景物，来得更能引人入胜了。那时候白鹏飞（表字经天）在做广西大学的校长。我们是日本帝大的先后同学，因此他很殷勤地招待了我们。他请我到良乡的大学里去讲演过，据说那校舍是岑春暄所捐赠的，这和立群自然有一番渊源了。校舍的园林相当讲究，有一株很大的红豆树，为我生平第一次所见。那样小巧玲珑的红豆，所谓“相思子”，才是结在那样高大的乔木上。有一次经天雇了两只船，邀约杜老、何公敢、立群和我，同游阳朔。因此我们便得以尽量地领略了桂林和阳朔的风味。去的一天在下着微雨，在漓水边坐上了两只有篷的木船。大家都带着被条准备在船上睡一夜。殷勤的经天夫人沈兰冰女士更采办好了一天多的粮食，好几瓶茅台。她决心在船上亲手烹调来款待我们。这样的贤主人的确是难得的，情谊既浓重而风韵又清新。在那奇山异水之中，漂泊了一天一夜，即使不是苏东坡，也尽可以写出一篇《阳朔赋》了。漓水很清洁，水流很缓，平稳地在两岸的山峰中迂回。有点微雨，更增加了情调。空气是凄冷冷的，远峰每半藏在烟霭之中。时有水鸟成群而游。整个的情景好像是在梦里。白经天爱唱黑头，时不时要突然来几声《黑风帕》，于是便使得群山震恐，两岸都发出回响。……（待续）摘自《郭沫若选集》第一卷​

老A《名家文学欣赏》附78郭沫若——《洪波曲》（37）……但在这儿倒有一件事情值得特别感谢的。中日正式开战已经整整一年，我还是负责指导对敌工作的人，却到这儿才第一次看见一个日本俘虏。实在感谢得很，当大家吃过饭之后，承蒙司令部把这个标本拿了出来，使大家得饱眼福，似乎大家也都特别表示着高兴。俘虏是一位青年人，三十岁左右。一眼看去，倒也并不怎么猛恶，反而有点觳觫的神气。我们用日本话叫他坐，他听了很感安慰的样子，坐了。拿了一支香烟给他，他说了一声“亚力加朵”（谢谢），吸得很有滋味。“你不要害怕吧，我们是要优待你们的。战争不是你们的错，是军阀的错。等战争完结了，我们又要把你们送回去的。”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俘虏说他是大阪的一个小商人，今年三月才入伍，由朝鲜到沈阳，再转入关内战场，不久便被俘虏了。说着，他从身上搜了一张纸头出来递给我，据说是在战壕里拾得的。我接过手里一看，看出是第三厅所印发的六种“通行证”之一。上面有图画，有优待俘虏规定的译文。这可使我高兴得几乎要得意忘形了。哎，可惜，没有镁光照相机，不然的话，我不也可以把左手撑着腰，右手和这位俘虏先生拉拉手，照出一张相片来吗？谁能说这不就是我们三厅的“台儿庄”呢？和俘虏也还说过一些不十分重要的话，现在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和俘虏分手之后，我们又上了卡车，连夜赶回武汉。到达武汉时是第二天天亮的时分了。二、到浠水在九月中旬，由慰劳总会又组织了南北两战场的慰劳团，同时分头出发，这次的规模更加宏大。除各、各团体的代表之外，还有演剧队、放映队参加。我自己因为曾经去过北战场，便加入了往南战场的一组。但我在这儿先叙述往北战场一组的情形吧。乃超是参加了这一组的。我要把他的手记抄录在这儿，因为这是第一手的资料：“九月十七日同沙千里、钱俊瑞等出发往五战区。十八日在宋埠，遇金山、王莹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多人。“参加了战区政治部组织的‘九一八’纪念会，到会者仅保甲长十余人。我们的参加使他们出乎意外。”“十九日慰劳独立营，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二十日赴浠水前线。”“二十一日深夜李宗仁在前线指挥所邀谈。”“二十二日献旗，见李品仙将军，赴前线炮兵阵地。”“二十三日回宋埠，此地离前线指挥所后退一百多公里。与战区政治部李秘书、杨组长谈话。他们是贺衷寒系统的人，在前方打狗吃，臭名昭著。”“二十四日敌机袭宋埠，弹落隐身处约二十公尺。与在此地工作的演剧队第四、六队队员帮忙救伤。演剧六队中牺牲了一位同志。”“二十五日赴长官司令部交涉车辆回武汉，又遇敌机轰炸。”“二十六日天未明离宋埠回汉口，到达时尚在晨光曦微中。”这手记虽然很简略，但确实是难得的资料。（我要告诉读者，我这回忆录差不多是完全凭着回忆在写，连当时的报纸都无法弄到一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往北战场的朋友们确实到过前线的，看情形似乎司令长官的指挥所也移在浠水前线了。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教授广西军日语喊话”，这项工作即使不是出于五战区前线负责者的要求，至少是得到了他们的允许。这是不可以等闲视的。对敌宣传在战争中应该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我们主要负着这项工作的责任，虽然没有什么人来同我们竞争，但总得不到充分的配合。我们对于这项工作是规定了这样的步骤的：（一）研究敌情；（二）指导各级工作并制作宣传品；（三）教育俘虏；（四）组织日本士兵反战。但这些工作在武汉时期所做到的有限。我们编印了《对敌宣传须知》、《对敌宣传标语口号集》，分发各级政工人员。此外还印制了无数的标语、传单、六种彩色通行证（叶浅予、梁白波作画），每种有四五百万份。然而必须和我们配合的是可以把你气死的。首先是航空委员会不负责任，很少用飞机散发。其次是后勤部不负责任，囤积起来不肯运往前方。再其次是前方不负责任，有的用来糊房壁，有的任意扔掉。曾经有人从前方拾得几大捆回来，交还我们。俘虏更是无法接近的。俘虏归军政部管辖，我们曾经建议过多少次，想组织小规模的战地收容所，以便开展工作，但都遭了批驳。“台儿庄胜利”的时候，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徐培根曾来电话，说将有大批俘虏过境，要我们准备宣传。为此曾动员了漫画宣传队赶了一个夜工，第二天到大智门车站去张贴。结果连一个俘虏也没有看到。……（待续）摘自《郭沫若选集》第一卷​#乃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