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这千古一叹，是对宋王朝的质问，也是对历史后人的质问。#简介叶适#

记得余英时先生曾说过，“自汉至宋，儒家思想虽经过种种变迁，大体上说，对于商人和商业世界都不免抱着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宋、明理学史上第一位肯定‘商’的价值的是王阳明。他在1525年为商人方麟所写的‘墓表’中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四民异业而同道’真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从来儒者没有人曾如此说过”。很遗憾余先生学贯中西，对宋代历史的研究造诣颇深，却在这个问题上下了一个相当武断的结论，因为在王阳明之前，宋朝士大夫早已发言肯定“商”的价值——不是一两位士大夫说过，而是好多位士大夫都说过。让我直接引用宋人的说法。北宋士大夫范仲淹为商人赋诗：“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欧阳修亦有诗咏商人：“治国如治身，四民犹四体。奈何窒其一，无异钛厥趾。”熙丰变法期间，保守派与变法派士大夫政见各异，立场针锋相对，但这两个阵营中都有人高度评价商人，如反对变法的韩琦说：“商者，能为国致财者也。”主张变法的邓绾说：“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北宋的郑至道是早提出“四民皆本”论的士大夫之一，他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即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另一位北宋士大夫徐积也说：“知夫农本，而不知夫商贾者市井之本，则小民何依焉？故或依于农，或依于工，或依于商贾、行旅，各得其所依，则各得其所养。”在他看来，商亦是细民之本。南宋事功学派中的叶适进而批判了“崇本抑末”的旧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另一位事功学派儒者陈亮也说，“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辅，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前引这些宋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价值的肯定，表达得可比王阳明那句“四民异业而同道”有力得多。王氏之论何来“石破天惊”？

道家老子，儒家孔子，兵家孙子，事功学叶适，心学王阳明，谁对当今社会作用更大

百家姓137:叶姓氏来源叶姓人的祖先就是成语“叶公好龙”中的叶公。他说喜欢龙。可是真龙来了，他又吓得魂飞魄散。其实，历史上的叶公才能出众，他是颛顼的后人，本名沈诸梁，在楚惠王时，他做了楚国北边叶邑的行政长官。因为楚国县尹通称“公”，所以人们叫他“叶公”。他在叶邑兴修水利，改良环境，深受百姓爱戴。他还平定了白公之乱，功成身退，终老叶邑。他的后裔就以名“叶”为姓，叶公也就成为叶氏始祖。历史名人【叶适】宋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在哲学、史学方面都有成就，是南宋“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其著述自成一家。

程朱学派，即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派，也称“程朱理学”。此派发端于北宋周敦颐，他融合道学、佛学、儒学思想，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提出“无极而太极”、“性”、“命”、“理”等范畴。其弟子程颢、程颐是这一学派的奠基人，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其四传弟子、南宋的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学说，亦吸取了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观点，使“天理论”、“住论”、“格物致知论”、“持敬说”等理论更加丰富和严密，完成了宋代理学集大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后人把创立和完成这一理学体系贡献大的二程、朱熹连在一起，合称为“程朱学派”。此派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势力大。在发展过程中，内部又分成许多流派。此派与南宋陆九渊“心学学派”在理学基本概念、“太极”以及治学方法等问题上，观点不甚一致，有过多次争论。又分别与永嘉学派（叶适等）、永康学派（陈亮等）有过关于“王霸又利”等问题的辩论。与王安石“新学学派”观点也不一致。该派学说，宋代以后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逐步取得了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影响深远。一一 王旭烽

“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是谁?“事功之学”是在南宋时期提出的，它是一门反对理学空谈心性而强调事功的学说。浙江永嘉的叶适和永康的陈亮是“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当时的学者陈傅良(1137-1203年)把“事功之学”的思想归纳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将事业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言论的标准。叶适推崇“功利之学”，用他的话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因此他力主“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学习记言》)，不支持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也就是重视农业而忽略工商发展的政策。叶适还认为“道”存在于事物内部，“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的组成单位是气，水、火等五行都是气的变化形态叶适在逻辑学上提出了“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自我矛盾而又对立统一的命题！事物对立面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却又“止于中庸”，即事物的变化是有限度的。他在认识论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就是提倡通过对事物进行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其目的在于当时理学的空谈，他甚至还把理学家们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孟子等进行了大胆而合理的批判，理学家更进一步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炼化出的“无极”“太极”等学说的错误之处。叶适等人虽然重视事功，提倡“务实而不务虚”，但他绝非“专言事功”，只是使用“功利”来衡量义理是否正确。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方能下结论，倘若不加检验，那么就成了“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在人身上表现为道德不可能脱离功利而独立存在，即“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叶适等人的“事功之学”对于抵制当时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消极成分有一定意义，对近代魏源所提倡的“实事”“实功”和在认识上的“及之而后知”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积极影响。不禁感慨，原来我国的哲学思想真的也是博大精深啊！一点也不输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