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有一次改良生活吃包子，一位抗大学生叫卢振中，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这才停下问：“什么馅？”当时，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在延安，人人都穿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棉鞋帽，夏天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衬裤一开始是不发的（后来每年发衬衣一件、短裤一条），闹出不少笑话。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来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里起不来，因为那条裤衩刚刚洗过晒在河滩上。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陕北公学、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男性炕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冼星海原来喜爱甜食，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等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时代乐章。1941年，右眼失明的，有段时间连左眼也看不到东西了。军医让他多喝点白糖水，败败火。问：“白糖多少钱一两？军医回答：“5元一两。”：“这么贵！白糖水不是我们喝的，不能买。多喝些白开水就行了。”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2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气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华君武刚到延安时，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糨糊当了消夜，华君武晚年回忆：“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抗大学生何方回忆说，延安时期，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良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卢振中，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才问：“什么馅？”据艾青、卞之琳记述，1938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只有著名文化人、大学者是5到10元。王实味、每月津贴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课3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发的是延安“边币”,1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延安文化人流行“客请”，即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掏钱做东。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遇上老外医生马海德，邀他去一家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1936年秋，刘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烧不止，但延安没有药，只能寄希望于“千万不要并发肺炎”。她进了隔离窑洞，半昏睡半清醒，每天只喝一点小米粥汤，完全靠自己去扛病。丈夫张闻天干着急，每天早晚两次隔着窗户纸上窟窿问候一下，说几句安慰的话。张闻天发了津贴，全交警卫员买鸡蛋做汤给她吃。刘英问警卫员：“闻天的5元津贴都给了我，他吃什么？”警卫员眼泪汪汪：“就吃‘红锅炒白菜’。”挺了二十多天，刘英慢慢恢复过来。时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长郭滴人，像刘英一样发高烧，没挺过来，匆匆辞世，年仅29岁。向伟大的延安精神致敬!!!@烟雨二重奏

1927年，22岁的戴望舒向17岁的施绛年求婚，却被无情拒绝。第二年，戴望舒站在楼顶，泪流满面：“你若不答应，我就跳下去！”施绛年吓坏了，只能答应说：“你下来，我就和你结婚！”戴望舒就是著名的“雨巷诗人”，而施绛年则是他心目中的丁香姑娘。1927年，戴望舒在施蛰存家里避难，遇到他的妹妹施绛年。施绛年刚刚18岁，清秀高挑，戴望舒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女孩。敏感自卑的戴望舒，不停地通过诗歌向爱人表白，他写了《我的记忆》，还有那首不朽的《雨巷》。然而，对于施绛年来说，戴望舒南人北相，虽然高大魁梧，却面孔比较黑，再加上一脸的麻子，怎么看都不是少女理想的情人。聪慧的施绛年，何尝不懂戴望舒的心思，可是感情强求不来，碍于情面，她不好决然拒绝，只是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戴望舒知道自己是一个可怜的单恋者，终于决定摊牌：向施绛年求婚。被拒绝后，又绝望地以跳楼相逼。不过，在哥哥施蛰存的力挺下，施绛年妥协了，有条件地答应和戴望舒订婚：戴望舒必须出洋留学取得学位，并在国内找到体面的工作。作为著名诗人，戴望舒根本不需要有一张洋文凭，但他还是满心欢喜地答应。1932年，戴望舒踏上前往法国的游轮，到巴黎大学旁听课程，出入于图书馆、博物馆，拜访作家和诗人，而国内却不断传来未婚妻移情别恋的消息。三年后，戴望舒被学校开除，马上赶回国内，传言果然被证实：“丁香姑娘”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戴望舒苦求无果，悲哀地接受了现实。看到戴望舒在失恋中沉沦，一帮哥们儿看不过去了。小说家穆时英说，施蛰存的妹妹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妹妹比她漂亮多了，你要不要见见？一见之下，果不其然，穆丽娟的姿色更胜施绛年，而且对戴望舒很有好感。从相识、相恋到结婚，他们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抗战爆发，戴望舒一家逃难到了香港。当时许多逃难文人都住着简陋的房子，而戴望舒靠着努力工作，租了一座山上的小洋楼。然而，美满只是表面的，夫妻相差十二岁，新婚时两人还能一起看电影、跳舞，等到女儿出生后，他们需要面对的，自然都是些柴米油盐的事情。他们的婚姻很快出现危机，危机来自两方面：一是戴望舒为电影《初恋》作词，旧情难忘。二是1940年，穆时英去世，戴望舒不准穆丽娟奔丧，还扣下了岳母在上海病逝的消息。穆丽娟一怒之下返回上海，随后写信要求离婚。戴望舒追到上海，苦苦哀求未果。胡兰成听说后，托人传话：只要他肯留在上海办报纸，穆丽娟马上回到他身边。戴望舒拒绝与汉 奸谈条件，给妻子写下绝命书后服毒自尽，幸亏朋友抢救及时，才没有酿成悲剧。这时，穆丽娟早已和别人好上，两人在1942年正式结婚，而穆丽娟与戴望舒次年才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后来，因为在报纸上编发宣传抗战的诗歌，戴望舒被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始终没有屈服，还创作了《我用残损的手掌》。1943年5月，戴望舒和第三任妻子杨静在香港结婚。当时，这位香港美女才十六岁，比当年穆丽娟还小两岁。戴望舒特意把结婚照寄给穆丽娟，以示炫耀。婚后，他们生有二女。可是，因为年龄与爱好等差距，二人时常吵架，甚至拳脚相向。到1948年，杨静爱上邻居小蔡，提出离婚。结果，小女儿戴咏树归杨静抚养，二女儿戴咏絮由戴望舒抚养。新中国成立前夕，卞之琳从英国回国，路过香港，戴望舒决定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挽留的朋友说：“我不想再在香港待下去了，一定要到北方去。就是死也要死得光荣一点。”到北京不久，戴望舒在新闻出版总署工作。欣慰之余，他向负责人表示：“决心改变过去的生活和创作方向。”然而，当时戴望舒的哮喘病已十分严重，上趟楼都要休息好几次。有回动了手术，但病情并未好转。1950年2月28日，他为了能早点治好，加大麻黄素剂量，注射后不久就昏迷过去，等送到医院，已经停止了呼吸，享年45岁。戴望舒与徐志摩、艾青并列民国三大浪漫诗人，却是爱情上的低能，三段感情所遇皆为美女，却都以对方的劈腿而告终，情路之悲惨之可怜，让人扼腕长叹。他永远走不出那条幽深的雨巷，在一个不可能的丁香姑娘身上，浪费去一生的时光。

（接前，期待点赞，谢谢！）二、新时代诗歌特点新时代诗歌来源于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与伟大社会实践，应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时代性，凡伟大的诗歌，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风貌，比如盛唐诗与盛唐气象，新诗革命与五四运动等等。关于盛唐诗歌，学术界有一种观点：所谓诗歌的“盛唐气象”，其实主要是由边塞诗表现出来的。边塞诗，是指以边疆地区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唐朝是边塞诗的鼎盛时期，边塞诗也是当时主要的创作题材，《全唐诗》近五万首，存边塞诗约两千余首，但被认为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深刻，想象力丰富，艺术性强的部分。边塞诗一部分是反映时代景观景象的，包括一些西域风情诗歌，一些反映自由开放、闲适畅快的盛世景象的诗歌；还有一部分是反映时代精神的诗歌，当时的风气，是到西域去，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是当时读书人和有志之士的共同心声。边塞诗里充满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五四运动先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则包含了新文学革命和新诗革命。新诗成为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经常是时代之体现，古今中外皆然。二是人民性，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伟大的诗歌来源于人民的历史创造，终又要接受人民的检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诗歌是发源于延安时期的，受延安风气影响，艾青感受到当时的革命氛围和时代精神，写出了一批著名的诗歌代表作，如《黎明的通知》《向太阳》《火把》《野火》《北方》《旷野》等等，他用了大量新的意象，火把、黎明、野火、太阳、吹号者，这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是用得不多的，有一种新气象新面貌和新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诗人自觉走向对民歌民谣的学习吸取，典型的如贺敬之的《回延安》等诗歌，就采用了“信天游”的民间叙事方式，这也是一种向人民学习、来源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诗歌追求。三是主体性，弘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展现中国气派中国风骨。新时代诗歌要有包容性开放性，但不应该是追随依附西方现代主义的，而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开辟中国自己的现代性诗歌道路，确立自己的诗歌标准与尺度。新时期文学也是从确立主体意识开始的，但那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意识。在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下，自我发现、自我寻找、自我实现的价值观风靡一时，但过于强调自我，导致后来解构主义思潮的泛滥，否定传统、贬低英雄、反对崇高，直至解构一切宏大叙事，终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新时代诗歌，应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里面本身就包含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建立于个体和民族基础上，又超越具体的个人和民族的。如果说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解构主义时代，那么新时代应该是一个建构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从一种自我否定、自我贬低与自我丑化的虚无主义和解构主义，走向一种自我肯定、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的建构主义，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历史性的巨大转折，正是时代具诗意之处，是主体能发挥自由创造精神的无限空间。兼具思想能力和感受能力的优秀诗人，终会将人民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和个人的主体性融为一体，加以不断肯定不断强化和不断超越，艺术地提炼出新时代的核心价值，建构出强大的主体性精神力量，打动人心，感染世界，改变风气，影响社会。四是创造新时代美学典范。广大诗人应该投身历史巨变，在美好生活和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发现和创造新意象新形象。诗歌是一种塑造形象的艺术，艺术以形象感人，只有典型形象才能深入人心永久流传。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是一个新意象新形象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时代，新的经验、新的感受与全新的视野，都和以往大不相同，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在迅速产生着。山河之美与自然之魅，日常生活之美与人文网络、社会和谐，都将给诗人带来新的灵感和冲击力，激起诗性的书写愿望；而复兴征程、模范英雄、高速高铁、智能机器、青山绿水、绿色发展、平等正义、民生保障、精准扶贫、安居乐业⋯⋯都可以成为抒写对象，成为诗歌典型，都可以既有时代典范性，又具有艺术价值；此外，伴随全球化网络化，“一带一路”、海洋世纪、共享经济、航天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将加快人类前进的步伐，促进中西大融合，放大人们的想象力，激发新的理想信念、奋斗精神和创造力，进而催生出新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价值，带来新的美学观念和美学形式，这将是一个新的美学开疆拓土的时代，可以既葆有中国特色本土根底，又具有全球开阔视野和胸怀，这是一个将创造出全新美学方式与生活意义的新时代。（待续，谢谢关注！）

本书选入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享有盛誉的著名诗人艾青脍炙人口的诗作如《大堰河——我的褓姆》《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黎明的通知》《礁石》《鱼化石》等50余首，以期使中学生读者艾青各时期的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颐养性情，陶冶情操。青少年读者读之，对自己的视野拓展和价值培育，均颇有裨益。

抄书第十八天，作者：艾青 本诗写于新中国国初期，此阶段艾青的诗歌主题主要是赞颂新中国的光明，讴歌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并着重探索人的心灵美，更多地从人的精神生活角度来捕捉形象，抒唱生活。此诗也不例外，通过赞美北方晴天的辽阔深远，抒发了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对新生活的向往之情。#北方简介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