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笔VS宣笔，产地制作历史传承。湖笔和宣笔虽然都属于中国的十大名笔，但是两者却区别很大。·第一，它们产地不同。湖笔产于浙江湖州善链镇。而宣笔则产于安徽泾县。·第二，两者成名时间也有先后之分。宣笔起于秦盛行于唐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相传秦始皇时蒙恬将军南伐楚之中山(泾县一带)，始以兔毫竹管为笔，称秦笔。隋开皇九年(809)，改宛陵为宣城(今宣州市)后，"秦笔"亦改称为"宣笔"。湖笔起于宋元时期兴盛于元明清，超越宣笔而后来居上。南宋时期湖州是士大夫们息影山林的首选之地，他们及附庸的文士们咏苕雪之间，唱酬青下之下，带动了文房用具的发展。在地处江南的宣城为战乱而调蔽时，使与宣城接壤的湖州成为了南宋遗民聚居之所，吸引了部分笔工居。他们以湖州文人墨客的需求改进织笔工艺，湖笔就此诞生。湖笔的蜚声四海。当时诺浩钱舜举(钱选)的画，冯应科的笔被并称为吴兴三绝。随着赵字的雄踞海内，朝野交愈，赵孟頫手中，那枝握笔终日，日书万字而不败的冯应科"妙笔"令名便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有元一代湖州制笔能工迭出。冯应科、沈日新、温生、杨显均、陆颖等十余人留名史卷，"湖笔"之名就此奠定。

公冶长（前519—前470），复姓公冶，名长，字子芝，山东诸城 贾悦镇 近贤村 人。春秋时期 孔子 的弟子和女婿，“ 七十二贤 ”之一。一生治学，多次拒绝 鲁国 君主征辟为大夫，而是继承孔子遗志，教学育人，成为著名文士。鲁哀公二十五年，去世，时年五十二，累赠高密侯， 从祀 孔庙。@潍坊市博物馆 @诸城市博物馆

近代以来，第一个对岳飞《满江红》词提出怀疑的是余嘉锡。余在《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两点论据:1、这首词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所编之《岳武穆遗文》，是据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这首词从来不见于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沉霾数百年，突然出现于明中叶以后；赵宽不言所据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而且，赵宽碑记中所说岳飞另一首《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诗，经清人王昶考为明人伪作。这首词可能也是明人所伪托。2、岳飞之子霖、孙珂，两代搜访父祖遗稿，不遗余力，而岳珂《金陀稡编》中却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自嘉泰三年(1203)作《鄂王家集》自叙之后，直至端平元年(1234)十二月重刊《金陀粹编》时，凡经三十一年，而其所刊《鄂王家集》仍未收此词。著名词学家夏承焘赞同余氏论据，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发表《岳飞词考辨》一文，进一步论证：宋词里传诵盛的一首名作——《满江红》，不可能是岳飞之作，而可能是明代弘治年间人托拟之作。夏承焘先生认为：从地理常识来看词中的“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而明代中叶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历史事实，证明：“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因此，夏承焘进一步推断：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是参与贺兰山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份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此外，夏承焘先生还提出：元人杂剧有阙名的《宋大将岳飞精忠》，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而第二折岳飞勉励岳云说：“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引却是文天祥诗句。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1980年9月10日，台湾省《中国时报》刊登孙述宇《岳飞的?——一个文学的质疑》一文，着重就《满江红》词作本身进行辨析，指出：《满江红》提到“三十功名”,说三十岁英年成就了大功名，是岳飞本身的典故；“八千里路云和月”,说的也是岳飞自己的事迹。诗人可以自述，也常有诗人大言自夸，但用自己的事迹和典故歌颂自己，这在古诗词中是极罕见的。若不是后人写来怀他咏他，便是别人拟他的身份写的。并指出：在《金陀稡编》中，岳飞的词只有《小重山》一首。《小重山》的格调与《满江红》相差甚远。《小重山》有一种由深深失望而生出的欲说还休的味道，《满江红》则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孙氏从词作内容与风格求得内证，以为《满江红》非岳飞所作。针对相关质疑的观点，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和宋史学家邓广铭提出了不同意见：1、唐圭璋先生认为，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载籍者甚多，所以此论据并不成立。并说明，我国古来私人藏书，往往自视为至宝，不欲使人知，故当其所藏珍籍尚未公之于世之时，虽有人尽量寻访，亦不可能备载无遗。因此,岳珂、陈郁书不载岳飞此词，不等于岳飞即不可能作此词。比如，岳飞另有一首《满江红》“遥望中原”词,亦不见于岳珂、陈郁二书,但其墨迹，经过宋魏了翁,元谢升孙、宋克，明文徵明等人收藏，流传至今。2、邓广铭先生支持并丰富了唐圭璋先生的论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物论据：河南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邓指出：汤阴词碑为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所写，全词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词碑明确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十五个字。此碑比杭州岳庙《满江红》刻石，少早四十年，比徐阶所编《岳集》之刊行则早七十八年。因此，有此一件实物作证，伪作说便不攻自破。1982年3月出版的《东方杂志》则刊登李安《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与纪念岳飞驻兵的“岳城镇”》一文：此文依据河北《磁县县志》(台北市成文出版社印行中国地方志丛书)三则纪事指出《满江红》的“贺兰山”应该是磁县的“贺兰山”。此山在磁县县城西北三十里，因宋贺兰真人隐居于此,因此得名。从学术上讲，对《满江红》作者的争论仍会持续。因为，质疑者和反对者都没有足够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从大众的角度来看，不论其作者为谁，又都不会影响作品的文学地位，也不会减弱作品中所饱含的爱国精神！

贵州玉舍国家森林公园旁边，曾经有一个显赫一时，名震四方的官寨 ，这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寨，如今仍让当地人心心念念……古寨老宅 几度易主官寨是个比较常见的地名。在贵州，清代以前只要有土官居住过的地方，都会有官寨这个名字。水城县勺米镇坡脚村的官寨，同样如此。这是一个看上去普通的小山村。如果没人介绍，你根本没有想到，在勺米乡这个名叫官寨的小山村，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山间秘境云里古寨到官寨的时候，是一个夏日的上午。开车沿玉马公路往米箩方向行驶12公里左右，往东南方向望去，淡淡的雾岚中，一个小巧别致的自然山寨便映入眼帘，稀疏的农舍中，炊烟袅袅，绿意葱茏，恍如仙境。官寨现在叫杉树脚组。组长高克刚说，以前一直叫官寨的，那些年因为认为官寨这个名字带有封建气息，就改为杉树脚了。但是，就因为曾经有一彝族土目在这生活过并且留下了一座老宅，附近的人们还是习惯叫官寨。“这名字好记！”官寨现有汉、彝、苗等民族45户181人。镶嵌在玉舍国家森林公园边缘的这个小寨，海拔在1500米左右，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小寨下面，巴浪河潺潺流过，给这个百年彝寨平添了几分柔美。现在看来，官寨就一个自然小村落，数十户人家的房屋散落在斜仄的山脊上，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当年曾经显赫一方。背靠高山，面临河谷，坡陡路狭，易守难攻。当年彝族土目选择在此立家，可谓煞费苦心。是谁，会选择在这里安家？走在新修的水泥通组路上，高克刚给我们叙述了官寨不平凡的过去。官寨老宅早期的主人姓禄，是一位彝族土官，具体的名字已不可考。官寨老宅修建于清光绪年间，进入老宅需经过石质朝门，朝门两侧雕刻有日月二星官。进入朝门后，里面是一座三层木瓦结构的四合院楼房，还有3个天井，每根房柱下都有础石，柱身雕龙画凤，富丽堂皇。“这，这，还有这，以前就是朝门的位置……”高克刚一路指指点点。禄氏家族拥有勺米和米箩等地的大片良田好土，妻妾成群。民国时，由于禄土目奢侈无度，很快就将家业败尽，男丁先后病亡 ，家里仅剩下一个姓姬的小妾支撑。风雨飘摇中， 禄土目的亲戚钱闻达娶了姬氏，进入这个家庭。这个钱闻达（1898-1950），可是当年水城境内的“知名人士”。地方志记载，钱自幼好学，少时师从当地名流李择三，后考入法政学校，毕业后回家协助其父（亦是当地土目）管理事务，“见识广，有文才，善交际”，为当时彝族中颇有影响的上层人士之一。由于钱颇有才能，将家业、权势不断扩展，在威宁、赫章、水城三县声名显达。曾经管辖庄子26个，田地2800余亩。年收租千余石。有仓库27栋，枪械百余支。钱闻达还热心于教育事业，是水城初中的创始人之一。杉树脚组组长高克刚的爷爷高明顺当时是钱闻达家的管家，目睹了钱闻达家族的沉浮。“爷爷曾经将他在钱闻达家的情况告诉过我的父亲高子明，对钱闻达家当年的生活状况，我们知道一些。”高克刚说，钱闻达在玉舍镇还修有一处“印楼”（今尚完好），平时就两处住。回官寨时，钱闻达坐在滑竿上，前呼后拥，人喊马嘶，煞是气派。钱闻达接受过现代教育，“讲求文士气派，佃民到他家，可与其平起平坐”，在当地颇得民心。钱闻达和姬氏结婚后，生了俩女儿。他去世后，钱氏族人弃宅离去。解放后，官寨老宅被没收，后被拆除，建筑材料一部分被用于修公房，一部分被附近村民分走，一座百年古宅，如今仅剩下一段矮墙，几块残石。2007年9月，钱闻达81岁的女儿钱国英曾经和家人一起到官寨老宅来看过一趟。60多年未见，时过境迁，儿时记忆，涌上心头，目睹现状，感慨万千。在掏出200元给高克刚的父亲高子明后，钱国英一行在老宅后面的百年七叶树下驻足良久，怅然离去，此后再没回乡。我们去官寨时，适逢夏日，蝉噪林静，鸟鸣山幽。当地政府已经在官寨附近修了两个观景亭，坐在小亭内，可以看满山美景，可以听风走过草尖的声音。我们行走小村的每一个角落，倾听着有关它的美丽故事，享受着城市里难得的静谧和清新的空气，身体的困乏一扫而光。“我们这里位处森林公园边上，民风淳朴，环境优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把土目老宅恢复重建，配合其农家乐项目建设，以吸引更多的人到这里寻古探幽。”高克刚说。

行礼毛田镇是一个文风淳厚的山区，自古以来儒风相承，礼义代传，行礼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善行于明清两朝。解放后由于时局的问题在文革十年时中断，文革结束后，南冲八斗村贤达刘美苔先生首先为祖辈和父辈举行升祔士礼，邀请当时文士罗攀月，罗正苏，刘瑞祥，刘根深，许国琪，许少白，楊凤舞等大开礼堂升附点主。几十年匆匆过去，刘瑞祥，罗攀月，许少白，许国琪等先生的得意弟子刘尧龙，刘秋龙，张五雄，罗伏秋，刘来凤等继承他们的衣钵，敦行士礼，多次在湖南湖北等地传承孔孟之礼仪，弘扬中华之礼节，并于二0二三年三月，成立"毛田南冲儒教文化传媒公司"，把毛田的文化礼仪更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行礼是一种祭祀祖先和父母的大型活动，此活动从前只在皇室举行，后来流传民间后礼式有许多遗漏，二0一二年刘尧龙先生专门赴北京天坛，参照皇室礼式对民间礼式进行了效对。我们每个礼生，站坐有序，文质彬彬，通晓礼仪，言语文明。举止高雅，进退有规。俗语讲"和尚道士闹一七，不如礼生作个揖"。可见民间对行礼也是十分的重视和对礼生是如何的认可的。我们对每一次的行礼都做了十分充足的准备，我们不仅每一次都十分认真的敦行士礼，而且我们还可根据孝家的要求，对每场礼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进行拍摄剪辑，做成光盘和U盘，留与孝家进行永久怀念。我们行礼，完全是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为宗旨，我们以孔孟之道为根本，以周公之礼为准则，祭奠亡者，缅怀先人。如有不足，欢迎饱学之士批评指正。

江阴地名故事───青阳江阴是身处江尾海头，是古代吴文化重要发源地，江阴史载：7000年人文史、5000年文明史、3800年筑城史、2500年文字记载史、1400多年的街坊史。关于青阳的命名，当地自有一种传说叫“先有道成墩，后有青阳镇”。魏晋时汝南人许逊是位道士，后来被封为“神功妙剂真君” 。他担任过旌阳(今湖北枝江)县令，又称许旌阳。许逊弃官东归，周游江湖，来到青阳西北处结庐炼丹。他看到近湖一带地势较低，就运来泥土填高地面，形成道成墩，大兴土木，上建“旌阳寺”安居下来。晋后，青阳地名一度称作“旌阳里”，至今仍有青阳乡老沿袭旧称。青阳历史久远，据青阳镇境内南楼崧泽文化遗址表明,5500~6000年前就有先人聚居于此，是个历史悠久的鱼米之乡。1974年至1976年，境内南楼村一带出土 石刀、石斧、石凿等磨制石器，以及黑皮陶、碳化稻谷等属良渚文化的文物， 证明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先民聚居生息。古代青阳的文化教育源远流长。北宋时，士大夫设塾授徒之风已盛，人才不断涌现。 宋江阴望族青阳葛氏，世代儒学，簪缨相继，一门出了33位进士。仅被唐圭璋收入 《全宋词》的就有葛胜仲的《丹阳集》、葛立方的《归愚集》、葛郯的《信斋词》， 葛立方还有《韵语阳秋》被收入《历代诗话》。葛氏的词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 位置。后人评价宋代父子两代皆为填词名家者，有前晏殊、晏几道，后有葛胜仲、葛立 方。地方文化教育源远流长，明正德十年(1515)青阳办社学，清代设义塾，《乾隆江阴县志 》载：“青川原清旷，多秀民文士……为一邑之。”青阳镇钟灵毓秀，人才辈出。现 代有地政学家祝平、出版家李小峰、地理学家李旭旦、气象学家朱炳海、教育家谢家玉和薛 绍清、农艺学家谢家驹等，并有知名民族工商业者薛福基、葛凤池、刘永康、叶吉廷等。北宋时称青旸，寓意清晨日出，并置青旸乡。清康熙三年(1664）分设青旸、泗河、黄桥3镇。1913年，青旸撤镇改乡。1945年设青旸镇、丹同镇、桐岐乡、西岐乡、塘头乡、泗河乡。1948年7月，原悟空乡并入丹同镇，桐岐乡并入青旸镇，西岐乡并入凤戈乡，塘头乡并入泗河乡。1949年9月，江阴县撤城南区，设青旸区，为区政府治所，并析出黄桥乡。1951年分设青旸乡、桐岐乡。1956年青旸成县直属镇。1957年其余各乡合并为青旸、泗河2乡。1958年撤区建人民公社，次年与泗河人民公社合并为青旸人民公社。1961年析出西部地区，成立桐岐人民公社。1963年，析置青旸镇，为县直属镇。1965年10月，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改名青阳，意为四季如春。1983年，桐岐改公社为乡。次年青阳人民公社并入青阳镇。1987年4月，桐岐撤乡建镇。2001年6月，桐岐镇并入。

当李隆基懈怠朝政、耽于享乐的时候，唐王朝已经危机四伏，边境安定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初唐以来出现了很多蕃将，但并不委以大将之任，开元年间，李隆基设置节度使后，也都是汉人充任节度使。其中，不少是文官，政绩好的可以成为宰相，张嘉贞、张说等都是因此成为宰相，李林甫做宰相的时候，为了杜绝这种“出将入相”的现象，就建议李隆基：“ 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d援。”李隆基采纳了李林甫的建议，自此之后，蕃人如高仙芝、哥舒翰、安禄山等都成为节度使而专掌一方，在镇内手握军事、行政、财政、人民、土地等大权，节度使制度与募兵制相结合，使得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边镇军也在不断增加，达到了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而长安宿卫不过才十二万人，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容易让节度使养出骄恣和非分的野心，比如安禄山。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任范阳、河东两节度使，共掌握这三大边镇的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安禄山早有异志，并且在范阳早有准备，但他并没有真的起兵。至少李林甫做宰相的时候，安禄山坐镇的东北还是稳定的，他很害怕李林甫，尽管远在东北，与京师的很多官员关系都不错，又有杨贵妃和李林甫为他说好话，唐玄宗很宠信他，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在李林甫死后被打破了，杨国忠不喜欢安禄山，经常在李隆基面前说安禄山会反的话，李隆基也将安禄山召进京师来试探他，安禄山虽然进了京躲过了这一劫，取得了李隆基的信任，但这也激起了他的反志。天宝十五载（755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率领三镇兵力会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之众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入朝讨伐杨国忠。对于安禄山反叛这件事，李隆基和杨国忠这对君臣的反应值得思考，李隆基初根本不相信安禄山会反，他觉得是恨安禄山的那些官员故意捏造事实。安禄山反叛六天后，李隆基才得知安禄山是真的反了，赶紧召宰相商量对策，杨国忠信心满满地说：“现在反叛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他的部下将士都不想反，用不了十天，安禄山的头颅就会被送到行在。”李隆基对杨国忠的话丝毫不怀疑。结果安禄山不过月余就攻进了洛阳，当时海内承平已久，百姓几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叛军所经之地，都望风瓦解，或开门迎接、或弃城逃跑、或被叛军所杀，叛军一鼓作气就冲进了洛阳。对此，李隆基的反应不仅仅是慢了几天，更是频频决策失误，临时招募的士兵没有经过训练，缺乏战斗经验，在叛军面前战斗力很低，后来封常清和高仙芝不得不坚守潼关不出，而李隆基又听了监军边令诚的谗言，处死了封常清和高仙芝，起用已经因中风病废在家的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镇守潼关。哥舒翰率军二十万易守难攻的潼关闭关固守，安禄山久攻不下，想诱使哥舒翰弃险出战，哥舒翰自然不肯，结果李隆基在杨国忠的谗言下，一再催促哥舒翰出战，哥舒翰无奈，只得领军出关迎战，终，20万大军只剩下了8000人逃回潼关。作为长安的屏障，潼关的失守让平叛战争急转直下，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二日，李隆基想要御驾亲征被劝阻，当天晚上，李隆基就秘密谋划着出逃长安，他让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准备马匹和集结禁军，第二天天刚亮，就带着部分后妃、皇室成员和宠臣出发离开了长安。等他们到达马嵬坡的时候，护卫军不肯继续前行，陈玄礼向李隆基表达了护卫军的诉求，即诛杀与胡人一起谋反的杨国忠，等到杨国忠及其同d、家人被诛杀后，将驿站围起来的众护卫并未散去，李隆基让高力士去问原因。众护卫认为杨国忠已经伏诛，杨贵妃也不应该再侍奉李隆基，也该处死，李隆基无奈，只得让高力士赐杨贵妃自尽。马嵬兵变后，李隆基和太子李亨兵分两路，李隆基继续入蜀，而李亨留下来安抚百姓，后北至灵武，组织兵力平叛。

数百年来，人们读到建文帝削藩这段历史，自然而然会想到一个问题，朱允炆为什么要削藩？藩王造反了吗？没有。藩王威胁中央了吗？也没有。国家养不起藩王了吗？并不是。以上理由都不成立，朱允炆为啥要一根筋的想要削藩呢？朱允炆是有政治抱负的，即位后，他就优容文士，宽刑省狱，减轻赋税，裁减冗宫冗员，改变祖父朱元璋的一些严厉政策，史称“建文新政”。这一切，没有威信怎么行。朱允炆和勋贵们不熟，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外戚力量。矛盾的是，他却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领导者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领导力，威信的高低是个关键的因素。然而，威信不是自封的，也不能靠别人给。它是实践的产物，只能靠自己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浇铸起来。如果一个单位空降来一个新领导，他没有表现出领导才干和领导能力，就会遭到下属的议论和挑战。下属会承认他的权力，但他无法强制下属承认他有威信。当着领导的面，下属们当然会表现得很尊敬，一口一个X总。可是转过身来，大家就会说，这小子要不是靠关系，哪有能力坐上这个位子，论能力和经验， X副总该被扶正才对。这时候，新领导在工作中会遇到阻力，无法激发下属的积极性，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他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经过实践，改变大家的想法，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不代表他就有了朱标的威信。朱标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在大家心目中自然形成了一种力量，但朱允炆没有。他既没有班底，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树立威信，他要推行自己的政策，自然是困难重重。如何既快又好地建立自己的威信呢？削藩很安全，削藩能收回权力，削藩能树立威信，削藩好处多多，为啥不削叔叔们呢？按照明初的政治局面，朱元璋搞分封并不是个多大的问题，反而算得上是个稳固统治的制度。朱元璋给孙子设计了严密的防线，希望朱允炆安安稳稳做个太平皇帝，他在中央稳坐钓鱼台，宗室力量四方拱卫，老朱家江山永固。分封也确实存在着一定不稳定性，考虑到这点，朱元璋也为孙子设计了一套多方制衡的方案。等到朱允炆和他的子孙坐稳了江山，随着帝国边防压力的减轻，经济情况的好转，中央会更加强而有力，到时候不管他们是搞推恩令也好，还是直接解除他们权力也罢，都有了足够的条件。然而在朱允炆眼里，这套方案变成了：我的盘子稳得很，叔叔们无非是一只只猪羊，就等着自己动刀呢。爷爷给了孙子一把刀，本意是让他用来防身，孙子却选择了拿它去砍人。是刀的错吗？刀没错，错的只是人而已。朱允炆现在成了皇帝，他的地位现在是有点尴尬的。洪武二十五年被立为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即位，不到六年的学习时间，父亲可是整整学习了二十五年啊。不是老朱不给孙子更多时间学习，而是他只有这么多时间了。六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爷爷只能扶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你要靠自己走了。朱允炆环顾四周，爷爷的人就是爸爸的人，他们未必就是自己的人。而且，现在他们大部分被杀了。弟弟朱允熥还有强大的母家势力可以依靠，自己没有。朱允炆自己提拔了黄子澄、方孝孺等几个人，朱元璋还给他留下一文一武两个人才：兵部侍郎齐泰和驸马都尉梅殷，两人受顾命辅佐建文帝。梅殷领兵出镇在外，黄子澄、齐泰、方孝孺，只能靠你们了。削藩这个念头早就存在于朱允炆心中，早在他还是皇太孙时，当时还是太常寺卿的黄子澄就和他有过一番对话，朱允炆问：“诸叔藩王皆拥重兵，如有变端，怎么办？”黄子澄答道：藩王们的护卫只能自保，一旦有变化，我们能调集全国的力量揍他，谁能抵挡？汉初的七国怎么样，后不还是被灭了，藩王的力量远不如七国，放心他们翻不了天。皇太孙认为他说得很对。后来，每次叫黄子澄，必尊称他为黄先生。削不削藩已不是问题，问题是先削谁。#文士镇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