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起来又睡不着了。看着同学们的朋友圈，忍不住把大学生活好好的回忆了一遍。一九年我踏入了农大的校门，那时候的我刚满十八岁，还很疑惑对大学里的一切事物充满好奇。还记得大学的第一天晚上想家，但是我的室友们都的好，一起聊天，一块吃饭还有我的设计三班，还记得一起玩狼人杀的晚自习吗？整个教室就我们班吵大一很美，参加社会报到，守住好的宿舍。但是因为疫情的爆发，大一下学期的我们不得不在家里面上网课，当时可高兴坏了。大二选专业了，是我喜欢的视觉传达。我们来到了农大的本人，在这之前就已经听说这里的宿舍很差，但是没想到这么差，好像是全学校新的宿舍。一开始真接受不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全部都是美好的回忆，室友也都好，是我们自己互相选的。大二一年学业繁，重课特别的多，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也对我们进行了返校的。也就是说整个疫情期间，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学校里活动。大三上学期我恋爱了，可惜的是时间不长。我当时的对象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离开了我，去了另一个城市。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能是因为我太喜欢了，也可能是因为我对这段感情的不甘心。我难受了，整个大三下学期是一开始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守着手机，天天盼着回消息的难过，导致成绩直线下降。可能这对没有什么恋爱经验的我来说实在是太残酷了，但是我依旧没有挂科，完成了大三的学业。大四了该准备考研了，虽然结果不怎么样，但是每年都的充实，认识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就算是后几天要考试的时候阳了，我也依旧坚持了下来。考完是经历了考研的那段时间，我成长了很多。大四下学期我又恋爱了，互相喜欢，没有了异性的约束，我们经常见面，也第一次对我来说有了真正以上的恋爱。对方人很好，也很疼爱我。大三就认识了大四，因为缘分走在了一起，希望这段缘分还会很长很长。找了工作，制作了毕业设计，虽然经历了很多批评，但是后的效果还不错。大四的后匆忙，拍了毕业照，聚了餐，整理了档案，毕业案例，拿毕业证学位证。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酒，聊了很长，很长时间。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不我醉了酒，回宿舍倒头就睡，睡着睡着睡着突然就醒了，好像是回到了大二。刚进宿舍楼的那天晚上很热，万风徐徐，舍友们都睡着，不对。这是我在宿舍的后一天晚上，不时的感觉扑面而来，一下就清醒了，睡不着。我就等了个日出，原来在泰山顶看到的，现在在宿舍楼看同样很美。日出把整个学校照亮，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的回忆，挥汗如雨的操场。并肩作战的教学楼，便宜又好吃的食堂。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并不擅长告别感谢。这四年中，我这与旧事归于足下。

在大多数人看来，日本就是一个保守的国度，比如男女地位以及礼数上的表现，但事实上，在近40年来，日本在亚洲地区可以说是引领潮流的。很多人都觉得，日本人比较保守，是因为他们对一些传统文化以及习俗保留了下来，但对于新的东西，还是很有研究的。他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日本男人永远都见不到老婆的脸，这是错误的，虽然日本的女性很爱打扮，但是她们并不会整天戴着口罩。而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女性的地位也越来越高，90年代之后，不少日本女性都开始向金钱靠拢，而如今，“拜金主义”几乎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主流。大部分中国男人，都希望能嫁给一个日本女人，因为她聪明、善良、能干，这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女人，但中、日两国的结婚，却并不一定能过上美满的生活，而今天，一名陕西的男子，就给我们带来了他在日本工作了十四年后，终于结婚了。下面，就是刘明明，这位陕西的一位读者，在他的讲述中写道：我的名字是刘明明，32岁，来自陕西西安。14年前，我在中学毕业之后，前往日本念书，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由于从小到大没有见过什么风雨，所以我就打算到日本好好读书，回来找份工作。刚来日本一年，不管是吃的，还是运输，还是习俗，我都觉得日本人有许多的节庆，并且有许多人对节庆重视。但是，作为一个海外学生，我清楚地认识到，目前我的重心应该放在学业上，而非去了解日本的习俗和习俗。也许是经历了一年的艰辛，他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日本人的作风，而且日本还有不少国人在这边读书、工作，平日里大家聚一聚，吃一顿饭，聊聊家常，也就不那么想家了。我是个居家型的人，这与我的出身有关。父母从小就是从小一起成长起来的，他们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已经结婚了。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因为工作需要，所以在23岁的时候，他们才把我生下来。相比之下，我的父母还很年轻，他们也很时尚，属于能够跟上时代潮流的人，他们对于新的东西有着很强的接纳能力。而我从小就是在一家人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我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会给我提供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我从小就被父母溺爱，从小娇生惯养，有时候也会任性，会叛逆。在日本的四年里，后两年是我开心的一年，既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也没有影响到我的学习，还认识了一个日本的美女，一毕业就结婚了，甚至都没有通知我的父母。第一次，我和她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我们两情相悦，可是大多数日本女性婚后都不肯外出工作，我自己一个人挣钱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老婆挥金如土，一个月也就是六十万左右，我每天都要打两份工，可是老婆一个人却要花费三十万左右，还要买一些化妆品，买一些皮鞋，买一些皮包，还有房租，水电费，交通费等等，日子很不好过。我们结婚一年多，就分手了。要知道，日本这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和韩国差不多，甚至可以用“畸形”来形容。日本各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上班族，他们不是无家可归，就是舍不得回家，他们的工资虽然看上去很高，但是却根本不会给自己找个住处。我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同事，和老婆分别快十年了，他不想回家，一天三份工作，根本养不起老婆和三个小孩。但人生还是要过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他必须要做好准备，而当我第一次结婚后，我才感觉到了压力。我和她在一起的两年里，遇到了一个叫横井香子的女生，她出身豪门，从小娇生惯养，没有上过大学，以前在一间便利店里做服务员，但是每天的开销都不够用，那时她还没有成家，可以自己做主，嫁给我之后，她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为丈夫和孩子做家务，这本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但她却有着很强的物欲，每次拿到薪水，她都会对你百依百顺，张口闭口要钱，甚至还会把自己的积蓄都存起来。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就更是放荡不羁，说什么小孩要这个要那个，总之总是找借口要钱，通常日本人的经济都是老婆说了算，因为一家人无论什么花销，都是老婆在负责。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天生就不能容忍这样的做法，因此我就管理着家里的财政。工作再辛苦，也不够维持生活，而一个女人，就是要有足够的金钱，如果你给的越多，她越会乖乖的，如果你给的越少，她就会翻脸不认人，这是日本两个人喜欢的一种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男性，都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工作和家人的原因，会让他们产生一种错觉，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女性，会有那么多出轨的原因。

想念老家――奎台想念老家。想念老家的情结，虽不似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样，却也从三十多年前走进军营那天起，就深深扎根心底。那时的部队没有电话，更不用说网络了。于是训练工作之余的新兵蛋子们能做的，就是给写家信或者默默想念老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老家的亲人。但要想的，却远远不止亲人。老家无山，却有水。我的老家是鲁北平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一条水渠（70年代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也称“红旗渠”）呈一个直角将村庄半包围起来。严格来说，这条渠至少把小朱家村、奎台北街、前戚家村、后戚家村、牛家村等几个村（组）环绕了起来。小时不知道水的源头在哪里，成年后专门找到了水的源头，却是德（州）惠（民）河上的扬水站。也就是说，渠里的水，是靠扬水站的大功率水泵抽调上来的。但是，对于贪玩的我们来说，水是从哪里来的，谁又去在乎呢？难得可贵的是，渠在小朱家村前和村后分别有一个口，水大的时候，渠把小朱家村的两个池塘和奎台北街的一个池塘连了起来。北街的那个池塘，离我的家不到100米的距离。每到仲春时节，尖尖的、嫩嫩的小荷，争先恐后地顶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儿，从塘底冒出来，不几日，淡黄色的叶子便舒展开来，或如同一把把碧绿的雨伞，或如同一只只墨绿的玉盘。与之相映成趣的，则是塘里的小鱼、小虾、小蝌蚪。清晨抑或是中午，不时有小鱼儿调皮地蹦出水面，继而又迅速地深入塘里。蜻蜓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时的蜻蜓好像品种特别多，有火红火红的，有湛蓝湛蓝的，还有难得可见的黑色蜻蜓，时而盘旋于水面，时而栖息于尖尖的荷角上。到了盛夏，漫步或小坐于池塘边，微风徐来，蛙声阵阵，荷花摇曳，散发出一阵阵沁人肺腑的清香，让人情不自禁地就会想起辛弃疾“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田园风光。让男孩子难以忘怀的，莫过于下水玩耍了。每年不等天气真的很热，我们这些调皮的男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脱光所有的衣服跳进渠里。渠水通常是不很深的，故而我们经常会蹲下身子，从渠底抠出一把把的黑色淤泥出来，趁伙伴们不注意的时候，突然间将泥抹到他们的背上、头上或者是脸上，而后用“狗刨”式的游泳姿势快速游开，以防止伙伴们的反击。大多数情况下，是跑不掉的，往往这边刚刚袭击过别人，那边就被伙伴们采用同样的方式，搞得浑身上下如同泥猴一般。在水里玩累了，索性连衣服也不穿就爬上岸，开始在渠边挖地梨儿，一边挖着一边草草地剥去皮就往嘴里送。要么就在渠边摸河蚌、抓青蛙、逮蚂蚱，而后用树枝串起来，寻一些枯枝败叶燃起一堆火，慢慢地烧着吃。渴是不怕的，渠边随便挖个坑，就会冒出一股股的清泉出来，于是就撅着屁股趴在泉眼上，咕咚咕咚喝上一通。直到觉得再不回去就要挨大人的骂了，才胡乱地穿起衣服，抹一抹嘴角上的灰和泥，依依不舍地回家……老家树木葱笼。每到夏季，各种各样的知道名的、不知道名的鸟儿，成群结队地终日盘旋、飞舞、栖息在村庄里成片的、或者不成片的树林里或大树上。大人们是不会打扰这些小生灵的，只有我们这些调皮蛋们，时不时地朝下地觅食的鸟儿扔一两颗石子，抑或是冲它们大喊一声，吓得它们一飞而散。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更乐衷于爬到树上去掏鸟蛋，之后偷偷地煮来吃。但这项“工作”一定是要瞒着大人的，要不然十之八九是要挨骂的，一方面是大人怕我们从树上摔下来，一方面是抱怨我们毁了小鸟儿的家。清晨，整个村庄几乎都是在百鸟婉转的啾啾声中醒来的。于是，挑水的，做饭的，赶集的，下地的，都忙碌起来。我不知道那时的大人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只是感觉到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那样的清晨，常常是在那样宛若音乐般的鸟叫声中醒来，又接着在鸟叫声中甜甜地睡去……天越来越热，晚上，林间、树下便成了村里人纳凉的去所。劳作了一天的村里人，有的拎一张草席，有的搬一把木椅，有的携一蒲团，或抽烟唠嗑闲扯，或小扇轻扑流萤，或坐看牵牛织女星。对于我们而言，一般是不会有大人那种境界的，往往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继续着白天的游戏……想家想得很了，就想回去看看。第一次、第二次回老家，感觉老家的一草一木，还是那么地熟悉，那么地亲切。可因为工作的需要，之后回老家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每回一次老家，也越来越发现，如今的老家已经不是原来的老家了。是的，老家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穷乡僻壤的老家了。老家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平坦宽阔的柏油路，昔日的土坯房变成了楼房，汽车开进了农家院，老农民用上了手机。一句话，老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老家原有的那种令人心神向往的环境却没了!原先一年四季几乎不断水的渠，如今没有了水，难得看见以往那种有水、有鱼、有虾的场面了。渠里没有了水，池塘里怎么会有水？塘里没有了水，莲藕又如何能够长出来？翠鸟没了，松鼠没了，刺猬没了……童年的乐趣全没了……端午临近，逢节思亲。又到想念老家的时候。问题是，现在除了想念老家的亲人外，还能想念些什么？#所想家简介#

1978年的冬天，兰姐嫁到了南京江宁，那年她还没过20岁。起初，兰姐犹豫不决，嫁那么远，远离父母，远离故乡，会想家，媒婆再三劝慰，兰姐才答应跟媒婆先去江宁看看人。父亲顾虑从没出过乡的兰姐被坑，于是一行三人去了南京。准姐夫家境如媒婆所说。我那个准姐夫，话语不多，憨厚的样子，种地耙田很中用。他排行老二，共有兄弟七个。在媒婆游说下，当年年底，春节都没过，兰姐就出嫁了。从苏北射阳坐车到苏南准姐夫家需花一整天时间，中途要转三次车，再步行20里路才能到达。为抢在日落前到准姐夫家拜堂成亲，媒婆与父亲约定，翌日清晨赶到县城汽车站碰头，一同乘早晨的南京长途班车。鸡叫第一遍时，家人都醒了。兰姐扒了一碗白米饭，那是她头一回吃到这么“奢侈”的饭，米是父亲从粮站赊来的。兰姐到十二岁才上学读书，去了两天，两次掉进学校篱笆围挡的露天茅坑，兰姐从此恐惧上学，被父亲凶得用树枝抽屁股也死活不上，就这样，兰姐自己的名字还没学会写呢就辍学了。那时，兰姐下面还有梅姐、我和我弟三个小的，于是，兰姐待在家做了父母的家务帮手，也成了我们的“保姆”。农村有“哭嫁”的习俗，可在这半夜三更，父亲发话：“禁哭，忌讳。”母亲眼里蓄满水，憋住了哭声，兰姐没有哭，我不懂哭，但兰姐放下筷子，抬头的一刹那，借着弱弱的灯光，我看见兰姐的眼睛与燃烧的灯捻子一样红。父亲拎着包裹，里面揣着母亲为兰姐纳的一双红棉鞋、一双红单鞋和一件没补丁的蓝棉袄。兰姐跟着父亲跨出门槛，赶往六十里外的射阳长途汽车站。再见到兰姐，那是在她出嫁的三年后。这三年兰姐每年请人代写一封家书，寥寥数语，告诉我们她身体健康，一切安好，让家人放心，感到内疚的就是没能回来看望父母和弟妹。现在，兰姐与姐夫，还有他们的两个儿子（大的两岁，小的才一岁）一起回来了，大包小包从苏南带来我从没见过的许多特产。兰姐穿着洋气的针织线衫，紧绷绷的前胸上绣着一个暗红色玫瑰花，脸上绽放出甜甜的笑容。兰姐说姐夫一年前做了队里碾米坊的碾米机手，忙得脫不了身，否则早就回来省亲了，做了机手后，家里才有了少许结余。兰姐悄悄地告诉母亲一个曾经憋屈的事，说姐夫家的“四大件”是借来的，婚后第二天人家就来要了。兰姐说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尴尬且颜面扫地的场景。为这事姐夫也深感羞愧，向兰姐作揖赔罪，说他母亲一时糊涂，不该顺了那媒婆的馊主意。幸好瓦房不是借的，否则兰姐连栖身之处也没有。在那个年代，能填饱肚子就是幸福，兰姐哪介意什么“四大件”。比起家里数米而炊的日子，兰姐嫁到姐夫家肚子倒没饿过，而且吃的是江南水乡的大米。只是兰姐跟着姐夫省吃俭用，劳碌了三年时间，才还清了姐夫分家后公婆摊派他们的500元债务（其中200元是媒婆的介绍费）。兰姐说姐夫厚道、善良，对她也很疼爱，事事都迁就她，否则她早就脚后跟朝他——走人了。1982年的春天，姐夫的腰背出了毛病，没日没夜地疼，吃了大把大把的药，依然止不住那锥心的疼。疼在姐夫身上，也痛在兰姐的心上。兰姐决意带姐夫出去寻医。南京的大医院跑遍了，医生诊断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都说治不好，兰姐不信，又奔赴上海找了专家，专家也说这病是世界难题。兰姐很执拗，不信治不好这个关节炎！倔强的兰姐强拽着姐夫去住院，中药、西药、针灸、理疗……能缓解疼痛的调节手段都用过了，兰姐甚至寻到了民间偏方，也找了江湖郎中，但姐夫的身体如缺水的禾苗渐渐蔫了，脊背佝偻，颈脖歪斜，双腿僵硬，后连路都走不了。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七尺壮汉，瘫在了床上，这一瘫就是二十八年。姐夫瘫痪后的第十个年头，我第一次到兰姐家，正是油菜花开得茂盛时。苏南的春天比苏北来得早，3月份油菜花便开满了田畴，也烂漫了兰姐家的屋前屋后。油菜是兰姐栽种的经济植物，其收入用于两个孩子上学、姐夫治病吃药等开支。兰姐穿着那件已发黄的玫瑰花针织线衫，袖口破了，双肩耷拉，与瘦削的身体极不匹配，好像她是从一幅古画中走出来的。姐夫瘫痪这十年，兰姐不知遭受了多少罪，肩头压过了多少担子，但她从没向父亲母亲吭过一声。兰姐与我说得多的一个字就是“熬”，熬到孩子大了，一切会好起来的。兰姐在煎熬中，学会了推拿，粗糙的双手在姐夫的痛处每日揉搓数遍，直到他热烘烘的。晴天时，兰姐背起姐夫到室外让他晒晒太阳，又怕后背硌疼姐夫，还垫上一层棉絮。每天要翻过一座土岗子，到离家2里路的百家湖担水烧茶煮饭，照料两个年幼孩子，侍弄自留地里的瓜果蔬菜。大忙季节，兰姐还要收麦、割稻、脱粒、扬场……在姐夫瘫痪后的第十九个年头，《江宁日报》《南京生活导报》对兰姐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南京电视台还到兰姐家进行了专访。她向记者坦诚，曾在累得身心俱疲，姐夫兄弟们却鲜有帮衬时，她动过回苏北，回到生她养育她的故土的念头，但那只是一瞬间，一个闪念。她与记者唠得多的一句话是：“做人要有良心。”

月子第27天出所倒计时开始。月子会所虽好，但毕竟不是家，我开始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