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允明 | 诗帖《箜篌篇》书曹植《乐府》四首，又称《手卷曹植诗四首》又名《箜篌引》。《手卷曹植诗四首》是祝允明草书成就的杰出代表。作品狂而不乱，情浓势足，激跃奔发，气度不凡。其将字中妍媸和巧丽的笔画起收动作幅度缩短，增加行笔过程中的饱满度和厚实感。使人在视觉上既感到朴拙、沉劲而又不失流丽多姿。祝允明在这一卷后自识“冬日烈风下写此，神在千五百年前，不知知者谁也”，道出了他意在追摹汉人，以及对自己作品的自负。是祝允明的代表作品。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尺寸为纵36.1厘米，横1147.5厘米

我自幼喜爱绘画且嗜画如命。壬申夏日，我国著名戏曲人物画家高马得先生来连小憩时，我曾求教于马得老。马得老虽已古稀之年，但对指导传授之事尽心竭力。临别前马得老还以《八仙过海》手卷相赠。高马得先生的戏曲人物画在国内堪称一绝，1988年在香港举办“马得戏画展”时曾轰动一时。香港几乎所有重要报刊套彩宣传了好几天，无怪乎有人惊呼这些戏画“美得令人梦寐难忘”。展观《八仙过海》手卷图，即被马得老的传神达意、形态逼真之笔吸引。图卷的前方，蓬莱仙阁依稀可见，画面三分之二为大海，铁拐李首当其冲地端坐在葫芦上，“足残兴高四海游”之雅兴看来非他莫属；何仙姑脚踩荷叶紧随其后，只见她手持荷花笑容可掬，虽着墨不多，但确有“纵列仙姑也超群”之态；小小年纪的蓝采和则在采药的花篮里潇洒飘逸，实有“采得仙药洒人间”之感；不拘小节的汉钟离此时以扇当舟，袒胸而坐，静观前方，有此神扇在身边，“何须煽扇风自来”；吕洞宾则立在海边，他神采奕奕，手指苍龙，大有“乘龙何须待时辰”之感；坐在岸上的韩湘子倒是悠闲得很，他吹着笛子，闭目自娱，实为“此曲只应天上有”；曹国舅的形象很别致，所谓“看穿富贵得安闲”是他的绝妙写照；后一个是张果老，匆匆赶来，身子在海边的礁石上半掩半露，他倒骑之驴悠闲自得，整个画面精彩分成。据马得老夫人陈汝勤介绍，马得老为画好八仙，打了几遍底稿才作画，第一次手卷画好后不满意，为此又画了第二张赠我。著名画家董辰生为此手卷题“八仙过海”四字卷首，国画家卢星堂又亲自为这幅手卷题了跋。马得老的画如同其人一样，确有卓然飘逸之感，这也完全符合他“不趋奉时尚，不同流合污”的画风。

1937年5月，画家徐悲鸿在一位德国妇人的家中，看中了一幅没有署名的白描手卷！当时他应邀前去香港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就在举办画展之前他在自己好友口中得知一位德国夫人的手中竟然藏有四大箱的中国名画。这位德国夫人还介绍说这些中国古画大多是自己父亲收藏起来，其中很多古画都历史悠久，很有收藏价值。徐悲鸿一听，对这些古画顿时来了兴趣。徐悲鸿本身便是一个著名画家，对中国古画有很深的了解，加上他一直有收藏名画的习惯，因此他迫切地联系朋友，并很快见到了这位神秘的德国夫人。马丁夫人在他期待的目光下打开了四箱中国古画，徐悲鸿在翻阅两箱之后，却显露出了失望的神情。因为这几箱的画作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珍贵，许多画作虽然也算是古画，可是收藏价值却并不高。不过接下来他却突然被一幅画作吸引。当时这幅画只是一幅白描人物长卷，甚至没有任何署名。然而徐悲鸿却如获至宝一般大喊：“我就要这一幅。”并且徐悲鸿为了尽快买下这副画，直接拿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万元。然而马丁夫人一看此情此景，立刻明白徐悲鸿很是珍重这副画。于是她便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想要讨价还价。后来经过两人商量之后，终决定以徐悲鸿七件精品画作来交换，这笔交易才终于成功。那么这幅来之不易的没有任何署名的长卷到底有何独到之处，让当时的著名画家徐悲鸿都如此重视呢？徐悲鸿拿到这幅画作之后便仔细端详了起来，这幅画作上面画着八十七位神仙，虽然画作上没有任何颜色，却显得更加独特，也更有感染力。徐悲鸿当时便断定这一定是唐代的名画家所作，甚至从很多细节上看都与吴道子的画作极为相似。正因此徐悲鸿才如此珍重这幅画，他回到香港之后，找到了张大千等名家一起鉴定。经过鉴定他确认这幅画即便不是吴道子亲笔所做，也是有极大的关联的。然而这幅画却并未一直如此幸运地待在真正赏识它的徐悲鸿身边，反而是在一次战争的轰炸之中，不翼而飞。1942年徐悲鸿担任云南国力中央大学的教授，当时战争拉响，云南上空经常遭到轰炸。意外也就在这种紧迫的环境之中悄然降临。五月的一天，战斗机突然出现在云南人的领空，轰炸照常“如约而至”。徐悲鸿当时紧急躲进了防空洞中，然而他的心却一直揪着，好像冥冥之中某些不幸的事情正在发生。轰炸过后，他慌张的跑进办公室中，然而他却悲愤的发现自己箱中的画竟然全部被人盗走。当时他便承受不了这个打击，直接晕倒在地。这次名画的丢失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无法接受。云南政府也展开了紧急搜索，然而却始终无果。只是这幅画和他缘分未尽，几年之后，徐悲鸿大概想不到这幅画辗转反侧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那是1944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消息称这幅丢失已久的再次出现在了成都这座城市之中。接到消息之后，徐悲鸿立刻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赶往成都拿回此画。这位藏画人态度很是坚决，必须拿出二十万现金，否则绝不交易。徐悲鸿不仅丝毫没有讨价还价，反而抱病创作凑钱。然而这幅画竟有再生波折，藏画人觉得自己索要的还不够多，因此又加了筹码。徐悲鸿再次答应了他在给他十幅名画的无理要求，而这幅《八十七神仙图》才终于再次回到了徐悲鸿的手中。再次得到此画作的徐悲鸿自然是欣喜若狂，可以说是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来形容也丝毫不夸张。后来徐悲鸿才终于明白，原来这幅名画失窃本就是帮助自己拿回这幅画的朋友自导自演的阴谋诡计。然而已经拿回此画的徐悲鸿却已经不在乎这个了，因此他很轻易地便原谅了这个“骗子”。1953年徐悲鸿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不过就在他与世长辞之前，他还记挂着这幅珍贵的中国古画。因此他嘱咐自己的妻子一定要将自己珍藏的名画都捐给国家，永远保存下来。而其中这幅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八十七神仙卷》自然也在其中。参考文献：“悲鸿生命”——廖静文女士回忆徐悲鸿保护中国历代名画 叶雷《东南文化》徐悲鸿与《八十七神仙卷》《书画艺术》大师赤心护国宝.齐养乾作者：清渊排版：一一

弘一法师魂归道山前夕，为友人写了一幅手卷，生怕老昏失误，先在零头纸上起了小稿，内容录自蕅益大师格言“吾人日夜行住坐卧，皆须至诚恭敬”。自署“晚晴老人”。傍晚，一道夕照从窗外漏进，他忽有所悟，便缓缓移步桌前，拾起那张稿纸，反过来。他抬头望着斜阳，提笔。光亮洒在身上，他有些欣喜，顿生慈悲。人生历经万般至情，刹那间凝聚心头，由悲中升起，于欣中化灭。他挥笔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大字，以剩墨将此四字一气呵成。墨由浓至淡，他将纸稍稍移了移，在左侧加注“见观经”三字。书至“经”字，笔墨枯竭，然而他并未就此搁笔，而是重新蘸墨，郑重地在经后画上一个句点。这个句点，墨色饱满，纵使后来久经年月，看起来仍然墨色如新。看看时间，于右上角落一行小字“九月初一日下午六时写”，方觉完成。法师这幅遗墨到底写得好不好，可谓见仁见智。芸芸众生慑于法师声名，都不敢说不好。但是好在哪里，却是说不出来。真有老子“道可道，道”的意味。著名画家梅墨生先生在《弘一法师、郭沫若书法批评》中说：弘一（法师）绝笔“悲欣交集”为20世纪书法的里程碑之作，是“心画”。它浓缩了作者个体生命的大真实与全部信息，是20世纪的《兰亭序》或《祭侄稿》。能与王羲之《兰亭序》和颜真卿《祭侄帖》鼎足而三，可见水平之高。鲁迅先生推崇弘一法师的书法，有一次他得到一幅法师的墨宝，在日记中写道：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鲁迅先生向不轻易许人，能对弘一法师的书法评价如此之高，可见法师的书法水平确实高。那么法师是怎么评价自己书法成就的呢？我还真的找到了法师讲授书法课的实录，简略摘要如下。几位友人及学生都说我的书法好，其实过誉了。朽人虽爱好书法艺术，但自愧生来没什么天赋，仅喜好而已。至于艺术成就，则自视没有少许悟性，所以更没有成就可言了。但几位同好书法之友人一再相邀，几番推迟不得，只好不揣浅薄，冒与大家妄谈。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文字的规则或方法，用以记录或传递信息。古书云“书画同源”，而实际亦如此。我们使用的汉字，即从形象之图画开始。后来书法成为一门艺术，即是“字如画”或“画如字”。不少书法名家多为书画大家，甚而融字之法入画，或融画之势入字。绘画之腕力、手势，与书法之力度与技法，多有默然相契之处。我是出家人。写字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学问一概不知，尤其不懂佛法，就是佛门败类，是可耻的。不过，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能写对子、中堂送人，以作弘法的工具，也是有益的。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字写得怎样好，也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人以字传”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现在就我个人关于写字的心得及经验随便说—说。对于发心学字的人，我总劝他们先由篆字学起。每个字都有来源，并非凭空虚构，关于一笔一划，都不能随便乱写。若不学篆书，不研究《说文》，对于文字学及文字的起源就不能明白，所以写字若由篆书入手，不但写字会进步，而且也很有兴味的。就章法本身而论，要遵循三原则，即：统一、变化、整齐。这三条标准可以用来批评一幅字的好坏。我们随便写一张字，将字排起来，或横或直，首先要能够统一：字与字之间，彼此必须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好。但是单只统一也不能，呆板也是不可以的，须当变化才好。这需要多多地练习，多看古人的书法以及碑帖，养成赏鉴艺术的眼光，自己常去体认，从经验中体会，然后慢慢地有所成就。什么样的书法才是好书法？我也说不上来。《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我改了一个字，即“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世间无论哪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即以写字来说，也是要非思量分别，才可以写得好的。同时要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鉴赏艺术，才能达到艺术上乘的境界。把法师这些法语归结一下就是：书法只是“写字”而已，关键要看写的内容。这些内容要从心底里写出来，你的心感悟到这个境界，你写出来，才是高妙的书法，上流的书法。要是感悟不到，即使字写得再好看，也只是单纯的“字”而已。自古书画同源，写字跟画画的道理是一样的，写法也跟画法一样。写得一笔好字的人，肯定对绘画也有研究。后，想要写得一笔好字，没有其他捷径，无非是多看，多写，多想。赵朴初：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林语堂：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奇特的一个人，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张爱玲：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转围墙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夏丏尊：综师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者，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这两本《李叔同禅心人生》和《人生没有什么不可放下》介绍给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回家看看，点击下方链接即可直接购买。

五代，杨凝式《神仙起居法》手卷，草书，纸本，纵27cm、横21.2cm，8行，共85字。是杨凝式书写的古代医学上一种健身的按摩方法，文体近似口诀。早为宋高宗内府之物，后入贾似道手中，至明代曾经“江阴葛惟善收藏”(都穆《寓意编》)，《清河书画舫》又称“郡人王氏所藏”，明代为项元汴所有，至清代乾隆时进入内府。释文:【1】神仙起居法；行住坐卧处，手摩胁与肚。心【2】腹通快时，两手肠下踞。踞之彻膀腰背拳摩肾部。才觉力倦来，【3】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厌频，昼夜无穷数。岁久积功成，渐入【4】神仙路。乾祐元年冬残腊暮，华阳焦上人尊师处传，杨凝式。

旧藏、清代 王原祁精品绢本（青绿山水图）手卷规格：画心尺寸：38x359厘米，总长:669厘米。拍品介绍：此画实物拍摄，青绿山水画。清芬逸兴、行云流水、山青水秀、柳树成荫、繁密见胜、重峦叠嶂、长松茂树、气势充沛、变化多端、诗情画意、仿佛仙境一样。（神品）

清近代蒙古社会哈达与佛事活动在清近代的方志及游记记载中，哈达因与佛教密切相关，故常被用于佛事活动之中。比如在贝子庙的打鬼法会中，扮演“福神”者需要“在童子的引导下来到活佛处，福神为活佛献哈达表示敬意，并从活佛处得到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回到场地中间。”在这里，哈达被用以敬献给活佛，从而承载着对“佛”的敬意。近代，一部分蒙古人受到佛教的影响，会佩戴“噶乌”。所谓噶乌，即一种精致的小佛像，多用绳子悬挂于项间。在青海，部分蒙古人有使用哈达代替绳子将噶乌悬挂在项间之习俗，此外，五彩哈达也是藏传佛教佛事活动的重要用品之一，在史料中常能见到将五彩哈达用于佛事的记载。例如，《存悔斋集》中便描述了用五彩哈达献予释迦摩尼佛的情景，同时，受藏传佛教影响，蒙古人尤其是蒙古贵族中有“熬茶”的习俗。在熬茶的过程中，蒙古人会携带大量的贡品，其中便会有大量的哈达，此外，为笼络蒙古、藏贵族及上层，清政府也会派遣使者入藏熬茶。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国有大丧，有钦差官员至西藏‘熬茶’之礼。届期赏四大寺布施银各一千两，大哈达各一百个，小哈达各一千个，茶各一千块；又各寺银一千两，茶一千块，小哈达四千个；又赏达赖喇嘛镀金银茶桶一个(重60两)，镀金银瓶一个，银杯一个；大哈达五个，小哈达四十个，缎二十四疋；班禅额尔德尼银茶桶一个(重30两)，银瓶一个，银杯一个，大小哈达各十个，缎十二疋。由京派札萨克喇嘛及侍卫等斋送至藏，由此可知，哈达在清朝被大量用于“熬茶”等藏传佛教佛事之中，并起到维系统治之作用。此外，哈达除用于蒙古族、藏族地区的佛事活动外，在其他地区佛事活动中亦能看到相关记载。例如《嘉庆扬州府志》记载：“香阜寺，高宗纯皇帝御赐：墨刻心经塔一轴、石刻心经手卷一轴（以上乾隆十六年）、福字一幅（乾隆二十二年）、白绫哈达一件、御制桫罗树墨搨一幅（以上乾隆四十九年）《山西通志》中亦常能看到相关记载：“圣驾复幸台山，驻跸菩萨顶䖍修道场，三日五顶拈香，各刹礼佛，挂匾扬幡香烛茶果哈达银各二百两，菩萨顶金银珠宝缨络龙缎幡匾顶缦香烛茶果哈达银一千两，祝太皇太后万寿，时西台顶菩萨现瑞祥光五色……不仅皇家，民间也使用哈达，广东地区亦可见到哈达应用于佛教的记载。屈大均曾写道：“东粤之棉布，良楛不一，美者白㲲。《史记》‘榻布者白叠，或作答’是也。其布细腻精密，皑如雪，轻如茧纸。幅广至四五尺，吉终为之。其织为巾者，两头组结方胜葳蕤及诸物象。织者每抛一梭，则念一佛，故广州人殓死者以为面衣，是曰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此处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汉语中确有将棉布称之为“答”之习俗。其二，清近代广州地区因为信仰佛教，亦有使用哈达的习惯。当地人并未将其视为蒙古、藏等民族的民族用品，而是将其作为宗教用品使用。由此，清近代时期哈达仍具有浓厚的宗教属性。其后，屈大均同时介绍了黎锦、黎单、琼布、斜文布等织品。在介绍斜纹布时，屈大均又言：“斜，谓斜文布。其文或作象眼，或卍字，或大小方胜，文皆侧理，故曰斜。这再次印证了哈达与佛教相关之事实。参考文献：[1]（清）张鹏翮：《奉使倭罗斯日记》，据毕奥南：《清代蒙古游记选辑三十四种》，东方出版社，2015年。[2]（清）高赓恩纂，贻谷等修：《归绥道志》，远方出版社，2007年。[3]（明）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据张正明主编：《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17年。[4]（法）阿诺尔德·范热内普著，高丙中译：《过渡礼仪》，商务印书馆，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