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的另一种排名《二十四史》的每一部都堪称长篇巨著，卷帙浩繁，如果将这二十四部史书按照文字规模排列，那么谁将名列前茅，谁将屈居殿军呢？请看《二十四史》文字规模排行榜——1.《宋史》，总字数为3980123字2.《明史》，总字数为2802544字3.《旧唐书》，总字数为2002600字4.《新唐书》，总字数为1694794字5.《元史》，总字数为1611849字6.《晋书》，总字数为1158126字7.《北史》，总字数为1106543字8.《魏书》，总字数为998329字9.《金史》，总字数为931070字10.《后汉书》，总字数为894020字11.《宋书》，总字数为811893字12.《旧五代史》，总字数为790879字13.《汉书》，总字数为742298字14.《隋书》，总字数为701698字15.《南史》，总字数为677624字16.《史记》，总字数为533505字17.《三国志》，总字数377803字18.《南齐书》，总字数为299257字19.《辽史》，总字数为296254字20.《梁书》，总字数为294438字21.《新五代史》，总字数为291476字22.《周书》，总字数为262659字23.《北齐书》，总字数为212506字24.《陈书》，总字数为163382字#隋书的简介#

浅析唐曲的影响“唐曲”一词早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滇零、百越、南蛮，其俗皆好乐，无战伐之事。好酒食，有斗酒，居处不常。无文字。”此后《隋书·百官志》“诸司佐史各有分职，或分掌酒肉、饮食、医药、酒官。”《通典·职官十三》：“唐礼部尚书以职掌和酒，故曰酒正。”可见，“唐曲”一词始见于《隋书·百官志》：“礼部内有酒正、盐官、酒业令各一人，掌本郡及诸州酒盐之事，亦曰酒正。”而在《明史·食货志》中也有相关记载：“自永乐至嘉靖，岁贡品凡三百五十余种。永乐四年设酒正二员、酒业令各一员。”可见，唐曲指的是唐朝酒政管理制度下的一种特殊酒曲——唐曲。关于唐曲在我国古代酒政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到的作用，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官制对“唐曲”的产生以及对我国古代酒政管理的影响方面是较为缺乏论述的。笔者将从唐代官制对唐曲产生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并由此对唐曲在我国古代酒政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作出初步评价。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即唐代官制对唐曲产生的影响，而唐曲则是在唐王朝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酒曲。作为中国古代酒政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曲在唐代酒政管理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不仅影响着我国古代酒政管理制度的发展，而且对我国古代酒政管理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唐代官制对唐曲产生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唐代官制主要对唐曲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分为以下两方面：文人的创作唐代文人的创作内容可谓丰富，涉及的题材也是多种多样，从传统文化到生活情趣，从古代乐舞到古代酒政。他们所创作的这些文学作品中，有部分作品可以反映出唐代社会状况以及唐代社会的整体风貌。其中，有些作品对唐曲在我国古代酒政管理中所起到的作用作出了相关论述。社会风气唐代的酒政管理，主要体现在对于唐王朝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管理，而社会风气是影响唐代酒政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社会风气对酒政管理具有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唐初社会风气开放、思想活跃，唐代前期也不例外。《旧唐书》载：“唐初，人多豪侠，好奢侈。武德中，禁酒户岁输酒钱千七百万。开元中，禁酒户岁输酒钱不过千七百万。”可见，唐初统治者对酒政管理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旧唐书》载：音乐形式根据音乐的本质特征，唐曲主要采用的是雅乐形式。从现存文献来看，早的关于唐曲音乐形式的记载见于《隋书·百官志》：“太乐署，掌乐，并掌百官之燕乐。”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关于音乐形式方面早的记载，然而《隋书·百官志》仅对太乐署这一音乐机构做了较为简单的介绍，并未有关于其音乐形式具体内容的论述。根据《唐六典》中“礼部凡六职掌，无所不备。”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唐曲音乐形式是较为固定且规范的，具体内容为：“太乐署凡六职，无所不备。”因此，根据这一记载可知唐曲在音乐形式方面具有较为规范的体系及固定的内容。此外，根据《唐律疏议》中关于唐曲音乐形式与内容的相关规定：个人结语唐代酒政管理制度是我国古代酒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唐曲作为一种特殊酒曲，它在唐代酒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对后世的酒政管理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认真分析唐曲的产生与发展对于了解唐代酒政管理制度以及酒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文献《中国文学史》 刘再复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唐曲选》 李明熙选注，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易学著作简介——《周易注》《周易略例 》《周易注》魏王弼、晋韩康伯合撰。魏晋时期《易》学玄学化之代表作。王弼注上下经及《文言》、《彖辞》、《象辞》等共六卷，后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补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共三卷，加上王弼所撰《略例》一卷，合为十卷。南齐王俭《七誌》将王、韩二家注文合为一书。《隋书．经籍誌》将二书分开著录。唐初孔颍达等人奉太宗之命撰修《五经正义》，复将二家注文合刊。王弼说《易》，源出费直，认为注《易》应当注重阐明义理。故其所撰《周易注》，扫除象数之学，摒弃汉儒灾异、谶纬之说，而申之以客观存在义理，开后世以义理说《易》之先河。晋人孙盛评曰∶“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誌．魏书．锺会传》注）其书以儒道结合之玄学思想体系，对六十四卦作精闢解说。其云∶“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其书颇为后世推崇，魏晋以后渐渐取代汉以来诸家之《易》注，唐朝时更被作为官方定本，而长期流传于世。王弼《周易注》以传解经，将《彖》、《象》二传分别附于诸卦经文之下，将《文言》分别附于乾、坤二卦经文之下。其经传合一之体例结构乃一大变革，被后世所沿袭。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初编，阮元《十三经注疏》，楼宇烈《王弼集校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周易略例 》魏王弼撰。一卷。系《易》学史上第一部方法论专著。主要论述解释卦爻之基本原则及解《易》之章法凡例。全书分为上下二篇包括《明彖》、《明爻通变》、《明卦适变通爻》、《明象》、《辨位》五章；下篇举出十一个卦例进行具体分析。关于解释卦爻之基本原则，其论述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对卦爻辞解释问题上，主取义说，与汉易中象数派解《易》学风相对立；其二，一卦六爻，每爻意义各不相同。书中提出一爻为主说，即全卦之意义要由一爻决定。又由此导出一以统众说。这反映王弼追求卦爻之统一性∶其三，对《系辞》“神无方而易无体”之观点阐发，提出爻变说，即爻象之变化复杂多端，神妙莫测；其四，认为爻义变动不居，难以推测，乃由于所处时机不同，时机不同则吉凶之义不一样。并据此而提出适时而变说，主张因时而动，不固守某种既定格式，从而摆脱了汉易象数之学以互体、卦气、取象等论吉凶之框框。王弼对《周易》体例之论述，排除了汉易中占候之术，而视《周易》为哲学著作，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风气，对宋明时期义理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解《易》之方法，王弼在《明象》篇中，反对“案文责卦”、“存象忘意”而主张“忘象以求其意”。详细地分析了言《指卦、爻辞》、象（指卦象）、意（指意义）三者之关系，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解《易》方法。“得意在忘象”不仅为解《易》之方法，并且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产生过巨大影响。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何镗《汉魏丛书》本、张海鹏《学津讨源》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录唐邢×之注文。（来自网络/致谢侵删）#隋书的简介#

三国两晋南北朝易学著作简介——《周易注》 《周易略例》《周易注》魏王弼、晋韩康伯合撰。魏晋时期《易》学玄学化之代表作。王弼注上下经及《文言》、《彖辞》、《象辞》等共六卷，后韩康伯继承王弼思想，补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共三卷，加上王弼所撰《略例》一卷，合为十卷。南齐王俭《七誌》将王、韩二家注文合为一书。《隋书．经籍誌》将二书分开著录。唐初孔颍达等人奉太宗之命撰修《五经正义》，复将二家注文合刊。王弼说《易》，源出费直，认为注《易》应当注重阐明义理。故其所撰《周易注》，扫除象数之学，摒弃汉儒灾异、谶纬之说，而申之以客观存在义理，开后世以义理说《易》之先河。晋人孙盛评曰∶“至于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誌．魏书．锺会传》注）其书以儒道结合之玄学思想体系，对六十四卦作精闢解说。其云∶“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其书颇为后世推崇，魏晋以后渐渐取代汉以来诸家之《易》注，唐朝时更被作为官方定本，而长期流传于世。王弼《周易注》以传解经，将《彖》、《象》二传分别附于诸卦经文之下，将《文言》分别附于乾、坤二卦经文之下。其经传合一之体例结构乃一大变革，被后世所沿袭。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初编，阮元《十三经注疏》，楼宇烈《王弼集校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周易略例》魏王弼撰。一卷。系《易》学史上第一部方法论专著。主要论述解释卦爻之基本原则及解《易》之章法凡例。全书分为上下二篇包括《明彖》、《明爻通变》、《明卦适变通爻》、《明象》、《辨位》五章；下篇举出十一个卦例进行具体分析。关于解释卦爻之基本原则，其论述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对卦爻辞解释问题上，主取义说，与汉易中象数派解《易》学风相对立；其二，一卦六爻，每爻意义各不相同。书中提出一爻为主说，即全卦之意义要由一爻决定。又由此导出一以统众说。这反映王弼追求卦爻之统一性∶其三，对《系辞》“神无方而易无体”之观点阐发，提出爻变说，即爻象之变化复杂多端，神妙莫测；其四，认为爻义变动不居，难以推测，乃由于所处时机不同，时机不同则吉凶之义不一样。并据此而提出适时而变说，主张因时而动，不固守某种既定格式，从而摆脱了汉易象数之学以互体、卦气、取象等论吉凶之框框。王弼对《周易》体例之论述，排除了汉易中占候之术，而视《周易》为哲学著作，这在当时是一种新风气，对宋明时期义理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解《易》之方法，王弼在《明象》篇中，反对“案文责卦”、“存象忘意”而主张“忘象以求其意”。详细地分析了言《指卦、爻辞》、象（指卦象）、意（指意义）三者之关系，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之解《易》方法。“得意在忘象”不仅为解《易》之方法，并且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产生过巨大影响。有《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何镗《汉魏丛书》本、张海鹏《学津讨源》本。楼宇烈《王弼集校释》（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收录唐邢×之注文。（来自网络/致谢侵删）

东女国是公元六、七世纪出现的部落群体及地方政权，是川西及整个藏族历史上重要的文明古国。主要活动范围在四川阿坝州、甘孜州丹巴县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等地区。东女国王城遗址位于今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1]东女国文化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女性为中心和女性崇拜的社会制度。由于其地理位置偏僻闭塞，社会生产的严重落后，其部落民族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得以延续下来。中文名东女国记载《旧唐书》《隋书》文化特点女性为中心拜的社会制度出现时间6世纪-7世纪相关视频考证据任乃强先生考证，“康延川”即今昌都一带，“弱水”即今之澜沧江，所谓“大小八十余城”，谓其国辖有八十余“纵”（Rdsong），即农业聚邑。大抵而言，“昌都、察雅、类乌齐、八宿、察龙、盐井、门空、贫台，北至隆庆，西至丹达山之地，皆旧东女国境”。可知东女国东与茂州（今四川茂汶一带）交界，东南与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交界，包括了今四川阿坝茂汶以西，甘孜州的巴塘、理塘（白狼夷故地）以北及整个昌都地区，范围十分广大。东女国时期，昌都地区及四川西北藏区已有较发达的文明。当时东女国人口4万余户，胜兵1万余人，散布于山谷之间的八十余座聚邑之中，所居之处均筑“重屋”，即碉房：一般民众所住的为上下六层，而女王所居则有九层，这表明了东女国高超的建筑水平。东女国还使用文字处理，“文字同于天竺”；盛行历法，“以十一月为正”，即以十一月为一年之始。特点介绍东女国文化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女性为中心和女性崇拜的社会制度，前引《旧唐书》称该国“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新唐书》卷146《西域传》上“东女国”条则记载东女国“俗轻男子，女贵者咸有侍男”。[2]东女国以女性为国王，“女王号为‘宾就’。女王的丈夫同样为国王，但不掌权，只负责对外战争。[3]内臣皆为女性，男人不能在朝廷做官，只能在外面服兵役。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女王若死，国中多敛金钱，动至数万，更于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纂夺”。服饰东女国还有服饰尚青及赭面之俗。《旧唐书》云：“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皆以青色为美，而男子“以青涂面”，即尚青，又赭面。外交东女国与唐中央政府保持了友好关系。早在隋朝时，东女国就与隋朝政府有使者往来。唐高祖武德年间，东女国汤滂氏遣使贡方物。唐太宗时曾降玺书以示慰抚。武则天时，册拜东女国敛臂为左玉钤卫员外将军，赐以瑞锦制蕃服，东女国使者亦多次来朝。后来，吐蕃强大，统一了青藏高原，东女国成为吐蕃政权的一部分，“其部落，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于吐蕃”。东女国旧部又接受唐朝赐予的丝帛，成为内地与吐蕃进行丝绸贸易的中间商。所以，《旧唐书》记载说东女国“部落代表刺史等官，然亦潜通吐蕃，故谓之‘两面羌’”。既表明了东女国旧部的中介性质，又说明了羌、藏文明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化东女国虽亡，但其文化却为吐蕃所吸收，成为吐蕃文化暨藏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吐蕃的一妻多夫习俗、妇女享有较高地位、鸟卜、赭面之俗、建筑技术与丧葬制度等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的传承关系，而民族学调查则表明至今川藏地区仍残存有东女国文化因素。今四川藏区的嘉戎藏族，仍信奉对木尔多（dmu-rdo）神山的古老崇拜。木尔多神山是木尔多和斯巴嘉尔木（srid-pa-rgyal-mo）的圣山。而所谓“木”（mo）在藏语中一般指女性。“嘉尔木”意即女王、后妃或神妃，“斯巴嘉尔木”即众生之女王。通过民族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调查及研究，格勒博士指出，嘉戎地区在古代存在过以女性为中心，或以女性为王（首领）的女性崇拜时代，“嘉尔木”之称应该就是唐代藏族人民对“东女国”的称呼。1997年本课题组在昌都地区实地调查中了解到，昌都地区至今仍有许多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痕迹，如昌都县有一个名为“嗄唐木”的地方，当地居民在房顶安放一个男性性器状物的习俗及对“屑格木”神山的传统看法，均是东女国女性崇拜文化在当地居民意识中的遗留。风俗东女国还有着占卜之风和独特的丧葬制度。《旧唐书》称：“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赉楮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大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此为东女国盛行鸟卜之俗的记载。“其居丧，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这可能是吸收了内地汉文化的因素，“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于瓶中，糅以金屑而埋之”。这是二次葬，而“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则表示东女国仍有残酷的人殉制度。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这个地区至今仍旧保留着母系社会的痕迹，是适应当地生产环境的需要，这个地区处于高山峡谷之中，生产条件差，土地、物产稀少，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制，儿子娶妻结婚后要分家。

在有据可查的史料上，“台湾”这一名称的出现不过300多年。但是史书证明两岸人民对台湾宝岛早有称呼，历史上对台湾的称呼有近十个，不同的称呼却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台湾宝岛的关心和期待。在古老的中国出现国家机器时，就把中国划分为九州管理，记载这一史实的是中国早的史书之一《尚书·禹贡篇》。九州中的扬州管辖范围北至淮河，东面至海。书中的“岛夷卉服”就是指台湾。康熙33年（1642年）高拱乾主修的《台湾府志》中表示，夏商时期的扬州包括台湾。日本学者尾崎秀真也认为“岛夷”就是台湾早的名称。“岛夷”，台湾的第一个名称。人们对海的知识逐渐增加，从水中走出来的人类开始把大海为人所用。春秋战国时，近海交通有所发展，因此出现许多关于海上的传说，其中方士徐福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流传至今。《史纪·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的徐福上书中所称的海上有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后人认为“瀛洲”即为台湾。徐福没有回来，但是两岸的来往在以后的岁月中越来越多。作为专门的历史地理书籍记载台湾的是在《前汉书》。进入汉代，关于台湾的记载开始多起来。在《前汉书·地理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在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20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后来许多学者认为“东鯷”应该指的就是台湾。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更是把台湾分为三部分，“东鯷”即为北台湾，“夷州”为中台湾，“澶州”为南台湾。在三百年前的荷兰人连少挺（Linschoten）所绘的台湾地图中，也把台湾分为三个岛。把台湾分成三部分，说明对台湾的认识在加深。直接描述台湾情况的是在三国时期。三国鼎立时期，东吴位于江南，管辖范围包括会稽和东南沿海地区。东吴和海外的关系较为密切。《三国志》中谈及在孙权黄龙2年（230年）派军队出海远征夷洲。不少学者认为“夷洲”就是台湾。三国东吴临海郡太守沈莹可以称之为早的台湾学者，在他的《临海水土志》对当时被称为“夷洲”的台湾情况有着专门记载，只是此书已经流失，主要内容记载在《太平御览》之中。从所记内容来看，这是当时完整的关于台湾的文字资料。当然也有人说此时的“夷洲”就是广东或海南某地，但是从方位、气候、地形、古迹、物产、习俗等方面考证，应该是指台湾。通过《临海水土志》，使得远离台湾海峡的许多内地人，知道了尽管是有限的、但是极为难得的台湾的具体情况。颇有大志的隋炀帝，施政并无多少值得夸耀的纪录，但对外对内征战却有特殊的喜好，当然也对早有前朝前代所关注的台湾起兵。据《隋书·东夷传》所载，隋炀帝曾于大业6年（610年）发动远征琉求之战。“琉求”是何处？历来争议较大。但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琉求”即为台湾，而非日本琉球。不管如何，隋代对台湾已经相当了解。在《宋史·外国列传》中则明确记载，琉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称“澎湖”，烟火相望。赵汝适的《诸蕃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当然所记内容不详细。对于台湾的名称，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台湾政治名人连战出生于当地世家，他的祖父即为著名历史学家连横。连横在代表作《台湾通史》中说，“台湾原名‘埋冤’，为漳泉人所号。”因为明代时期的闽南人历尽艰辛到达台湾后，因水土不服和劳累困苦，病死者众多，死后连尸骨都无法运回故乡，“故以‘埋冤’名之。”因为“埋冤”不吉利，而闽南话“埋冤”又与“台湾”同音，所以易名为“台湾”。这种分析不无道理，因为移民确实有过令人难以忘怀的痛苦经历。 但是，连横先生的结论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因为同音的字很多，为什么用“台湾”代替“埋冤”？“埋冤”不吉利，“台湾”吉利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台湾”名称的由来并非如此。台南是台湾早开发的地区，因此对台湾的称呼初起于对台南地区的称呼。初在台南一带居住的拉雅族，在介绍台湾时称为“Tayan ”或“Tai－An”，荷兰人拼为“Taioan”，从大陆来的移民则读作“Tai-Oan”。因此，由于读音不同，在台南一带称为“台员”、“大员”、“大圆”、“大湾”、“大冤”。以后由闽南话的“台员”转音为“台湾”，所指地区也由台南一地扩及整个台湾地区。自明代起，“台湾”之名正式流行。在明代闽人周婴所著《远游篇·东蕃记》中，以“台员”称台湾。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至1619年），在朝廷公文中出现“台湾”。清代张眉的《瀛濡百咏》一书指出：周婴把台湾称为“台员”，“这是闽南语所造成的错误，从此台湾之名始进入中土。”“台湾”名称由此而来，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易学名著简介——《向秀周易义》《干宝周易注》《向秀周易义》晋向秀撰，清孙堂辑。一卷。向秀所作《易》注，世间罕传，《隋书．经籍誌》、《新唐书．艺文誌》均不著录。东晋张番采二十二家《易》，为《周易集解》，依向秀为本，亦入传者绝少，唯唐孔颍达《周易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及李鼎祚《周易集解》问有徵引。孙堂据此三书所引，辑为一卷。其书采摭精审，比马国翰所辑《周易向氏义》为优。（国翰贪多务得，所采失之于滥）向秀解大过卦辞“栋桡”云∶“初为善始，末是令终，终始皆弱，所以栋桡”；解益卦卦辞“利涉大川”云∶“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谓之损，与下谓之益”，其‘说颇类王弼，故于象数之学独少发明。收入《汉魏二十一家易注》。《干宝周易注》晋干宝撰，清孙堂辑。一卷。《经典释文．叙录》云∶“干宝《易注》十卷。《晋书．干宝传》称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心京房、夏侯胜之传，故其注《易》，尽用京氏占候之法以为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运，一一此附之。“原书久佚，元人屠曾始辑其佚，明正德间其孙劬。重订其书，收入《盐邑誌林》。明姚士粼又采李鼎祚《周易集解》之文，辑成《干常侍易解》三卷，其书间有疏漏，清人丁杰为之补订，张惠言将其刊入《易义别录》。后马国翰又参校其书，刊入《玉函山房辑丛书》。清人孙堂亦辑《干宝周易注》一卷。孙、马二家辑本校其得失，以孙本为优。马所辑者，孙堂遗漏一事；而孙所辑者，国翰遗漏九事。干宝解《易》，继承京房以来汉易之传统。汉《易》之八宫说、纳甲说、卦气说、互体说、五行说、八卦休王说，皆为《干宝易注》所吸收。孙堂辑本，收入《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来自网络/侵删）

晋州？巨鹿？馆陶？魏征故里再考证前晚以《魏征故里是晋州吗？》为题写的一篇小文，展现量16万+，引发不少河北条友评论，观点大致分三类：一是认同晋州是魏征故里，二是认为魏征故里是巨鹿，三是认为魏征故里是馆陶。为了进一步深化认识，笔者进行了进一步学习考证，愈发不敢肯定。从现实看，不但晋州建有魏征公园、开发了魏征故里，巨鹿也建有魏征公园、魏征中学，并且说该县魏家庄是魏征故里，还曾举办过全球魏氏后人祭祖大会；馆陶博物馆里也介绍了魏征，县城有魏征路，还曾举办“魏征故里馆陶——浙江台州（有魏征后人）产业合作恳谈会”。之所以大家都理直气壮，是因为都有自己的依据。晋州说所持的主要理由是唐代人李延寿所编纂的北史、魏征本人主编的隋书，在介绍巨鹿魏氏族人时，都坚持认为是“巨鹿下曲阳人”；魏征的孙子魏华为他的父亲——魏征第二子魏叔瑜所撰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碑文，也说魏氏是巨鹿曲阳人，即晋州人。魏征籍贯哪里，他自己及自己的孙子不会搞错吧？另外，《旧唐书》魏征传也说魏征“巨鹿曲城人也”。对此，有人考证，曲城乃巨鹿郡下曲阳城的简称。魏征父亲魏长贤及魏征生活的北朝、隋及唐前期，巨鹿郡的变更情况比较复杂，北魏曾经置定州巨鹿郡和殷州巨鹿郡，其中定州巨鹿郡领曲阳、藁城、鄡（辛集）三县，郡治在曲阳、藁城一带，东魏、北齐、北周这一带基本延北魏置；隨唐则为襄国和邢州。从北朝巨鹿郡治看，巨鹿曲城即今晋州是说得通的。故本人仍倾向晋州说。巨鹿说宋朝《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中都记载魏征巨鹿人。邢台原有三文贞公祠，位于顺德府衙东，合祀唐代的巨鹿魏征、南和宋璟和元代的邢台刘秉忠。该祠始建于元代延佑初年（1314年），初为“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元人虞集所撰《顺德路魏文贞公宋文贞公祠堂记》记载:“魏文贞公征，巨鹿人。”魏征是巨鹿人无疑，但此巨鹿恐怕不能简单地与现在的巨鹿县画等号。因为历史上，巨鹿郡、巨鹿县的建制曾多次变化。据有人考证，邢台历史上仅巨鹿城就先后出现过9座，巨鹿郡（县）的治所曾位于今平乡县、宁晋县、隆尧县、邢台市区、巨鹿县等多个地方，直至唐垂拱后才逐渐稳定在今巨鹿县境内。支持魏征故里就在今巨鹿县境内者还有一个理由，即浙江魏氏家谱的记载。浙江台州魏氏始祖魏宗谅是魏征的曾孙，台州魏氏在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修谱序言中记载“魏征厥里居固直隶顺德府巨鹿县”。不过，当时的人会不会也把巨鹿县等同于历史上的巨鹿呢？馆陶说《新唐书》魏征传说他是“魏州曲城人”。有研究者认为，能满足唐初魏州管辖和曾为秦朝巨鹿郡的地域只能是馆陶县，而且在馆陶县北端；而曲城则是古曲梁城，在今平堡村一带。另外，《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馆陶魏氏，本出兖州刺史衡，曾孙珉始居馆陶。”按此表排列，魏征是魏衡的九世孙，而且把魏征的五世孙魏谟也说成是魏州曲城人，后遂为各种史籍和家谱引用。但此两说，均有研究者提出异议。有人认为魏州与巨鹿不相接，把曲梁说成曲城也牵强；有人查出汉朝没有叫魏衡的兖州刺史，三国两晋时有一个魏衡出自任城魏氏。……魏征究竟是今天的哪里人？这是一个连专业历史学者也无定论的问题。作为业余历史爱好者，更难理清。要想彻底弄清楚，看来只能交给时间，再不就是借用一位条友的戏谑评论——“打个电话问问魏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