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定论，陕川人民不必再争了。2019年四川县志办公室发表了一篇文章，结束了“天府之国”称呼的争论，两地人都没有错，地名历史上一直在改迁。根据“四川县志办公室”的调查，结果如图:?在东汉末之前“天府之国”是今陕西省中部关中平原一代的称呼《史记.留侯世家》?在东汉末年之后“天府之土”开始，后世变成四川省核心四川盆地一带为“天府之国”沿用至今。《隆中对》、《华阳国志》

老罗读秦汉史：主父偃一岁四迁《史记·主父偃传》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细心的老罗数了一下，郎中、褐者、中大夫，才三个，怎么“四迁”呢？再查《汉书·主父偃传》是时，徐乐、严安亦俱上书言世务。书奏，上召见三人，谓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乃拜偃、乐、安皆为郎中。偃数上疏言事，迁谒者、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原来《史记》漏了“中郎”。中郎和郎中不同，它是高级郎官，秩比六百石，郎中秩比三百石。不过中郎和褐者同为秩比六百石，按理不应算升迁。这里老罗还发现韩兆琦《史记笺证》一个小错误，P5640“中大夫”秩比八百石。《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P144中大夫，皇帝侍从官员，属郎中令，秩比二千石。中大夫，其实是光禄大夫的前身，高官，显然《史记笺证》有误。老罗他说，推荐好书，分享读书心得，畅聊中华五千年历史。如果您感兴趣，敬请关注老罗他说[作揖]

《史记》第377章 刘邦定都关中大赦天下【原文】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1]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注释】[1]刘敬：原姓娄，齐国人。初只是一名戍卒，他求见高祖，主张定都关中。大臣们大都是山东人，反对西迁。由于张良劝说，刘邦采纳了娄敬的意见，并赐他姓刘。【金释】智慧远远超出项羽和韩信等等。

史记第五十集。我们今天对于秦始皇主要的认识，都来自于司马迁的描述。在秦始皇本纪中各种不同事件之间的逻辑，大家反复阅读就会读出新的意义来。例如在始皇帝34年，司马迁记录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在李斯的建议下，基于统一知识跟思想，把过去存留的书籍全部摧毁。讲完了焚书之后，在始皇帝35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秦始皇开始大量在咸阳清除宫室。重要的是阿房宫，迁在史记里描述的规模相当吓人，东西五百部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见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所以是庞大的宫殿，华丽且壮观。有意思的是，我们通常比较少讲这件事，因为阿房宫大家都熟悉。但司马迁细腻的地方是有句话在转述的过程当中，经常被忽略。那就是司马迁有跟我们解释，这个宫殿为什么叫阿房宫？阿房宫不是这个宫殿正式的名字。今天我们在历史上面，把它称之为阿房宫，是因为这个宫殿在秦灭亡的时候，一直没有盖完，所以他没有正式的名字。阿旁是一个俗语，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宫殿，所以只要讲那个宫殿，没有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用这种方式，称呼一直没有盖完的宫殿。从这个角度看，阿房宫的历史角色会更鲜明，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史以来豪华，野心大的宫殿，甚至连正式名称都没有。后来就被项羽一把火给烧掉了。在阿房宫之外，另外一件重大的工程就是骊山陵，也就是秦始皇陵，阿房宫跟骊山陵兴建的劳动力主力。在史记里叫做刑徒者70余万人，表面上是告诉我们，阿房宫跟骊山陵这么大，要动员70万庞大的人力。可是这70万人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刑徒？因为这时候，秦朝已经进入全面的法令国家，这时候每个人的行为，都在统一的法令下。而这套法令是一个什么样的法令？我们回头看商鞅，如何把秦这样的小国壮大，关键的就是严刑峻法，也就意味着你可能犯很小的过错，可是这套法令系统是不让你犯错，我就是让刑法跟你所犯的错不对等，你犯很小的错我给你很严重的惩，你下次就不敢再犯了。或者是看到你受这样的惩罚，其他人也就不敢再犯了。从人命的角度就是动辄得咎，所以你犯一点点的错，就会被变成刑徒。在这样的场景底下所产生的效果是，这个时候全国人口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刑徒，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循环的效果。在严格的惩罚下，产生了这么多廉价的劳动力，于是朝廷就给他们找事做，让他们劳动才能达到惩罚的效果。于是就让大家进行大型的工程，这些大型的工程一旦开始兴建，包括阿房宫跟骊山陵，你就会发现会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人从哪里来？这个时候，朝廷就会叫各地的郡县政府，送更多的刑徒来。这整个背景甚至牵涉到陈胜，吴广还有刘邦的崛起。这套系统，把国家彻底法令化的过程中，严刑峻法的法令创造出大量的刑徒，来刺激大型公共工程，大型公共工程又会要求更多的刑徒。我们可以这样讲，秦始皇这时候的做法，是使得整个中国刑徒化这么大比例的人口都变成刑徒，这是秦灭亡其中的关键性因素。接下来史记写，秦始皇在盖阿房，宫和骊山陵的时候，有个叫做卢生的人跑来告诉秦始皇。我们是求仙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求奇药，可是常常遇不到。因为中间会有一些负面的力量干扰我们。如果你真想要得到这些神秘力量的协助，你就应该避恶鬼，所以意味着必须要隐蔽行迹。如果你去哪里你的部下都知道，那你就不能变成神仙。真人是什么？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交待凌云气，与天地久长，打动秦始皇关键的这句话，他说你今天治天下的方式不对，你太劳烦自己了，而且你不断的暴露在所有人的眼前。我现在建议你，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在哪里？可是从此之后通通都叫做真人，于是他让咸阳里面的所有他可能会去的宫室全部都用甬道联通。而且联通的道路可是因为他要在各个宫室之间移动，所以他需要很多的渠道。然后他还明确下令如果有人泄露他在哪里，这是严重的死罪。然后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到了梁山宫，从山上往下看刚好看到丞相的随从很多，这就显现出了他的个性。他看着他的丞相车队的不高兴，这么多人这么豪华干什么？你以为你是谁？他表现出了这样的不满，后来他旁边的太监跑去偷偷告诉丞相就赶快把他随从的车骑给缩减了。可是下一次秦王一看怎么一下子就变了，他马上就知道一定是有人告诉他的，这就暴露了他的行踪，他生气所以要追查到底，但没有人敢承认。所以他看到丞相的那一天所有在他身边的人通通都给予坑杀。我们说这一段故事到底有什么重大意义，以及我们从司马迁的用心跟用意中可以看到什么。如果我们依照这个先后顺序从34年焚书令焚书也就意味着跟过去的西周王官之学的传统彻底隔绝。而西周王官学的传统重要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是秦朝讨厌的，那就是尊重历史，认为在历史上面保留着人如何应对世界重要的智慧。

司马迁：元明文献都标明是河津人。《太平御览》卷四十引汉代《辛氏三秦记》:“河津一名龙门”西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文中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载：“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树碑立桓。”金元段成己《河津儒学记》：河津古龙门号称多者，鸿儒硕师，骚人辞客，往往辈出。其汉则司马太史之父子，在隋则王河汾之兄弟，唐以来如勃、如勮、如勔、如助，以文名世者不一而足。元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之建石室，立碑树桓。《太史公自序》曰：“迁生龙门”，居于太和坊，是其坟墟所在矣。元代陕西奉元路府判段循撰《(固镇)创修上生院记》记载：“河津，古龙门县，大禹疏凿经之地，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往往间出。”明代胡谧首纂成化版《山西通志·人物》载：司马谈，龙门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子迁。尊称为太史公，论六家要旨。迁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汶、泗，过梁、楚以归。太初中，为太史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修《史记》。刘向、扬雄皆称其有良史才。《陵墓》载：司马子长墓，在河津县西北十五里。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段济建石室，立碑树桓，今尽没于河。明代薛瑄《秋日家山杂咏五首》之三即有“龙门献策文中子，麟趾成书太史公。”其《河汾五贤咏》亦有太史公司马迁诗一首。明代李维桢 范弘嗣万历版《山西通志·人物》：司马谈，河津人，建元中为太史令。子迁尊称为太史公，论六家要旨，有良史才。祀乡贤。司马迁，字子长，十岁诵古文，弱冠游江淮，浮沅湘，涉汶泗归。太和中，为太史令，因论李陵得罪，幽而发愤作《史记》。述陶唐以来，迄于麟趾。变春秋编年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自黄帝始。刘向扬雄皆称其有良史才。祀乡贤。《陵墓》载，司马子长墓，在河津县西北十五里。明朝内阁首辅朱国桢《仿洪小品》（原书亦名《涌幢小品》）卷六“古墓”一节记述：“汉太史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芝川镇，前有祠，见存。司马迁世家龙门，芝川去龙门只隔黄河。明代王圻 王思义《三才图会·禹门》：竝河之东为太史公墓，前为庙，有晋永嘉中殷济树碑，今皆圮于河。下山过子夏墓，墓在新丰里。明代山东人许维新《巡视河东记》载：河津西二十里为禹门，两山插天，河出其间，安流不鸣如处女在闺门。俯瞰两山斧斤之痕，鳞鳞可辨，洪荒在目睫间耳。南望河流，势渐弥漫，问土人“司马太史墓”，曰：相传故里在东岸，为河所啮水中央矣。明代李贽《藏书》中记述：“司马谈，绛州龙门人，谈为太史公，……有子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清嘉庆《河津县志》载：“龙门胜地，代有名儒，如司马太史公、王文中子、薛文清公者，后先相映，卓越千秋。”

司马迁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作，终于完成了不朽之作《史记》。全书共130篇，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本纪：叙帝王之事；世家：记诸侯。列传：记人物；表：记时事。书 ：记制度。五种体例，各有分工，互相配合，构成纪传体通史，这是司马迁一个伟大创造。《史记》记录自黄帝以来两千多年来各方面历史的史书，前无古人。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需要一个伟大的时代，都需要内因外因的相互叠加，都需要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同频共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记》是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清赵翼论司马迁作史年岁，谓“迁为太史令即编纂史事，五年为太初元年，则初为太史令时，乃元封二年也”。又谓《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从元封二年到征和二年，前后共十八年，故谓之曰：“统计迁作《史记》前后共十八年，况安死后迁尚未亡，必更有删订改削之功，盖书之成凡二十余年也。”赵氏所论《史记》成书年限，已为学术界成说，考其实，却有很大误差。赵氏所论只言及司马迁后半生独立撰史阶段，既未言及司马谈发凡起例，亦未述及司马迁前半生助理司马谈的年限，显然不完备。司马迁作史，毕生投入，前后四十年，可分为三个阶段。元朔三年（前126年），司马迁二十壮游“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即为作史之始。到元封二年（前109年），前后十八年，司马迁为父亲的修史助手。这一时期，司马迁在其父谈的指导下，二十壮游，学公羊于董仲舒，受古文于孔安国，习家学于司马谈，襄助修史，成长为一个渊博的学者，打下了继承父志的坚实基础。元封三年（前108年）到太始四年（前93年），为发愤著书阶段，其间十六年，基本完成《史记》。征和元年（前92年）到武帝之末后元二年（前87年）或昭帝之初，约六年时间，司马迁编定《史记》，仍在继续修订。司马谈作史，准备在建元，元光间，正式述史在元狩元年（前122年）。司马谈卒于元封元年（前110年）。从元狩元年到元封元年，司马谈作史草创经营了十二年。司马迁发愤著书阶段十六年。就这样，《史记》写作基本完成就经历了前后二十八年，凝聚着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方能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唐刘知幾论良史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清章学诚又加之以德。这才、学、识、德四大要素，司马迁可谓兼备一身；司马迁聪颖勤奋，十岁诵古文，养育了他的才；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培植了他的学；壮游与受祸锤炼了他的识；史官世家的血统和气质，司马谈尽忠尽孝的诱导教育，临终遗言的嘱托，涵育了他的德。这些就是《史记》的主观条件。在主观条件中，才、学、识、德四要素，重要的是识。因为只有超卓的识，才能“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知其远，察其微，探其源，究其终，通古今之变。司马谈以其眼光远大，领略了时代的要求，立下述史壮志；司马迁以其识见超卓，才能追寻历史之变，不断升华述史主题。在司马迁手中，《史记》主题随着断限的修正，做了两次飞跃式的升华，从而使《史记》熔铸了人民性的成分。《史记》成书的条件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名著，必须具备主客观条件的统一才能产生。西汉盛世为司马迁著作一部通史提出了时代的要求，也提供了物质条件，这是《史记》成书的历史背景。司马迁所受教育、修养及其经历是《史记》成书的著述内因。历史背景是客观条件，著述内因是主观条件。从历史背景来看，《史记》是适应秦汉大一统社会的历史使命而产生的，所以它的本始主题是颂扬帝王将相的功勋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尽管《史记》注入了人民性的成分，但并未改变这一基本主题。学术界以往的论述，未能深究《史记》的成书条件，往往以后世个人的经验去看待《史记》，颠倒了两者的关系，把人民性看成是《史记》的基本主题，因而不能合理地解释纪传史产生的原因。《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二人以汉太史身份修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自成“一家之言”的官修史书。《史记》的伟大价值，并不只是它揭露现实，表现为异端，而根本性在于它全面地反映了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及其盛衰。当然，司马迁受祸发愤，在《史记》中熔铸了人民性，使它更加灿烂夺目，这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