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孙殿英，熟悉的人都叫他孙老殿，由于他脸上出过天花，所以也常把他叫作孙麻子。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出入赌场，凭着自己的一些小聪明，不久就成了当地一个大赌棍的助手。起初，他在赌场做些“传宝盒”、“看台子”一类的事，等他窥见其中奥秘之后，很快地就成了一个著名的赌棍，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以赌为业。在旧社会，有不少人吸食鸦片或金丹(烈性毒品中的一种)，孙殿英便以其赌博得来的金钱从事于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的违法勾当，并以所得不义之财勾結地方劣绅,，为其提供便利。当时，由陕西、甘肃到上海，到处都有孙殿英的贩卖鸦片的同伙，可以说是为恶很大。由于孙殿英在赌场中白手起家，因而他对赌博一直具有着特殊的爱好。孙殿英经常把麻将牌、天九牌等赌具当作研究的对象，他用棉布擦拭牌的背面，然后观察其纹理、分辨其异同，不论是什么样的牌，只要经过孙殿英短时间的把弄，就能够记清每一张牌的暗记，他不看牌面，就能分辨牌名，信手拈来，绝少失误。孙殿英在掌握了这样一套赌博的伎俩后，同他在一起赌博的人，就不能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了他手下的敗将。在孙殿英当了军官乃至高級将领以后，他这种习性依然不变，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麻将牌、天九牌和骰子等一类赌具，只要一有闲时间，他就坐下来，开始爱不释手地细心把玩。孙殿英的赌术，对他后来的发迹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常常设宴招待一些大商人、大财主，在宴会之后，照例要有麻将牌九之类的所谓余兴。孙殿英在这种场合，往往一局终场，就可赢得几千元乃至几万元的巨款，他拿这些来之甚易的金钱作为扩充实力，拉拢关系的资本。他对于一些需要利用和巴结的人，经常采用赌博作为交际联络的手段，比如对待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的亲信和后来对待东北军、西北军及晋军的将领将领们，孙殿英常常把赢来的钱退还给输家，甚至故意把牌打输，以取得他们的欢心。这种办法很有效，运用这种手段，孙殿英博得不少人替他说过好话。赌博对于孙殿英来说，已经成了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他甚至对亲信说：“我可以从赌博中看出每个人的性情，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性情结交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纵然有的不肯帮忙，但也不至于說我的坏话。我是一个粗人，沒有真才实学，如果连这点子办法也没有，我还凭啥混呢？”孙殿英在赌博和贩卖鸦片中，赚了不少钱，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认为既要要有钱，还要有势，才能够吃得开，叫得响。当时豫西农民遭受地主、豪绅和兵匪的压迫扰害特别严重，一些狡黠之徒，趁机组织各种封建会道门，加以利用。看到这些会道门颇有不小的影响，惯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便参加了河南西部封建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当时这个会道的头子名叫李凤朝，是洛阳傅良村人，孙殿英当了李凤朝的弟子。李凤朝虽然是孙殿英的师父，但是城府狡诈都不如这个徒弟。为了控制会众，孙殿英故意散布消息，伪称他在某天夜里，做了奇怪的梦，梦见祖师指点说：“在某庙宇里面藏有宝剑一柄，叫作‘太阿宝剑’，是神仙赐給你的，要赶快去取,你如得此宝剑，就可以逢凶化吉，纵横天下。”孙殿英诈称说自己这个梦连续做了几次后，他觉得奇怪，便按照梦中指点，去了这个庙里，进去以后，发现庙里灯光闪闪，他很奇怪大半夜的怎么会这么亮，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把宝剑，光亮是宝剑发出来的，于是他便拿出宝剑，带了回来，由于是宝剑所以不能轻易见人，一旦出鞘，就要杀人。孙殿英这番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荒诞不经的话语，在当时却着实蒙蔽了不少人。后来孙殿英又拿了一个拂尘，装模作样地说这是仙人赐的，结果不少会众又是深信不疑，靠着宝剑和拂尘的，孙殿英俨然成了半个神仙，他利用会众，掌握了一支会道武装。很快，徒众们纷纷倒向孙殿英，原来的头目李凤朝靠边站了，孙殿英轻易地利用手段取而代之。由于孙殿英在当地蒙蔽了不少人，所以在他日后成为军阀后，手下士兵很多就来自河南豫西的农民和他的家乡永城一带，此后，孙殿英经历了好几次的兵败，但是在溃败之后，又能重新将溃兵召来，这和孙殿英有着会道头目的身份是离不开的。会道组织，在孙殿英的利用和操纵之下，成了他招兵买马的工具。后来，直系首领吴佩孚驻防河南洛阳时，发现孙殿英在当地聚集门徒，为非作歹，于是派兵捉拿，孙殿英见状，仓惶离开家乡。在逃到陕州后，孙殿英去找长期贩卖鸦片时结交的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孙殿英不是一个人去的，他还带去了数百会众，丁香玲在收了孙殿英的钱财后，便不再理会吴佩孚的通缉，收编了孙殿英。孙殿英如此劣迹斑斑的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直军的连长，这也是他土匪军阀生涯的开始。#吴佩孚传简介#

1905年，31岁的吴佩孚奉母命回家，与李家大户女圆房。新婚夜，吴佩孚掀开盖头，谁料，新娘脸色突变。3天后，吴佩孚赶回了部队。吴佩孚是民国时期直系军阀的首领。他不仅早年前就参加系统的军事方面的学习，后期更是成为曹锟手下的为信赖的第三师师长。这位出生在山东蓬莱的男子，在民国时期赫赫有名，铁骨铮铮，他同抗日军阀张作霖一样，都有着反抗外敌之心，是早期民国军阀抗日的代表人物。有成就的人的私生活总是被人关注，人们关心他们受到教育，他们的经历，和婚姻及爱情。吴佩孚这样的人的私生活自然多用多才，更何况他也曾是一方军阀。吴佩孚的家庭很传统，他年轻时候就定了亲，15岁的时候就与王家女儿结婚。因为当时结婚的年龄很小，他和妻子接触多，一起长大，感情自然比旁人更好。原本以为，可以这样幸福到老，不曾想，结婚没有几年，王氏就一病不起，很快去世了。王氏的死让吴佩孚悲伤不已，他在心中发誓：“将来定不再娶妻纳妾，更不会住租借地，也不会贪图不义之财！”受到感情打击的吴佩孚，一门心思的将重心放在事业上，原本他就在军事方面很擅长，所以他很快就借助曹锟的势力，称霸一方。此时的吴佩孚已经三十多岁，想要抱孙子的老母亲对儿子的婚事很担心。即便儿子在外边征战，老母亲也不顾其反对，在老家给吴佩孚说了一门亲，她就是名门大户李家的女儿李氏。老母亲的要求，吴佩孚扭不过去，只能找时间回老家和李氏成婚。因为李氏是传统家庭出身的小姐，性格比较执拗，又娇生怪养，脾气不是很好。所以，吴佩孚本身就不喜欢，又因军中急事，所以才刚结婚，吴佩孚就留下妻子和老母去了战场，一去就是几年的时间。幸好，吴佩孚的母亲和李氏相处的也很好，只是记挂吴佩孚，又想要孙子，所以吴佩孚的母亲总是三天两头的催促吴佩孚接自己到部队。1907年，吴佩孚的部队驻扎的地方终于安定下来，此处与长春很近，所以他就将母亲和妻子李氏接过来同住。也就在此时，影响吴佩孚的另一个女性出现了，他就是张佩兰。张佩兰的家境优渥，她的姐夫是光绪末年长春商务总会的主要人物赵尊贤。她自小就在姐姐家中生活，正好离吴佩孚所住的地方不远。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吴佩孚当初给妻子和母亲租住的别墅正是张佩兰姐夫的家产，由此才能让两人结识。不管是什么缘由，张佩兰凭借自己年轻美貌的优势赢得了吴佩孚的关注。只不过，对于吴佩孚来说，此时的张佩兰只是一个小妹妹，他有妻子，并没有多想。而已经芳心暗许的张佩兰，却是有了打算。张佩兰先是认了吴佩孚母亲为干妈，然后便经常出入吴佩孚家中。此事被李氏都看在眼中，她几次表达不满，都让吴佩孚的母亲训斥。原来，因为李氏没有生子，后她被逼回娘家，她也因此放纵自己，染上了抽大烟的坏习惯。而张佩兰则在吴佩孚母亲的支持下成为吴佩孚的小妾。显然，张佩兰活泼的性格也感染了吴佩孚，虽然他知道李氏是正妻，但是依然表达了对张佩兰的喜欢。随着吴佩孚母亲的病逝，正妻李氏的身体也大不如前，而此时的张佩兰也没有孩子，只能让自己身边的丫鬟给吴佩孚做妾。可惜的是，这个丫鬟也没能给吴佩孚留下子嗣。李氏死后不久，吴佩孚便顺着张佩兰的意思将其扶正，她终于成为正室夫人。为了延续香火，张佩兰还建议吴佩孚过继族中孩子，没办法的吴佩孚终同意。1939年，军阀吴佩孚被害死。对于他的死，众说纷纭，但是根据当时的局势来看，吴佩孚仅仅是牙疼就去世显然其中有问题。因此，他被日本人害死的可能性大。至于其夫人张佩兰，她则是带着自己的养子继续留在吴家生活。参考资料：[1]那些拒绝爱情的理由-施立松 - 《情感读本》 - 2015年[2]揭秘中国军阀丛书:我所知道的吴佩孚-文斐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04年[3]特立独行的吴佩孚-郭玉琴 - 《政府法制》 - 2016年

1924年9月8日，时年50岁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成为了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时代周刊》认为吴佩孚为当时的“中国强者”，是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军事领袖。1924年9月的吴佩孚已经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坐拥20万大军。在中国北方也就只剩下了盘踞东北的张作霖这一个手下败将，南方的直系将领孙传芳、齐燮元等人亦为吴佩孚马首是瞻，而其他的小军阀、派系就根本不能作为吴佩孚的对手。但就在吴佩孚登上《时代周刊》后的7天之后，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5日双方正式开战）就爆发了。在这次战争中，吴佩孚的部队被张作霖所击败，吴佩孚从此一蹶不振，风光不再，终在北伐战争中被北伐军彻底消灭。

民国枭雄，吴佩孚晚年，一张罕见的老照片，拍摄于1938年左右，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代军阀，此时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老农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特务千方百计想请吴佩孚出山为傀儡，建立全国性政权，被严词拒绝。1939年12月，吴佩孚因牙疾经日本医生调节后暴死，享年六十六岁。

吴佩孚兵败如山倒，树倒猢狲散！无奈只好寄居在老部下于学忠军中，但军中将士却认为吴是众矢之的，会招来其他军阀的攻击，一致要求驱赶吴佩孚。于学忠说:“玉帅若走，我也无心留在军中，当卸职归田！”1927 年，形势发展愈来愈对直系军不利，吴佩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连直系的不少将领也背弃了他，到后来连安身之地也没有了。于是，他带着他的一帮随从，来到于学忠的军中，求得保护。于学忠自然表示欢迎，作了妥善安置，礼待有加。因吴佩孚来到第9 军，所以反对吴佩孚的各方政治力量和派系，都把目光投注在于学忠的身上，第9 军亦成了众矢之的。一些军阀甚至调兵遣将，以驱吴为借口，要对于学忠部发动进攻。就是第9 军内部，也意见分歧，议论纷纷，主张把吴佩孚驱赶出第9 军去。在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大家正在讨论全国战争局势时，自然又提到驱吴的意见。第七师师长阎得胜说：“吴佩孚的目标太大了，有他在我们9 军，第9军就不会脱离险区。我们应该看到形势给我们施加的压力，卸掉捆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炸药包，以礼相待，把吴大帅送出第9 军防区⋯⋯”不等阎得胜说完，于学忠就拍案而起，打断阎得胜的话说：“玉帅正在患难之际，我等岂可落井下石！若诸君皆有礼送玉帅之意，我当自杀以谢玉帅和诸君！”将领们素来敬重于学忠，现在见于学忠如此重义，深受感动，便不再提“礼送”的话了。其实，阎得胜所言，并非他一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意思。所谓“礼送”也是看在于学忠的面子上提出来的，而按照第七师师长阎得胜和第八师师长秦建斌的本意，是要干脆赶吴佩孚出门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吴佩孚的耳朵里。吴佩孚能体谅于学忠的难处，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不可能长期留在第9 军不走，便召来于学忠说：“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忠诚，我会永远记着你的！但我不准备长期留在你这里，决定近日就到四川去。四川偏远，便于安身，我想无论杨森，还是刘湘，都会收留我的。”“玉帅，你是听到什么话了吗？”于学忠诚惶诚恐地问。吴佩孚微微笑了笑说：“听到怎样，没听到又怎样？离豫入川，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的。至于你的部下说什么，我是不会计较的，你就别问了。”于学忠实在有点过意不去，觉得自己愧对吴佩孚。再者，觉得连吴佩孚都失去信心，要到四川隐居，自己又能有什么大作为呢？于是，他向吴佩孚表示说：“学忠无能，不能助玉帅重整大业，愧对玉帅素来对我的倚重。我意已决，玉帅入川后，学忠也无心留在军中，当卸职归乡，作一个平头百姓好了！”吴佩孚不以为然，劝说道：“你还年轻，连四十岁都不到，正是年富力强、建功立业的时候，怎么能萌生这种想法呢！”于学忠仍坚定地说：“我意已决，玉帅就别再劝我了！”吴佩孚离豫入川后的第二天，于学中便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即宣布下野。他沉痛地对他的部属说：“学忠无能，已无法挽回眼下颓势；大军久驻邓县，骚扰当地百姓，却不能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军中粮饷不继，让大家跟着我忍饥受冻，于心不忍。我反复思忖，觉得自己再不宜留在军中，决定尽快回山东老家去，再不过问军中之事了。”部属们听了于学忠的话，深感意外，像晴天听到一声惊雷似的，被震得呆若木鸡。过了半响，等回过神来，大家便纷纷劝阻，恳辞挽留，说什么也不让于学忠下野。于学忠去意坚决，谁劝也没用。会后，他把军中的事略作交待，委托阎得胜等人管理军务，然后便带了几名亲随，毅然离开第9 军，回山东蓬莱去了。

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四川的刘神仙，不光是听说过，而且正史里也总出现过，我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是2001年在小学四年级看电视剧《长征》的时候。刘神仙在整个四川的政治和军事乃至社会上都曾发生过不小的作用。（以下内容来自于信徒回忆录整理）刘神仙本名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县人，大约生于1883年。他幼年读了些旧书，后来就在乡间挂起测字算命的招牌，作为生活的工具。 因为他工于心计，能言善道，又在乡间掌握了地主、袍哥和乡民们的一些情况，他所算的命、测的字多半“灵验”，渐渐有了“名望”。四川在旧时代，是军阀、绅粮、袍哥和会道钩心斗角的时代。刘神仙计上心来，就由算命先生创立了他的孔孟道，自称道主，时间久了，也就有了粉丝。到了1925年，他竟有了男女老少道徒一万余人，包括有地方的绅粮、地主、袍哥的“舵把子”一类人物，神仙之名，从此传起。势力逐渐伸入到军政绅商各界。这事放现在都够判刑的，但是旧社会好使 ，比如刘湘就特别信这个。1925年，四川大军阀之一的刘湘，在重庆经刘佛澄之介绍加入了刘神仙的孔孟道，道名玉宪。他随即介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玉美）、王瓒绪（玉道）、王陵基（玉豹）、范绍增（玉泉）等人加入。1929年，刘文辉由刘湘介绍在泸州加入，道名玉献。1933年杨森由潘文华介绍在成都加入，道名玉勇。可以说刘从云的孔孟道，几乎网罗了所有的川中大小军阀。刘湘那时完全以神治军，刘从云变成他的军师，言听计从。1928年，刘湘买的军火被老蒋扣留，同时感到所部驻地只有江北、巴县、璧山，周围驻军逼 得很紧，难以应付。刘湘把困难转告他，他说：“枪械已无希望，我曾阻止不买而玉宪不听。到了明年或者可以拿到一点子弹，由张必果（刘湘的驻京办事处长）运回。”随后又给刘湘算了一卦，说是年内大战必胜。为啥刘神仙啥也知道，因为他的道馆都要变成情报中心了。果然那一年杨森败得很惨，川东29县防地都被刘湘占有。刘湘经过这一次的胜利，对刘从云更加信仰。1929年上半年，刘湘正式尊为军师。他和潘文华、唐式遵在重庆江家巷买了一所大房子， 布置得华丽，共用去银元四万余元，作为神仙驻节之所。刘从云一度返乡后，1929年夏秋之交回到重庆，就迁居新府，每月由刘湘送他生活费 300元。但神仙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常常借乩笔的“指示”，要刘湘把军事、政治、财政等权交给他办，刘湘也不敢顶他，又不愿随便把政权让人，所以还是拖延。刘湘、潘文华、唐式遵等常到江家巷神仙府秘密会议。刘从云主张刘湘合纵联合，他又一再叮咛刘、潘、唐效法桃园三结义，并且联络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把西南半壁打成一片，一俟时机到来，即可问鼎中原，向外发展；那时刘湘率所部顺江东下，邓锡侯率所部由川北向陕西出动，就可以立大业，成大事。刘从云又故意把这些意见向川中各军驻渝代表泄露出去，借以向大小军阀们讨好，于是各路军阀都走他的门路。这里面还有吴佩孚。[抠鼻][抠鼻][抠鼻]1931年上半年，刘湘和刘从云以新兵大队为基础，成立了21军模范师，刘湘负师长的名义，下辖三旅，第一旅旅长人名没宣布，第二旅旅长何纯武（即何克修），第三旅旅长廖泽（他徒弟）。所有第一旅的人员安置及饷金分配均由刘从云亲自主持。第一旅属三团，团长全是他徒弟；另设枪营，营长是刘从云的长子刘启武。所有营连排长都是从刘神仙的百子训练班挑选出来的，士兵夫役都是荣、威、内、富四县的道徒。1933年，二刘发生冲突。刘湘方面的一切军事计划，都由刘从云拟订，刘湘执行。不久，邓锡侯同刘文辉在毗河发生战争，邓曾到资阳同刘从云秘密会晤，刘从云劝刘湘接济邓军20多万元款项和40多万发子弹。同时刘湘又乘机进攻刘文辉，刘文辉在岷江溃败，率残部退往雅安。至此，刘湘和邓锡侯团结很密，刘湘所部扩充为三个军，军长为唐式遵、 潘文华、王瓒绪。结果红军以来，刘神仙就不行了。所有进攻计划，仍然出刘军师之手，并写成小册子散发。唐式遵所指挥的王陵基、范绍增、陈兰亭等部都是刘湘直属的“精锐”，共约五万人。刘军师因为刘湘不能亲上前线，便授意各军道徒推他到南充坐镇，指挥前线军事；并且又降乩请到关夫子， 说关公指定他做军事委员长，接着发出就职通电，故意和老蒋的军事委 员长相抗衡。“刘委员长”就职之始，先将信心不坚，甚至反对他的第三师师长王陵基调回成都软禁起来，刘湘命许绍宗继任第三师师长，仍归唐式遵指挥。随即唐部在万源大败，溃不成军。刘从云诿过于唐式遵， 说唐不按照他的军事计划。因此有的军队照办的几乎走上悬崖绝壁，传为笑柄。刘从云见事不妙，仓皇出逃。自此川中各军多数人士都猛醒过来，纷纷反对这位神仙军师，刘湘所部有些军官主张杀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无可奈何，终于在1935年初把神仙礼送岀境。解放后，神仙被政府逮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