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建立“苏颂祠”，朱熹还在同安大成殿后“建尊经阁，藏书九百余卷；立教思堂，日与邑人讲论正学，从游甚众”。他多方收集官书，编定教科书，以“圣贤修己治人之道”为讲学的主要内容。颜立水指出，朱熹在同安开创的讲学之风，对后世影响很大。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乐爱国则指出，朱熹倡导“为己”之学，这与当时大多数地方官认为县学是为科举服务的思想有很大差异。据介绍，朱熹将四间县学课堂分别命名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前三者为儒家正统之学，“游艺”则带有研究杂学的意思。朱熹觉得当时民族衰败，想用县学改变社会风气，借县学宣扬民族精神。“在朱熹的带动下，闽南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在晋江，研究四书五经的人多了起来，出了很多理学家。”高令印教授称，朱熹在闽南的学生很多，他兴办的县学也促进了当时同安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朱熹在同安讲学期间，追随他的学者也不乏其人。在宋代，有“紫阳始教之高弟”许升，有“有志于紫阳之学”的邱葵，有“得紫阳道学之传”的吕大奎，还有被朱熹品评“明敏有余而少持重”的王力行，这四人都是朱熹的高弟。后来潜心朱学的还有明代的林希元。

江户时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前言：本文旨在探讨江户时代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着重介绍了江户前期日本朱子学的繁荣。朱子学是江户时代日本的主流思想，以宋明理学为基础，融合了儒家的道德观念，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发展出一种具有强烈日本特色的哲学思想。一、江户前期日本朱子学的繁荣朱子学以朱熹为代表，其学术成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并对日本后世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江户前期日本朱子学的繁荣主要是与其基于传统宋明理学思想，以及朱子本人的学术成就有关。其基本观念包括“诚实”、“尊重父母”、“孝悌”、“忠义”等，是江户时代日本的主流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符。朱子学也以朱熹为代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历史学家、哲学家广泛认可。其重要性体现在其对当时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以及其作为一种儒家传统思想衍生出的教化模式。从这些方面来看，江户前期的日本朱子学的繁荣已经对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当今时期仍然受到重视和活跃。二、明治时期走向式微的日本儒学及其评价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经历了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向现代儒学的转变，从而形成了一种异于传统的“走向式微”的日本儒学。它将传统的儒学理论与东西方的新思想相结合，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走向式微”的日本儒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以维护个人和社会良好为目标，注重人性化，强调责任观念；②强调人的本质，重视人的自由意志；③强调自然观念；④强调学习和实践。从学术角度看，这种“走向式微”的日本儒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评价。从传统儒家的角度，这种日本儒学可能会被认为过分现代化，违反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从当时日本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日本儒学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修正，帮助日本文化实现进步，也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走向式微，它结合了传统的儒学理论和西方的新思想，为明治时期的日本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的贡献不可忽视。不管怎样，它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想模式，为当代学术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参考材料，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三、江户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启示江户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之启示，首先体现在对这两个时期及其关联儒家学术思想的发掘与重新评价。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学者们致力于深入研究儒家学术思想，着重于辨析儒学之精、解析它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关系，并强调儒学的实用性。这一探索直至明治时期仍在不断发展，当时的学者们大胆改造儒家学术思想，融入西方思想，引入现代概念，让儒学在当代发挥积极作用。江户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也强调了以学做人的理念，以及儒家学术思想在普遍民众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明治时期，政府与学术界的结合，使得儒学得以在日本传播广泛，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一贯流传下来的“以学做人”理念，以及其他儒家思想，在当今仍然是日本社会中重要元素之一。江户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入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方法。日本的儒学研究者们认为，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通过时代的发展而得以保留，而且还可以改造，融入新思想和概念，以适应变化的社会需求，从而使传统文化更加可持续地发展。以上我们可以得出，江户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如何发掘、整合并重塑传统文化的有益启示，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环境中，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四、笔者认为本文以《江户时代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为主题，探讨了江户前期日本朱子学的繁荣，明治时期走向式微的日本儒学及其评价以及江户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之启示。江户时代的儒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子学的研究上，在日本哲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进行了大量的朱子学的涵义解释，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则转向了更加式微和实用化的方向，主要是为了应用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中。江户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在日本哲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日本哲学史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还为当时的日本社会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参考文献【1】日本社会学史研究委员会《日本社会学史》東京：岩波書店，2005年。【2】小田章雄《日本人文史研究》東京：研究社出版，1989年。【3】石井学《江户前期日本朱子学史研究》東京：日本哲学会出版，1998年。【4】青木聖子《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儒学研究》東京：近代文化研究所出版，2012年。

2023年6月1日至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前往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会上，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作为专家学者代表之一发言。小 i 在此转发发言摘编，以飨读者。普及古典名著  弘扬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下面主要从普及古典名著的角度谈几点想法：一、观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三大类。其中，观念文化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核心的深层结构，是我们的祖先思考万事万物所形成的精神产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无数宝贵的观念遗产，它们是中华先民创造的有价值的历史正能量，能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必须让社会公众更好地接触并吸取这些正能量。二、观念文化的载体是世代相传的中文典籍。汉语汉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有、共用的交际工具，也是中华民族显著的文化烙印，它在民族认同中有着本体的认知功能和永恒的价值。用汉字书写的大量典籍便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文典籍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鲜明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生动地表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态度，是传统文化中为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只有对历代经典进行研究、阐释和弘扬，才能深刻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三、向全社会普及古典名著是传承文化有效的手段。深刻地领会古典名著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核心精神，进而向全社会进行普及，历代的优秀学者都视此为义不容辞的职责。在中国历史上，孔子和朱熹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孔子被后人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祖师，但他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他对《诗经》进行“雅、颂各得其所”的整理，使之条理清晰，易于诵读。朱熹也是如此，他对儒学的大贡献就是《四书章句集注》，还用毕生精力编纂《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成为后人读诗、读骚的重要版本。我们理应继承孔子、朱熹的精神。从根本意义上说，经典著作流传至今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学者研究，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精神滋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民族所有成员的神圣职责，阅读古典名著从而汲取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也是全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古典名著数量众多，非专业的广大读者不可能全面阅读。古典名著在字句解读、意义阐释上都具有一定的难度，社会大众直接阅读比较困难。这就向当代学者提出了迫切的任务，既要精选某些价值高的经典介绍给社会大众，又要对它们进行准确可靠的注释及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让古典名著脱离学术象牙塔的束缚而走进千家万户。#朱熹和简介#

朱熹24岁至28岁期间在同安任职，在此之前，他受佛老思想影响较深，而在同安的四年间，却经历了“逃禅归儒”的过程，这与他在赴同安途中拜访李侗有很大关系。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十五日午时，朱熹在福建尤溪郑氏草堂出生。绍兴十一年，12岁的朱熹在建安(今建瓯)环溪精舍受教，开始“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朱熹的父亲朱松曾当过政和县尉，后来不做官了。朱熹7岁的时候，父亲把他带到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建瓯。”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高令印介绍，朱熹14岁时，父亲逝世，留下遗嘱，让朱熹和他的母亲及妹妹投靠崇安五夫里刘子羽，并让他拜胡宪、刘勉之及刘子羽军为师。而由于“二刘”信“佛”，讲“禅”，经常带朱熹到很多寺院去，朱熹自此“出入佛学十余年”。

清代：黄杨木雕·诗文人物束腰笔筒 规格：高17.5口17重1389.1克 简介：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曾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等职，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学。晚年遭遇庆元d禁，被列为“伪学魁首”，削官奉祠。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享年七十一岁。后被追赠为太师、徽国公，赐谥号“文”，故世称朱文公。#朱熹和简介#

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闽讲学著作，堪称历史上有名的教育家。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颜立水指出，朱熹又“职兼学事”，实际上“学事”的工作量远远大于“簿事”。“朱熹是早宣传苏颂的一名地方官，这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注重乡土教育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朱熹的大力宣传和传播也有很大关系。”颜立水介绍。我国北宋著名科学家、宋哲宗丞相苏颂是同安人，卒于1101年，距离朱熹到同安任职时间只有五十二年，但同安人对这位“道学渊深，履行纯固”的先贤却了解不多。当时，同安的教育、文化比较薄弱。于是，朱熹便在县学空闲地创筑“苏丞相正简祠堂”，还把县城朝天门内纪念苏颂的荣义坊改名为丞相坊。朱熹善于运用当地的乡土教材，弘扬先贤遗风，振兴社会学风，这对于培养邑人士子爱国爱乡、奋发进取是有一定激励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