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早期莎士比亚接受研究（1748-1848）谈论莎士比亚，只有保持全世界的视野和历史的长河中，才能获得莎士比亚的光芒精神，任何一个国家都映射着接受方的精神文化，那就是莎士比亚，众所周知的是这个过程经久不衰。一百多年来，莎士比亚作为外来文化的传播使者，在世界的一代代学者中毫无保留的进行传播。莎士比亚在中国接受的起点之高是值得注意的，莎士比亚和莎剧是以西方文学的符号进入中国的。如果说，莎士比亚在西方经历了从舞台到书本，从流行到经典的经典化历程，那么，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则是一个反向迁移的过程，历经了从书面到舞台、从精英到大众的自上而下的渗透的过程。莎士比亚在世时见证了英国王朝更迭，而与此同时俄国境内上也上演了政局变动，但莎士比亚并非在其生前就被译介到了俄国，而是直到逝世一个多世纪后的十八世纪才进入到俄国读者的阅读范围。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家却直到启蒙运动时期才被译介到俄国，当俄国开始接受莎士比亚时，已经是经历彼得改革之后的一个全新发展阶段的俄国。正如俄国学者所说的那样，“由于缺乏与俄国古代文学传统的联系，莎士比亚的种子得以在俄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上播种，往往是借助行政和政治力量。”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在女皇和大臣的共同关注下，俄国人又对莎士比亚开始萌发了新的兴趣。四部莎士比亚作品仿作的第一部五幕喜剧《有衣服和篮子的感觉》取材于《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为了便于俄语观众观看，女皇还特意为主人公起了俄语名字，该剧于 1786年在彼得堡上演，成为了俄国第一部冠以莎士比亚名字上演的剧作。《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是模仿莎翁的，写成的两部历史剧，分别与俄国的留里克和奥列格的两段历史有关。后一部则是一部未及完成的喜剧《挥霍者》其内容部分改编自《雅典的泰门》。到了十八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翻译、演员等等，他们对莎士比亚都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在文学刊作上都丰富了俄国的翻译，这一时期可以被称为十八世纪俄国莎士比亚接受的一个上升阶段。在众多莎作俄译本纷纷涌现的同时，十八世纪后期的文学杂志也刊登了一些译自外文的莎士比亚批评，这些批评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是源自法国的对莎士比亚的伏尔泰式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同样来源自法国截然不同的对莎士比亚的赞美。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俄国作家看到了一种新的文学作品创作典范，自然而真实地再现历史或生活，通过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译介，翻译文学在十八世纪有了新特点，并且使翻译文学的发展与原创文学的发展开始密切联系起来。十九世纪初是俄国发生深刻历史变革的历史阶段，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思潮席卷全球，以莎士比亚为师几乎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一致选择，十九世纪初的俄国文学也不例外。十九世纪初俄国文学经历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又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急速发展过程。在俄国的莎士比亚接受上，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下半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伟大的莎士比亚从开始只被俄国的教育者所认识到现在逐渐被俄国的大众读者所了解。九世纪初的头二十年，俄国对莎士比亚的兴趣出现了新的出现这标志着俄罗斯的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直接导致了翻译原则的彻底改变。在否定过往自由改写的同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又呈现出另一种对立倾向，对于翻译字面意思准确性的追求，剥夺了译者合理性，使得译者的任务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作意思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人们对阅读莎士比亚的兴趣日益浓厚，与俄国读者逐渐高涨的莎士比亚阅读热情形成对比的是对莎士比亚其人和作品介绍、批评等的匮乏。为俄国四十年代进步思想代表的赫尔岑，初是更钟情叛逆戏剧的浪漫主义者，直到流亡期间他才开始真正了解莎士比亚。在赫尔岑度过几年的流亡生活后写下的这部自传中，莎士比亚同其他一批优秀的作家一起，引导和拓展着青少年时期作者对世界的认识。1838 到 1848 的非凡十年，既是俄国文学和批评繁荣发展的十年，也是俄国莎士比亚接受史上大踏步发展的十年。从翻译方面来看，首先是成果卓著，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总量上就可以看出俄国译者和读者对莎士比亚有史以来广泛的兴趣和热情。在非凡十年的这个阶段，在俄国涌现出专业莎士比亚译者的同时，俄国文学界也关注世界各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成果，国外莎士比亚学的研究成果和新动向借助文学杂志在俄国得到普及。莎士比亚的接受论就是从这样的顺序逐渐被俄国接受的，与此同时突出了莎士比亚接受论对于俄国的重要性，以及对当时作家的巨大贡献。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今上海宝山月浦镇人。在诗学、艺术美学、文化学、绘画史、文艺批评、艺术考古学、方法论及学术译介等多个学术领域，都是当时的开拓者并有自己的独到建树。

“鲁尔福三部曲”中文版套装“没有《佩德罗·巴拉莫》，或许就没有《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这句话让无数人记住了胡安·鲁尔福。今年恰逢鲁尔福逝世35周年，译林社推出完整的“鲁尔福三部曲”中文版，包括《燃烧的原野》《佩德罗·巴拉莫》《金鸡》三部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鲁尔福的文学作品被很多西语学者和研究者争相译介。进入版权时代后，译林出版社竞得版权，开始进行系统译介。2021年新版“鲁尔福三部曲”完整囊括了目前鲁尔福基金会可授权的虚构作品。其中《金鸡》是鲁尔福百年诞辰纪念版在中文世界的首度引进，收录十五篇鲁尔福文学国度的璀璨遗珠。胡安·鲁尔福被誉为“拉美新小说的先驱”，曾获得墨西哥国家文学奖、比利亚乌鲁蒂亚文学奖、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鲁尔福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锐意创新，直接促成了六十年代拉美“文学爆炸”的空前繁荣。鲁尔福与奥克塔维奥·帕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并称墨西哥文学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三驾马车”，虽然创作不多，但足以成为二十世纪拉美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说不完的《浮士德》！旷世不朽的《浮士德》！】正如研究《红楼梦》有“红学”，研究莎士比亚有“莎学”，在世界范围内研究《浮士德》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被称为“浮学”。《浮士德》是德语文学绝无仅有的塔尖，在世界文学中也屈指可数，其魅力和影响力，几乎无穷。俾斯麦称它为德国人“世俗的《圣经》”，说只要“带着它，一个人即使终生独居在孤岛上，也不愁缺少精神寄托……”《浮士德》是一出悲剧，是上帝和魔鬼的赌局，赌局的主人公就是浮士德。浮士德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异人”，亦始终包含着神性和魔性混杂人性之可能。《浮士德》可谓是一面人生宝鉴。它让我们跟随主人公，时而人间，时而地府，时而天国，时而现实，时而往古，时而未来，人生世相近在眼前，七情六欲了然于心，其中是善与恶、美与丑、光与影没完没了的缠斗。《浮士德》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也是西欧一个漫长而重要的历史时代缩影。它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以至未来展望的西方精神历程，是一种洞察，也是一种反思，被誉为“人类精神演化的百科全书”。《浮士德》是一部富于哲理的智慧之书。书中到处都是意味深长的警句，光彩照人的思想。从整体上看，它回答了哲学所关心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诸如宇宙的形成、万物的起源、认识的性质、人生的意义，乃至人类发展的未来等等。……本书作者不必多介绍了。歌德，被认为是有智慧的智者、有文采的作家之一，无与伦比的文豪。他不是迂腐的学者形象，他做过的工作，从枢密顾问到剧院监督可以列出一长串，可谓是“你若要迈入无限，就只在有限中走向各方面。”而本书，歌德从38岁开始创作，直到临死前夕即他82岁时才完成，整整60年。天才晚年的作品，一生的思考尽在其中。本书在国内已出现近10种译本。推荐推荐杨武能先生译本。语感和思想把握得精到。杨武能教授因研究、译介歌德以及德语文学贡献：荣获象征德国高荣誉的“国家功勋奖章”，荣获具有德国终身成就奖性质的洪堡学术奖金，荣获国际歌德研究领域高奖，歌德金质奖章，——是三大奖集于一身的一位中国学人。人们常说，不凑合的人生需要一本《浮士德》。然也。

扎格哈瓦部落，传统游牧民族的历史，以及贸易和文化交流前言：扎格哈瓦部落是南亚高原地区的一个传统游牧民族，生活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扎格哈瓦人是印欧语系民族之一，与欧洲、中亚和伊朗等地的其他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起源和迁徙历史，通过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揭示扎格哈瓦人的神秘历史。起源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扎格哈瓦人可能是从南俄罗斯草原地区迁徙而来，或者可能是自中亚或伊朗地区向南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南俄罗斯草原是原始印欧语系民族的发源地之一，扎格哈瓦人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一支游牧民族。一些学者认为，扎格哈瓦人是从南俄罗斯草原地区向南迁徙而来，初在中亚地区定居，然后继续向南迁徙，终定居在印度次大陆的西北地区。这种迁徙的证据主要来自于扎格哈瓦语和南俄罗斯草原地区的其他印欧语系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相似性。此外，南俄罗斯草原地区的考古遗址也发现了与扎格哈瓦部落相似的物品，如马具、陶器和金属器具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扎格哈瓦人初是从中亚或伊朗地区向南迁徙而来的。这种观点的证据来自于扎格哈瓦语和中亚或伊朗地区的其他印欧语系语言的语音和语法相似性。此外，扎格哈瓦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与中亚或伊朗地区的游牧民族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以牛、羊、马为主要的家畜，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得其他食物等。扎格哈瓦人的迁徙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他们初定居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并在该地区定居了几个世纪。古代扎格哈瓦人是游牧民族，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是以牛、羊、马为主要的家畜，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得其他食物。他们住在帐篷中，并经常搬迁到新的牧场地区。他们的社会结构是由族长和酋长领导的。扎格哈瓦人生活的地区位于历史上的印度次大陆的西北部，与伊朗、中亚、南亚等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与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族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同时也经常与周边的定居民族发生冲突，公元前1500年左右，扎格哈瓦人开始向南迁徙，定居在今天的西北印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向东南方向迁徙，定居在今天的旁遮普地区。公元前500年左右，扎格哈瓦人开始进入历史时期，与阿奇梅尼德帝国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发生了战争。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扎格哈瓦人的领土，扎格哈瓦人开始逐渐融入印度次大陆的文化中。扎格哈瓦部落是南亚高原地区一个传统游牧民族，其起源和迁徙历史备受争议，根据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扎格哈瓦人可能是从南俄罗斯草原地区或中亚、伊朗地区向南迁徙而来的游牧民族。初定居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并在该地区定居了几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向东南方向迁徙，定居在今天的旁遮普地区。公元前500年左右，扎格哈瓦人开始进入历史时期，与周边的定居民族和游牧民族进行贸易和矛盾，同时也受到了阿奇梅尼德帝国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影响。因此，在笔者看来，尽管扎格哈瓦部落历史上曾遭受过多次战争和入侵，但他们保持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文献：[1] 阿契贝作品在中国的译介[J]. 杜志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2] 语言与权力视阈下北尼日利亚殖民地文学局的流变[J]. 孙晓萌.外国文学,2014(01)

《黑格尔黑格尔学述》收入贺麟于1930年代编译的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者的经典黑格尔研究——开尔德的《黑格尔》与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二书均能将黑格尔学说体会融化并以清晰流利的文字叙述出来，可谓姊妹关系，互相发明，互相弥补，而又各有所长。开尔德注重叙述黑格尔的生活、性格、时代风气、文化背景，特别是政治和宗教背景，以及黑格尔的逻辑学说；鲁一士则着重阐述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本书是将黑格尔及其学说译介至中国的第一人——贺麟对“黑格尔学”发生兴趣之始，贺麟以朱熹太极观会通黑格尔的“理念”，对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居功甚伟。作为贺麟重要译著收入“全集”的《黑格尔》及《黑格尔学述》均为建国后首度整理出版，对于了解哲学家和翻译家贺麟意义非凡。#译介学简介#

以前读书知道中国数学、化学、中医经阿拉伯发展传播，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有重要影响，而农学、博物学、法医、声律也于明、清经传教士译介传播西方。近读《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发现天文学的赤道坐标系统也是来自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而农学中的耕地起垄、条播机、铁犁、扬谷机居然也是在明朝和清朝前期传播西方，西方才学会科学种地并产生农业革命。那么，农学、天文、数学、化学、生物、声律、医学、法医这八个学科居然都传播影响过西方的科学发展。那为什么还有人发奇谈怪论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呢？为什么只讲四大发明是技术？不讲中国农学、天文、数学、化学、生物、声律、医学、法医八大科学都已融入近现代科学发展？古希腊有这么多学科发展影响融入到近现代科学吗？古希腊有几大发明对近现代发展有影响吗？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说科学源于古希腊？为什么不是科学、技术都是源于中华文明的？所以，现代科学中就有中国传统科学，而且，了解一下近几十年科学发展，可以知道，中华传统科技对现代中国科技发展也在发挥启示作用，如竺可桢天文学研究、中国生态农业、吴方法、翁文波预测、对称逻辑、青蒿素、组分中药、生物全息统一论、宇宙全息统一论、太极粒子波理论等。那么，近现代科学确实不是西方科学，而是有中华科学技术巨大贡献的人类近现代科学。

《国富论》阅读分享☕️《国富论》是具有“现代经济学之父”美誉的亚当·斯密的一部经济学专著，是其具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亚当· 斯密（1723—1790），他是十八世纪中期英国负盛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一生研究的学问涉及天文学、纯文学、修辞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但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这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先进思想家，本着他始终坚持的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精神，坚持要友人将其所有尚未完成和出版的文稿统统付之一炬，以至于后人所能看到的他的专著只有两本：一本是1759年问世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便是1776年初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斯密在这两本书上花费了毕生的精力，而在《道德情操论》上下的功夫似乎更大，先后修订了六版，《国富论》则修订了五版。 《道德情操论》使斯密以伦理学家一举成名，而《国富论》则奠定了他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和名望。《国富论》问世当年便出版了德文译本，随后几年出版了丹麦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各种译本，1789年又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发行前并没有得到评论方面的帮助，但半年就卖光了，这比出版商预料的要好得多。斯密的挚友、著名哲学家大卫· 休谟说：“真了不起！好极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的著作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现在我只是对一点还感到不安，即这本书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地去读才能读进去，而目前很少有人能坐下来专心读书，因而该书初也许不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我相信，该书所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以及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新奇实例，终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事实证明，休谟所言不虚。《国富论》出版时，正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该书及时地总结了近代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提出了一套系统全面的经济学说。从作为国富基础的劳动，到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分工，到分工带来的交换，交换带来的媒介——货币，再到商品的价格，以及构成价格的基本要素——工资、地租和利润等。该书在历史上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它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早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学说，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它主张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垄断，但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在赞扬对物质追求的同时，又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它的理论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它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因此该书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的百科全书”、“西方经济学圣经”。200多年以来，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在《国富论》的架构上做一些修补工作，完善、细化其分析，基本是用亚当·斯密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国富论》与中国素有不解之缘。斯密著书立说之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盛世后期，斯密在书中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农耕社会的现实发表过不少评论，反映了这位身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智者，对一个尚处于发达阶段的中华封建帝国的独到之见。然而，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差异，致使《国富论》被译介到作者曾关注的中国还要等待百年之久，而成此伟业的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严复，他的《国富论》中译本以《原富》为名于1902年问世。应该说，这是一件大事，但时代条件的限制又注定了它的影响必然十分有限。进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深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时代之需，于是出现了《国富论》的新译本，承担此项历史性重任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研究家王亚南和郭大力。他们的中译本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经过修订重新出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国内读者能够看到的中文全译本，实在功不可没。 《国富论》在中国真正为公众所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是近三四十年来的事。☕️阅读之余，想起一个事实：在这部著作的2400年前，有一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管子》，它是我国乃至全人类早的经济学巨著，让全球曾蔑视中国没有经济学的那些人会立即闭嘴，《国富论》很棒但还是与之无法相提并论，这也激励我们中国人有必要学习老祖宗和先辈的思想精华，传承、发扬、发展下去！#译介学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