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沈醉到香港看望前妻，粟燕萍得知后，惊慌地对丈夫说：“他可能会扇我耳光，你千万别还手！”没想到见面后，沈醉一番话，让粟燕萍泣不成声。沈醉，被称为戴笠得意的门生，是近代史上厉害的特务之一。却因一念之差跟错人，不仅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连自己疼爱的妻子粟燕萍都弄丢了。粟燕萍，出身名门，父母十分重视对她的教育，还将她送到新式学校读书。只可惜造化弄人，粟燕萍还没毕业，母亲便因病去世，父亲再娶之后，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冷漠，粟燕萍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起来。不过粟燕萍不是软弱之人，她担心自己会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因此毅然决然选择离家出走，投奔了自己的表姐。当时正逢抗战爆发，胡宗南的中央军校分校在大量招聘学员。考虑到自己孤身一人，如果考入军校，多少能有些依靠，因此军校招人时，粟燕萍立刻便报名了。此时的她还没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自己会和国民d臭名昭著的特务军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抗战爆发后，戴笠的军统也十分缺人，于是便到胡宗南这招一批学员。胡宗南不舍得将优秀人才交给他，干脆将这批新学员交给了他，正好做个顺水人情，就这样，粟燕萍稀里糊涂地进了军统。进入军统后，粟燕萍等学员立刻被带到湖南，训练他们的是戴笠的得意门生沈醉。粟燕萍长相清秀、身材妖娆、饱读诗书，自有一种出尘的气质。沈醉第一次见到她，便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对她暗中展开追求，但始终没有得到粟燕萍的积极回应。直到一次游泳课上，粟燕萍误入深水区，被沈醉救下，她才对他开始心生好感。从那之后，两个人建立了地下恋爱关系，感情迅速升温，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当时军统有规定，内部的特务是不允许结婚的。因此，沈醉和粟燕萍的爱情注定不会开花结果。后，还是沈醉的同事给他出了个主意：“戴局长只说内部不准恋爱，但如果你们在进入军统前便确认了恋爱关系，我想戴局长也不会多说什么的！”沈醉顿时茅塞顿开，立刻找到戴笠，给他说自己有个青梅竹马的女生，名叫粟燕萍，从小定下了娃娃亲，没想到如今在军统遇到了，于是想申请和她立刻完婚。戴笠闻言后，虽然知道沈醉是在胡扯，但又不好驳了徒弟的面子，于是便答应了二人的婚事。在婚礼上，戴笠还给沈醉送了一个大红包。结婚之后，两个人生活幸福，粟燕萍给沈醉生下五女一子六个孩子。只可惜身处那个动荡的年代，二人之间的爱情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解放战争开始后，沈醉和粟燕萍一直聚少离多。直到1949年，粟燕萍收到沈醉从云南发来的消息，称一切安好。但再之后，他便和沈醉彻底失联了。国民d战败后，粟燕萍询问同事沈醉的消息，同事告诉他，沈醉已经战死。粟燕萍虽然知道他在说谎，却又无可奈何，她还有六个孩子要养，不可能一直等下去，于是便跟着部队来到台湾，开始了下一段婚姻。后来，又跟着丈夫定居到了香港。此时的沈醉，被关在功德林看守所内，正在接受改造。看守所内的生活并不轻松，支撑他他的，便是尽快出狱跟自己的妻子团聚。为此，他积极改造，终于在1960年被特赦，走出看守所，成为第一个被新中国特赦的军统高官。恢复自由后，沈醉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询问自己妻子的下落，在得知他已经另嫁他人，定居香港后，沈醉如遭雷击。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没能振作起来，直到他遇到自己的第三段爱情。1965年，经人介绍，沈醉和护士杜雪洁结婚。婚后，沈醉得到了妻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对方的陪伴下，沈醉逐渐走出上段婚姻的阴霾。1981年，已经67岁的沈醉，觉得终于可以面对粟燕萍。于是在这一年，带着自己的女儿沈美娟赴香港看望粟燕萍。粟燕萍得知消息后，十分惶恐，不停地嘱咐丈夫：“他可能会打我耳光，到时你千万不要还手！”丈夫沉吟片刻后，一脸凝重地对沈醉说道：“要放在30年前，他可能会一枪毙了我！”但见面后，夫妇二人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见到粟燕萍后，沈醉一脸平静，注视前妻良久，才笑着说道：“我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忽略了世事无常，现在终于释怀了，从今往后，我只把你当妹妹相处！”听到沈醉的肺腑之言，粟燕萍心中积压30年的苦闷，终于发泄了出来，在沈醉面前哭得泣不成声。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沈醉返回了大陆，之后进入全国政协工作。1996年，沈醉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1岁。纵观沈醉和粟燕萍的爱情，美好而又无奈，生于那个年代，又有几个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他们都不过是大海上随波逐流的一叶孤舟，不知道漂向何方，抵达彼岸之后，才发现已经相距之遥，今生注定有缘无分。

1943年，沈醉带着妻子参加宴会，没想到戴笠整晚都在盯着自己妻子看，沈醉小心翼翼地介绍：“戴老板，那位是卑职的妻子。”戴笠听后却摸着下巴，咂咂嘴：“不错啊，真不错。”这一言一行把沈醉吓得心跳不止，戴笠摸下巴、咂嘴的动作，分明是起了心思。军统里的人都知道，戴笠是有名的好色之徒，宴会之后，沈醉从此把妻子关在家里，再也不敢带她抛头露面。后来，戴笠乘坐的飞机意外坠机，戴笠去世，沈醉这才放下心来，他带着妻子去开心地出门去买了礼物。

溥仪被特赦后，处处表现出改造得很好的样子。曾经的国民d特务沈醉却在一次饭局后说：装的！伪善！沈醉为何有此说法，这还得从溥仪的自传说起。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里写到，当初自己之所以和日本人勾结，是因为汉奸郑孝胥在当中全力推动。并且，溥仪的自传中说，自己当年读书时经常捉弄师傅、逃学玩闹，不学无术，且对英语、满语一窍不通。溥仪说的都是事实吗？如果说溥仪当年投靠日本人，责任全在郑孝胥的推动和蒙骗，确实言过其实。自溥仪被赶出皇宫那一刻起，他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复辟，郑孝胥只是个加速器而已。没有内在动机，外部无论如何推波助澜都会无济于事。至于溥仪说自己不学无术，这是明显的自我贬低。别的不说，就拿他的书法作品来说吧，在清帝中即使不排第一，起码也是位列前五的。棱角分明，极有骨力，既有颜柳的体态，又有赵子昂的方整。而他与身边内侍交谈时都是用的满语，同时，他也不让太监们学满语，原因在于，太监都是汉人。据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说，溥仪的英语水准几乎相当于母语。由此可见，溥仪还是挺有城府的，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低调的老实人。不过，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毕竟摆那，无法抹去。当初婉容出轨身边内侍，生下女婴，溥仪将活生生的婴儿扔进火炉煮了，这种事情，不是心狠之人，是做不出来的。溥仪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后，刚开始，什么也不会做，连杯水都倒不好，更别说糊纸盒、拿针线、打扫卫生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从言行举止上似乎彻底来了个大转变，就连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夸过他，改造得不错。那么，沈醉又是如何觉得溥仪内心并未真正改造好，表现出来的只是他伪善的一面呢？溥仪在自传中曾提过一件事。被特赦后，一次，他在饭馆巧遇几位满清遗老。这些遗老们一见溥仪就磕头请安，溥仪义正严辞告诉遗老们，“如今是新社会，不要搞封建社会那套。”可沈醉在溥仪家中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次，沈醉在溥仪家做客，几位满清遗老也在。这些人见到溥仪下跪请安时，溥仪拦也没拦，坐那面无表情坦然受了。因此，沈醉后来说，溥仪在私下里又变成了“皇帝”，内心并未改造好。沈醉还把另一件事拿出来作为旁证。一次，沈醉和溥仪逛故宫，在门口买了门票后，溥仪口里幽怨地说了句：“回自己家还要买票。”沈醉的话究竟可信与否，不得而知。如果真如他所说，溥仪在自己家里坦然接受跪拜的话，那的确是内心还有许多封建残余的思想。不过，从溥仪继子口中所述，似乎又和沈醉说的完全掉了个头。溥仪无子，1950年在苏联时，曾把侄儿毓喦（yan 二声）立为“太子”，行过三跪九叩之礼，毓喦也称溥仪为“皇阿玛”。后来，溥仪和毓喦都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毓喦比溥仪早三年出狱。当得知溥仪被释放后，毓喦去看他时，走在路上，内心纠结得很。毓喦不知道自己该对溥仪究竟以何相称，是皇上，是阿玛，还是“九八一”（溥仪在战犯管理所的代码）。毓喦还没想好，就已走到了门口。一进屋，看到几年未见的溥仪，毓喦脱口而出，叫了声：“大叔。”溥仪痛快地连连应道，“唉，唉”，一下握住了毓喦的手。随即，溥仪赶紧招呼毓喦坐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事。毓喦觉得，改造后的溥仪浑身都有了不一样的变化，听到毓喦说自己的工作时，更是开心。毓喦走时，溥仪还起身相送，在门口依依不舍。后来，毓喦去溥仪工作的植物园看他，溥仪很开心，指着他向同事介绍，“这是我侄子。”说完，溥仪兴冲冲地带毓喦参观了植物园，一些花卉的名字和习性，随口就来。再往后，溥仪在政协做了文史专员，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看毓喦饿得慌，拿出餐票把毓喦带到食堂买饭。自己舍不得吃，全替毓喦买了炒菜和花卷，高兴地看着侄儿狼吞虎咽。溥仪去世后，毓喦曾说：“他曾经重生过！”所以，溥仪的内心究竟有没有真正改造过来呢？这还真是个谜。沈醉此人曾是军统特务，手上沾满鲜血，但他后来经过改造后，身上的确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晚年的沈醉在女儿陪同下曾赴香港探亲，被过去的一些门生故吏劝说，要他留在香港或移居国外，住房和生活全都不用担心。沈醉深知，这些劝自己的人并非真为自己着想，只是想利用他身上的残余影响罢了。沈醉当时说了句心里话：“国家的分裂是在我们这一代手中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结束。”起码在这一点上，沈醉是知晓民族大义的。如果换成溥仪，不知当时又会做何选择。

沈醉刚一到北京管理所，就有人善意地告诉他这里有四个“惹不起”。开始沈醉还是有点不理解，也不完全相信，成了战犯，还会有这种使人闻而生畏的“雅号”，什么原因能让他们长期存在下去？这个问题，一直到沈醉得到特赦后，于1964年秋天，沈醉和杜聿明、宋希濂三个人应北京战犯管理所负责人的邀请，去那里向仍在学习改造的同学们介绍去外省参观学习的心得体会时，沈醉才弄清楚，原来如此！管理所的负责人很直率地告诉沈醉，在战犯所成立之前上级便估计到，这些过去横行霸道惯了的人，要一下子把多年养成的恶习改掉是不大可能的，主要得靠他们自动自觉接受改造，其次是别人的帮助和适当的一点压力，这就是管理干部按政策给予教育。如果一开始就用强制手段和高压办法，来改变这些人那根深蒂固的个性，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反抗不接受；二是伪装起来，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一旦遇有机会，又故态复萌。所以管理所的干部们既要对这些人加强改造，又要有耐心，这样才能巩固采用强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同时他们也估计到，经过了几年改造的人再集中来加强改造，仍会有一些恶习未除的，但为数不会太多，少数几个人只能充当一下反面教员而不致影响绝大多数人的学习。听了之后，沈醉才恍然大悟，否则真不易理解这种苦心。在沈醉的回忆中，原国民d军51军军长王秉钺，在四个“惹不起”中论资排辈屈居第三。因为还有两个比他更要横蛮一些，连他也不能轻易去惹，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沈醉亲自看到在分菜时，王秉钺先去数一数自己菜碗内分到的肉有多少或看鱼的大小，再去和分菜的同学比较，如果他少分一片肉或鱼比较小，那就得遭到他一顿批评，什么帽子都给人扣上，直到别人认错给他添足或掉换之后，他才肯罢休，而且是每次都得计较，非比别人多一点不可。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四周都准备了几条粗铅丝，是给战犯们晾晒衣服、被褥用的。有一条向着正南，冬天几乎大半天都得到太阳照射，许多人都喜欢在这条铅丝上晒被子。有一天早饭后，这位第三号“惹不起”的王秉钺懒洋洋地抱着被子去晒，一看这条铅丝中间那一段已有两条被子先晒在上面，便走过去把两条被子向左右一推，将自己的搭在中间，并很得意地看了一看。王秉钺正要转身走时，在附近散步的“同学”中有两人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一边一个把他拉了回去，指着他的鼻子又叫又骂。他一向不示弱的，当然得回敬几句。那两个毫不客气把他的被子从铅丝上拖下来向地上一摔，又去把自己的被子拖回原处。三号“惹不起”王秉钺正把摔在地上的被子拾起来用手拍去沾在上面的泥沙，口中还在小声嘀咕时，那两位一看自己的被子被推动后留下了一道黑色的尘迹，便不约而同地走过去揪住他，让他看两条被子上擦的东西。沈醉赶忙跑去想劝开他们，那两个理也不理，却从王秉钺手上把他的被子抢过来，再次摔到地上。这还不算，每人还在他被子上踩了一脚。沈醉以为这样一来非大闹一场不可，没想到这位“惹不起”竟不再作声，而是赶紧抱着被子走到西边的铅丝上去打拍灰土和脚印。沈醉开始还弄不清楚，以为是他自知理亏，不敢再和人吵闹。后来旁边有人告诉我，今天算他倒霉，他正遇上比他更加厉害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惹不起”，否则他是不会让步的。三号“惹不起”还有一个特点，是处处想显示出他比别人进步，态度积极。有次在批判第三兵团司令张淦的会上，王秉钺又叫又骂，和别人摆事实、讲道理完全不同，竟比一、二号都表现得更“积极”，连连拍着桌子，叫张淦“站起来”！管理所的干部虽早在旁边，从没说过一句话，但听到叫张淦站起来不准他坐下，才指出不准坐是错误的，并说被批评的人一时想不通，可以回去慢慢想。会后，沈醉便听到一些说法，这位“惹不起”王秉钺在批评别人时表现得那么积极，而他对自己的许多坏思想，却从来不检查。别人只要指出一星半点，他就可以吵个不停，甚至能无休止地胡搅蛮缠几天十几天还不罢休。往往要等待管理所的干部出来制止，他才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掩护下，自己表示要“加勉、加勉！”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100多名国民d的原军政大员，大部分人是久闯江湖，一些人更是擅长搞两面三刀，各有一套高明的手法。这就和下棋的人一样，“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多数人眼光放得远些，采用的方法也比较正派，不斤斤计较一言一字的得失，老老实实在学习。王秉钺是在解放上海时被俘的，他在深夜溃败逃窜时，手下士兵还以为他是解放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就朝他放了几枪。幸亏他一听枪响，马上卧倒，才只擦伤一下肩头。当他的部下全部投降后，他也落入了解放军手中。第二天大天亮之后，他又被自己部下指认出是五十一军军长，被押送到了上海。在和几个被俘的国民d高级军官关在一起后，王秉钺得知汤恩伯在混乱中弄了不少的钱，逃到台湾去了，王秉钺气得大骂，在功德林期间，他骂的多的就是汤恩伯了。#沈醉我简介#

国民d军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有幽默天才，不仅能文善武，而且是一个青帮头子，懂得的花样很多。每年在功德林管理所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他能表演京韵大鼓、八角鼓、讲相声，真是说唱俱佳，多才多艺。沈醉爱和他聊天，主要是他说话很幽默、有趣。有一年快要过春节了，汤尧将沈醉叫到一边，悄悄地说：“老沈，今年春节我请你喝酒！”沈醉认为汤尧又在开玩笑，因为管理所每到逢年过节，虽然同意让战犯们自费去购买一些糖果之类的食品，但却从来不准买酒。沈醉便和汤尧打赌，如果过春节他真有酒，沈醉这个一向不喝酒的人也和他干上一杯；如果没有，他得表演两段新编的相声。汤尧一口答应下来，很有把握地说：“等着瞧！保准你输了！”打从那天以后，沈醉便看到他每天跑医务所。到离春节只有三天时，沈醉发现汤尧瘦高的身上，左一块、右一块，贴满了伤湿止痛膏和大张的狗皮膏药，但他还是跑医务所。到离春节只有一天的时候，护士送一个小酒杯给汤尧，要他好好保存，不要弄脏弄破。临睡前，医生拿着一瓶酒，站在寝室门口，要汤尧把酒杯拿出来，满满给他斟上一杯，便站在那里，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完，才把那一瓶酒拿走。沈醉正在脱衣，汤尧得意洋洋地拿着空酒杯走了进来，用舌头在嘴唇边上舔了几下，对沈醉笑着说：“你输了没有？”沈醉也笑着说：“我们两人都没输，你酒吃了，却不能请我！”汤尧坐下后，沈醉问他怎么回事？汤尧以得意的语气说：“这有何难，我装腰痛、关节痛，医生给我许多外用药，我还一个劲地叫痛，说这些外用药不顶事。”原来，过去汤尧犯病时，只有饮虎骨酒才能止痛，医生为了让他过一个愉快的春节，所以给他去买了一瓶虎骨酒，每晚临睡前，让他饮上一杯。汤尧这招真不错，果然能在春节里每晚都喝上一杯。所以他一听到医生或护士叫他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接受他骗来的那杯虎骨药酒。和汤尧恰恰相反的一个人，却害怕医生或护士叫他，这人是一个国民d的军长（沈醉在回忆中隐去了这个人的名字，毕竟一同在功德林待过）。此人过去一向爱嫖，在担任中下级军官时每到一地总得尝尝当地女人的风味，柳巷花街总少不了他的足迹；后来当了师长，钱多了，便讨上一个小老婆，但还不能满足；当了军长后，小老婆便有好几个了。据他自己坦白，他只要闲暇之余，就去烟花场所。当然，这也给他留下了不光彩的“纪念”，他军部里便有一个医官专门给他治花柳病。被俘前，他的几种花柳病都基本上治好了，只有淋病没断根，还偶尔发作一下。有一次这个原国民d的军长去管理所的医务室看病，刚一进门便马上退了出来。因为只有一个新来的女医生在里面，那个常给他看病的男医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可是那位女医生已看到了他，以为他是见医生忙而退了出去，便赶快追出来把他叫了回去，他只好再次走进去。这位女医生很客气地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这个军长迟疑了一下，慢吞吞地回答：“下面有点痛。”女医生很奇怪，便又问：“下面？是肚子痛，还是脚痛？”因为这些部位都可笼统称为“下面”的，这一问他不好不进一步说明，只得遮遮掩掩地说：“是解小便时有点痛。”女医生也是个老实人，便说：“拿出来，我看看。”这一下使他不知如何是好。过去见了女人唯恐拿出来不快，现在却害起羞来，慢慢把裤子解开。女医生看到他这样子，便鼓励他：“怕什么？哪个男人没有！”说完，女医生还叫他站近一点。他实在不好意思，只好向前移动一点点。医生将其尿道口流出的东西用小玻璃板接下来，说等化验后再给他开处方给药。他如释重负一样跑了回来，把这一经过向沈醉等人介绍。大家都笑这个人，说他过去好色出名，今天却不敢给女医生看，这人说：“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要先拿出来，万一她脸孔一板，责问我，甚至扣上罪名，我怎么能吃得消？”第二天上午，那位女医生又到学习室把这个军长叫了去。他回来时，沈醉等人看到他满头大汗，不知发生了什么意外，便赶紧叫他讲。这个军长一脸的无奈，说他真没有料到，那个女医生带来10来个医学院的女学生，很有兴趣地叫他再脱裤检查一番。原来是这种病解放后很少见到，许多医学院想找一个实例作教材都不容易，当那个女医生拿去化验，查出他是淋病后，便把那东西当作教材使用，所以窘得他满头大汗。隔了几天，又有一批男女实习医生把这个军长找去查验了一顿。后来传开出去，凡是要看看淋病实例的都来找他，导致此人一听到医生叫他的名字，便感到害怕，不愿老去献丑。由于沈醉在回忆中隐去了这个军长的名字，所以也有人质疑这是沈醉编造的故事。其实，在当时的国民d军队中，这种情况很常见。举个例子，曾担任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国民d军二级陆军上将蒋鼎文，早年在宁波驻军时就染上了性病，当地一个名医花了几个月替他治好，蒋鼎文后来发迹后还让这个名医当了他的少将军医处长，蒋鼎文是老蒋的“五虎将”，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早上，天蒙蒙亮，蒋介石的特务沈醉骑着马，路过一处山坡时，突然，他发现山坡上伸出了半截棺材头，棺材板还在动，发出“砰砰”声。沈醉有些惊诧，他立即下马，走到棺材旁，把木板推开后，谁知，竟然从里面爬出个外国小伙子。这个小伙子有一双蓝眼睛、黄头发，手里还端着咖啡壶。他看见了沈醉就用熟练的中国话说：“早上好！请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吧！”他的爽快和热情顿时吸引了沈醉，沈醉毫不犹豫地把马拴好，坐下跟他聊了起来。“你是谁？怎么在这里待着？”沈醉好奇的问。原来他是个白俄青年，父母死后，没钱租房子，发现这个地方很幽静，就把棺材里的尸骨拖出来，再把里面打扫干净，每天晚上都睡在这儿。沈醉从小家境也很贫寒，吃过很多苦，所以，他很同情眼前的这个外国小伙子。1914年，沈醉出生在湖南的一个贫苦家庭，小时候的沈醉，虽然和父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他一直都有改变生活的一腔热血。他不愿像父母一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亲戚，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那时候，有个亲戚在上海复兴社特务处，是上海特区区长。1932年3月，18岁的沈醉经过亲戚的介绍，进了复兴社，成为了特务处的一名联络员，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在一次情报的传递中，沈醉认识了复兴社的特派员戴笠。沈醉聪明伶俐，遇事能从大局出发，几次任务过后，沈醉很快得到了戴笠的赏识和夸奖。1933年，戴笠就想提拔沈醉，让他当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沈醉知道，情报组组员的成分很复杂，不仅年龄都比沈醉大，而且阅历都比他深，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他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十几岁的小青年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呢？沈醉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地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管得了那些人？”戴笠见他那副着急的样子，反而笑了起来，说：“怕什么？他们又不吃人！多动动脑筋嘛！要想让组员信服你，首先你自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这是给你个锻炼的机会，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沈醉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为了不辜负戴笠的栽培，沈醉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他一方面向组员请教，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寻找刺探情报的门路。沈醉和这个外国小伙子聊了很久才知道，白天，他有时出去打短工，有时穿着整齐，像个阔少爷，去偷、去骗，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干。他还得意地告诉沈醉说，住在这里既不怕人偷，又不怕人抢，比住在高楼大厦里还“舒服”。他每天出去就把个骷髅头放在棺材边上，一般人不会走近，就是小偷对此也不会感兴趣，所以他不用担心放在棺材里的咖啡壶和生活用品丢掉。这个小伙子能吃苦，人也机灵，很适合干搜集情报的工作。沈醉想，让这个小伙子收集些情报倒也不错，既能帮助他解决生活难题，也能充分发挥个人价值。他们就这样认识了，沈醉总是叫他“毛子”，毛子也毫不在意。后来，在一次次任务中，沈醉和毛子逐渐建立信任。因为毛子的加入，情报组得到了大量了重要情报，领导戴笠也连连赞赏情报组的工作成果，沈醉对情报工作逐渐增加了信心。又就再也没有因为自己年年轻而自卑，而是一心只想着如何把工作干好，不断的探索搞到情报的好方法。@小利说人物其实，每个人都不是出生时自带领导的天赋，而是在一次次困难面前，鼓起勇气解决问题，才能逐渐成长。#沈醉我简介#

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戴笠在两岸原军统人员的口述、回忆录及其他文字中，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形象。乔家才在《为戴笠辩诬》中对沈醉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和文强的《戴笠其人》中的具体内容逐条予以批驳，他本人所著《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铁血精忠传——戴笠史事汇编》以及王蒲臣、良雄等人所作相关传记、回忆录等，都对戴笠极尽褒扬。此外，还有见仁见智的原因。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大曝戴笠铺张奢侈；陈华看到沈醉写的《国特头子——戴笠》（内容同《我所知道的戴笠》）后，对其中有关内容大批特批。因为在陈华看来，戴笠“自奉极俭，从不搞钱”，甚至认为称赞他两袖清风也不过分。 戴笠出身农家，吃喝并不讲究，这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有提到。即使是款待陈华的“家宴”，在陈华这个洋派女人眼里也是粗劣的，所以她常讽刺他是“铁公鸡”。其实这只是戴笠的一面。戴笠历来讲究“中国式”排场，在外国人面前更是不能掉价，宴请美国人极尽奢侈，挥金如土，这一点不仅沈醉有写，唐纵在日记中也曾为此抱怨。戴笠的这一面陈华不会看不到，但在军事将领大吃空饷、各部门靠山吃山的乱象中，像杨虎那样明目张胆地大笔捞金也只不过靠边站了一段时间，戴笠的铺张浪费自然也就算不了什么了。沈醉说戴笠的公馆里存有大量“奢侈品”，在陈华看来并不是他自己“奢侈”。他能让陈华脱下貂皮大衣、长筒皮靴、长筒丝袜等全套洋装，裹着棉被从重庆飞回香港，而用这些舶来的洋货去送礼，就足见那些奢侈品的去向。这在陈华眼里显然是“为公”，所以陈华一边讽刺他“小气鬼”，一边说他即使用起钱来左手进右手出，也绝大部分是“为公”。显然，戴笠的无所不能与这些大手笔的请客送礼不无关系，招致诟病也就不足为奇了。 陈华出身风尘，毫不讳言戴笠追女人，作为妻妾成群的杨虎的姨太太，她对此早已见怪不怪。但“出入女特工左拥右抱”似乎并不现实。自打成立特务处，戴笠便四处奔波，跟在身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到抗战爆发时得了一位女秘书（后成为女友），出入并不带在身边。另外他将“浙警”女学生叶霞翟介绍给胡宗南当老婆，沈醉说他曾与叶发生关系，并无资料佐证。当时沈醉中断中学学业参加特务处上海区情报组不久，戴笠兼任“浙警”特派员，叶霞翟先读“浙警”后在上海三极无线电学校工作，不知沈醉的“信息”从何而来。正由于以上种种，加之特务工作的隐秘性，戴笠本人从不在公开场合曝光，更不会让他的真实姓名与照片见诸报端，作为“杀手如云”、实力强大、在隐蔽战线呼风唤雨的国民d大的特务组织头目，戴笠成为“中国神秘人物”也是顺理成章，以致有人说他是天才，有人说他是魔鬼。即使在当时，舆论对他也是褒贬不一。章士钊送他的挽联倒是颇令人玩味：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

1950年的一天，特务头子周养浩回到房间后，突然拿起一张小板凳向沈醉头上砸去，幸亏同屋的宋希濂眼疾手快，将凳子打掉。原来，粗心的审讯人员在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想到自己反正已是必死无疑之人，临走之前，也得拉上一个垫背，这个人自然就是沈醉了。周养浩被押回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只见他怒气冲冲，提起一张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幸亏宋希濂反应快，伸臂一挡，凳子掉到了地板上。宋希濂、徐远举急忙将周养浩拉到一边，问出了什么事。周养浩气得说不出话，指着沈醉大骂：“问他，这个小人！”听他这么一说，监房里像突然凝固了一般，谁也不吭声，所有目光全都聚集到了沈醉脸上。明白了经过的徐远举对宋希濂一喊说：“你真是多管闲事！”宋希濂、徐远举先于周养浩刚刚被提审过，二人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字，盖了手印。此时周养浩刚一提审回来，便杀气腾腾冲沈醉下手，说明周养浩已经知道沈醉检举了他。沈醉当然明白周养浩为何对自己陡起杀心，苦笑着说：“我是交待自己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才过得了关。我们过去干的事，你不说，人家也弄得一清二楚。交待杀一个和交待杀一千个是一样的结果，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多少就说多少，涉及到谁就交待谁。”沈醉话音刚落，这番话早已惹恼了旁边的徐远举，他冲着沈醉大骂， 这时，原国民d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出来说话，才算帮沈醉解了围。过去徐远举一直对沈醉恶眼相向，从这以后，周养浩对沈醉也开始横眉冷对，视若仇敌了。不久，由周养浩、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当时宋希濂挡住了周养浩的板凳之后，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的话，还对宋杀濂说了一句“多管闲事”。此事宋希濂完全是做得对，他这个长年带兵打仗的人原本就爱打抱不平，眼看血案就要发生，随手挡了一下，也是应该的。当宋希濂听到徐远举责备他“多管闲事”时，也没有争辩，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曾想，为这件事，他已经与徐远举结下了难解之怨。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徐远举的刺激颇深，让他对宋希濂变得嫉恨。1950年10月12日，二野兵团司令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在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的陪同下，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钟彬和曾扩情，随后又将他们三人请到当年中美合作所美方主任梅乐斯的别墅梅园吃了一顿午饭，吃完饭后，陈赓和宋希濂等人又聊了好几个小时，畅谈当年往事，陈赓在离开前，还嘱咐周兴和管理所所长，在生活上给予宋希濂等人照顾。这事在白公馆关押的犯人中引起了轰动，而宋希濂、曾扩情、钟彬自然把这事当作一件殊荣向大家介绍，会面时的整个过程，陈赓怎么样同他们招呼、怎么样和他们说话，他们一一细说。宋希濂还把陈赓和他们见面时的言谈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又说在梅园大队部还办了酒席，包括席位怎样坐，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两位管教干部如何端菜侍候等摆得清清楚楚。徐远举在旁边仔细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负担也重了起来，认为自己是大特务，恐怕要被区别对待，说不定就要被杀掉。自从宋希濂向他们讲述了陈赓在梅园请他吃饭，并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静下心来多看点书等话后，徐远举便很不痛苦，处处寻机会挖苦他，找他的别扭。宋希濂曾是指挥二个兵团的绥靖主任，在被俘前级别高过徐远举太多，他哪里容得下军统特务的这种侮辱，当然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结果，徐远举每次挑起事端，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徐远举本来就患高血压，经常弄得自己血压升高。有一次晒衣服，徐远举把成希超晒的衣服挪开，把自己的搭上，正好被宋希濂看见，他装作没有看见，一声不吭地从徐远举身边走过。没过两天，在每周一次的生活会上，成希超为这事给徐远举提意见，批评他这样做很不好。徐远举反驳说：“你看见了？你有千里眼？”坐在一旁的宋希濂目不斜视慢条斯理地冒出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徐远举没法，只得压住火气，向成希超赔礼道歉。即使成了改造的战犯，徐远举仍喜欢吹嘘自己才思敏捷，精明能干，过去审讯人的时候如何有办法。宋希濂听到后不放过，马上讽刺说：“无非是一拍三诈，到头来反弄得自己血压升高手脚冰凉。”弄得徐远举当众下不来台。后来，白公馆的主要战犯们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时，徐远举尽管和宋希濂接触少了，但还是一有机会就找麻烦，直到1959年，宋希濂成为第一批特赦人员，徐远举这才垂头丧气的不再言语。1973年1月21日，徐远举和同屋战犯吵架，引起血压升高，送去抢救后于23日死在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