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前期的女性墓志撰写者署名情况1.唐前期的女性墓志撰写者署名情况女性墓志撰写者的署名情况在唐前期的确很少存在,玄宗朝以前仅有24方署有撰、写、篆盖者名字的墓志。整体而言,这24方墓志几乎都是仅署有撰者信息,只有《汇编》景云006的万泉县主墓志铭署有书者姓名,且多见撰者署名不统一、不规范的情况。墓志撰写者署名的情况迟可见于南北朝后期,且数量并不多。从南北朝至唐初历经时间较短,因而并未发展成体系。魏晋南北朝以来,墓志撰写者署名情况便不太多见,初唐也是如此。但随着时间推移,唐人对石刻墓志重视程度加深,女性墓志撰写者署名的现象也出现了一些突破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关键时间。一是从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开始,署撰写者名字的女性墓志数量迅速增长,此后墓志撰写者这一群体愈来愈庞大,但这一阶段墓志书写还不够规范,具体表现在墓志书写的分工不明确和署名位置不统一。第二个关键时间是懿宗朝咸通年间,李唐王室至迟在此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以翰林学士和翰林待诏为中心的墓志书写团队,唐代女性墓志的撰写或也由此走向模式化。2.初无定制:临时差遣的奉敕撰写者通过墓志资料也不难发现,中唐以前奉敕撰文的撰写者选择并没有形成制度化,仍属于临时差遣性的,但是这些临时差遣的撰写者也都有一些共性,在此列举几人作以分析。早可见的两例奉敕撰写的女性墓志作者是初唐著名的文人徐彦伯,他在神龙二年为永泰公主撰写志文,此时他任职太常少卿兼修国史;景云二年又奉敕为去世的淮阳公主撰写志文,当时署官名“右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上柱国高平县开国侯”据《旧唐书》卷94《徐彦伯传》的记载,《旧唐书》载徐彦伯自幼擅长属文,后因才学出众多次升官,其中记载徐彦伯任官的迁转可与两方墓志互相印证,且他在不断升官的同时,始终任职昭文馆学士。昭文馆学士为兼官,馆中五品以上官员可领之,主要负责详正图籍,教授学士,也参与讨论朝廷的制度沿革和礼仪轻重。开元九年《张守让妻大唐故燕国夫人窦淑墓志》的作者是时任中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的王珣,中散大夫为唐代文散官,其曾秘书少监任职于秘书省,掌管经籍图书、兼修国史,《新唐书》中也收录了《王珣别集》十卷,这些均可视为其才学的象征。开元二十四年《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是由中大夫守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上柱国慈源县开国公臣徐峤奉敕撰写。集贤院学士于玄宗朝开元十三年(725)置,以五品以上官为之,主要掌刊集经籍。结合《新唐书》卷199《徐齐聃传》和2004年出土于洛阳市南郊龙门镇《徐峤墓志》的记载,可知徐峤自幼“善属文,年十二,博通群籍”,一生仕途也相当顺利,未及弱冠便以门荫补太常寺太祝,开元中任职集贤院学士,后来迁至中书舍人、内供奉、河南尹。以上列举的三位墓志撰写者任官昭文馆学士、太常少卿兼修国史、中散大夫检校秘书少监、中大夫守大理少卿集贤院学士,虽然在朝廷的职务并不一致,但他们的共同属性是其任官以学士居多,职责都与掌管经籍有关,而且从其传记或墓志中可以看出这些墓志撰写者几乎都是自幼便擅长写文章,且知识较为丰富。因此,在未形成固定的墓志撰写团体之前,主要由文学才能出众的文官大臣担任为王室贵族撰写墓志的职责。参考文献[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宋]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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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福州永泰:庄寨——另一种“土楼”永泰庄寨建设始于唐朝,盛于明清。本篇照片所涉庄寨,成厚庄在嵩口对面山上,站在寨门口可望全镇。双铭庄和杨梅庄均在月洲溪边,也可以说是平原上的庄寨。有一本旅游手册将“庄寨”定义为:在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社会形态,特殊的生存空间所产生的独具风格的高山民居。这几年几乎把永泰、闽清的庄寨走遍,也把永定、南靖、华安的土楼走得差不多。两相比较,觉得多数土楼楼层多,而庄寨单层的多;圆形土楼不少,好象庄寨没有圆楼。土楼连片的多,庄寨似乎相对分散独立。当然它们都有堡垒防御的作用。十里不同风。这些不同的建筑特点与闽中、闽西南的地域特点、民风民俗有联系吗?(第五张照片是一块庄寨修缮的捐款碑。请注意看它的“禁约字”,一句是要求保护树木,另一句是要求保护古厝,寨旁不种大树。)#文永泰简介#
7、浅析奉敕撰写群体对公主的撰写及其撰写特点墓志出现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演变,至唐代逐渐有了定制。而奉敕撰写群体出现及其制度化的过程,体现的是唐代皇室乃至整个社会对墓志这一文体重视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在制度化撰文出现前,多由文馆学士承担奉敕撰写的任务。文馆学士掌典司书籍,对前代的文学典故可谓信手拈来。他们在撰写官方墓志前也会极力搜寻书籍,以求丰富志文内容,如徐彦伯在撰写的《淮阳公主墓志铭》。仅在撰者自白中,徐彦伯就引用了出自《楚辞》的“北渚”、出自《礼记》的“东郊”、出自《诗经》的“秾华”,整篇志文共39行,满行40字,行文讲求对仗,语言华丽,用词也可谓十分考究。徐彦伯在志文中描写淮阳公主喜好读书,便称赞公主常常阅读的是“玉轴银编”,“香铭绮赋”亦烂熟于心;描写公主勤于女工,则引用《楚辞》中的“纂组”,三寸珠与七子镜也皆摘自古籍;描写公主出嫁时,以“结缡”、“筑馆”来描绘公主嫁人的仪式,以“丰茸”光芒描写公主夺目的美丽,以“璀错”步伐描写公主华丽的装扮。志文对志主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叙述,大多都是堆砌以往典籍中出现的词语,营造出繁华的景象,即使是在志文后,也在极尽篇幅来描写公主薨逝后下葬的礼仪与场景。此前的神龙二年,徐彦伯此时任职太常少卿兼修国史,但他为永泰公主撰写的墓志铭中亦展现了很强的文学功底,刻画了公主的华丽形象,永泰公主墓志铭共近千字,通篇语言的对仗和华丽自不必多言,是常见的奉敕撰写的女性墓志的特点。志文中展现的永泰公主的形象较为丰满。首先她的出生便被视作带来了吉祥,甚至有瑶台仙女之光。其次公主“神授四德”,且聪敏貌美,颇受中宗的宠爱,对公主因议论二张而被赐死也有隐晦的介绍,志文后半部分抒发了撰者对永泰公主怀胎去世的悲悯之情。在奉敕撰写的墓志中,此方墓志的情感较为丰富,体现在志文生动展现了永泰公主之父,即中宗对女儿的宠爱——无论是志文对公主出生时“发瑶台之光”和成婚时“宠盛簪珥”的描写,还是对痛失爱女时“悲苍昊之不仁,叹皇之无禄”的悲痛,都体现了永泰公主是颇受皇帝宠爱的。开元年间徐峤撰写的《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延续了徐彦伯的文风,金仙对道教喜爱,十八岁主动入道,因此没有婚配。志文中便使用了大量华丽的词语来描摹长公主入道、受封时的盛况,来展现公主的身份地位。综合以上几位公主的墓志铭,从中能够看到在奉敕撰写未制度化以前,文馆学士们撰写公主墓志时具备一些特点:首先,奉敕撰写者文风细腻,偏好用较多的笔墨描写景致,尤其善于使用修辞将平常的事物描写得绚丽,以彰显志主较高的地位,并增强墓志的感染力。如描写公主们敏而好学时用到“香铭绮赋”、“雕词锦缛”,描写她们的容貌时所用的“郁穆韶润”、“琼蕤泛彩”,都属于比较“高级”的词汇,在较为下层的女性墓志中很少见到如此华丽的形容。其次,奉敕撰写者擅长使用大量不同时期的典故、词语,这与他们文馆学士的身份有关,一方面文馆学士本身就是文字才能出众的人群担任,另一方面他们日常工作便是管理经籍,更便于学习到常人难以接触到的典籍文章。古籍中有些词汇在后来的传世文献中很少用到,以至于在当代文学中更是少有提及。参考文献[清]朱记荣辑:《金石全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郭彧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