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高考琐忆之一王新一、高考日期1987年的高考日期为三天，即7月7日、8日、9日，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几乎都是酷热的三天。然而，并非所有的高中毕业生都能参加高考。鉴于当年全国各方面的资源都很有限，每个省教育主管部门都要举行全省统一的预考，只有通过预考的学生，才能报名参加高考，而没有通过预考的学生，则要拿着高中毕业证书离开学校。1987年的江西省预考工作好像安排在5月，据说广丰县的预考筛选比例大约在50%，也就是说，当年一半左右的高中生注定与高考无缘。我当时就读于广丰中学的两个理科重点班之一，高一和高二时的同学数量约为60人，而高三时由于部分复读生的“插班”，同学数量迅速膨胀到75人左右。在一个30平方米不到的教室里，簇拥着75个学生，简直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5月预考之后，班里的同学数量迅速下降到50人左右，但是预考后很少上正课，大多是自习课，某些同学愿意呆在寝室里自学，或者在校园阴凉处自学，任课老师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苛求课堂纪律。二、高考地点高考地点由广丰县教育局统一安排，一般为当地乡镇（当时叫人民公社）的中小学教室。高考前几天，学校会发放贴有照片的准考证，也会安排学生前往相应的高考地点，根据准考证号码找到各自的考场，以及厕所位置。1987年高考期间，监考老师还是允许考生上厕所的，但是必须在高考开始的30分钟之后才能获得批准，而且每个考场每次只能去一个人，也有监考老师守候在厕所外面，杜绝可能发生的舞弊行为。1987年，只有极少数在广丰县城工作的家长在考场外面等候考生，一般是在孩子考完后递上一瓶水解渴，然后带回家吃午饭。至于在考场外面身穿旗袍讨“吉利”的家长，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当时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在读书，大多数家长不可能放下自身的工作去陪同高考。三、高考试卷1987年高考，除广东省和上海市实行所谓的“高考改革”之外，全国采用统一的试卷。理科考生要考7门课程，满分合计为710分，其中数学和语文的满分均为120分，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的满分均为100分，生物的满分为70分。文科考生要考6门课程，满分合计为640分，其中数学和语文的满分均为120分，英语、政治、历史、地理的满分均为100分。1987年轰动全国的就是物理试题，创下建国以来高考难度之，据说全国物理平均成绩26分，从而成为当年百万考生不堪回首的噩梦。记得物理考试安排在7月8日，高考后的第二天，走出考场后我有点发懵，因为好多题目的答案我自己都无法十分确定。高中三年，我在历次物理考试中从未低于90分，但这次高考估算为78分，然而成绩揭晓后，我只考了57还是58分，反正不及格。1987年高考物理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是，从此以后不愿跟任何与物理相关的人或事打交道。例如，不去物理系选修课程，不找物理系的女朋友。

（家乡琐忆）之二《王金伯做砖》因为比我父亲年长三四岁，所以我称呼他王金伯，大名王金林。虽然他家的日子过得很紧巴，但他却乐观，只要有空闲，就会找我这个八、九上十岁的孩子，玩起小儿科的扑克牌来，其他的人可能不屑一顾，而他却是乐此不疲。因此我们两人几乎成了忘年交。1956年搞合作化，我家的半座砖瓦窑入了社，由生产大队经营。王金伯曾经在窑场做过，所以大队派他到窑上干活。天气转暖后，只要是晴天，王金伯的工作就是做砖，也就是用干土制作砖坯，以便入窑烧制成青砖。他家离窑场有一里多路。一大早，他就来到窑场，从一个大泥堆上挖出大半个立方的干土，堆成馒头形状，泼上足量的水，然后回家吃早饭。上午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和泥，也就是把这一堆干土加工成可以做砖坯的熟泥。这是一个力气活，是苦差事。经过一个多小时足量的水浸润的干土，变得稀软起来，于是打着赤脚，在里面踩过来踩过去，踩过去踩过来，踩成稀泥巴。但这样的稀泥还不能制作砖坯，因为没有足够的粘性和韧性。因此，抡起一柄大锄头，用锄头的脑部，着力捶击泥巴，密密地打一遍，再用板型铁锹，像切肉一样，将泥巴切成块，翻过来，铺开来，再用锄头捶打，如此反复两到三遍，泥巴才算和熟了，可以做砖了，于是盖上草帘子，防止风吹太阳晒，下午做砖。上午剩下的时间，他也没有空闲，要将头一天制作凉干的砖坯，一块一块收起来，码成长垛，为下午制作砖坯腾出凉嗮的场地。制作砖坯的木制模子，称为“砖斗”。有三种规格，一种是做实心墙的头子砖，大约28×18×6公分，再就是窄一点的条子砖和薄一点的线砖，砌空心墙用。砖斗用水打湿，抓上一把干细沙，往里一甩，再轻轻一磕，砖斗内面就粘上一层薄薄细沙，以避免泥巴与砖斗粘连。砖斗放在一个高凳子上，然后弯下腰，双手展开虎口，像刀一样从熟泥堆的边缘切下一团，在地面滚两滚，形成一个圆柱形状，然后双手捧起来，对准砖斗，用力轧下去，让泥巴充满模子的各个角落，再用绷在竹片的钢丝，沿砖斗上口一划，将面上的泥巴揭下来，一块砖坯就做好了。待两块砖坯都做好后，端起砖斗，来到场地，将砖斗一侧搁在地上，迅速一翻，砖斗口扣到地面，慢慢起出砖斗，成型的砖坯就静静地平躺在地面上，开始自然干燥过程。和熟的泥巴做完了，大概也就两百来块砖。做砖的过程，又是弯腰，又是起身，一个下午，辛苦得很，何况烈日当空。但是看到整整齐齐的砖坯摆满场地，王金伯还是开心的。王金伯虽然在窑场干活，但还是在生产小队记工分，辛苦一天，也就四毛钱的收入，凭粮票可以买回六斤米，日子的艰难可见一斑。不过在窑场，自己自觉干活，不受管束，比较自由自在一些。我家就住在窑场，所以王金伯下午总要先到我家坐一坐。爷爷吩咐我给王金伯倒茶。他有一个坏习惯，即使是大热天，也不喝冷茶，越是开水越喜欢，三口两口，一碗开茶就下了肚。不过，酿成了他的毛病，后来王金伯患喉癌病故，不过五十岁。1965年我高中毕业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王金伯了。一生都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的王金伯，总留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他的第二个孙子，据说前年当选为村主任，如果地下有知，王金伯应该感到高兴才对。2023年3月12日#简介琐忆#

老屋一直在我的记忆深处中闪烁着光芒，不时牵动着我的情愫。老屋其实不老，只是相对于我现在居住的新居而言，我将自己出生起居住24个春秋的寓所称之为老屋，我在此度过了难忘的童年、青年时代。老屋或许成了我的精神家园，对于老屋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年前听说老屋已纳入规划，即将拆迁后成片开发成商住小区，于是前不久抽空独自探访了老屋。下车后沿着熟悉的街路悄然走进老屋楼下，离开此地大约20年了，一切依旧，一切似乎都不曾改变。高大的黄桷树遮住了我以前住家的大门，轻轻的拾级而上，我走进了老屋。环顾四周发现有的砖木开始风化脱落，门窗已经破旧，走廊过道堆满了杂物，显得有些凌乱不堪。唯有洗衣台上先前我父亲栽种的花木还在，许是无人打理，枯枝落叶遍布，有些凄清衰落。尽管这里已不再属于我，但老屋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旧日的回忆。我不忍打搅正在做午饭的那户人家，停留片刻后，拍了几张照片，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老屋，她真的老了吗？老屋其实真算不上老的，她是文革开始那年兴建的居民楼，上世纪60年代末期在重庆南岸摊子口正街先后立起了3幢三楼一底的红砖楼房，系房管所向居民出租的公房，由于我外婆家人口多，有幸分到了两套相当于时下一室一厅的新居。我母亲是家中长女，成家生子后无住房，这其中一套就分配到我母亲名下，“摊子口正街36号附9号”是我家的门牌号，每月按时向房管所交纳租金，记忆中就是每月3.24元，交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调到每月20多元。住房所有的布局都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层楼一个卫生间和公用洗衣台，每层楼住六至八家人，尽管长长的走廊上大家各进各的门，但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好不亲密，那时的邻里关系和如今真是大不一样。我家住在三楼左侧，两间屋加起来仅仅23平米（不算公用厨房），每间屋都有宽大的木制窗户，堪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这在当时来讲还算得上引人注目的“豪宅”。打我呱呱坠地起就住进了这新建的楼房，现在看来这应该也算幸运的了。据母亲讲，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同街道的一户人家在房屋分给我母亲的情况下硬是要和我们争这套房，在我们搬进新居大半年的时间里，强行占有了另一间屋。两家人共居一屋多有不便，后来那人自觉理亏，才悻悻搬了出去。那时的老屋楼下宽大的平坝是我们玩乐的天堂，捉迷藏、跳绳、踢球......到了三伏天就成了家家户户消夏纳凉的好地方；再后来平坝的一侧以街为市，建起一个农贸市场，购物极其方便，只可惜因为影响市容市貌没几年就拆除重新铺砖恢复成道路。早些时候老屋对门不远处还有一条清澈的小河沟，溪水流向长江，我和小伙伴曾在河沟捉鱼虾，放纸船，别提有多带劲了！顺河沟而上便是一个小山坡，满目葱茏，是我们撒欢的好去处，如今这一切都永远存留在记忆里了。我们在此一直住到上世纪的1990年9月，举家乔迁至父亲单位分配的位于闹市区的两室一厅新居。后来成年的我工作单位也有幸两次分配住房，再往后自己购置电梯房、花园房。从小至今，算起来已先后搬了五次家，一次比一次要好，而今的住宅比起老屋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我心里还是惦记着老屋，多少次梦里曾重回老屋。很遗憾的是老屋后由父亲做主无偿让给一位朋友居住，直至拆除。我总觉得，拥有老屋的人是幸运的，因为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他拥有了一份牵挂，一份念想，一份精神寄托。老屋留给我的回忆都是那样的温馨、醇厚，那样的难以忘怀，弥足珍贵。老屋就像夜空中那颗闪亮的星，永远挂在天的那一边，照亮游子远行的旅程......

1987年高考琐忆之三王新六、大学报到1987年的南开数学系共设立了基础数学、计算数学、数理统计、经济数学、信息科学共五个专业。基础数学专业从1986年开始不再招收高考生，全部从全国高中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优胜者中择优录取30名学生，组成一个“基础数学专业试点班（简称数专班）”。对于数专班，我的主要印象是两个，一是1987年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来自湖南湘阴县湘阴中学的刘雄进入这个试点班，二是男女比例极度失衡，只有一个来自南京的杜姓女同学。计算数学是我就读的专业，通过高考录取的共有28名学生，另外有3名男同学是1986级入学因病休学后插班进来。我们班俗称“计算班”，男女比例还算均衡，共有7名女同学，但天津户籍的就有5名，硕果仅存的2名外地女同学都来自东北，一个是黑龙江大庆的，另一个是吉林延边的。数理统计专业是南开数学系的热门专业，人多势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资助两所大学招收数理统计专业本科生，一所是复旦大学，另一所就是南开大学。当时，这两所大学分别获得300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如今的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学楼前的奠基牌上，“国家统计局捐建”的字样仍然清晰可见。在八十年代，数理统计是一个新兴学科，对于许多大学生颇具吸引力。南开数学系从1983年开始招收数理统计专业本科生。我们入学时，第一批数理统计专业本科生刚刚走向工作岗位。1987级数理统计专业共招收60名左右学生，分为两个班，我们俗称“统一班”和“统二班”。经济数学和信息科学两个专业属于南开数学系着力培养的新兴学科，但每年招收的学生不多，1987级分别招收15名左右，因此只能联合组成一个班级，叫“经信班”。经济数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是史树中教授，信息科学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是沈世镒教授。刚入学时，我只知道经济数学是研究经济现象背后蕴含的数学规律，而信息科学则是研究密码编制和破解的学科。两年后，我从计算数学专业转到经济数学专业，又去管理系攻读经济管理专业的双学士学位，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八十年代的南开园生气勃勃。世界知名的华人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从1985年开始在南开建立数学研究所，世界知名的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在南开数学研究所里设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国内外数学家络绎不绝来到南开举行学术讲座，培育了大批理科人才。我国著名艺术家范曾先生来到南开组建了东方艺术系，吸引大批热爱艺术的人才纷至沓来，东方艺术楼的独特造型使其成为南开园的一大胜景，许多新生家长喜欢在东方艺术楼前留影纪念。整个校园都洋溢着一种朝气蓬勃、振奋人心的感觉，仿佛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更新，令人有一种日新月异的感觉。那个时候的南开园确实很像一个象牙塔，学术氛围十分浓郁。在南开数学系求学四年，大的收获就是逻辑思维方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从而使我在今后的各个工作岗位中受益匪浅。也许在其他人的眼里，数学系专业课大多枯燥无味，甚至晦涩难懂。但是在我看来，正是在不断的解题训练中，逐渐领悟到解决问题需要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综合的因素分析。正是得益于南开园的严谨学风，我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高了对于复杂事物的分析能力，为今后踏上工作岗位和服务社会公众做好了准备。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在全国高校中独具一格，既朗朗上口又寓意深刻。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逐渐成为我的人生格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言行举止。在半百人生中，我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穷困潦倒，但无论身处何方，一直乐于把在南开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社会公众，但愿无愧于南开人的称号。

爸爸兄弟姊妹六人，我有两个叔叔，三个姑姑，三个姑姑排行小，小的小姑只比我大一岁，小学时我们俩是同班同学。爸爸兄弟三人很团结对爷爷奶奶也很孝敬，过年时体会到的是大家庭的热闹和幸福。从我记事起，过年的三天，也就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初二，都是一大家子一起过的。年三十下午三叔转着给我们各家贴对联，然后和二叔、弟弟他们去“请老的”，初二吃完晚饭后再一起“送老的”。每年年三十在奶奶家吃年夜饭，后来奶奶和三叔家分家后是在三叔家，然后初一在我家，初二在二叔家。三个姑都没出嫁在家时，全家一共十八口人，吃饭时要分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三十的高潮是发压岁钱。爷爷奶奶端坐在八仙桌两旁的椅子上，奶奶手里拿着一叠钱。先是父母叔叔婶子一个一个地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奶奶会给儿媳妇压岁钱，并且是手里面值大的。然后是我们小辈磕头，领压岁钱。磕头的环节很热闹，因为是一个一个地轮流，其他人都在围观。爸爸和叔叔们经常会说些祝福的话，小孩子则经常出些洋相。我现在还记得妈妈给爷爷奶奶磕头时郑重、认真的样子，从奶奶手里接过钱时有些不好意思又笑意盈盈的年轻的脸庞。之后是爸爸兄弟三家互给孩子发压岁钱，这时就不用磕头直接领就行。当然三个哥哥也给三个妹妹压岁钱，在他们眼里，家里的妹妹和孩子一样都是小孩。那时大人小孩年三十都会熬年，等跨年之后再睡觉。大人们是因为12点时有重要的仪式，需要在家里散纸、烧纸，放花放炮，还要下要吃素馅水饺。有时爸爸和叔叔他们又摆上几个菜倒点酒再吃一小顿。而小孩熬年则完全是过年的兴奋。十二点左右的时候鞭炮烟花盛，能持续半个小时，我们在奶奶家门口看空中的烟花，记得有一次寒假作文我就专门写的过年的烟花。见的多的应该是一种叫“闪光雷”的烟花，一下一下喷射到空中炸响又散花，既响又有看头。等春晚结束鞭炮声渐渐消失，我们才意犹未尽地去睡觉。

——母亲的心中开着一朵花母亲的心是一朵花，母亲的手，拿起剪刀，剪猫像猫，剪狗是狗。拿起笔，描花花开，画鸟鸟飞，蜻蜓蝴蝶栩栩如生。我们是穿着母亲的绣花鞋、绣花衣，枕着母亲的绣花枕长大的。记得母亲给姐姐做过一件衣服，在布里面隔一段距离抽出布丝，结果变成漂亮的新图案，姐姐穿到单位，人人称奇。小学时，母亲用一块黄底碎花布，给我做了一个半袖衫，鼓鼓的泡泡袖漂亮极了，当我美滋滋的穿到学校，却被男同学说成是女特务。我穿着母亲做的翻领紧袖口紧底边的粉花夹克衫，去老师办公室送作业，惹得老师围着我看衣服……中学时，羡慕的是女军装，可是哪里能弄到呢。姐姐买来军绿布料，母亲给我和妹妹一人做一套，样式绝无二至。羡慕S同学了。上了大学，我和妹妹一人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假期回到家，在小县城穿连衣裙那是绝无仅有的，我和妹妹招摇过市，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工作后，能买到的衣服款式越来越多。但遇到喜欢的布料，依然会买，说出样子，母亲为我做，大红的金丝绒棉服，紫色花的蝙蝠衫、黑呢长裙……一直到我的孩子依然穿着母亲做的小裤小袄……我想，母亲如果生在这个年代，应该是服装设计大师级别的吧。#简介琐忆#

（家乡琐忆）之一《组诗五首》前天细叔游玩了黄梅五祖问梅村风景区后，写了几首感慨，有“此生已老无所事，寂寞如常人不知”之句。于是我也作了几首小诗，既是回忆也是安慰。一、人老皆如此，不独哪一人。夕阳无限好，莫言近黄昏。二、看看王金伯，念念孙焱叔，比比刘永老，想想皆满足。（王，孙，刘皆本村的故人，一生都不很幸福。）三、五祖问梅村，羡煞浣纱人。君能天天游，心中甚不平。（据细叔说，到问梅村游玩的大多是“浣纱女”。）四、人生几十年，家乡已巨变。昔日乡间路，只在心里边。五、五祖山脚下，就是我老家。纵有千般恨，就当秋风刮。（那里留下我们许多心酸的记忆，就让它过去吧。）2023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