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姓》：酆鲍史唐【酆】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七子被封在邹，子孙后代以地称姓。酆姓名人有：酆稷：宋朝人。邹酆寅初：元末明初人，曾任国子司业，相传活至105岁。【鲍】出自姒姓，禹的后代鲍叔在齐国任大夫，受封于鲍邑，于是他的子孙便以封地名为姓。北魏时也有鲜卑族改姓鲍的。鲍姓名人有：鲍叔牙：春秋齐国相国。鲍显：东汉水利专家。鲍照：南朝文学家。【史】黄帝时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汉字，他的子孙便以他的官名为姓，隋唐时西域的康国和突厥族中归附中土的，也有以史为姓的。史姓名人史思明：唐代将领，参与安禄山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史可法：明末爱国将领。【唐】出自祁姓，尧的儿子丹朱建立了唐国，唐国灭亡后，唐国的子孙便以国号为姓，原来尧的后代迁到杜，称唐杜氏。这两支的子孙都以国名为姓氏。唐姓名人有：唐棣：元代画家。唐寅：即唐伯虎，明代画家、文学家。唐绍仪：现代著名外交家。

宋辽百年和平时期，竟然有三百多次外交互动，双方真是兄弟之国？南朝宋和北方鲜卑政权的交往，始于晋朝，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其中著名的便是刘宋政权与北魏政权之间的交往。在这段历史中，刘宋官员不仅到北方朝廷走了一趟，还有北方使臣到南方朝廷来观光旅游，探究中国文化。这种交往，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南北政治环境不同，南方王朝多数是以文治统治，而北方的政权则以武力统治为主。但是，南北政权之间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的疆域和利益有着重叠之处。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分裂局面，从根本上说是中央王朝无法掌控边疆的结果。对于北方游牧民族而言，只有将中原文明收入版图才能稳定统治北方。而对于南方君臣而言，北方民族的铁骑威胁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在南北朝时期，早有关南北朝交流的文字记载，是晋朝时期的《世说新语》。书中记载了一位叫做鲍照的南方士人，和一位叫做鲜卑儿女的北方公主之间的故事。鲍照对鲜卑公主十分好奇，便托人向她求得相见的机会。后来，鲍照被鲜卑公主的父亲召见，与公主在一起交流，互相赠送礼物，成为了朋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南北交流的开端。宋魏之间的交往则更为深入。据史书记载，南朝宋时期有一位官员叫做谢赫，他有一次前往北魏都城洛阳，在那里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在宴会上，谢赫与北魏皇帝元恪交谈甚欢，谢赫还将自己的诗作献给了元恪。元恪对谢赫赞赏有加，对他的礼遇十分优厚，送他回南方时还送了许多珍奇的物品。谢赫回到南方后，开始沉浸于文学创作中。他一边创作，一边寻求机会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官职，可是因为他的身世以及出身地位不高，很多机会都被阻挡。但是谢赫并没有放弃，他开始在文学领域发力，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为自己争取更高的官职。谢赫的文学作品很快在南方传播开来，人们开始欣赏他的文学才华，谢赫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欣赏和赞誉。一次，谢赫的一篇诗歌被朝廷的一位大臣所赞赏，大臣决定为谢赫争取一个高官职。于是，谢赫终于得到了一份高官职位，这个职位不仅让他的名望大增，更让他拥有了更多机会去创作。谢赫并不仅仅是一名文学家，他也是一名文化人，他关注着人们的生活和心理。他的一些作品，比如《临江仙》和《虞美人》等，描述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情感和心理状态。谢赫的文学作品深受人们的欢迎，因为它们展现了人们内心的感受和情感，这让读者们能够感同身受。谢赫的文学作品还深受文学评论家们的欢迎，他们认为谢赫的作品是“世间绝品”，并赞誉他是“南方文坛的宝石”。谢赫的作品不仅在南方得到了认可，在北方也受到了许多赞誉，他的作品成为了当时文学领域的经典之作。谢赫的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纯文学，它们也是一种思想的表达。谢赫通过自己的作品表达了对人性和人类命运的关切，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递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谢赫的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更展现了他对生命和人性的深刻思考。谢赫的作品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们受到了谢赫的作品的启发，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鲍照背景简介#

南北朝五言古诗鲍照

南北朝诗选，鲍照

南北朝时期，诗人鲍照写《拟行路难》，一共十八首，作者一生艰难，以诗来直抒胸臆，这是其中第四首。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在大明年间宋孝武帝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团体，这个文学团体将原来在民间和宗室诸王幕府之中广泛流传的吴歌、西曲带进宫廷，让其进入乐府，进入主流文坛，进而导致“天下悉以文采相尚”以及“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鲍照和汤惠休曾经是这个文学团体的重要人物，鲍照历仕刘宋诸王及孝武帝刘骏，对其诗风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促使鲍照积极地将民歌这一新鲜的血液注入文坛，形成“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的局面。这说明鲍照想融入宫廷文学之中，然而终究是求而不得，终在卑位末职中度过一生。壮志高昂的政治理想与沉沦下僚的现实人生，使鲍照有满腔的怨愤不平。鲍照有壮志有自信，在上荆途中写下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虽然备述了旅途的艰辛，但发出的却是“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声音，始到荆州，便欲贡诗言志，以求博得临川王刘义庆的赏识，面对劝阻他的人，又发出“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的感慨，其于仕途的雄心壮志，昭然可见。鲍照离开始兴王刘浚幕府，路过瓜步山，写下著名的《瓜步山楬文》，面对“徒以因迥为高，据绝作雄，而凌清瞰远，擅奇含秀”的瓜步山，发出了“故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呼声，对于门第悬殊导致的仕途上的差距，鲍照充满着不满情绪与抗争精神。钟嵘《诗品》评论鲍照云：“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其诗风之险俗、险急，正和其仕宦命运诗分不开。正是仕途中屡蒙挫折，先得罪于临川王刘义庆，后失宠于宋孝武帝，晚年在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府中沉沦，使鲍照的一腔热情只能在诗歌的领域“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因此鲍照的许多优秀作品都是表达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寒士渴望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以狷介之性写险俗、险急之辞。吴均、何逊所处的齐梁年间，诗歌内容多吟咏风云、月露，题材狭窄，形式上多追求音律精细，对偶工整，辞藻巧艳，后世称为“齐梁体”。《南史·吴均传》记载：“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效之，谓为‘吴均体’。”清拔与有古气都是吴均诗歌与文章的文体特征，清是指吴均文辞清丽，用典贴切而无堆砌之弊，有别于齐梁诗歌的辞藻巧艳，拔有挺拔、高拔之意，正是其诗文抒情言志迥异于时人，有古气，这里的古气应该是汉末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孙福轩《吴均与齐梁诗歌复古思潮略论》也认为：“郁郁不得志是吴均诗作‘清拔有古气’的为重要的原因。”吴均家世贫贱，终生不得意，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往往表现出寒士的雄心和骨气，如《发湘州赠亲故别三首》说：“明哲遂无赏，文华空见沉。古来非一日，无事更劳心”，在这种不平情绪的抒发中，也反映了当时现实的黑暗。即使在齐梁诗人都很擅长的咏物诗中，吴均还是能藉此抒发自己的郁郁不得志。如《梅花落》写梅花“隆冬十二月，寒风西北吹。独有梅花落，飘荡不依枝。流连逐霜彩，散漫下冰澌。何当与春日，共映芙蓉池。”诗中塑造了飘荡不肯依枝的梅花，不知何日才能有自己的春日，与荷花共映于池。《咏慈姥矶石上松》写松树“根为石所蟠，枝为风所碎。赖我有贞心，终凌细草辈。”不正是作者自己心境与品格的写照。吴均有用世之志，自然还是希望能有人提携自己，让自己一展抱负。其《宝剑》云：“寄语张公子，何当来见携”，寄寓着才如宝剑却因出身寒微而难于显达的深沉之感。吴均很注意向乐府民歌学习，拟作了不少乐府古诗，其刚健不平之气，有鲍照余绪。吴均的《行路难》四首，其一写洞庭水上的一株桐树被洛阳知名的工匠做成琵琶，“帝王见赏不见忘，提携把握登建章”，而衡山南岭上的桂树，至今千年仍然不被人知晓。其二写石榴遍植青琐门外为长安城中诸位贵人喜欢，喜好学者的梁王轻易抛弃精于剑术的剑客，如同对待尘埃一样。吾丘寿王获罪被杀，司马相如被申斥，“大才大辩尚如此，何况我辈轻薄人。”其四写“得意失意须臾顷，非君方寸逆所裁”，得志与不得志，富贵与身死名灭，都在须臾之间，不是自己内心的想法所能决定的，这和鲍照《拟行路难》“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如出一辙。除了怀才不遇的不平之音，吴均也有抒发豪情的作品。与吴均相比，何逊的个性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与鲜明。阎采平评价何逊说：“齐梁文人的猥琐性格在何逊的性格上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一点，明显地体现为何逊那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态。同是出身寒贱，吴均、刘峻等人锋芒毕露，棱角峥嵘，唯独何逊四方无碍、八面玲珑。所以，出身庶族而具有士族的普遍性格；同于士族而又带着庶族文人的心理意绪，这就是何逊其人。”何逊的诗歌没有吴均诗歌的清拔古气，也没有吴均诗歌强烈的怨愤精神，但是在何逊诗歌清巧背后，也有着次等士族文士不遇的深沉愁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