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社会主义改造好的大特务是什么样的？1949年，国民d败逃台湾之前，沈醉作为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留在了大陆。随后，他的妻子粟燕萍带着一家老小七口前往香港。分别之后，沈醉杳无音信。粟燕萍曾经让让弟弟带着大女儿沈小燕和小女儿沈美娟回大陆打探消息，可是弟弟死于兵荒马乱，沈小燕染病而亡，只有小美娟侥幸活了下来，被住在大陆的亲戚收留。1953年，国民d内部传来消息，说沈醉已经被新政府逮捕并枪决了。粟燕萍听后万念俱灰，一度丧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好在有一个勤务兵劝她：“太太，现在先生不在了，你还有点钱，不能总是住在酒店里，我们买个养鸡场吧。”粟燕萍同意了这个建议。办了养鸡场不久后，她认识了国民d前将领唐如山。唐如山早闻沈醉遗孀大名，觉得她身上肯定带有不少财产，因此对这个女人展开了热烈追求。一开始，粟燕萍有所犹豫，她说：“我先生他尸骨未寒，我怎么能改嫁呢？”可是她在香港独自拉扯子女，无依无靠，日子久了，觉得有个男人支撑家庭也好，于是接受了唐如山的追求。谁也没有想到，婚后唐如山不仅大肆挥霍沈醉留下的钱财，还对粟燕萍和几个子女动辄打骂。1960年，沈醉获得了特赦，被安置到北京红星公社九宫大队劳动。他听说女儿沈美娟还在大陆，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女儿。在的关怀下，父女二人在北京团聚了，沈醉带着沈美娟逛故宫、颐和园、北，带她吃西餐，看电影，想尽办法弥补这些年缺失的父爱。刚出狱之时，沈醉也曾尝试着联系妻子粟燕萍。可是不久后，他就得知了妻子已经改嫁的消息，十分失望。与此同时，再嫁后生活不幸的粟燕萍得知前夫还没死，又惊又喜，多次准备回京与家人团圆。但是台湾当局多方阻扰，甚至用孩子的人身安全相威胁，粟燕萍害怕连累孩子，只得选择留在香港。沈美娟上高中的时候，沈醉已经在文史研究委员会当了文史专员。他对周总理的关照感恩戴德，并应总理的要求著书立作，让世人了解军统的黑暗内幕。在大陆生活那些年，沈醉就先后写了200多万字，出版了《我所知道的戴笠》、《军统内幕》、《我这三十年》等书籍。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书不仅在大陆和港台畅销，还被翻译成外文卖到国外，他也阴差阳错成了“畅销书作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沈美娟不忍心看到父亲孤独终老，一直劝他找个老伴儿。在女儿的催促和撮合下，沈醉也走入了第二段婚姻，娶了一个名叫杜雪洁的女人。杜雪洁性格要强，与沈醉父女相处并不融洽，家里的气氛总是很紧张。沈醉好几次动过离婚的念头，都被女儿给劝下了。1979年，沈醉在台湾的子女通过粟燕萍给他寄来了信和钱。沈醉十分高兴，他兴冲冲地跑去申请了“港澳通行证”，准备赴香港探亲。在香港，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前妻粟燕萍。重逢的那一刻，粟燕萍喊了一句“舒逸”，沈醉顿时泪流满面。他哭着向前妻道歉，并感谢她将几个孩子抚养成人。粟燕萍流着泪说：“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今后我们交个朋友吧。”说罢，二人抱头痛哭。1981年1月，香港《新晚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新闻——前军统大员沈醉偕女在港小住，大陆以外子女前来团聚。沈醉万万没想到自己一家的欢聚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他暂住香港期间，约稿的报馆不断，请他写一写这些年来的故事。沈醉难以拒绝，他将和溥仪相处的往事写成了《皇帝特赦以后》；将自己在北京改造的生活写成了《战犯管理所见闻》。台湾当局也许是忍受不了沈醉在大陆改过自新，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81年1月18日，《香港时报》发表了一篇攻击沈醉的文章——《揭穿沈某可耻目的》，语气强硬地要求沈醉“早点滚回大陆当的文史专员”，并讽刺其“如人性尚未全失，回头还是有岸可登。”沈醉看到这些言论后彻夜难眠，很快在《新晚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绝不会不赞成与渴望中国早日统一的……”临走前，他给在香港一直跟踪自己的特务留了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岸在北京……”晚年的沈醉多次告诉女儿，国家分裂是他们这一代人造成的，应该在下一代人身上结束，这样才能对得起祖宗。这个曾经为无数人恨之入骨的“特务头子”，却在晚年有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感悟，让人叹息不已。#沈醉将军简介#

[浮云]1949年，卢汉在云南昆明发动了起义，扣押了国民d特务头子沈醉。经过11年的改造，沈醉终于被特赦，却得知自己的妻子早已改嫁……[微风]1949年8月，解放军继续南下，沈醉在这期间接到了上司毛人凤的指令，坚守西南并想办法将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几位亲信暗杀掉，防止他们投诚解放军，而这一次，沈醉却迟迟没有下手，他顾虑重重。因为他们一家老小，八九个人都在昆明，如果贸然把这几个卢汉的亲信给干掉，卢汉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家人。所以沈醉就跟毛人凤说，等他把家人都送走了再动手，毛人凤建议沈醉将家人送到台湾，但沈醉不愿意，他觉得如果把家人送到台湾。自己留在昆明不按毛人凤的命令办事，那肯定就会以家人为筹码要挟自己，就一直拖着，后来毛人凤又下了三道强制命令，沈醉不得不将家人送走。就在沈醉开始布置暗杀进步人士杨杰的时候，沈醉母亲不小心听到了消息，她对此特别生气，执意要离开沈醉家，沈醉无奈只好撤销命令，结果这次的执行任务又错过去了，毛人凤知道以后勃然大怒。一边是左右为难的工作，一边还有一大家子准备转移的家人，作为沈醉的妻子，粟燕萍决定带着一家人先出去避一避，等这边平静了再回来。[下雨]1949年8月的昆明机场，粟燕萍带着沈醉的老母亲及她和沈醉的六个孩子准备启程前去香港避难，没想到这一别，竟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中国赞]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通电起义，沈醉等国民d高级将领被迫在起义书上签字，而后来几个被迫起义的国民d军官又带着队伍杀了个回马枪。卢汉担心其他人跟从，就将他们都关进了陆军监狱，作为战俘移交给解放军，其中就有沈醉。作为战犯的沈醉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开启了长达十几年的改造生活，他在这段时期一边劳动，一边学习，逐渐改变了自己对共产d的一些错误看法。但是，对于沈醉的妻子粟燕萍来说，却是收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先是沈醉被捕，而后又是“阵亡”，因为在当时沈醉被捕以后，台湾国民d出于宣传意图，宣布沈醉为“烈士”。粟燕萍在带着家人离开昆明的一年间，外界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年在粟燕萍看来，重大的变化是给她安逸生活的丈夫沈醉再也不会回来了，粟燕萍和沈醉结婚十一年，在她的世界里，沈醉就是她的天。五十年代，滞留香港的人群中也有不少官太太，那些从前不谙世道的太太，如今也开始自谋生计，摆地摊，卖旧货，抑或是做舞女，粟燕萍也不得不着手生计，她先是带着一家人租房子住。随后，她又在游乐园租了一个摊位靠卖手工赚取钱财养活家人，一年以后，经人介绍，她接手了一家养鸡场，在那里她还遇见了一位国民d老兵——老唐。粟燕萍虽然出生于湖南的名门望族，却没有从一而终的封建思想，因为她还是少女时，在家中就看到了太多的寡妇守节的悲剧。当时的她就暗暗下决心，万一自己结婚后丈夫死了，决不守寡。此外，粟燕萍还有一个想法，男人可能都会像沈醉一样，对自己老婆那么体贴，再说她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差，她就觉得女人一定要依靠一个丈夫，在这样的情况下，粟燕萍答应了老唐的求婚，并嫁给了老唐，成为了唐太太。[作揖]1957年底，北京郊区功德林战俘管理所接收了一位新“学员”——沈醉，在这里，他开始逐渐转变思想。[浮云]1960年秋冬，沈醉作为前两批特赦中的军统要员，走出北京功德林战俘管理所，结束了11年的囚徒生活，28岁就成为国民d少将的他。如今47岁了，特赦后的沈醉第一个就想到了妻子，他先是按过去的地址，往香港去了一封信，没有回音，他又试图联系在香港的故交丁中江，托他帮忙寻找家人。而这时，自从在报上得知沈醉活着而且已经特赦的消息后，粟燕萍不由自主地陷入对往事的回忆和对自己的自责中，想到这十一年间的变故，粟燕萍觉得自己对不起沈醉，她给沈醉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辗转三个月，终于到了沈醉的手中，当时在北京郊区红星农场劳动的沈醉，拿着粟燕萍的信，知道了她再婚的事实后泪流满面，但他也能体谅她。而沈醉和粟燕萍的爱情终还是以遗憾告终，1996年，沈醉在北京逝世，2006年，粟燕萍在香港离世。参考文献：《沈醉日记》

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何埋葬有12位国民d高级将领，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作者/中国龍：2021/11/16历史可鉴事，文化可润心。历史就是一面镜子，照耀了前人也照亮了后人。去过北京的人不少，但你们去过八宝山革命公墓吗？你们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埋葬的国民d12位高级将领都是谁吗？一、李宗仁广西临桂人，享年78岁。二、张治中安徽巢湖人，享年79岁。三、傅作义山西临猗人，享年79岁。四、卫立煌安徽合肥人，享年63岁。五、杜聿明陕西米脂人，享年77岁。六、王耀武山东泰安人，享年64岁。七、范汉杰广东大埔人，享年89岁。八、郑洞国湖南石门人，享年88岁。九、宋希濂湖南湘乡人，享年86岁。十、廖耀湘湖南邵阳人，享年62岁。十一、黄维江西贵溪人，享年85岁。十二、沈醉湖南湘潭人，享年81岁。后请读者好友们都说说，他们为什么能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沈醉将军简介#

1959年9月18日，新中国决定在建国十周年之际实行特赦，其中第一条是：“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犯，关押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先看到这一消息的是徐远举（原国民d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黄埔七期），他负责当天下午收工后分发报纸。徐远举一字一句地念着报纸上的内容，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中。忽然，传来一声尖叫：“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只见站在后的宋清轩（原国民d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大叫一声后，脱掉上衣，赤膊在附近的柿子树林中狂奔乱跳，边跑边不停叫着这句话。文强回忆，听到这一喜讯后，康泽紧紧握住他的手，嘴里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猛然一斜身，差点倒下，当晚即被送进了医院急救。国民d的主要战犯，当时被关押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功德林在北洋政府时期，是“京师第二监狱”，后又加以改建。1928年后，功德林成为国民政府的“北平第二模范监狱”。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功德林成为关押国民d战犯的地方。1949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d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黄埔三期）和少将处长董益三（黄埔六期），先“入住”功德林。1950年11月前后，杜聿明（原国民d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黄埔一期）、文强（原徐州前进指挥所中将副总参谋长、黄埔四期) 、黄维（原国民d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埔一期）、宋瑞珂（原国民d整编六十六师中将师长、黄埔三期）、杨伯涛（原国民d十八军少将军长、黄埔七期）、郑庭笈（原国民d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黄埔五期）等被俘的国民d将领也被押送至此。1955年底，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民d高级战犯集中管理，功德林成为收押级别高的一处。原国民d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回忆：集中到北京来“加速改造”后，生活待遇提高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上百名国民d被俘高级将领集中到功德林后，按管理处规定，相互之间一律改称“同学”，日常学习、生活、劳动的管理，由犯人当中选举产生的“学习委员会”承担。王耀武（原国民d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黄埔三期）、宋希濂（原国民d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黄埔一期）、曾扩情（原国民d四川省d部主任委员、黄埔一期）等人当选为学委会成员。学委会下辖13个学习小组，每组设组长、副组长若干，在学委会的组织下，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业余时间开展文娱活动。在功德林里，要写的不只是悔过书。戊字胡同走廊西侧的墙壁上，挂了一张白布大床单，床单上方贴着一张白纸，上书“新生园地”四个篆体大红字，床单两侧的红纸上，写着“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金字。这就是功德林学习委员会的刊物。学习之余，战犯们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故事。沈醉回忆，他们爱讲的，是带兵打仗时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以及如何升官发财的得意事，谈起来没有丝毫顾虑。一名曾在功德林5号院上幼儿园的北京市民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幼儿园和功德林监狱只有一墙之隔，她从监狱后面经过时，常看到许多“穿黄色军服的叔叔伯伯们”在劳动，他们大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也有更老一点的，虽都穿着军装，却没有戴帽徽和领章，许多人长相也不错，面容端庄儒雅，很像现在知识分子的形象。在1959年9月18日，将要特赦的消息传来后，功德林的战犯们都激动。但由于没有公布特赦名单，患得患失的心态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打着秋千。郑庭笈连续几天睡不安稳，一睁眼总不由得想自己会不会被释放，吃饭时也总发呆，几次把菜送到了鼻孔。廖耀湘（原国民d第九兵团中将司令，黄埔六期）后来回忆说：“那几天人睡不着觉，小便也多了起来，一夜起床六七次，胡同里的人来来往往，我看都差不多。”在宣布将实行特赦后不久，功德林战犯们受邀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国庆观礼两个月后，功德林监狱礼堂，战犯们终于盼来了特赦大会。首批特赦的名单到这时才公布，法官唱名时一字一顿：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曾扩情。十个人的名单很快念完，其中有8人出身黄埔。台下凡是没有被点到名字的人，心中都的失望，被点到名字的人则激动不已。郑庭笈回忆：“我的血液好像凝固了，此时此刻，在我的耳畔，黄埔军校教官的喝令、战场上枪炮的爆鸣、逃难人群的哭号、秦城农场的鸡、锄头落地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我好像从血雨腥风中走来，蹒跚地走到荆棘小路的尽头，终于看到了康庄大道。”第一批战犯获释几个月后，管理处宣布，功德林所有在押人员全部迁往秦城农场劳动改造。从1960年起至1966年，人民政府又先后特赦了五批国民d战犯，几乎每年一次。1975年3月19日，后一批国民d在押人员被释放，至此，被俘的国民d战犯全部被特赦。

中国特殊“监狱”（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国军高级将领（部分）杜聿明（囯民d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王耀武（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宋希濂（囯民d中将）邱行湘（国民d少将师长）阵长捷（国民d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杨伯涛（国民d第十八军少将军长）郑庭笈（国民d第49军中将军长曾扩情（国民d四川省d部中将主任委员）周振强（蒋介石副官）卢浚泉（囯民d第6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囯民d第9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国民d第12兵团中将司令）张淦（国民d第三兵团中将司令）文强（国民d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参谋长）沈醉（国民d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将游击司令）……

1949年12月9日夜，李弥、余程万等七人在会客厅久等不见卢汉，李弥走出客厅想越窗而逃，一个士兵立即走过来说：“请回客厅去！”李弥气冲冲地回到客厅说：“我们被软禁啦！”在座的人都紧皱双眉，一言不发，低头猛抽香烟。大约又过了两个多小时，卢汉的警卫营龙营长带着14个持手枪的士兵进入会客室，毫不客气地说了声“奉命检查”，便每两个士兵看住一个，龙营长亲自搜查。七人中的沈醉是军统老特务，身手很好，因此第一个搜查的就是他。龙营长在沈醉身上搜查了一遍，除了10两黄金之外，竟一无所获。龙营长问沈醉：“你天天挂在身上的手枪在哪里？”沈醉说：“早放在家中，才来开这个‘会’的。”沈醉本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想法，索性双手高举，任他们全身搜遍。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沈醉等人不由得一惊，以为要在这间客厅解决他们。随后，却听到龙营长训斥士兵的声音，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士兵不小心，走了火，地板被打了个窟窿。搜查完毕，龙营长带着士兵走了。七个人都坐在沙发上，有的紧握着拳头，恨得咬牙切齿；有的用拳头捶打着沙发扶手，发泄心中的恼怒。沈醉咬着牙，紧紧地抓住沙发扶手，恨不得一下把它捏成粉末。凌晨两点半左右，卢汉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了出去，坐上汽车走了。沈醉以为是分别拉出去解决掉，心想，自己才36岁，就这样轻易地死了，实在有点不甘心。可是不甘心又有什么办法呢？片刻，卢汉的副官又把沈醉和宪兵司令部代司令李楚藩带上了汽车。看到汽车一直往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驶去，李楚藩这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下车后，沈醉被带到四楼卢汉的办公室。进去一看，李弥正在和张群的秘书处长周君亮谈话。周君亮告诉李弥等人说，张群到昆明后，卢汉根本没与他见面，就把他软禁在自己家中，张群的随员都被扣留在五华山卢汉的办公室。卢汉派人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后，便给李弥等七人发了开会通知。这时，几个看守走了进来，让七人休息。沈醉第一个进去，见是个办公室里摆了几张行军床，床上放着干净的新被褥，便脱去上衣往床上一躺。李弥进来后，走过来不由分说地踢了沈醉一脚。沈醉问：“你干什么？”李弥气愤地说：“这么严重的情况，不好好商量，你还睡觉？”沈醉笑着说：“要杀头也是明天的事，让睡就睡！沈醉躺在床上，佯装睡觉。其实，他哪里睡得着呢？沈醉愤愤的想，要是戴笠活着，绝不会把他丢下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思前想后，沈醉认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条是顽抗到底，以死相拼；另一条是假起义；再一条是真起义，把一切都交出来，彻底与国民d断绝一切联系，立功赎罪。沈醉估计，第一条路自然是必死无疑。第二条路有可能活着逃出去，也有可能未逃之前被发现。可是逃出去，毛人凤不会饶他，逃不出去，被发现了，卢汉也不会饶他，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恨透了毛人凤的沈醉，觉得自己只有走第三条路：真起义，真投降。只有这样才是一条生路。主意一定，沈醉的心反而坦然了，他准备亲自号召云南省300多公、秘单位的特务以及他们统率的特务武装部队，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一切文件、器材，随沈醉一同起义，并把沈醉在上海藏匿的一些枪支、电台的地址供出来。沈醉还想到当天中午才到昆明的四个大特务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想把他们也交出来。因为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已无法逃台，而且他们对昆明的情况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弄不好就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还不如与沈醉一道参加起义。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沈醉押到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卢汉的民政厅长杨文清递给沈醉一张拟好的起义电文，让沈醉在上面签字。沈醉看了一遍之后，觉得这种行文不符合特务的行文习惯，部下一看就会知道不是沈醉的意思。于是沈醉对杨文清说：“这样不行！还是我亲自起草一个电文吧！”杨文清看了一眼沈醉四周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说：“在这种时候你自己越写越乱，还不如就在上面签个名。”沈醉说：“这种行文即使签了名，也起不了作用，还是我自己写为好。”杨文清只好递给沈醉一支毛笔和一张十行纸。沈醉不慌不忙地把纸铺开，提笔一挥而就，大意就是让手下的特务们，响应卢汉的起义，从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将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在后，沈醉写道：望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自新良机。卢汉在看到沈醉亲笔写的手令后，高兴，后来还把下令这手令制成锌版，大量印发，到处张贴。沈醉的这个手令在12月11日的《云南日报》第一版上刊登出来之后，广播电台又连续广播了三天，好让分散在各处的特务都能看到、听到。卢汉本以为作为军统元老的沈醉是难缠的，结果没有想到沈醉却是为配合的。1979年9月，有关沈醉参加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完好地清理出来并送到了北京。有关部门经审定，于1980年宣布，沈醉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

1947年9月，保密局行动处长叶翔之带人查抄了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的住所。耐人寻味的是，胡宗南却叮嘱叶翔之，让他将此事不要声张。1936年12月，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熊向晖秘密入d，1937年12月，他受上级指示，来到了胡宗南的部队。由于熊向晖为人精干，很快就被胡宗南注意，任命他为副官， 不久后又让他担任机要秘书，成为胡宗南的亲信。熊向晖在西安的住所被叶翔之带人查抄的时候，他已经去美国留学。熊向晖身份的暴露和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有关，陈琏和丈夫袁永熙在家中设立的秘密电台被保密局北平站破获，经过查询线索，北平站又挖出了地下d在西安的一部秘密电台，西安的地下d情报负责人王石坚被捕。在严刑拷打中，熬不过的王石坚变节，将他知道的绝大部分情报全部写了出来，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被捕，牵连被捕者达120多人。虽然王石坚并没有供出熊向晖，但是叶翔之从招供的材料中，猜测熊向晖是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地下d，在搜查熊向晖住所拿到一些资料后，叶翔之确信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好在当时熊向晖人在美国，叶翔之想抓人却是鞭长莫及。”西北王“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居然是共产d，这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如果属实，那么蒋介石将会如何看待胡宗南这个”天子第一门生“呢？叶翔之也不敢贸然上报，因为他怕因此惹怒了胡宗南。时任保密局总务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在西安，原来当时保密局在西安有五万袋面粉，但是却被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处的处长金树云扣留，保密局长毛人凤特派沈醉前来处理。沈醉在戴笠时期就和胡宗南相熟，所以直接去找胡宗南，胡宗南打电话将金树云臭骂一顿，沈醉顺利的拿到了这批面粉。沈醉到西安后，和叶翔之同住在保密局陕西站的招待所，叶翔之便向沈醉请教，说熊向晖的事情如何处理。沈醉说：”这个事情牵扯到胡长官的声誉，你必须请示毛局长，万万不可自作主张。“叶翔之当即给毛人凤发去电报，毛人凤很快就回电了，让叶翔之拿着关于熊向晖的所有案卷向胡宗南汇报，如何处理由胡宗南定夺。当胡宗南看了叶翔之带来的案卷后，脸色发白，他马上给毛人凤打电话，让保密局随后向蒋介石汇报时，不要提及熊向晖等几人的姓名，毛人凤满口答应。当天下午，胡宗南设宴专门请叶翔之和沈醉吃饭，饭后又叮嘱叶翔之，说熊向晖的事情以后保密局不要再深入调查了，由西安绥署的情报部门调查。接着，胡宗南又表示了自责，说自己长期以来忙于军务，疏忽了对身边人的观察。叶翔之连忙说：”胡长官事务繁忙，这完全是我们保密局陕西站的工作没有做好。“沈醉和叶翔之不过是保密局的两个少将特务，但胡宗南为了让熊向晖的事情压下去，对两人是态度极好，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的姿态。当叶翔之说他几天后要去兰州公干，胡宗南当即吩咐副官，让西安绥署派一架小型飞机送叶翔之去兰州，叶翔之受宠若惊，连说”不必了，不必了“，胡宗南则连说”应该的，应该的“。1949年3月，沈醉（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让他去一趟西安，把胡宗南的妻子叶霞翟接到昆明。沈醉不解地问：”去台湾不是更好吗。“毛人凤说：”陈长官（陈诚）在台湾，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和胡长官一向不和。“不过，当沈醉来到西安时，胡宗南考虑了半天，认为大势已去，所以后还是决定将妻子叶霞翟送去台湾。胡宗南和沈醉交谈中，仔细地询问了云南的情况，沈醉猜测胡宗南准备放弃西安，有将部队派到云南的想法。沈醉忍不住问道：”胡长官，西安应该守得住吧？“胡宗南说：“半年内没有问题，只要友军不要扯后腿。“接着，胡宗南又对沈醉发了一顿牢骚，说徐州本来不应该输得那么惨，都是统兵将领各自为战，保存实力，结果被各个击破。沈醉回到昆明不久，解放军就发起了渡江战役，5月西安也解放了，胡宗南带着残部仓惶退守汉中。不过，蒋介石终还是知道了熊向晖的身份，在1949年11月初，在北京的张治中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明了熊向晖的地下d身份。蒋介石看了信后，大为震惊，但是由于当时胡宗南掌握着蒋介石在西南的大部分嫡系主力，所以蒋介石隐忍不发。胡宗南在葬送了大部分军队后，困守西昌的他几次要求回台湾，但都被蒋介石断然拒绝，后来国民d原甘肃省主席郭寄峤对蒋介石说：”胡宗南是著名将领，如果被共军俘虏，影响实在太大了。“蒋介石听了后有所触动，于是允许胡宗南来台，就这样胡宗南在西昌解放前夕，抛下部队乘飞机逃到了台湾。到台后的胡宗南受到各方攻击，也不再被重用，他对亲信发牢骚说：”我当时就应该在大陆自裁的。“1962年2月14日，胡宗南病逝，17日，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在胡宗南病逝前的2月10日，蒋介石前来探望，胡宗南涕泪交流，在交谈中，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对蒋介石说：”这里（台湾）真是没有意思。“蒋介石听了之后，沉默良久。

一日，原国民d17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夜里闹肚子，去往功德林茅厕内上厕所。刘嘉树刚蹲下，就发现背对着一人，竟然是个长发“女特务”，吓得刘嘉树差点晕过去。沈醉得知消息，蹲守3天厕所，都未能“破案”。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俘虏了许多国民d高级将领，大多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国民d战犯中，有各色人物，有曾经国民d军的一方大员，比如王耀武、杜聿明、王陵基等人。还有国民d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头目，比如周养浩、徐远举、沈醉等人。后来沈醉被特赦后，写了回忆文章，对于功德林的岁月有着详细的记录。根据沈醉的回忆，他被送入功德林后，和周养浩关系很差。一次，沈醉同周养浩一起聊天，说着说着两人话不投机半句多，开始争吵起来。周养浩来了脾气，直接抄起板凳，就要砸死沈醉。沈醉一番躲闪，才幸免于难，再也不敢招惹周养浩了。沈醉和周养浩关系不好，和老上司徐远举关系亲密，两人常常捉弄其他国民d战犯。沈醉喜欢戏耍的人，就是国民d“土木系”原79军中将军长方靖，还是因为方靖长了一面麻子。沈醉本人也有麻子，但是他不在乎，方靖却烦人家提“麻子”两字。方靖不喜欢，沈醉就偏偏要说，故意惹方靖不开心。一天，外面开始下雨，沈醉躺在床上，说：“大家快来看啊，下雨了。”方靖一听“麻麻雨”，反呛沈醉：“麻麻雨就是小雨，什么叫麻麻雨啊？”王耀武一看，方靖气得拍了桌子，赶快劝解说：“湖南人口音重，沈醉可能说的是毛毛雨？”沈醉不愿意了，说：“我说的就是麻麻雨，就是‘麻子’的‘麻’。”王耀武无奈地摊摊手，方靖不再同沈醉争辩，气着冒雨出了门。在沈醉的回忆中，还记录了一个奇事，事情发生在原国民d17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身上。刘嘉树毕业于黄埔一期，比沈醉大11岁，虽然同为中将，但是沈醉还是比较敬重他。一天晚上，刘嘉树不知道是不是吃坏了肚子？躺在床上，开始闹起肚子来。刘嘉树赶快起床，来到功德林厕所内，准备上厕所。当时功德林的厕所，是一条四米左右的直沟，上厕所的时候需要战犯们背对背蹲着，谁也看不到谁。刘嘉树身材较胖，蹲下去后，上完厕所正要站起身来。突然，他感觉背后有人在盯着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梳着巴巴头（民国发式）、穿着大圆角上衣的……（刘嘉树此时正在生病，可能是病中恍惚产生的幻觉而已。）。刘嘉树知道功德林没有女战犯，即使有女战犯，也不会上男厕所，差点吓晕过去。就在这时，厕所外响起脚步声，刘嘉树赶快呼救。原国民d10战区副司令、第2“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走了进来，仔细一看，厕所内只有刘嘉树，并没有所谓的“巴巴头”。刘嘉树在牟中珩的搀扶下，赶快去告诉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认为不可能。我军是“无神论者”，既不相信“神佛”，也不相信“鬼怪”。但是为了让战犯们心里安宁，管理人员拿着手电筒，绕着厕所周围仔细盘查了一遍，什么“巴巴头”都没有发现。沈醉听说了情况，来了心思，主动请求帮助“破案”。他连续3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孤身一人来厕所中抓“巴巴头”。有时候还故意多蹲一会，什么都没有发现，然后他又去往厕所旁的学习室，特意坐上一会。在学习室内，他不点灯，就坐个半夜，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通过沈醉的查证，也可以得知所谓“巴巴头”，仅是生病的刘嘉树的幻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