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村是个有故事的村庄。明洪武四年（1371)，褚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来屯田，取村名褚百户屯，后称褚官屯。永乐二年之后，其他姓氏陆续迁来，出现吕家楼、李辛庄、陈铺子、盐店、肖家房子、王辛庄等自然村，加上原来的褚官屯共分七个自然村。1929年，村中财主刘家（沧州富豪刘凤舞的后裔）和本村李家因故打官司，经县衙李师爷斡旋，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说服两家“化干戈为玉帛”，和好如初，遂将村名改为人和村。”1981年，改名为仁和村。吕家楼乾隆时曾建有义仓。仁和村清真寺，始建于1912年，已有100多年，2008年进行了第三次翻修。仁和村出过一些名人，如王公弼、刘佩臣等。王公弼（1585-1655)，字直卿，号梅和，出生在沧州城里，后迁居仁和村。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授工部营缮司主事，虞衡司员外郎，天启三年（1623）出任宁国府知府，任内首议免杂税，减农民稻谷，设约法以济贫乏。崇祯二年（1629）擢右布政使。会河南地方匪寇嚣张，公弼设新勇营，裁属地方超额夫役，以其口粮充饷，不向民间征取。以计擒地方匪首，他则散去，情以平息。八年（1635年）湖北一带匪患严重，漕船塞满江中。公弼从漕中提八千石粮以济民。未几，叛乱者由泸江进犯桐城诸路，于潜山、太湖、枫香驿有战事，卒以有备得无患。有人以擅留漕粮事上告。九年（1636年）降参议，分巡靖远道。崇祯十二年（1639）调山东按察司副使，分巡东昌道，值大饥，农民拟借机闹事，公弼发粟给赈，所活百万计。朝议：“有军旅才”，擢山东巡抚。请捐、请赈，疏凡九上，民困少解。李青山等叛乱，赖公弼有备，大败之于章丘、汶上间。崇祯十五年（1642）为通政使，巡抚山东。明亡，降于清，仍补原官。顺治二年（1645）擢为户部侍郎。因争对义军招抚事，受牵连，查无据。遂奉母还乡，卒于家，葬于沧州河西王家坟（今沧州市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氏族人将其墓迁至运河区红庙村，后又迁于仁和村东安葬。王公弼著有《兵枢集》《乐府集》《景庆堂文选》《景庆堂诗选》《抱琴居士集》《抱朴居士集》《篆中隶宜》等书。大汉奸刘佩臣是仁和村人，1903年出生，回族，是沧州东部和山东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1927年任山东警备第二旅旅长，七七事变后，投靠日本鬼子，任“华北自治联军”副总司令、“沧盐新剿共”总司令、皇协军护国总司令等。死心塌地充当日本侵略军的走狗，罪行累累，在当地民愤极大。1947年8月，在山东惠民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1937年9月13日，日军打到沧州北部姚官屯。守卫姚官屯的国民政府军将领庞炳勋第40军第39师和刘多荃第49军与日军激战7天7夜，重创日寇。战场在仁和村附近，日寇对该村进行疯狂的报复，进村杀害了18位村民，制造了“仁和村”惨案。

寄蜉蝣于天地

杨门本有四知堂闻名于世，漾濞石门关龙坝河杨氏一门先祖，自南京应天府大坝柳树湾摇铃行医至天水郡，再于元至正行医入滇，定居太和，与民家通婚，后有同门杨泰之子遁入空门，洪武朝京，以龙女花为君药，马皇后乳痈，马嘶花放，明太祖大悦，赐法名“法天”, 封为护国法师，授大理府僧都纲司都纲。至此，太和杨家以滇密佛药闻名天下，杨氏先祖创“宏瑞堂”，以医技谋生，以疗效传名，子孙昌盛，瓜瓞绵绵，至今有数百年历史，明亡后迁蒙化合江铺腊么克，与彝族通婚，清康熙，先祖杨志迁蒙化石门关龙坝河定居，与漾江世居望族蒙氏、熊氏、罗氏、茶氏、下山咀巡检司尹氏及永昌府梅氏皆有开亲，至今。太祖杨廷举，咸丰三年，云南回乱，罗刹文秀请其出山以做帅府“军医”，被拒后，杜魔罗刹将其残忍地杀害于湍溪（今漾濞雪山河），弃尸风雨桥下，幸得桥上其一长期资助落魄文人下河打捞，身首合一，又到石门关报信，长子元震妻熊氏闻讯痛不欲生，族人皆躲避回乱，熊氏以一背篓负翁尸骸归葬祖山，传为美名；高祖杨天恩，将杨门医药发展到极限，其姐适蒙化直隶厅候补同知熊黄甲（四品，即漾濞人称熊百万是也），药以官贵，官助药威，创造了一驮草药换一驮银子的奇迹，守正创新，搜集整理大量彝族医药验方，编译《献药经》，编撰《巫医蛊方精要》，宏瑞堂名身鹊起，熊杨两家，盛极一时；曾祖杨发祥，身材高大出诊时喜骑一白马，白衣白马，药到病除，又兼任新成立的漾濞县状师之职，人称杨先生，杨状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漾濞人田钟麒将军背负孙中山先生飞檐走壁，将先生安全护送上“中山舰”，田将军邀其前往做国父私人医生，其时滇西匪乱猖獗，家道中落，乡民缺医少药，又要照顾家小，更要服务乡梓，未能成行。解放后，漾濞合江铺熊黄甲一族，几乎全部被镇压，杨氏姻亲，多受牵连，石门关龙坝河杨氏收藏医书、古籍善本甚至家谱、祖先牌位被人强行逼迫“自行”悉数运送至金牛屯街心村文昌宫尽数焚毁，烧三天三夜火始灭，祖父杨茂英，声泪俱下，痛不欲生，叹息曰：时局巨变，自古不杀医生不烧医书的规举毁于一旦！坦言：石门关龙坝河杨氏门中三代之内不得行医。杨茂英长女杨新美之子张金荣，重新注册“宏瑞堂”医药类商标，获准，又恢复杨氏门中传承七代之云南琵琶甲养殖加工制作技艺，大力发展“云南虫药”，访族中长老，听口述历史，录单方验方，追古溯今，仍遵“宏扬正气瑞福天下，慈悲定慧药济苍生”之家训，拟在下一代杨氏门中培养仁者鼓励行医，传承彝医绝学，服务乡梓。#虞衡简介#

晨读历史：明朝中期内阁首辅———高拱[gāo gǒng]（接续4）轶事典故隆庆年间，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互相起兵仇杀，当地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于是率兵征伐，没有成果，且将成乱。新任巡抚阮文中上任前，先去拜见高拱。高拱说：“安国亨本来是被奸臣拔擢为官的，为了私仇而杀害安智的弟弟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穷困不堪。安智怀恨报仇，他们之间关系恶劣，互相攻讦，出口都是仇恨的话，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巡抚偏向安信、安智，所以安国亨疑虑恐惧，不服拘捕；于是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上来。什么是叛逆？是侵犯朝廷。如今夷狄自相仇杀，和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不服拘捕，也只是违逆而已，却奏报朝廷，以军队去袭击他们，夷民怎么肯束手就死呢？虽然各有伤残，然而从未听说安国享有领兵抵抗的事。而一定要以叛乱来加罪于他，也太过分了。为人臣的专力于欺骗蒙蔽，地方上有事隐匿不报，就挑动事端想得到非份的功劳；又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虚无说为事实。开始的时候把事态说得很严重，以便邀功，同时为将来预留余地；后极力促成其反叛情节，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话。这难道就是对国家尽忠吗？你确实有廉洁的美德，应平心静气去处理这件事。尽量不要给安叛逆的罪名，改为仇杀和违逆之罪，那他们一定会站出来辩驳、听从判决；只要人一站出来，是不是叛变的情形自然就清楚了。只判处他仇杀和违逆的罪，必然没有不服的。这才算是国法平正，天理公平。如今一些做官的人，往往喜欢把前任官吏所上报的事态说得更加严重，以表现自己的干练。这是小丈夫的作为，不是正道人士所该做的。你好好自为之吧！”阮文中到贵州以后，私下探访，果然都像高拱说的一样。于是公布五项处理办法：一，责令安国亨献出安置职务的人犯；二，依照夷人的习俗，赔偿安信等人的性命；三，命令划分土地安插穷困的安智母子；四，削夺土司的职衔与其儿子世袭的权利；五，从重处罚，以严惩恶行。但是安国亨见安智还住在省城里，心中更加疑惧，怕统兵官吏诱杀他。所以依旧拥兵，不服审判，并上疏辩解冤屈。阮文中被众议所迫，又上疏请求用兵征伐。高拱心想征伐实在不是好办法，不征伐却又损害国家威严，于是暗中指示兵部，请吏部给事中贾三出面去审判这件案子。安国亨听说有官吏奉命来审判，而不是军队来清剿，很高兴地说：“我是听审的证人，统兵官一定不敢杀我，我可以自己说明事情的经过。”于是赶出奸臣，亲自到省府听审。五件事都一一照办，并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赎罪。安智还不肯听从，阮文中又处理了那些拔擢安国亨的奸臣，安智才顺服了，也被革除管事之职，听任母亲安排。朝廷的官吏还没到，乱事已经便平定了。家族成员祖父：高魁，成化年间举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亲：高尚贤，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历任山东按察司提学佥事、陕西按察司佥事等，至光禄寺少卿。儿子：高务观个人作品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集》。高拱著 《病榻遗言》四卷墓址俗称“阁老坟”，位于新郑市北约0．5公里阁老坟村西北约100米处。坐北面南。据《新郑县志》载，原墓地南北长250米，东西宽约150米，由南向北有石坊和拱形大门楼，门前有一对石狮。大门内为陵园，南北长230米，东西宽95米。二门内有神道石刻仪仗。后边是拜台(即祭祀坛)，左右有厢房。后是祀祠大殿，殿后60米有墓冢，上圆下方，高8米，周长95米。冢四周有5棵柏树，意为“五龙捧寿”。陵园建筑早年被破坏。墓前石刻仅存碑座。高拱墓1982年1月，被原新郑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新郑县文物保护单位。（早）

嘉庆是一位节俭的皇帝，对瓷器烧造的兴趣不大，自嘉庆十六年起，就停烧了大运瓷器。道光即位时，景德镇御窑厂已停烧大运瓷器将近十年。道光元年，随着宫廷用瓷更换年款的需要， 大运瓷器又恢复了烧造，按照嘉庆四年的标准，每年用银以5000两为度。直至道光二十八年，始将每年制瓷用银减少为2000两，由此道光大运瓷器的数量大为减少，娇黄瓷器和御茶膳房等用瓷也不再单列，全部融入普通大运瓷器烧造和奏报。道光一朝30年，几乎每年御窑厂烧造瓷器的数量都有记载。据清宫档案中所存总管内务府历年呈报督陶官报销瓷务费用情况的奏折统计，道光年间总共制坯大约51万件，其中烧坏破损大约10万件，解京的上色瓷器和次色娇黄瓷器大约16万件，就地（景德镇）变卖的次色圆器和琢器大约25万件。这就是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大运和传办瓷器的总数量，其中绝大部分是大运瓷器。我们虽然得见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每年烧造瓷器的总数，但遗存至今的完整的报销册档，仅见两份。一份是道光二十八年督陶官士魁呈进皇帝的《制造圆琢瓷器呈样黄册》，列举了大运琢器14项，大运圆器65项（道光二十七年尚有广储司瓷库札复九江关监督关于减成烧造瓷器事，实为道光二十八年烧造圆器的依据，清单内容相同）。道光皇帝在这份册档上勾除了16项圆器，并朱批：“勾除者十六项自本年永停烧造，此册发往九江关监督衙门作为交代。”另一份是道光二十九年大运和传办瓷器烧造的《工料细册》，共计大运琢器8项，大运圆器49项，实际即道光勾除14项大运圆器后的烧造情况，同时大运琢器也有所调整。另有涉及大运瓷器部分名目的清单四份。第一份是《广储司瓷库知会九江关监督烧造道光二年大运瓷器事》，内将大运琢器减烧为29项100件，并将道光元年传办的御茶房、御膳房、寿康宫等用瓷按年随大运瓷器烧造。第二份是道光十年《广储司瓷库咨行九江关监督减烧五彩、改烧花样呈进事》，内列50种“大运瓷器内红地五彩艳色者”减成烧造，并增烧14种圆器。第三份是道光二十二年大运琢器和传办瓷器的《工料细册》，内计大运琢器29项（该《工料细册》中列31项，其中2项为斗彩半成品，实际品种计29项），名目同道光二年。后一份是九江关监督图璧的《呈缴道光二十六年分大运内娇黄次色单》，内计大运并御茶膳房次色娇黄圆器51项。这些档案是我们现在研究道光大运瓷器名目的主要依据：由上述统计可知，道光大运琢器自道光元年的37项、至二年的29项、至二十五年的14项、至二十九年的8项，其名目逐年递减情况是完全清晰的。而大运圆器则仅道光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有完整的名目清单。其中道光二十九年的《工料细册》，详细列举了8项大运琢器、49项大运圆器的尺寸、烧造数量、烧造工序和成本，为道光大运瓷器的名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咸丰以后直至清朝覆灭，大运瓷器的烧造基本都是在道光二十九年的基础上作细微的调整。因此道光二十九年大运瓷器的名物研究，既是开启清晚期大运瓷器研究的钥匙，也是回溯研究道光乃至乾嘉大运瓷器的依据，其重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按照这一概念的理解，清代御窑大运瓷器的烧造应始于康熙二十年，即后来所谓的臧窑。据雍正十年《江西通志》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臧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另据年希尧雍正五年三月的奏折：“臣查（康熙）十九年烧造瓷器，至二十五年工竣，已逾五载之久，而烧成瓷器共得一十五万二千余件。”（本文清宫档案均引自铁源、李国荣《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臧窑每年烧成瓷器应在3万件左右，陆续解京进呈，算是名副其实的“大运”了。臧窑之后，康熙一朝再无明确的大规模御窑烧造记载。直至雍正五年，始正式恢复景德镇御窑厂的年例烧造，由年希尧任督陶官，是为年窑。唐英后来在《陶成纪事》中回忆：“每岁秋冬二季，雇觅船只夫役，解送圆琢器皿六百余箱。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二、三寸口面以及三、四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尚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赏用。其瓶、罍、尊、彝等上色琢器，由三、四寸高以及三、四尺高大者，亦岁例二千余件。尚有选落次色二、三千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以备赏用。”这数量庞大的解京瓷器中，绝大部分是大运瓷器，雍正时期大运瓷器的烧造及解运已经步入常态化。乾隆六年五月，皇帝在批复唐英的奏章中颇有责怪：“不但去年，数年以来所烧者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且汝从未奏销。旨到可将雍正十、十一、二、三等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乾隆元年至五年所费几何、所得几何一一查明，造册奏闻备查。”唐英虽然根据乾隆的旨意马上对相关年份的烧瓷用银情况予以奏报，然而直至乾隆十二年唐英编写的《制造瓷器则例章程》付诸实施，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合称“七卿”。加上通政司、大理寺，遂为“九卿”。吏部掌全国官吏的选授、封勋、考课等政令，被视为“古冢宰之职”，故地位较其他五部为尊。下有——文选（始称总部、选部）、验封（始称司封）、稽勋(始称司勋）、考功四清吏司。文选司掌官吏班秩的迁升及改调等事，故事权特重； 验封司掌官员及其亲属的封爵、袭荫、褒赠及吏算等事；稽勋司掌官吏的勋级、名籍、丧养等事；考功司掌官吏的考课、黜陟等事，是吏部中又一个有实权的部门。户部掌全国户口、田赋等政令，具有民政管理和财政管理两个方面的职能，事权为繁重，其下属机构的设置也与其他各部不同。洪武六年（1373年）充实六部机构时，吏、兵二部之下各设三个属部，礼、 刑、工三部之下各设四个属部，唯户部下设一、二.、三、四科及总科，五个属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为了适应部务浩繁的实际情况，与地方十二个布 政司枏对应，在户部设十二个部，后改十二部为十二清吏司。宣德时定为浙江、 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广西、贵州、云南，共十三个清吏司。礼部掌礼仪、祭祀、宴会、贡举等政令，下设仪制（始称仪部）、祠祭（始称祠部）、主客、精膳（始称膳部）四司。仪制司掌各种礼文及宗封、贡举、学校之事，祠祭司掌各类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主客司掌国内各少数民族及外国朝贡接待给赐之事，精膳司掌宴飨、品料、酒膳之事。兵部掌全国军官的选授考察、军队的训练调遣等政令，下设武选（始称总部、司马部）、职方、车驾(始称驾部）、武库（始称库部）四清吏司。武选司掌卫所军宫及土官的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凡除授出自中旨即未经兵部而直接由内官宣称出自皇帝简选者，该司得复奏请旨而后行，在四清吏司中地位特重，与吏部文选司相仿；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 故该司官员对天下道里的险易远近、边腹疆界的古今变化、各处军队的强弱配备等等为熟悉；车驾司掌岗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负有巡警、宿卫的职责；武库司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负有后勤供给及兵源输送的职责。明初由都督府和兵部共掌军政，其后都督府渐成闲曹，兵部权势更重。而太仆寺因掌全国草场和马匹，其事辖于兵部。刑部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等政令，为全国高司法行政、与户部一样，下设浙江、江西等十三清吏司，既分掌各分省刑名，也带管在京各衙门事务。由于东厂和锦衣卫参与缉捕，司礼监又主持“廷鞫”(在朝廷上审讯)，而大理寺专理复审，故刑部的事务受到各方面的牵制，但也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司法的重视。工部掌全国百工营造及山川采捕之政令，下设营缮（始称营部）、虞衡 (始称虞部)、都水（始称水部）、屯田四清吏司，及宝源局、抽分局等机构。营缮司主经营兴作之事，故三年一役的轮班工匠、月役一旬的住坐工匠，以及各色工役人员均由其管理，一应工料均由其筹办；虞衡司主山泽采捕及陶冶之事，故山货土产的征税，制陶冶炼的费用，以及山场、园林的收入，均由其负责；都水司主川泽、陂地、桥梁、舟车、织造、券契、量衡之事与此有关的力役和费用由其筹措；屯田司主屯种、抽分、薪炭、夫役、陵墓之事，组织垦殖及工商管理的职能明显。与六部并称为“九卿”的是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都察院是国家高监察，这个性质使得都察院的权力可以渗透到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的各个环节，因而也同时具有司法、财政、军事、吏治等各方面的职能。大理寺为司法复核，驳正刑部审理的重刑大狱。通政司全称为通政使司，是明太祖为防止中书省的专权而设置的“喉舌之司”，设通政使一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誊黄右通政一人（均为正四品），左右参议各二人（正五品）。另设首领官经历司经历一人（正七品）、知事一 人（正八品）。由于通政司的设置具有特殊使命，故而被赋予特殊的地位，为九卿之一，居都察院之后而在大理寺之前，其职“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议大政、 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通政使均得参与。工作程序也有严格的规定：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均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与原状一并奏闻； 凡天下臣民实封奏事，初得直送御前开拆，后许于公厅启示，节写副本，然后奏闻；重要如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如有事关重大者，其入奏也须有通政司印信；凡诸司公文、勘合皆经通政司辨验，并编号注写，公文用 “日照之记”、勘合用“验正之记”关防存底；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皆不得径自封进，须由通政司汇总，早朝时一并进呈；午朝则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有机密重务则随时入奏；凡抄发、照驳诸司公移及勘合、讼牒、勾提件数、给由人员等，月终类奏，岁终通矣。即凡是以下达上的所有公私文书，均由通政司上达，在京各衙门下发的公文、勘合，均由通政司验辨驳正，确实有“喉 舌之司”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