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泰陵弘治帝，清泰陵雍正帝，唐泰陵玄宗李隆基，夏泰陵李元昊，隋泰陵文帝杨坚！看来泰是个好字，里面明泰陵主人名气算小的，还有哪些取泰为名的帝陵？#弘治帝简介#

在古代，有个奇特的现象，经常有些很小很普通的事情，突然就和朝廷政治牵扯上去了，然后就搅得整个朝廷鸡飞狗跳，一片混乱，明代也有一个小案子，却把东厂、六部，皇帝全扯进去了，三十八名官员入狱，这就是明代的满仓儿一案。明代有个千户叫吴能，女儿满仓儿貌美如花，可惜吴能家贫，缺钱嫁女，于是找来了一个媒婆，好能给满仓儿找个婆家，实在不行就卖了，为了能抬高女儿身价，骗媒婆说满仓儿是周皇亲周彧的亲戚。千户就是管理一千军人的武官，相当于今天的团长，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官儿，为什么穷到卖女儿就不知道了，不过卖女儿怕丢人，对外是宣称，把女儿送到周皇亲家里去了。有门路的人把女儿送到权贵家是常事，汉武帝的母亲，宋真宗刘太后都是从这种身份起家的。所以也没有什么人当回事。媒婆把满仓儿卖给了张乐户，几经碾转，满仓儿沦落到了京城娼楼，在乐户袁璘名下为娼，成了小有名气的歌妓。满仓儿的母亲聂氏舍不得卖女儿，但在家里没有发言权，不敢反对，没几年，吴能死了，聂氏于是找到当年的媒婆，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女儿。谁知道满仓儿因为痛恨父亲卖她，让她当了妓女，连母亲也恨上了，聂氏找上门来，她坚决不认，称不认识聂氏，不是她亲妈。袁璘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劝说聂氏：儿大不由娘，满仓儿好不容易成了头牌，不乐意再回家吃苦，让聂氏只当没养的算了，他另外再给聂氏十两银子以作补偿。聂氏坚决不答应，叫上小叔子儿子等人，把满仓儿抢了回去。这下袁璘不干了，不管满仓儿什么身世，他是正当手续买的人，怎么能就这样被抢走了呢？于是一纸状子把聂氏告到了刑部。刑部郎中丁哲和员外郎王爵审理此案，丁哲本就痛恨逼良为娼的行为，又感叹同僚的女儿竟沦落成妓女，同情聂氏寻女的苦衷，于是把满仓儿断归聂氏。袁璘不服，他是个妓户，言语粗鲁，啥也不懂，当场放泼叫骂顶撞，丁哲给了他一顿板子，把他赶了出去。没想到，袁璘抬回去没几天就死了。经御史陈玉和刑部主事孔琦验尸后安葬。东厂太监杨鹏跟秉公执法，经常不给他面子的丁哲不合，听说此事后，感到报复丁哲的机会来了，于是派他的侄子找到袁璘的妻子，唆使她去东厂上诉，状告丁哲枉法打死人命。杨鹏的侄子是满仓儿的恩客，他伺机与满仓儿联系上，帮她逃出家藏起来，他找来当年卖满仓儿的媒婆，媒婆说吴能确实说满仓儿是周皇亲家亲戚，具体什么关系她也不知，只把人卖给了张乐户。于是杨鹏侄子找来张乐户，与满仓儿一起串供，一口咬定满仓儿是张乐户的妹子，根本不是聂氏的女儿，聂氏的女儿早就卖给周皇亲家了，而且有邻里作证。袁璘的妻子到东厂告状，杨鹏装模作样审理一番，得出的结论：聂氏女儿早已被卖周皇亲家，满仓儿是张乐户的妹子，丁哲不问情由滥杀无辜，按律当判死刑。弘治皇帝看了后，命锦衣卫重审，结果还是如此。弘治皇帝觉得聂氏无故抢妓女说不通，再让刑部等三法司公审，三法司认为被卖到周皇亲家的聂氏女儿是个关键，于是派人去调查，周皇亲莫名其妙，我家从没买过聂氏女儿。聂氏女儿找不到，满仓儿也不见了，三法司只能如实回复弘治帝，弘治帝大怒，让各级刑事官员，全在一起庭审，这次张乐户，满仓儿都出场了，也不敢撒谎，说了真话，可是庭审的官员们不敢得罪东厂和锦衣卫，判丁哲公务致人死亡，判徒刑，王爵、陈玉一众刑部官员及聂氏母女杖刑。事情发展到这儿，已经不是民事案件了，是东厂锦衣卫欺负刑部官员了，刑部官员不服，典吏徐珪上书称，丁哲断满仓儿归其母符合人伦，并无大错，杨鹏拷打聂氏屈打成招，弄出假案，满仓儿诬告其母，却母女同受杖刑，东厂锦衣卫犯错案，却无一人受罚，刑部不服。可是徐珪的建议也太激进了，他让皇帝撤销东厂，处死杨鹏叔侄并满仓儿，贬锦衣卫官员到边疆种树.....他一下子得罪的人太多了，东厂锦衣卫也不是好惹的，立刻也上奏反击，刑部官员也不甘示弱，吵成了一锅粥，仅仅三个月不断有官员下狱，前后三十八名之多。弘治帝被吵烦了，终断定：杖责满仓儿，送入浣衣局为奴，丁哲撤职为民，给袁璘出丧葬费，王爵、陈玉等人罚钱赎罪后恢复原职。这个案子可说光怪离奇，朝廷各方势力倾轧，厂卫横行不法，明朝官场混乱，可见一斑。

成化年间，江南地方有个和尚名为继晓，因向大太监梁芳进秘术，被引荐给皇帝，得到重用。继晓所谓的秘术，大概就是一些房中丹药和空手变碗的小魔术之类的，这很对成化帝的胃口，把他封为国师，管理天下佛事。继晓经常借口为皇帝祈福，肆意敛财，在宫中建造寺院、做法事，把紫禁城闹得是乌烟瘴气。为了享乐，还要皇帝为他在西城修建大永昌寺，那是个居民区，于是强迫数百家百姓搬家，耗费数十万民脂民膏才建成。等到了1488年，成化皇帝朱见深去世，弘治帝朱佑樘继位，他早就看宫里这些神神道道的不顺眼，借口天象有变，把继晓下狱，流放到边地挖煤去。教义是用来完善内心精神世界的，任何能够长远发展的宗教，无一不是让人修炼自身，导人向善。可是在古代的阶层等级之下，宗教却被一些走偏门的人拿来，作为迎合上峰的工具，导致教义偏颇，好坏颠倒，继晓的故事可引以为戒。#弘治帝简介#

丹书铁券实际上就是“催命符”，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初被刘邦发明出来的时候，还不是免死功能。是永享富贵，世袭罔替，是永久的饭票。丹书铁券上承载了皇帝的誓言，山盟海誓很容易，做到的能有几人，爱情既然都无法永恒，这丹书铁券又如何能做到。南北朝时期的大军阀尔朱世隆对丹书铁券有着好解释：“今日两行铁字何足可信”。意思就是：“就那么一块铁片上面刻着两行字，我怎么能信你”。丹书铁券这玩意根本不是免死金牌，实际上这玩意更是催命符，谁有这玩意谁死得更快，毕竟这东西是否兑现还是皇帝说的算，终解释权归皇帝所有。关键一点这丹书铁券不能超发，一旦超发和货币一样，根本就不值钱。历朝历代几乎都发过丹书铁券。但发得多的就是大明王朝，其他王朝几乎都是开国皇帝发，唯独明朝是每一朝都发，是超发货币。有明一代，朱元璋发了67张，朱允炆发了1张，明成祖发了64张，朱高炽在位十个月就发了11张，朱瞻基发了6张，叩门天子两朝朱祁镇发了30张，朱祁钰发了8张，成化帝朱见深10张，弘治帝朱佑樘3张，正德帝朱厚照11张，嘉靖帝朱厚熜6张，隆庆帝朱载垕1张，天启帝朱由校2张。没有发丹书铁券的只有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可以说，只有朱元璋与朱棣发布的丹书铁券有点含金量，其他的几乎和废纸没有什么区别。朱元璋版本的丹书铁券叫“开国承运”。明成祖朱棣版本丹书铁券叫“奉天靖难”。这两个版本无疑是值钱的，但问题是，凡是拿到“开国承运”版本的，朱元璋一律不给兑付，而且是拿到这一版本的都基本被杀。朱元璋发67张，收回64张，有效3张，而凡是拿到“奉天靖难”版本的，朱棣还算可以，发出64张丹书铁券收回52张，有效12张。朱元璋这人很有意思，他自己发的丹书铁券不认，而认可唐朝皇帝颁发的丹书铁券，明初钱氏后裔钱汝性奉的丹书铁券，其父钱用勤在建昌府知府任上，因为税粮短缺被抄家抓捕入狱，按照朱元璋订下的律令，这是杀头的重罪。钱汝性情急之下想到了这个的丹书铁券，这个铁券是唐昭宗赐给平叛的彭城郡王钱镠，铁券有铭文二十六行，三百三十三字，结尾处写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铁券历经唐末两宋蒙元，宋太宗仁宗神宗等好几位皇帝都宣入宫中观赏，之后都归还钱家。钱汝性拿着唐朝的丹书铁卷去南京见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一向律法严苛的朱元璋居然在考究钱鏐铁券的真假后，认可了这个免死金牌，赦免了钱用勤，而且明朝丹书铁券也是依照这个版本设计的，究其原因，一是钱家后人犯的不是什么谋逆的重罪，再一点就是，子救父也符合孝道传统。二是钱镠铁券是大唐天子所赐，宋家皇帝认证，大明驱除蒙元，上承唐宋，是中华正统，自然要认这一块丹书铁券。可以说，包括皇帝本人，所有的人都免死金牌丹书铁券这类东西没用，而朝臣之所以如此对此孜孜以求，就在于求一个心里安慰，万一兑现了呢。还有一点就是，任何一种丹书铁券都不会赦免谋大逆。还是那句话，就是催命符。

公元1465年，明英宗朱祁镇去世，底下人开始商量编纂《英宗实录》，将名臣于谦打成乱d。礼部尚书丘濬坚决反对：“若没于谦保卫北京，大明江山早就没了，于谦的冤枉不能不彻底辩清”。说起丘濬此人，列宁曾给出很高的评价，称他为“中世纪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丘濬出生于1421年（明朝永乐十九年），字仲深，号玉峰，尊称海山先生，海南省琼山县人。他的命运颇为坎坷，一出生就没了父亲，和祖父、母亲相依为命。在祖父和母亲的教导下，丘濬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学习刻苦，博览群书，是当地有名的“神童”。曾经有一次为了借书，在人家门口一堵就是半个月，把人都吓到去报官了。丘濬20岁就考中广东全省第一名，在萧滋的引荐下到北京国子监学习，入翰林院做了皇帝侍读。他为官清廉，四十年来未置过家业，一心扑在工作上，接连辅佐了正统帝朱祁镇、景泰帝朱祁钰、成化帝朱见深、弘治帝朱佑樘四朝三代人。当年明朝夺门之变后，朱祁镇重掌大权，其子朱见深继位，群臣竞相上书要求编纂《英宗实录》，把于谦打入乱d一派。可丘濬秉笔直言，坚决要把夺门之变的真相写清，虽然其中也有不少曲笔回护，但终究是保住了于少保一世清白。丘濬在正统到成化朝的30年间，做的都是舆论文学工作，地位也升到了礼部尚书，可是他志不在此，他更倾向于治世平乱的方面。1465年大藤峡民变，丘濬为成化帝上书了平定叛乱的建议，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你一个搞文学的干吗来参与军事，就连朱见深都这样觉得。所幸朝廷的首辅李贤认为丘濬的建议不错，下达给前线指挥韩雍，三人一拍即合，后剿灭了叛军。丘濬一战成名，这下子朱见深也不敢小看他，认为他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中央大学校长，培养了诸多人才，其中就有正德朝名臣杨廷和。副业做着，主业丘濬也没落下。1487年，成化帝朱见深去世，明孝宗朱佑樘继位，丘濬将他耗费了20年心血所写成的《大学衍义补》呈上。本书洋洋洒洒30万字，深刻地指出当时大明朝存在的种种危机和应该如何应对的方略。可以说，大明中期的孝宗中兴，与丘濬以及他所上的《大学衍义补》是分不开的。自此，丘濬进入内阁，发挥自己的经世治国之才，包括盐政改革、简化税收、开放南北无人区，招募农民开垦等等。丘濬任阁臣三年，把一个经历土木堡之变，元气大伤的大明从深渊中拉了出来，但干实事的总难免被骂，尤其是大明言官。偏偏丘濬也不是好脾气，和言官闹得很僵，不满意就当着皇帝的面骂脏话，可谁叫皇帝喜欢他呢。面对同僚朋友，丘濬也不给面子，曾经和阁臣刘健在朝廷上争吵，直接摘掉帽子就要开干。王恕也是四朝老臣，和丘濬一样是内阁辅相，可是两人在政见上不和。为了扳倒王恕，丘濬命令太医刘文泰弹劾王恕，虽然一审问，朱佑樘知道是丘濬主使，依旧把王恕罢免，把丘濬说一顿了事。这事把丘濬推到风口浪尖，即使朱佑樘执意保护，言官们弹劾丘濬的奏折还是络绎不绝。公元1495年，73岁的丘濬去世，朱佑樘下令大修陵墓，追赠太傅，谥号“文庄”，亲自手书“理学名臣”匾额，其恩宠一时无两。但是由于丘濬得罪太多人了，他葬礼那天几乎没官员去拜祭他，而朱佑樘去世后，抨击丘濬的情况也更加严重。丘濬有本事大，也不贪，可就因为这睚眦必究的性格，成为儒家的反面教材，但凡提到他点好的，后面必定跟着骂他不懂做人、陷害同僚的事，把他的名声都弄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