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讨厌大臣们用嘲讽、举例劝谏，大业三年，他因与突厥交好而杀了劝谏的高熲、贺若弼，后来又杀了劝谏他的文帝秘书薜道衡、以及自己的秘书张?。他曾经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意思是我生性不喜欢别人劝诫。如果劝谏的人是想通过进谏求取名望，那就更让我讨厌了。而如果是地位低下的人，我虽然不会跟他计较，但也不会因此而提拔他，你们要牢记这一条。于是，朝中无人敢说真话。大业十四年三月，宇文化及、司马德戡策划谋反，大臣裴蕴得到地方官员汇报后，向当时任内史侍郎即炀帝秘书的虞世基报告，虞世基竟然因为炀帝不喜欢这种负面信息会怀疑其真伪而没向炀帝报告。随后，宇文化及、司马德戡发动政变，弑君于江都，并杀了害了虞世基、裴蕴等大臣。#求谏简介#

短暂如烟花般的荣耀：细说隋代救荒抗疫政策（上）我国在古代神话中，就已经有了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抗击自然灾害的故事，我们的先民们筚路蓝缕、积极乐观地面对大自然带来的一切恩赐和劫难。在无数个危急关头，我们祖先发动起群体智慧，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华夏民族就此得以繁衍生息。隋唐时期，是我国灾荒较为频繁的一个时代，那时的人们也丝毫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和疫情吓倒。在那个仅仅37年的隋朝，我们依然可以从史书上的字里行间看出那时人们的坚毅和官府组织救荒抗灾的乐观主义精神。一、古代抗疫和救荒政策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幅员辽阔的国家，治理这样的国家除了要极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还要有一个完整、系统的制度来面对一系列大型突发事件，比如人力难以抗衡的天灾、疫情等，在面对这些难以控制的不确定因素，我国的先民们仍旧以积极的面貌来面对他们。我国古代的抗疫政策都说隋唐时期的抗疫救荒是我国救灾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那个大一统王朝里，抗疫救荒政策已经更加系统化和全面化，不仅继承了早期的抗疫救荒政策，还在一定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整理。对于疫情，我们远古时期的神话故事里就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先秦时期，政府就已经对疫情的突发和传播有了较为系统的应对方式，尽管当时的科技手段并不发达，人们面对疫情的处理手段也相对显得稚嫩和落后，但是他们的抗疫政策放在今天也依然有可取之处。按照《说文解字》解释，“疫”乃“民皆疾也”的意思。具体而言，中国古代对一些具体瘟疫的称呼较为复杂，有瘟疫、疠、疟、瘴疠、时行、注病、伤寒等。瘟疫带给人们的伤痛会永远被铭记在骨髓里，等到它下次来临的时候，先民们依然会坚强地面对。在东汉末年，记录在案的瘟疫数量很多，汉灵帝时期至少发生五次大的疾疫，汉献帝建安年间，连年“大疫”更是造成了很多“阖门而殪”“覆族而亡”的人间惨剧，成为民族对疾疫痛切的灾难记忆。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朝廷主要有三种政策来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首先是统治阶级自省：皇帝罪己、移祸三公、改元更始，每当疾疫等灾异发生时，统治者往往进行自我反省，对此承担政治和道德责任。秉持着“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是代天来管理民众的，民众则是上天眷顾的对象。在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爱民如子是基本的政治伦理观念。所以如果出现民不聊生的情况，君主往往下诏自责，查找自己在为政和道德上的过失。尽管皇帝下诏罪己、求谏求贤是一种形式上的姿态，是做给臣民们看的。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人们对政权的信心。其次便是一种实际手段——赈济，赐赠钱粮、借贷物资、送死助葬。面对疾疫造成的生产和生活困难，统治者采取赐钱粮、借贷生产资料以及送死助葬等方式，给受疫情影响的人们提供救济与援助。此外，官府在灾后重建方面也有相应的措施，除了生活物资方面的赈济，还对于因灾而流徙的百姓给予赈贷，以帮助其恢复农业生产。对于在疫情中死亡的百姓，政府也给赐葬具和钱物，安葬逝者。后是减负：削减开支、轻赈薄赋、慎刑轻罚。除了给灾民赈贷生产物资、鼓励恢复生产的开源措施，统治者还在节流上下功夫，采取削减官府开支、减免税赋徭役以及减轻刑罚等措施，降低疫区人民负担。关于直接帮助疫区百姓的政策，便是送医送药、深埋死尸、隔离病人，政府不光会派遣太医抽调人手前去抗疫，还会妥善安排因病去世的民众的尸首以免造成更大的扩散。为了阻断疫情的传播，还会采用消毒杀菌、隔离病人的措施，来减少民众的损失和稳定混乱的局势。

影子高手苏代：以木偶劝阻孟尝君入秦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孟尝君田文招贤纳士的美名传到了秦国。“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秦昭王听说孟尝君贤明，于是先派弟弟泾阳君到齐国作人质，以此作为交换约见孟尝君。从《六国年表》中发现，“秦使泾阳君来为质。”记录在齐湣王二十四年，同年为秦昭王七年。次年，“泾阳君复归秦。薛文入相秦。”薛文即田文，古人有以封地为姓的习惯，田文承袭了父亲田婴的封地薛（今山东滕州）。秦昭王七年（齐湣王二十四年）为公元前300年。“孟尝君将入秦”，孟尝君按捺不住激动的小心脏，收拾行李套上驴车准备西去秦国。孟尝君自以为是，真以为自己很牛叉，在国际上有如此影响，所以想去秦国镀金炫耀一下。“宾客莫欲其行，谏”，众门客舍人异口同声不赞成他赴秦昭王之约，苦口婆心，良言相劝。“不听”，孟尝君固执己见，坚持前往。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禺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偶人所笑乎？”——《史记·孟尝君列传》恰在此时，苏代对孟尝君说道：“今天早上我从外面来，见到一个木偶人与一个土偶人正在交谈。木偶人说：天一下雨，你就要坍毁了。土偶人说：我是由泥土生成的，即使坍毁，不过归回到泥土里。若天真的下起雨来，水流冲着你跑，可不知把你冲到哪里去了。”古人劝说别人往往喜欢讲故事，曲折委婉地告诉别人道理，以故事启发别人思考。苏代用土偶、木偶对话启发孟尝君田文。“如今秦国像虎狼一样凶暴残虐而又贪得无厌，你想赴秦，万一不能回来，这岂不是像木偶人一样遭到土偶人的嘲笑吗？”孟尝君听后似有所悟，“孟尝君乃止。”这个小故事用在《孟尝君列传》有以下几点作用：其一，孟尝君喜客，即使远在西垂的秦昭王都被征服了，不惜拿自己弟弟来交换求见一面。其二，孟尝君固执己见，一众门客劝谏却不能听从，当然也反映了门客劝谏水平太低。其三，苏代先见之明，预料到孟尝君可能一去不复返。秦昭王八年，楚怀王被骗到秦国，扣留直至死亡。其四，暗示齐湣王与孟尝君的矛盾，毕竟齐湣王二十五年，孟尝君终被派去了秦国。“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齐湣王二十五年（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299，齐国终于又派孟尝君到了秦国。司马迁记叙时用了两个字“复”、“卒”，这其中可能针对性，说明孟尝君势力太大遭到齐湣王猜忌。孟尝君到了秦国，秦昭王让孟尝君担任秦相。后来有人劝说：“孟尝君齐王同宗，如果任秦相，必定是先替齐国着想而后才是秦国，那样子秦国就危险了。”随后秦昭王改变了主意，“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派人向秦昭王宠姬请求开解，于是虎口脱险大戏开演，“鸡鸣狗盗”之徒立功，这些故事人尽皆知了。司马迁的矛盾之处：关于秦泾阳君入质齐。从《田敬仲完世家》为齐湣王二十四年，在《六国年表》对应为秦昭王七年，此与《穰侯列传》时间相同，而《秦本纪》则为秦昭王六年，“泾阳君质于齐”。关于孟尝君入秦为相。《田敬仲完世家》为“（齐湣王）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对应《六国年表》则为秦昭王八年。而在《秦本纪》中则为“（秦昭王）九年，孟尝君薛文来相秦。”关于孟尝君免秦相逃生。《田敬仲完世家》记录为齐湣王二十五年，而《秦本纪》则记录在秦昭王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

公元前237年，秦王嬴政下令逐客。李斯一听，坐不住了，自己也在被逐之列，他立马上书秦王，说这样做不对，结果秦王………据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记载，韩国派水工郑国游说秦王嬴政凿渠溉田，这样一来，就可以耗费秦国人力，使之不能攻韩。在秦国贵族看来，修建渠道工程量大，耗时长，韩国的别有用心很快就被识破。秦国贵族于是纷纷上奏，一概否定了客卿的功绩和用心，希望秦王嬴政能够下令逐客。李斯听了后，立马反对。李斯是谁呢？李斯是楚国上蔡人，秦朝著名的政治家，秦王统一中国，李斯发挥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后官至丞相。也就是说，李斯自己并不是秦国本国人，如果逐客令生效，也就意味着李斯也得打包东西，远离秦国。李斯这下可不干了，他立马上书秦王嬴政，论证了逐客的错误性，也就是后世所熟知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开门见山就立马提出了论点，文中这么写道：“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意思就是听说官吏们议论纷纷，要驱逐客卿，我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紧接着，李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指出客卿辅助秦国富国强兵的事实。文中罗列了秦国历史上四位君王因得客卿之力，成就丰功伟业的例子。即秦穆公访求贤才，获取了由余、百里奚、公孙支等五位贤臣；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惠王任用张仪之策；秦昭王得范雎（jū）废穰（ráng）候，加强王权。李斯又从历史回归现实，一步步列举了秦王喜欢别国的珍宝、美色、音乐的例子。但在用人问题上却排斥别国的客卿，这种做法无疑是重物轻人，与统一天下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后，李斯又道出了几句千古名言。曰：“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翻译过来就是：泰山之所以高大，是因为它不拒绝所有的土壤；河海之所以深广，是因为它不舍弃所有的细流；君主只不排斥民众，才能够更显恩德。秦王嬴政审批了奏章后，终心服口服，收回逐客的成命。@闹市闲孩有时候，明明理在自身，但要想以理服人，如何表达也是一门值得研究的艺术。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陷入一种尴尬境地，就是总试图证明对方是错的，自己是对的。其实这个出发点就已经让对方不舒服，很少有人会愿意承认自己是错的。李斯的文章开头干脆利落，表达观点。论据十分充足，既有历史事实又有现实案例，还有理论佐证，论证方法丰富多样，可见，其本人自身造诣非凡，才华横溢。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626年—649年在位），是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有三面镜子：“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教诫太子诸王，对他们进行为君之道的教育是重要的。唐太宗对皇太子的教育是严格的，他原先立恒山王承乾为太子，后发现承乾穷奢极欲，沉溺声色，后发展到结d营私，阴谋篡位，就毫不犹豫地废他为庶人，重新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太宗对李治寄予了很大希望，他教育李治不夺农时，节制社于嗜欲，敢于纳谏。一次，太宗诸子在湖中划船，太宗把他们叫到岸边，对他们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经太宗一说，诸子明白了，做为人君能为百姓兴利除弊，就会受到拥戴；如果对百姓肆意残虐就会被颠覆。还有一次，太宗看见太子李治在曲木之下休息，就告诫他：“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太宗在临死的前一年，亲自撰写了《帝范》十二篇送给太子李治，把自己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思想都写下来，要太子以此为范。他在《帝范·崇俭篇》中说：政治清明朝代的君主，必然保持节俭的美德。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安于俭约而不奢侈；英明远见，安于愚拙而不自恃。不以地位高贵而骄人，不以恩德广厚而自夸。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栎做的椽子不加雕饰。舟车不加装饰，衣服不加花纹。土台阶不加高，肉汤不加调料。他们并不是厌恶荣华，不喜欢美味，而是要倡导淡薄节俭，人君如此，所以世风淳朴，百姓都有德行。荣辱开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自身的奢欲收敛，则美德充盈；千种欲求内攻，则外有凶事。丹桂内的蛀虫虽小，终究会损荣芳；朱火内的烟尘虽微，必然会阻光焰。可见，骄奢由人的意志决定，不节制会使志气消沉；奢欲生于自身，不遏制会使命丧。所以，桀纣放纵自己，终成大祸；尧舜约束自己，福泽绵延，能不努力崇尚节俭吗？

因缘际会不过如此。武则天想知道社会上发生的所有事，保家上书说造一个铜匣收集天下密奏，这个铜匣分隔为东西南北四室，对应四个投入口，可以从口投入，不可取出。然后放到朝堂，东为“延恩”求仕的投，南“招谏”议朝政，西“伸冤”，北“通玄”天文灾像。不久就有人投说保家在徐敬业造反的时候指导做刀器，就把保家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