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代陶俑，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鲜于庭诲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骆驼引颈昂首而立，驼背上有四位异域乐手盘坐演奏，正中一位站立挥袖而舞。这件三彩陪葬俑，为三彩技乐俑中的罕见珍品，题材新颖，塑造形象鲜明，体现了我国盛唐时期艺术的繁荣景象和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此外，陶瓷技术在唐代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除了“南青北白”瓷业之外，三彩陶器在唐代烧造达到鼎峰时期，创造了浓艳瑰丽的唐代艺术风格。唐三彩技术除器物外，广泛运用到偶人禽兽雕塑的装饰上。绝大多数的唐三彩用于殉葬，极少用于日常生活。 #乐俑简介#

【骑马吹乐俑】盛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通高29.6厘米，马长23.5厘米，1991年8月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乡于家砖厂唐金乡县主墓出土。头戴笼冠，身穿交领阔袖袍。端坐马上，宽大的衣袖飘然下垂。双手半握，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置于胸前，作持物吹奏状。从其动作看，原持之物应为竖吹的管乐器，疑为胡笳或筚篥，胡笳似筚篥也是西域传来的乐器。马为棕黄色。

【骑马吹排箫乐俑】唐，长26厘米，宽10厘米，高34厘米，1986年西安市征集。男俑头戴黑色笼冠，身穿圆领袍，腰系革带，脚蹬靴，紧踩马镫端坐马背上。双手持排箫，吹管贴于唇部，做演奏状。排箫一端长一端短。马的头部棱角分明，双目圆睁，昂首挺立，精神抖擞。彩绘脱落殆尽，只可辨笼冠和马鞍为黑色。

三彩骆驼载乐俑1959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195件禁止出境（国）文物之一，国宝中的国宝。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件骆驼载乐俑表现了一个以驼代步、歌唱而来的巡回乐团，有主唱、有伴奏。骆驼背上放置一平台，七个男乐俑围着圈坐在平台边沿上演奏，在中间唱歌的女子，梳着唐朝妇女典型的发型，身穿高束腰的长裙，站在乐队中间婉转歌唱。整件作品中人物形象生动鲜活，骆驼显得沉稳有加，踏着乐步徐徐行进。三彩骆驼载乐俑所示七种乐器中的琵琶、箜篌等都由西域传来，而舞乐者均是穿着汉人衣冠。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特点，指出这组舞乐俑的形象有别于胡舞，应是盛行于开元、天宝时的“胡部新声”。这种“胡部新声”开始是新疆地区的舞乐，后来传至甘肃河西一带，经河西汉族人民加以改造后一度流行长安。当然在同一匹骆驼上不可能同时出现这么多人，当时的艺术创作者也是开了脑洞，采用了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完成了这件经典之作。它不仅代表了当时唐三彩制作的高水平，而且反映了唐代的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的发展水平。胡汉文化的融合是这件器物重要的价值体现。 ​​​「做成一件三彩器物，绝非易事」首先，三彩器物的釉料就很难得。唐三彩说是三彩，颜色却不只三种，基本色有“白、黄、褐、绿、蓝”等多种，其中的蓝色就比较难获得。这种蓝色釉料叫做钴料，是一种金属产品。钴料不是本土产品，而是来自遥远的波斯，经过长途跋涉运输而来，价值不菲。其次，施釉的技巧要求也要比一般器物高。釉料是流动的，在一件器物上施单色釉，釉料薄厚均匀，烧制后釉色纯正，已经很难得。在一件器物上施加多种颜色的釉彩，不同的颜色停留在准确的位置，需要陶工们更高超的技巧。影响彩釉熔融流动的因素很多，器物形状、烧成温度、釉的厚度等等。比如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件三彩骆驼载乐俑，我们可以发现乐工身上的衣服是点彩的。陶工们在制作的时候，有意在点、斑之间预留出间隙。烧融后，彩釉自然流动遮盖原本露胎的间隙，不同釉色又不至于过度交融，失去原本的颜色。釉色做好了，唐三彩俑的雕塑造型，也是影响器物终效果的关键一步。唐三彩俑的工序为：雕塑制模、合模成形、开相彩绘。那么多三彩器物，为了批量化生产和保障产品质量，古代工匠采用了制模的方式。先用陶土捏一个模芯，以芯翻模，进窑烧制，就成一片模具了。模具是不需要上釉的，防止在加热过程中，釉色流动，模糊陶俑的眉眼五官。模具做好之后，就需要给三彩人物美颜化妆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彩陶俑的眉毛、鬓发和男俑的胡须都是一根根地描出，人物表情生动，女俑面妆也很写实。同类型的文物，这件三彩骆驼载乐俑出土前2年，1957年，在西安西郊一号唐墓中出士了一件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墓主人鲜于廉，出身军伍，死时官至将军、上柱国。这件驼载乐俑的驼峰平台上有乐手四个，舞俑一个，多为深目高鼻的胡人。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关于胡人，外交即内政，胡人蕃客除了出使经商之外还是历史上中国政府进行政治表演的工具，每个皇帝都有个“万邦来朝”的梦，管你来是什么目的，只要来，只要服从我仪轨，愿意表演朝贡就好，越偏远越好，比如王莽听说上古有远夷“重译”而来（经过多次翻译语言才能相通），就一心向往，实在找不到就找人扮演一下。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外国客商来华喜欢与政府交易，因为政府能拿出比市面高的价钱来交易，不差钱，也不在乎，假如是政府使节，中国皇帝一定会拿出几倍于贡物的钱财回赐，所以有外国商人冒充政府使节牟利。隋炀帝在洛阳开万国大会，城内树干皆用丝绸包裹，外国人吃饭不要钱，晚上表演歌舞仅仅乐队就上万人，如此大的成本只为炫耀国力，来个万邦来朝的繁华景象，所以他伐高丽的原因之一就是高丽不肯被纳入朝贡体制内，现在觉得这是多大点事，隋炀帝就觉得是天大的事。皇帝死了，陵前树蕃臣像以示君临天下，国子监讲学，要外国人去站立旁听，宣布德音、大赦要有蕃民、僧侣在列，很多胡人入华后改穿汉服，政府特地下令“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为的就是个花团锦簇，展现万邦来朝。与此同时，政府层面的对胡友好也无法完全阻止下级官员对胡人的掠夺，边将、地方官对胡商的勒索甚至抢劫杀害史不绝书。一言以蔽之，胡人在中国是一个符号，对胡人的接纳起码从高层方面来讲，维系万邦来朝的繁华景象是目的之一，但不管怎么样，有开放的心态总比没有好。至于文化、技术、物种的交流，其实更多的是汉胡民间人士的功劳，是夹缝中茁壮成长起来的种子。

【骑马吹筚篥女俑】盛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通高36厘米，马长31厘米，1991年8月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乡于家砖厂唐金乡县主墓出土。头戴翻檐胡帽，帽檐饰有红线勾边的白花图案。身着圆领窄袖缺袴袍，足蹬黑色高靿尖头靴，骑于马上。双手持筚篥向左前方略倾，作吹奏状。此俑细眉丰面，神情专注。马施粉白彩，昂首嘶鸣，直立于一长方形托板上。马鞍为黑色，鞯为宽白边，中部褐红色地上散缀着红线勾边，填以白、浅蓝诸彩构成的盛开的四瓣小白花。筚篥，约在十六国时期从西域传入内地，至唐代盛极一时。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四)载:“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声悲。”段安节《乐府杂录》亦云:“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名悲篥，有类于茄。”史载唐代还出现了许多著名的筚篥演奏家，如安万善、尉迟青、董庭兰、李龟年、敬纳、张野狐、王麻奴、薛阳陶等，其中有不少是从丝绸之路东来的少数民族艺术家。唐代诗人李欣《听安万善吹筚篥歌》云:“南山截所为筚篥，此乐本是角兹出，流传汉地由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筚篥有多种类型，六朝末所知道的就有大筚篥、小筚篥、双筚篥、桃皮筚篥等。大筚篥九孔，前七后二，小者六孔，而九孔的龟兹制，为此乐器的中枢。从乐俑手中现存的筚篥来看，管身较短，持筚篥的双手又靠得很近，上下紧贴。所持筚篥似应为小筚篥。在隋唐盛极一时的筚篥，因其在乐队中一般担任旋律的领奏，到了宋代便直接被冠以“头管”之名。头管的称呼至元明时期仍被沿用，之后筚篥的名字渐趋少用，被头管以及“管子”所代替，在乐队中的地位也逐渐下降。如今在我国北方广泛流传的管子就是由古代的筚篥演变而来的。隋唐时期筚篥还东传朝鲜、日本，日本正仓院现在还保存着唐代的竹制筚篥。#乐俑简介#

【弹乐胡俑】唐，高14厘米，宽12.5厘米，西安市征集。此俑浓眉深目、高鼻，脸庞丰腴圆润、面含微笑，是一俊美的胡人男子的形象。头戴幞头，内穿半臂，外罩圆领袍服，腰系带。衣纹流畅，袖口略宽大而具飘逸之动感。该俑双膝着地，席地跪坐，右手前伸，掌心向上，做托握之状，原应持琴柄;左手半捏、拇指朝外，置于膝部，作弹拨状。从其动作形态看，应是怀抱琵琶之类的乐器作弹奏状。身微前探而头略左摆，似在凝神注目，侧耳倾听。这件作品不止刻画了人物气宇不凡的外貌，更是通过简练流畅的线条、极其自然而潇洒的动作、眼神等细部刻画，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姿态优美的琴师那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完全沉浸于音乐之中的内心世界，可谓神来之作。

乐山看真点：乐山出土的一只石兔，身世之谜至今无人解开。今年是兔年，我想该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在乐山市博物馆，有一些精美的陶瓷和石刻文物，其中有汉代的乐俑和陶房，年代久远，古人为何雕刻它们，其实已经无从得知，但它们绝不是玩具和摆件。在这里有一件石雕为神秘，是由两个小动物合成，下面是一只蟾蜍，托举着头上的一只兔子。有人说，古人认为日有昼夜有月，玉兔和蟾蜍代表日月同辉，同时蟾蜍和玉兔繁衍能力强大，所以雕刻了这件物品作为祈福之用。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古人认为月中有蟾蜍，而兔子是嫦娥在月中的陪伴，这件石雕或许有更深层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