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外学者对八九世纪唐朝的研究八、九世纪的唐朝，是亚洲各国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一时期，随着唐罗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大批新罗人移民到唐朝，他们在唐朝侨居短则十几年，多则在唐朝生活至终老，对于唐朝和新罗的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八世纪时，这一时期的唐朝一片繁荣，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唐朝成为了许多新罗人心中的向往之地。圆仁从公元838年开始，在大唐游历了九年多，将唐朝时期的新罗侨民聚落，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民俗、交通、外交等多方面的情况记载到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大篇幅的描绘了唐朝后期在中国沿海一带的新罗侨民社会的诸相，并且详细记录了新罗人张保皋往返唐朝和新罗及日本所从事的海上贸易活动。关于唐朝新罗侨民的研究，是以E·O·赖肖尔在1955年发表的《圆仁的唐朝之旅》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赖肖尔在“中国在朝鲜的租界上自治”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认为在国际贸易中新罗人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章可以发现，早期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新罗人在唐朝分布的区域、社会生活、法律制度等方面。关于新罗侨民问题的研究，早涉及新罗侨民的是日本学者冈田正之，他在著作《慈觉大师入唐行纪》中介绍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关于唐朝的新罗人的记录，但是没有特别分析他们的活动。真正开始研究唐朝的新罗侨民应该是在日本学者今西龙先生的《慈觉大师入唐求法巡礼记(未定稿)》（新罗史研究国书刊行会，1970年），文章对于唐朝的新罗侨民进行了系统而详细的研究。但是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唐朝的新罗侨民和新罗本国的关系上，并没有对这些侨民在唐朝的活动进行针对性的考察。唐朝的新罗侨民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根据新罗侨民在唐朝的活动范围，权德永的《9世纪唐朝的新罗侨民》一文中将其分为四类，即黄海和运河沿岸新罗社区的领导者、前往唐朝的僧侣和留学生、成为唐朝官僚的新罗人、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田中俊明的《九世纪亚洲海域的新罗人》重点则在于探析九世纪在唐新罗人活动的全貌。崔宰荣的《8-9世纪唐朝的蕃坊运营和在唐新罗人社会》探讨了唐朝与外国侨民社区的关系，主要以蕃坊和唐朝的新罗侨民社区为研究对象。李佑真从情报传递的角度入手，在《圆仁入唐求法和在唐新罗人社会的情报力》一文中分析了圆仁在唐朝能顺利完成求法，是因为可以利用在唐朝的新罗侨民通过来往日本贸易的商船的协助，从而获得日本的情况和书信，为回国船只的准备等方面提供了诸多便利。关于新罗入唐留学生研究，李济赫和朴贤淑的《新罗时期唐朝国子监的新罗留学生增加的背景和留学的经济条件》通过对渡唐留学生的研究，进而分析了新罗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方式。多数研究都认为渡唐留学生增加的原因是由于新罗时期的政治混乱。滨田耕策的《新罗的遣唐使和留学生》通过对渡唐留学生身份的分析，进一步研究新罗教育体系与骨品制的联系。关于赤山法华院的研究，禹英兰、樊文礼的论文《关于张保皋在唐贸易中转站赤山法华院的几个问题》；樊文礼的论文《唐代“登州海行入高丽道”的变迁与赤山法华院的形成》都从日韩学者将寺院作为新罗侨民住宿的场所和贸易枢纽的观点出发，考察了年赤山法华院与张保皋对唐罗关系的贡献。参考文献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J].历史研究,1994(02)。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J].历史研究，1996(01)。方亚光.唐代外事机构论考[J].中国史研究,1996(02)。

留学生对唐罗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经济上，唐罗两国既有随同双方使节往来的朝贡贸易，也有民间贸易。朝贡贸易是新罗同唐朝为主要的贸易方式，双方以互送方物的方式进行贸易，物品的 范围包括金银器、锦缎布匹、珍贵药材以及绘画书籍等。在官方贸易进行的同时，民间贸易也发展迅速。发达的交通是民间贸易发展的先决条件，据《新唐书·地理志》和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这个时期唐朝与新罗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就有七条。民间贸易中流通的物品，既囊括了朝贡贸易中的方物，也有更贴近于百姓日常生活的牲畜、茶叶、刀剑等器物。发达的民间贸易促使一大批从事两国贸易活动的商人出现，这些商人频繁往返于两国之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因为新罗商人来华贸易者众多，唐朝政府还在沿海地区设立勾当新罗押衙所 ，进行接待。在文化上，留学生也时常随同使臣来唐，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传递者。据《东史纲目》卷五记载：“新罗自事唐以后，常遣王子宿卫，又遣学生入太学习业，十 年限还国，又遣他学生入学者多至百余人，买书银货则本国支给，而书粮唐自鸿胪寺供给，学生去来者相踵。”新罗自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开始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后，有唐一代未有断绝，每次少则几人，多则上百人，由此可见新罗在唐留学生人数之巨。同时这些留学生的到来，对唐罗两国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新罗于公元682年效仿唐朝设立国学，教授中国儒家经典，中国儒家文化在新罗盛行，同时新罗设立的选才制度——“读书三品科”，也是以《左传》、《礼记》、《孝经》等作为考试科目，因此这些书籍也在新罗风靡。在艺术上，唐初的十部乐中就有高丽乐，新罗歌舞深受唐人喜爱，在当时长安城内就居住着不少新罗的乐工和舞姬。新罗在绘画书法上也与唐朝进行交流，同时新罗书法深受唐风影响，多以行书和楷书为主。行书以王羲之字体为主要借鉴对象，其中学习王体为精妙的当属新罗书法家金生，楷书多学习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的风格等，在至今朝鲜半岛遗留的众多新罗时期的碑刻中都能体会到到他们字体的出处。在宗教上，因佛教在新罗的逐渐兴盛，来华求法的新罗学问僧也日渐增多，据《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统计，隋唐两代赴华的新罗僧人共179人，来华后又赴西域的僧人共10人。学问僧的出现，使得中国的佛教流派开始传入新罗，如新罗的律宗、华严宗、法相宗等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新罗，开宗立派。同时新罗也出现了众多佛法精神精深的大师，如在贞观十二年来华的慈藏，在唐学习佛法五年，于贞观十七年归国，回国后主管新罗全国僧尼一切事物，并针对新罗佛教传入后的弊端，采取措施进行修正，对新罗佛教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医药上，武则天长寿元年，新罗仿唐设立医学博士，教授中国传统中医学经典《脉经》、《黄帝内经》等。同时新罗使臣还在唐朝搜集医书药方，《伤寒杂病论》、《千金要方》、《神农本草经》等医书在新罗广泛流传，为当今朝鲜半岛传统医学的形成奠定基础。在这个时期新罗药材也流入唐朝，如昆布、牛黄、朝鲜参等药材在中国医书上就已有记载。参考文献（李朝）安鼎福：《东史纲目》卷 5，首尔：景仁文化社，1975 年，第 499 页。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三国史记》卷 48，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年，第 545 页。王小甫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136 页。

湖北石首名刹东岳寺峙立在荆江之畔的东岳山之巅，绣林城之中，是众多香客游人留连礼佛之处。唐武德四年（621），僧人圆仁在群山连绵的东岳山上建寺，以淳化民风，祈祷生灵，是为东岳寺。斗转星移，刘备于此地招亲立帐，葛洪在山下炼丹，杜甫曾于兹停泊浦口，黄庭坚在此题匾咏诗，“公安三袁”袁中道留下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在肆虐的战火中，东岳寺曾毁于一旦。新中国成立后，为治理长江堤防而开山采石，至20世纪80年代东岳山夷平，寺亦被拆除。1995年东岳寺重建，先期工程南建山门，向北依次排列广场、天王殿、延寿楼等7座楼殿。此后建设正定楼、正命楼、五观堂、观音阁等主体建筑。经过修缮，东岳寺主体建筑保留明清寺院建筑风格，唐宋风韵亦隐约其间，楼阁鳞次栉比，格局层次分明，古瓦飞檐呈问天之势。登东岳寺远眺，长江逶迤东去，云蒸霞蔚，一碧万顷，开阔的景致，幽静的环境，缭绕的香火，空远的梵音，使东岳寺成为闹市中的净土，吸引着慕名而来的信众游客。

浅析对唐朝新罗侨民的研究有关唐朝新罗侨民的论著方面，谢海平的《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从外国侨民在唐朝的分布情况、在唐生活的情形、对唐的影响等多方面，对唐朝的外国侨民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姜清波的《入唐三韩人研究》对高丽、百济、新罗人迁入唐朝的情况分别进行了论述，并将三者进行了比较分析，还详细分析了新罗僧侣、商人、奴婢等。此外，陈尚胜的《中韩关系史论》、《中韩交流三千年》；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等著作，多集中于探讨中朝关系、唐罗关系，大都从中朝交往的宏观角度出发进行探讨。有关唐朝新罗侨民的论文方面，其中关于新罗侨民在唐朝的分布范围研究，通过翻阅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我们就会发现从山东半岛到江淮地区，都分布着新罗人的聚居区。陈尚胜先生的《新罗侨民在唐朝的群落研究》和朴真奭先生的《公元八、九世纪，中朝两国的贸易、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都分析了新罗各阶层人民大规模迁入中国的原因。前者还详细分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内容，并谈到了唐代整个新罗人社会形态。刘希为先生在他的《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一文中对于新罗侨民在唐境内的分布情况做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新罗人集中分布在都城长安、河北道和河南道、淮南道沿海诸州、县、村、乡。山东半岛、江淮地区等地的新罗人分布为密集。其中山东半岛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陈尚胜先生的《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分别对山东境内新罗侨民村落的分布、及形成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关于新罗入唐留学生方面，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如d银平的《唐代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刘后滨的《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史秀莲的《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都对新罗赴唐留学生通过参加唐朝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进行了论述，进而分析了唐朝的宾贡制对于新罗教育产生的影响。郭丽的《唐代留学生教育管理述论》则从唐朝对于新罗留学生的管理制度方面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关贺的《入唐新罗留学生研究》等文章都对唐朝的新罗留学生有较为全面的分析。关于新罗侨民在唐境内的活动遗迹方面，王慧的《中国沿海地区新罗侨民历史遗迹研究》、《扬州新罗侨民历史遗迹研析》以东北亚地区的海上交流为中心，对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遗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金德洙的《中国江浙地域的新罗人遗迹调查研究》以江浙地区的新罗侨民为研究对象，进而研究新罗坊内的新罗侨民的社会状态。张丽的《试析山东境内新罗遗址及历史作用》从遗址的规模、分布地区、交通条件、管理机构等方面详细的分析了山东境内的新罗遗址情况。关于张保皋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张保皋被韩国誉为“海上王”、“贸易王”，有关张保皋的研究热潮也随之开始兴起。拜根兴的《论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动因》分别从中韩日航路的开辟、造船技术的日益发展、唐朝中央的立场等方面对张保皋从事海洋贸易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朴天申的《8至9世纪“在唐新罗人”在黄海海上的交易活动》则对以张保皋为代表的在唐新罗人所进行的海上贸易活动进行了探讨。曹欣贞的《论在唐新罗平民的地位与境遇—以张保皋为中心》；王玉洁的《中朝日友好往来的使者—张保皋》都以研究新罗人张保皋为出发点，对于张保皋及其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活动踪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同时探讨唐朝的新罗平民的生活状况，进而观察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参考文献朴真奭.公元八、九世纪,中朝两国的贸易、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J].延边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4)。吴葆棠,文川.唐与新罗关系研究[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3)。刘希为.唐代新罗侨民在华社会活动的考述[J].中国史研究,1993(03)。

转弯抹角（139）唐诗唐茶韵悠悠昨天说了陆羽的三癸亭为文人筑茶室之首例，此茶室为千秋独有，因为书圣颜真卿出钱又题名，大诗僧皎然（与陆羽为生相知、死相随的莫逆之交）也和一首诗来纪念三癸亭之落成。成了三绝亭也。三葵亭不止是这三绝，更绝的是宛如一个气象观测哨和风向标它昭示了唐代饮茶之风有椰风挡不住的架势，茶馆已经出现並稍有发展。为什么我不说有大发展：因为囿于物质条件有限，生产力不高，饮茶在那时还只是小众的，流行于皇亲贵族士大夫阶层。与普及完善大有距离。其时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文记录于驿馆饮茶，其中记载还有乡村茶店，唐会昌四年圆仁在郑州，见辛茶史走马赶来，三对三官遇道走来，遂在土店饮茶。所谓土店当时为设在道旁简陋的可以提供茶水、食物的小店铺，长安城外有茶坊，杨州海陵如皋镇有茶店，民间则有茶亭、茶棚、茶寮茶房、茶社之类的。唐代茶馆主要是以卖茶为主，条件较差，设备简陋，大抵是只为一般的市民需要服务的。所以陈设装饰到服务功能均为草创试验阶段，显而易见的是与宋代繁华进步的气象无法同日而语。但是茶肆从唐代以后迈步走向旭日东升的景象则是毫无疑问的了。不过尽管喝茶不很普及，但风潮所向，对于民间的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据历史记载，唐代茶道历经东晋到南北朝的饮茶文化积淀，大唐政治、经济、文化的相对高度发展与社会安定，为唐代各种茶道类型号的形成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根据对茶道活动目的、特点及茶道思想的分析，唐代茶道类型，可分为以释皎然、卢仝为代表的修行类茶道、以陆羽为代表的茶艺类茶道、以常伯熊为代表的风雅类茶道三种。由此可见，唐代的确是盛世，艺术不止是浓缩的体现在文学瑰宝的诗词歌赋方面，不止是出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大诗人，也出现了茶圣陆羽、大书法家颜真卿、欧阳询、米芾等星汉灿烂的名流巨星。总的来说，任何事情都是有萌芽、发展、结果、壮大逐步完善的过程，茶馆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产生之后，设备功能不断的完善，品味格调不断地提高，渐渐地不止是开门七件事的人们日常生活之需，进而到宋代以迄如今：茶由物质层面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它的雅俗共赏它的柔和与正气，轻松与曼妙，使得各阶层慢慢地均无法抗拒其无穷的魅力。（未完待续）

1996年10月16日清晨，天蒙蒙亮。山东青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华庆像往常一样到博物馆附近锻炼身体，当他经过一个正在施工的学校操场时，看到推土机推开的土层与周围的土质明显不同，出于职业的敏感，他让民工们停了下来，又急忙找来分管业务的副馆长夏名采。两人亲自动手，向下挖了3米左右，用手电筒一照，竟看到呈3层堆叠的五颜六色的石刻佛像。经过初步勘测鉴定，他们怀疑这是寻觅了几十年的古龙兴寺遗址。青州市（原益都县）从西汉到明朝初期一直是山东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佛教中心。然而，世事沧桑，时移物换，使青州曾经的辉煌变成了鲜为人知的历史，龙兴寺佛像出土可以用恰逢其时来形容。经研究，这批跨越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石刻造像精品，为北魏至北宋时期的造像艺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断代标准，为研究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著名考学家宿白先生说：“这是我见过的出土数量多，雕刻精美的佛造像，是极为罕见的，这批造像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自成体系，学术研究价值极高。”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世长先生认为，这批佛造像中的北魏到北齐的部分，雕刻水平之高，现存的能与之媲美的寥寥无几。马先生感叹：“这是我所见到的美的佛教石刻造像之一。”在出土坑的东侧，有运送佛像到掩埋现场的坡道。这些迹象表明龙兴寺窖藏这批石像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行动。可能是虔诚的佛教徒担心佛像遭到破坏，在夜深人静时含泪埋下了他们心中的神灵。青州石雕佛像在中国石雕佛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97年，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举办的“雕塑别藏·宗教篇”特展上，100件佛教造像中来自山东青州的佛教造像就有31件之多，它们大部分是青州城东南古龙兴寺遗址出土的造像。一直以来，中国石雕佛像的收藏火遍欧美、日本和港台地区。1989年12月，在伦敦苏富比拍卖的一件北齐时期的汉白玉造像碑，以85万英镑的高价被一位日本买家竞得。在对龙兴寺遗址进行了再度探测发现，这是一座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颇具规模的寺院，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这是我国目前的一座唐代以前的大型寺院遗址。整个遗址呈南北三条轴线，东面和中部的两条轴，由三进大殿组成，已探出大殿基础东西长30米，南北宽25米，西轴线由僧舍及藏经楼组成。据史书记载，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我国著名高僧，佛经翻译家法显，西行天竺求法，携大量经卷，从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经海路返回，在广郡牢山（今青州牢山）登陆。此后，法显大师在龙兴寺居住一年之久，整理佛经，传播佛教。日本的圆仁和尚在唐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时，入唐求法巡礼的途中，也曾在青州龙兴寺居留了一段时间。关于龙兴寺被毁及窖藏的原因，目前仍没有定论。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两种说法，一为“战争说”：作为古代的战略要地，青州曾历经宋金多次争夺，龙兴寺及其窖藏佛像在战争中在劫难逃。另一种为“灭佛说”：据史书记载，宋代宋徽宗崇信道教，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正月，捣毁大量寺庙。有专家认为，这就是龙兴寺毁寺藏佛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