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赛道，缺人千万 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刘俏的预测，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所需投资体量高达百万亿级。 钱多，人也多。另据《2021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预计，在“双碳”背景下，中国城市绿色就业总数已超过4500万人，对于数字化人才也求之若渴。 互联网裁员，双碳赛道招兵，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其实也是不同行业冷热周期的映照。 双碳赛道人才需求的发酵膨胀，源于近两年，政策步步为营的推动。 互联网缩编，碳中和接盘，千万人才新蓝海涌现 ... @知识星球

【刘俏：需要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在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中国未来需要大量投资，并且需要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一些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在此背景下，可以出台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起到短期稳经济、长期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的作用，终助力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想进城买房，买车，买名牌望刘俏教授将工资与我收入交换，本人年薪八大千

【刘俏：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中国经济关键】在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在改革开放前三个1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基本保持在4%以上，这意味着GDP增长率长期处于8%以上，“随着中国在201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大的制造业大国，到2020年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在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后，TFP增速也有所下降。”刘俏表示，“因此，2010年-2018年我国的TFP年年均增速仅有2.1%。这意味着以往靠高投入、大量投资、要素驱动的增长方式需要朝更为高质量发展的方式转变。”那么，如何能在工业化进程结束后仍保持较高的TFP增速？刘俏分析，虽然美国没有做到这一点（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特别是近30年，美国TFP增速大致维持在0.7%-1%的水平），但是我国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些结构性利好因素，将可能创造“第二次工业奇迹”。

【刘俏：实体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碳中和对应的是未来40年左右，可能高达数百万亿级的投资体量，其背后是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会带来大量产业变革、技术变革和模式变革的可能性讨论中国实体经济的时候，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未来高速增长的来源是什么？这一点也是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前景产生分歧重要的地方：乐观者认为中国还可以再实现一个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传统观念则认为，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在服务业占主导之后，全要素生产率都会降下来，中国也很难成为一个例外。 网页链接#刘俏简介#

【刘俏：中国仍然拥有独特的制造业优势】在2022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中国有一个很独特的产业结构方面优势，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仍然拥有全世界大的制造业。我国制造业的GDP占比还保持在26%、27%的这样一个水平，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已经降到了约11%。

近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刘俏指出，对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增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将从源头、从底层解决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近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并就此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为我国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行方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需之举。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特征，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于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经济长达40多年的飞跃发展。在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三个十年的4%以上降到目前的2%左右。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从2%左右回升至2.5%～3%的区间，我们才可能在2035年实现人均GDP达到经济现代化的标准。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激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新的动力源，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动能转换，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双碳”目标。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科技创新，而作为科技创新“总开关”的基础研究投入尤为关键。一般来讲，研发（R&D）主要包含“基础研究”（R）和“应用开发”（D）。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研发超过3万亿元的总量投入，占GDP的2.55%，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其中真正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仅为6%左右。欧美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占比基本稳定在12%以上，同期美国为17.2%，法国则高达25%。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结构问题亟待改变。值得关注的是，“十四五”规划已将基础研究的占比提升至8%，未来如果能达到15%甚至更高，我们将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上创造一种新的历史可能性，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将注定不凡和伟大。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安全之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然而逆全球化的思潮打破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与平衡，中国产业深受“卡脖子”难题困扰。长期以来，我国研发强度虽然不断提升，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显得不足，直接导致以复杂的、底层支撑性技术和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创新相对匮乏。只有持之以恒地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进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才能真正化解发达国家对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封锁，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为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创造条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必须改革创新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可考虑通过积极财政政策长期支持前瞻性、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基础研究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更需长期、稳定、持续的人力物力投入。这就要求我们在调动市场力量的同时，也要发挥好中央财政的作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当前宏观政策正处于发力窗口期，可将发行特别国债作为政策选项，所获资金直接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在研发中占比，这将在中长期极大地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指出的是，在加强基础研究总量投入的同时，也要优化资源配置。在基础科学研发费用的执行上，可向高等院校适度倾斜，发挥高校基础研究的优势。以2021年为例，我国高等教育部门占研发经费执行的比例为7.8%，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基础研究依赖厚积薄发，从世界范围看，越来越多重大的、原始的、突破性的科技创新，往往产生于大交叉、大融合的学科交汇处，在此方面高等院校具有优势。对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增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将从源头、从底层解决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问题，有利于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