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清康熙开海后民间海外贸易航路的新发展清朝康熙廿三年,清朝“诏开海禁”,设立粤,闽,浙,江等四个关卡,负责对外经贸,并收取进口进口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沿岸民众,凡500石级以上的船舶,都可在此范围内进行海上商贸活动,由此,海上商贸活动得以恢复。于是,中国的海上商贸便得到了快速发展,并达到了繁荣的程度。同时,海上航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由明、清两条海上航线发展到了东洋、南洋、南洋三条海上航线。《海国闻见录》大约在清代乾隆八年(1730年)完成,是陈伦炯在他的个人经验和征询外国商人的情况下所著,其中详细记载了清朝初期东洋、东南洋、南洋三条主要航道。根据《海国闻见录》,日本航道大致可分为三条:一、普陀——萨马——长崎;(2)厦门、台湾基隆、鸡笼山、萨、马、五岛、乐园、长崎;(3)从明朝开始,到清朝,从福州到琉球的商路就被沿用下来。清朝康熙四十七年,琉球学者程顺在其《指南广义》中,曾详尽记载了明代特命官员的封船自福州至漳州至琉球那霸港的四条回程路线,并记载了10条回程路线,这10条回程路线是明代早期福建“三十六姓”流传下来的,为琉球和福建间的回程路线。在康熙开放初期,中国海道与日本长崎的海上交易达到了一个繁荣的阶段,中国海道到日本长崎进行海上交易的船只数量不断增长,由康熙23年开放那年的24条,到第二年就达到85条,到康熙26年又达到102条。同时,中国向日本长崎进发的商船,也遍布中国海岸、东南亚等地区。那时,日本长崎把中国贸易船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口船”、“中奥船”、“奥船”。“口船”是中国靠近日本的近海地区的一种近海贸易船只,如:江苏南京船,浙江舟山船,普陀山船,宁波船,台州船,温州船,还有山东船等,都属于“口船”范畴。所谓“中奥船”,就是“福州,泉州,漳州,福建,东宁,沙埕船”和“潮州,广东,广州,“海南”,“潮州,广东,海南”等等。至于“奥船”,则是长途跋涉的商业船只,这些船只都是从东南亚运来的,比如:东京号,广南号,柬埔寨号,暹罗号,六昆号,宋居胥号,大泥号,万丹号,牙牙号等等。其实,从东南亚到日本长崎的船只,都不是他们自己国家派来的,都是“唐土中华”的产物。他们中的大部分首先由宁波,厦门,广东,到达东南亚,再装载到本地,再开往日本。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只一般都是从年末到第二年的1月开始,然后在5月左右再往北驶往日本。为避免金,银,铜等贵金属的大规模流入,日本德川幕政府自1688年起,限制中国船只在长崎进行交易,限制其70条以上。正德四年,还制定了《正德新商法令》,规定中国商人一年只有三十只,每次出航长崎,每次出航金额为六千贯,每次出航金额为一千九百一十一贯。在此期间,清政府对中国商人签发了一种年度的信牌互市,并严格禁止私人交易。这使得中国来日经商的船只数量逐步下降,并向南洋其他地区转移。特别是在乾隆五年,清朝官方宣布“南洋禁令”以后,中国“十有八九与南洋通商”。17世纪之后,随着荷兰在婆罗洲西南的不断开拓,并在那里实施了一系列的独占贸易,加之西班牙在菲律宾的不断加强、不断扩大的影响,加之苏禄公国的兴起,使文莱的对外经贸活动大为受限,仅中国商人仍与文莱有较大的商贸往来。十八世纪时,文莱港口的中国船舶,每年约有八条,六条是从宁波,厦门,广州运来,还有两条是从澳门运来。特别要指出的是,到文莱做生意的中国商船,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在文莱入海口,以本地木材为原料,自行制造,船主也以文莱本地的华裔居多。自17世纪中期开始实施“锁国”政策以来,日本除了依靠荷兰船只,还依靠来往于中国东南沿海、南洋和日本长崎的中国商船,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南洋)出口的商品。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商船在“中国-东南亚-日本”间的多边对外贸易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东亚和东南亚两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参考文献:[明]张燮:《东西洋考》#浙工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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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浙工贸在哪里漳州历史名人之潘振承潘振承(1714~1788年,“承”一作成),字逊贤,号文岩,又名启,是广州十三行的商总(即行商首领)、十八世纪世界首富。潘振承早年家贫,习商贾,青年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由于诚信经营、眼界开阔、经营有方、敢为人先,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足可敌国,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潘启善于学习,深通多国语言。在帆船时代,由于气候、洋流的影响,商船每次售空货物后,不能及时返航,潘启只好留在吕宋一段时期,静待顺风顺流时返航。在逗留吕宋期间,潘启不断与所接触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学习语言。长此下去,他慢慢能听并学会书写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英语,但都夹杂闽南话音,如英语today(今天),念成闽南话“土地”。正是“夷语深通”,为潘启日后在广州行商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关系,大展商业鸿运。潘启辗转广州,适时开设洋行。斗风险赢利后,潘启于乾隆三年(1738年)以后开始谋求稳定的生意,由闽入粤,离家只身寄居广州(广州是清朝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在闽籍一个姓陈的洋行里经理事务。由于诚实经营,每天所卖货物与财务完全相符,陈姓老板十分信任他,就委任他全权经营洋行一切商务。潘启由此积累了与外国商贸集团打交道的经验。几年后,陈姓老板获得巨大利润就回乡。这时,积攒足够资金的潘启适时抓住这一机遇,于乾隆七年(1742年)左右向清政府请旨开设同文行,开始独立成为行商老板,把原来陈姓老板的客户吸引过来,并先后娶两周氏为妾。等生意稳定后,潘启才派人回乡接妻子黄氏到广州帮助打理家务。家庭和睦相处,也为潘启专心致力于商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潘启一生娶妻妾十人,生有七个儿子,其中第三子潘有勋为元配妻子黄氏所生。潘有勋后来举家迁回故里,独自发展。如今,在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还有金碧辉煌的潘氏祖祠和潘家大院。潘启诚信经营,行商大器晚成。由于擅长外语,潘启与外国商人做生意可直接对话,比其他行商经翻译对话更有优势。许多外国商人喜欢跟潘启进行贸易往来,主要因为潘启笃守诚信的商业本质,对质量不好的商品给予退赔,维护了商号的信誉。因此,潘启被外国商人称为“可信赖的商人”,是“行商中有信用之惟一人物”。有了良好的信誉,外国商人经常预付定金给潘启,而且预付款都在10万两白银(1万两白银等于200万英镑)以上,多一次预付款达到60.15万两白银。1753年,潘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做成一笔贸易数额相当大的生意: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仅生丝一项贸易额就达20.86万两白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闽、浙、沪海关,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规定“茶叶、生丝、土布、绸缎”出口,只能由洋商经办,使同文行等洋行获得了跨国垄断贸易的特权。当年6月,一艘西班牙商船运来约20万两西班牙银元,全部从潘启手中购买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有了雄厚的资金和源源不断的订单,潘启的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到18世纪60年代初,潘启更加富有,逐渐成为广州洋商首富。潘启几乎垄断了与英公司的生丝贸易。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英公司要求订购生丝2000担,因其价格优惠,数量较多,遂与之成交。此后,同文行每年都有1000~2000担生丝交售给公司。四十七年(1782年),粤海关监督重申限制生丝出口的禁令,规定每艘外船运出生丝不得超过100担。潘振承向监督行贿4000两,使他取消限制。次年,又将生丝价格每担提高5两,将提价所得货款向海关监督送礼,使生丝交易照常进行。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豪富的潘启被清政府选为广州十三行商总,是连续出任商总时间长的洋商。潘家究竟有多少钱?根据当时一个与潘启做过生意的法国商人发回《法国杂志》报道,潘家每年消费多达300万法郎,财产比西欧一个国王的地产还要多。因此,潘启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潘启乐善好施,遵循儒商之道。富裕起来的潘启自始至终遵守清王朝的禁律,拒售鸦片,照章纳税,每年向清政府缴纳5.5万两税银,还经常捐银助军,多一次捐献了3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在处理商务的同时,潘启也经常捐资助学,鼓励子弟认真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次子潘有为就是子弟中有成就的读书人。潘有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考中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加盐运使司,参与编校《四库全书》,且工书善画、喜诗好藏,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书画家、诗人、收藏家。自此,潘家官商结合,生意更加兴隆。潘氏后裔也由此人才辈出,其家族有24人被《广东历史人物辞典》录入,被史学界誉为广东省自清朝以来显赫的家族。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潘启也注重培养商业人才。其第四子潘有度就是商业能手。1788年潘启死后,潘有度马上接手同文行的一切商务,后任广州十三行商总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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