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韩北蔼和他的五个儿子（六）成都解放前夕，许多达官贵人纷纷携金银珠宝外逃，他们的仆人便将带不走的名人字画及古董玉器在街上摆地摊卖。华西大学为了抢救文物，拨巨款委托韩北蔼带人大量收购。当时张大千的画才两个银元一幅都没人要，他们只收明、清书画名家之作，到后来卖画的人太多，就只收宋、元的名作，后只收唐、五代的作品了，挽救了不少珍贵文物。解放初期，作为大学生的韩北蔼被派往灌县（都江堰）搞土改工作，工作告一段落后，他回到华西大学，那时妻子吴怀贞，带着五个孩子在家务农，生活艰难，他萌生了“田园将芜胡不归”的陶渊明思想，于是回到百丈镇与妻儿团聚。执教多年的韩北蔼五十几岁开始学干农活，每天挖地、挑粪、种菜、种粮、上山捡柴、下河抓鱼，与农民朋友打成一片。哪家有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帮忙写写画画，妻子吴怀贞在读女校时学到的缝纫技艺也派上用场，经常被农户请去缝制衣服挣点钱补贴家用。1953年，华西大学给百丈镇政府写了一封公函，希望调韩北蔼回校工作。可惜这封信被镇政府一位姓高的文书员出于嫉妒扣下，多年后他才得知这个消息，失去了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服务的机会。务农期间，应家长们的呼声与要求，韩北蔼在胡家院子办了一个补习班，通过精心辅导，许多失学孩子重新考上学校。大跃进初期，百丈镇办了一个农业中学，请韩北蔼当校长，他得到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机会，热情高涨，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各项工作中，决心办好这个学校报效新中国。教学闲暇，韩北蔼开始写作酝酿已久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书稿，这本费时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终没有机会出版发行，销毁于文革之中，令人扼腕叹息。正当韩北蔼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时，厄运突然降临到他头上。当时，上面有个‘拔白旗’的指示，他被无辜地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书也不能再教了。恰逢苏联专家在修雅安大桥，途经百丈，谨慎的当地政府官员怕有人接触苏联人，说些不利的话，就将韩北蔼等许多‘四类分子’弄到偏远的马岭老峨山下背晒席，食不果腹，工作繁重，苦不堪言。这顶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多年，受尽了非人的批斗和折磨，以至于影响了儿子们的前途，连读书和就业的机会都被取消了。后来给韩北蔼平反时，县公安局根本就没有他的档案，因反革命分子在公安局是有备案的，说他根本就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是当时某些领导随意给他扣上的‘帽子’。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期间，浮夸之风盛行，说什么大干一百五十天，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每人每天享受两斤肉，十个鸡蛋两斤米和五斤蔬菜水果等。当人们正愁没有那么大的胃口消化共产主义带来的这些食物时，席卷全国的大饥荒开始了，不少人被饿死。韩北蔼也饿得瘦骨嶙峋，有气无力，他靠儿子们在野外挖回来野菜及树皮维持生命，儿子们也差点被饿死。尽管这样，他还是以羸弱饥饿之身坚持为儿子们讲解古典文学，传授书画、雕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大破四旧，全国的许多文化古迹被破坏。在百丈镇，韩北蔼的家是破四旧的首选对象，红卫兵冲进修剪整齐的茅草屋，将韩北蔼苦心收藏多年的明代至近代的珍贵文物，如明代画家蓝深的山水、清代何绍基的书法、近代张大千、关山月的画等抄走，连韩北蔼学陶渊明在茅屋前种的菊花也不放过，全部砸烂。文革中，造反派为了显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将名山县委书记、县长等县领导拴在一条黑线上，说韩北蔼是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总头子，在百丈街上游行，强迫韩北蔼这个平时被专政的对象鸣锣高喊“我是名山县走资派总头子”，真是滑稽可笑之至。造反派为了夺权，必须打倒在位的老干部，他们不再相信建国以来作了定论的干部个人档案。于是，全国性的对外调查开始了。每隔几天就有几个外调人员在百丈公社干部的陪同下来到韩北蔼的茅屋，像审查犯人一样恶狠狠地审问他的学生在校情况。这时他才知道，在雅安明德中学毕业的许多学生都在全国各地的有关部门担任要职。令他难堪的是，有的外调人员强迫韩北蔼承认他的学生在校时是三青团骨干，当他回忆说这个学生没有加入三青团时，外调人员便严厉呵斥，叫他好好回忆，不要包庇。但他始终坚持真相，据实签字，不给学生抹黑。文化革命期间，百丈五七干校来了许多四川省文化系统的干部及文化人。百丈湖畔顿时热闹起来，著名画家赵蕴玉.古文物鉴定专家乔德光.谐剧表演艺术家王永梭等纷纷来茅舍拜访韩北蔼，大家相见恨晚，谈笑风生，在一起探索书画，表演戏剧，给简陋的茅屋增添了许多的欢乐气氛。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步入老年的韩北蔼及妻子吴怀贞倍受煎熬，白天参加繁重的劳动，晚上还要在生产队的社员大会上埋头站几个小时听宣讲，因为那时县上派下来的工作组白天睡大觉，晚上则长篇累牍地宣讲马列著作如“资产阶级法权、反杜林论”等。社员们对这些高深的理论全都不解其意，却不敢迟到早退，因为那是要扣工分的。尽管这样，韩北蔼还要抽空无偿地为镇上的一些干部画台灯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