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几度的“抵制洋节”的表演时刻了。有的网友说：过这些洋节是数典忘祖，甚至跟八国联军还扯上了关系。其实古人确实特别讲究这个，岂止是过节，皇帝让周边部落表示效忠的一个象征就是要他们“奉正朔”，也就是让他们按帝国的年历来过日子。可是现在如果再这么生搬硬套的话，我们是在“奉”谁的“正朔”呢？哪些抵制洋节的同胞们，你们干脆连格列高利历和公元纪年也一并抵制算了。奉劝这些人，有的时候，这个典该数就数，这个祖该忘就忘了吧，拿中古时期的价值观套现代文明背景下人的行为，对你正常过日子没什么好处。#奉正朔简介#

上联人生如梦，昔日红颜今白首下联生活幸福，旧时夫妻仍携手下联盛世有幸，孝顺儿女绕身边下联盛世有缘，亲见台湾奉正朔

春正月戊辰朔，御乾元殿受朝。春正月戊辰初一，在乾元殿接受朝贺。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五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辛未日，曹彬派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江南国主李煜和他的儿子兄弟、官蜀五十五人前来献俘。皇帝在临御明德门接受献俘，李煜等人穿着素服待罪，下诏并释放了他们，各自赏赐冠带、钱币、鞍马不等。这时有关部门商议献俘的礼仪应该像刘鋹那样，皇帝说：“李煜曾经侍奉国正朔，并不是刘鋹能比的。”将露布放在一边不宣见。李煜当初抗拒王命，颇怀忧愤，不想要或者见皇帝，郭守文察觉到了，于是对李煜说：“国家现在只想要恢复过去的疆土，安致太平，哪里还有又因为后被收复而责备的呢。”李煜心理才开始放心一点。徐铉跟从李煜进入京师，皇帝召见徐铉，责备他不早劝李煜归顺朝廷，声色严厉。徐铉回答说：“臣作为江南的大臣，国家灭亡了，罪责应该死，不应该问其他的事情。”皇帝赵匡胤说:“忠臣啊。侍奉我要侍奉南唐李氏一样。”赏赐座位，抚慰徐铉。又责备张洎说：“你教李煜不要投降。张洎扣头请求赴死，说：“写的书实际上是我写的。一条狗总是会向不是主人的人吠叫，这只是其中一项罢了，还有很多。我今天能够去死，是臣子的本分。”张洎的声调和面色都没有变。”皇帝赵匡胤刚开始想要杀掉张洎,于是赏识他张洎，对他说：“爱卿有胆量，朕不降罪给你。现在侍奉我，要像过去那样忠诚。”

别想偷走我的中国年跟中国历法1美国大使馆、英国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都不愿意说这是Chinese New Year，坚持说是Lunar New Year。韩国也有人跳出来，说因为一些亚洲国家也在过这个年，所以不能称为Chinese New Year，必须“正名”为Lunar New Year。这当然是恶意的去中国化跟剽窃。2首先，这套历法体系，是中国人发明的，并且是使用了3000多年的历法。当然经历改革，可整套体系，很早就已经确定。比方说，甲骨文就已经看到有闰月的设计。而甲骨文，是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就存在的中国古老文字之一。也就是3000多年了。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亚洲所有会使用这套历法的国家，都是学习或抄袭自中国。或者过去是中国的领土。3举个例子，英文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的官方语言。那么，这么多国家用这语言，如果称之为英文就伤害这些国家的面子了吧?那反过来要求这语言，不要叫英文了吧。称之为“字母文” 而不叫做英文吧!可以吗?4我们可以要求英国大度，不要计较吗?可以把英文去英国化?如果不能， 那为什么一碰到中国的利益， 就要求中国要大度?中国大度，好让别国可以剽窃？可以让别国把中国传统文化占为己有吗?5中国这套历法，既不是阳历，也不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还包括中国二十四节气，包括干支、12生肖等等。所以，中国新年，怎么能称为“月亮年”呢?这不是胡说吗?6还有一种普遍的错误说法，说中国人使用的这套农历，是传教士汤若望发明的。但这根本是张冠李戴，跟文化掠夺。7我们使用的，当然不是汤若望发明的历法。中国的历法，我们现在称之为农历。因为它包含24节气，与中国人的天人合一思想吻合，适用于中国人的农耕与生活。在公历被中国使用以前，它就是中国的历法。这套历法，已经用了3000年以上。怎么会是明清时期的汤若望发明的?8历代所谓奉正朔，也就包括使用哪一套历法。因为，掌握历法，让所有人都使用同一个时间，让农耕顺时，是掌权者才有的权力与能力。起码在夏商周时，就制定了“三正历"。战国时期，又创制了更精准的“四分历”。到汉武帝时，又改革为误差更少的“太初历”。到唐代时，又改为“大衍历”。元代又改为“授时历”。9明代又修订为“大统历”。“大统历”用到明末，误差又大了。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再修订。包括传教士汤若望也上书，于是传教士参与修订“崇祯新历”。但明代亡了。在政治纷扰后，康熙时颁布了汤若望修订的新历，称为“时宪历”。10“时宪历”是对于历法的修订。但”时宪历”在乾隆、道光，当然又再度修订了。到民国3年，编成“新法天文夏历”，又称为“近代癸卯元历”。到民国18年(1929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基于“中原标准时间”，刊行了“民国19年国民历”。111959年、1984年，1986年，又多次修改。因为1929年那次修订很关键，天文研究所就在紫金山，所以大家称之为”紫金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12所以，中国这套历法，当然不是汤若望发明的。汤若望的演算，只是中国历法几千年里不断修订中的一次。对于校正误差，他的版本优于当时其他版本。之后，历法又不断修订。把发明之功、修订之功，白白送给汤若望，只是一种去中国化的伪历史，另一种文化掠夺。13中国历法，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把中国历法踢出去了，说成是月亮历，说是西方传教士发明的。就是虚假的信息，就是割裂切除中国文化。14文化是无价的。无形的价值与有形的价值，都无可估量。是价值连城的多少亿万倍?文化的内涵，如果一点一点被切割、被剥离。那到后，也就一点一点瓦解文化的价值。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的瑰宝。15如果我们一步步失守。到后，我们将无所依，将步步受制于人。要求我们对虚假的事实，对错误的逻辑沉默、妥协、弃守。要求我们，让别人来定义我们。16马面裙是中国传统的服饰之一。奢华品牌迪奥，直接抄袭中国马面裙，还无耻的说是这是“迪奥传统廓型”。难道中国人应该沉默?让迪奥可以轻松掠夺中国的创造发明?让中国的马面裙，变成是迪奥的资产?17有些国家到处掠夺别国的文化、历史与传统。难道中国要割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去喂养别人的无耻与贪婪?任何国家要过中国新年，我们不会拒绝。但这就是中国新年。你可以不过我中国的新年，但是别想偷走它。感谢黄智贤中国的科普，学习了?#中国新年竟成韩国新年

简析“奉正朔’’的虚与实日本人在过去的上千年里，一直在沿用中国的日历，这意味着日本和中国是一个时间体系，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风俗习惯，也跟中国差不多，有些还会对后世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古日本和中国在文化和技术上的相似，所以有一种观念，那就是用日本的日历，就是把中国王朝当作“正朔”，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的日历，则是对中国的一种膜拜。不过，日本是否真的利用中国的年历进行“奉正朔”呢？有必要从表面到实质的研究。在历史上，日本曾经长期处于中原王朝的封号制度下，先是建武中元二年，魏明帝又向西玛泰王后卑弥呼颁发了“亲魏倭王”的紫色封号，并在5世纪，向中国进贡，向南方的帝王进贡。但在七世纪初期，也就是推古天皇和圣德太子在位的时候，日本的实力越来越强，他们不满意中国的爵位，想要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和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国，所以他们派出了一位隋使者，带着一份《日无君上书》和《东方天皇上书》来到了隋王朝，向中国的帝王发起了一次挑衅。近代日本人将此解读为圣德太子想使国民认识日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使其他的国家也认同日本的独立。不过，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日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称得上强大的地步，在朝鲜半岛上，与大唐进行了直接的武力对抗，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这一战，让日本人意识到了自己与大唐之间的巨大差异，于是，他们决定停止与大唐的战争，而是派出使者，向大唐学习，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日本人已经不需要向大唐索要任何东西，来提升自己的了。研究日本“奉正朔”的真实情况，对于理解中国历从日本向西方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以“天”为核心的上古朝贡制度下，“正朔”，也就是“年历”的颁布，是一个国家对一片区域的统治秩序的确立，在上古时期的分封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当权者们所看重。例如，唐显庆五年，唐军将领刘仁轨，奉命出征百济时，于州司奏，呈七庙讳书，有些人对此感到疑惑，刘仁轨回答：欲将辽海内之地，昭告天下，以使诸夷皆从之，就是说，一旦被征服，便要以唐代的历法来表示服从。直至明朝，册封时仍有礼节。“若是异族，朝鲜每年只有一本皇帝的年谱，一百本百姓的年谱，以孝敬为主。“琉球国占领的城市，虽然向外国进贡，但只是等他们的使节到了，才会给他们一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颁正朔”作为“奉正朔”的先决条件，在中国古代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时，有着十分重大的政治作用。然而，检视日本“汉历五传”的历程，却未见历法传承或与之相对应的经验。按照有关文献的记录，这些年历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大体如下：《元嘉历》：据《日本书纪》，钦明皇十四年六月，钦明皇派出使者百济，在使者携带的诏书中，说之前派来的医师、术士、历博学者都已过期，请求“依番上下”，并说“卜算、历书和各种药品”，这是钦明皇的诏书。翌年，百济应此邀请，派出九名使臣，其中就有历博士固德王，前往日本。推古天皇十年（六百零二年）的十条中说：“百济僧观勒，奉上了一本《历法》和一本《星象》。”第二年，日本就“始用历日”。那时百济正采用《元嘉历》，所以百济将《元嘉历》传至日本。在奈良县日香村的“神庙”遗址中，发现了一枚记录着保统三年三月四月两个日期的简牍，证明了日本确实采用了《元嘉历》。总之，日本利用中国历时，强调的是科学和技术的应用，而不是表面上的“奉正朔”。这从《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唐求法大和尚袁仁所著。他于838年抵达中国，是在“日本国承和5年7月2日，也就是大唐3年7月2日，虽然年代不同，但日期却是一样的。没有使用中国纪年，意味着日本与唐代在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月日共同”由于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历，所以与唐代的日期顺序也是一模一样的。显然，即便是在唐朝，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但日本人一意要求同中国等，采用中国历，也和效仿唐朝其它制度，是一种向往唐朝制度和文化的表现。从技术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参考文献：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

中国新年还是农历新年？某些韩国人的小心脏又受不了啦C罗在给中国球迷拜年时写了“Chinese New Year”，结果被韩国一家媒体批评用词不当，正确用法应该是“Lunar New Year”。就连联合国发行“中国农历新年”邮票之后，也被不少韩国人点名批评，说不应称为中国农历新年。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难道农历新年就不是中国新年了？蕞尔小国就这么健忘么？中国古代每逢改朝换代，必改正朔，颁历法。因为在封建文化中，正朔、历法就代表了受命于天的皇权，正朔代表一个王朝的合法性，是一个王朝的标志。使用正统王朝的历法，也是附庸国表示“奉正朔”的重要形式。自明永乐年间起，朝鲜王朝每年冬天都要派人进京领取来年新历。明崇祯九年，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次年即征服朝鲜，朝鲜王朝从此奉清正朔。清入关后，对朝鲜的颁历进一步制度化，领历使者又称“皇历赍咨官”。中国历史上的附庸国多了，但像韩国这么忘恩负义的还真不多见。感觉某些韩国人是不是狗肉吃多了，颇有点赖皮狗那种草天草地草自己肚皮的浑劲。不单单是在文化方面各种抢，在军事、政治等方面也频繁给我们下绊子，韩国为啥这么吊呢，是因为他后爹漂亮吗？还是认准了我们不能怎么着它？

浅析南唐成为中原政权的臣属藩镇后梁时期，南汉政权初立不久，实力较弱，故而这一时期南汉称臣于梁，对其贡奉频繁，如开平元年，于五月、十月、十一月进奉三次，所进之物多为奇宝名药，银钱珍巧，种类甚多。在南汉政权的开创者——刘隐死后，其子刘岩袭位，亦立即遣使贡奉，乾化元年十二月，其所贡之物“估数千万”。后梁政权亦对其多有册封，如开平元年“加检校太尉，兼侍中”；三年，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封南平王，乾化元年，进封为南海王”。至梁末帝时期，中原多故，每况愈下，南汉统治者遂生自立之心，贞明二年“贡奉遂绝”,贞明三年，刘岩即位第二年，“改国号为汉”。此后，与中原政权交往寥寥无几，仅在后唐与后周时期各有一次进贡。后唐同光元年，为了查探中原政权实力的强弱，“遣宫苑使何词入贡”。值得一提的是，南汉政权并未像朱梁时期那样以臣服者的身份遣使进贡，在与中原政权致书中，是以平等的身份称“大汉国主”。在听闻后唐朝政紊乱，不足为惧后，南汉再一次与中原遂绝。至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平江北，屡挫南唐，南汉主刘晟忧惧，遣使修贡于京师。不过，自刘晟死后，南汉与中原政权再一次断交。前蜀政权自唐天佑七年九月立国，至后唐同光二年灭亡，仅存在十九年。观前蜀与中原政权的交往可知，前蜀政权始终与中原政权处于平起平坐的位置，如前蜀永平二年二月（912年），梁遣使来聘，“推帝为兄”，并在致书中希望与前蜀“久约弟兄之契，欢盟甚固，功业相推”。同年六月，前蜀遣梁使回汴梁时，亦修书“大蜀皇帝致书于大梁皇帝阁下……永言梁、蜀之欢，合认弟兄之国”。后唐灭梁，唐庄宗欲交好前蜀，遣使来蜀，其笏记亦称前蜀统治者——王衍为“大蜀皇帝”。由此，前蜀政权始终未称臣于中原政权，亦没有对中原政权的贡奉往来。前蜀灭亡后，唐庄宗任命孟知祥驻守成都，孟知祥初到成都时，羽翼未满，故仍听命于后唐政权，亦能按时贡奉，如天成四年明宗进行南郊祭天，令孟进贡知祥助礼钱一百万”，尽管孟知祥不愿出钱，但迫于无奈，仍献五十万。而后，在孟知祥成功控制东西二川后，便实行与前蜀一样的政策，拒绝臣服于中原政权，断绝贡奉，并于长兴四年（933年）自立为帝，在此后与后汉、后晋、后周的交往中，皆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即使在与后周的求和书上，亦自称“大蜀皇帝”。杨吴政权建立者杨行密，自唐末便与朱梁政权建立者朱温势同水火，史载“乾宁元年（894年），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万余斤如汴宋貿易，全忠执令回尽取其茶。杨汴始有隙”。而后于乾宁四年所爆发的“青口之战”，更是加剧二者间的矛盾，以至于到五代朱梁政权建立后，双方未有和解，故这一时期交往甚少。不过等到后唐政权建立，杨吴政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多次遣使进献于唐，据《十国春秋》记载，仅吴顺义三年（924年）至乾贞二年（928年），五年间共进献十二次之多，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不过，乾贞二年二月，吴主遣使于唐，唐臣安重诲认为吴国要与后唐分庭抗礼，拒绝与吴国遣使往来，由此杨吴政权再一次与中原政权断交，直至吴亡。吴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吴王禅位于齐王徐之诰，南唐建立。南唐政权建立之初，虽实力超过中原的后晋政权及其后的后汉政权，但并未攻打后晋，反而与其保持和平的交往状态。至后周，南唐实力经过前期的休养生息，实力大增，遂有一统中原之志，不可避免地与实力强大的后周发生冲突。后周显德三年，周世宗亲征江淮，南唐军队节节败退，唐主李璟遂于二月遣使奉表“愿依大国称臣纳贡之意，进金器千两，锦绮绫罗二千匹……又进犒军牛五百头，酒二千石”。三月，李璟又“进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又进赏给将士茶绢金银罗帛等”，希望“请比两浙、湖南奉正朔”，周世宗尤未许。显德四年三月世宗再次南征，兵至江口，唐主惧其南渡，遂遣使奉表贡方物，并愿以国附庸，再次请求奉周为正朔，后周才“允奉正朔”。五月，南唐去帝号，去年号，称国主，降天子仪制，由此，南唐正式成为中原政权的臣属藩镇，在此后恪守藩镇职责，岁时贡奉。参考文献石宏夫:《五代后期藩镇进献的变化及特点》，《唐史论丛》第二十六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年。[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九四《晋书二○·刘处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六九《帝王部·纳贡献》，北京：中华书局，1960。#奉正朔简介#

“红夷大炮”主要指的是欧洲所发展出的前装滑膛加农炮。而 “三头兽”则谓1553年在意大利阿雷佐（Arezzo）城挖掘出的著名铜雕基迈拉（Chimaera），其主体是一只会喷火的三头怪兽，兽身的前半部有狮以及山羊的头，兽尾则是一条蛇，正用嘴逗弄山羊的右角。该铜雕现藏佛罗伦萨的考古博物馆（Archeological Museum in Firenze），风格属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托斯卡纳艺术（Etruscan Art），为意大利本土、希腊和东方元素的混合体。在基迈拉出土的前一年，很巧合地，利玛窦诞生于约180千米以东的马切拉塔（Macerata）城，他或许是入华耶稣会士甚至意大利人在中国具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更是中外交流史上的时代巨人。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们，选择天文历算和红夷大炮作为吸引明朝统治阶层重视的媒介，但后两者却都沦为清朝所用。由于钦天监每年所编制的历日中订有朔闰与节候的时间，而此一关乎日用民生的纪日标准，是治理一个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的，故中国历代对颁历一事均甚为看重，并将其升华成拥有高统治权的具体表征，此事所含蕴之“奉正朔”或“颁正朔”的政治意义，在朝代更替之际尤其明显。至于原先被明军视为足以对抗八旗精锐步骑的红夷大炮，后却因缘际会倒转成为清军摧毁中国传统城池结构之利器，让清朝得以在很短时间入主中原。本书即尝试梳理在萨非（Safavid）、莫卧儿（Mughal；或译作蒙兀儿）以及日本之后，清朝如何于十七世纪转变成亚洲强大“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又为何在十九世纪时无力面对列强的侵略。十六世纪是欧洲文明所开创“大航海时代” 的起点，他们以坚船利炮为后盾，像海啸般一波波地强烈冲击包括亚洲在内紧邻大洋的各个国家，不仅在四处点状地建置商港和堡垒，更开始进行面状的殖民扩张。葡萄牙首先于1510年在印度西岸的卧亚（Goa；今译果阿）建立根据地，并将势力范围陆续延伸至印度次大陆的滨海地区、东南亚盛产香料的岛屿以及中国沿海的澳门。西班牙则于1571年入据菲律宾群岛的马尼拉，与其在美洲的殖民地相互呼应。1580年起，葡萄牙王位由拥有优先继承权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兼领，此一信奉天主教的西、葡联合王国，虽然内部矛盾不断，但至少表面上形成了海上大强权，教廷的传教士在其保护与支持之下，也积极至亚洲各地宣教。但随着1588年西班牙舰队征英的惨败，西、葡两国在亚洲所拥有的优势，开始遭到欧洲新教国家的挑战。1581年宣布脱离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在1600年派船航抵日本，两年之后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而1600年创建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在爪哇岛上的万丹（Bantam）建立据点，往来欧洲、东南亚和日本进行贸易。荷、英两国透过东印度公司的设置，整合国家与民间的军事以及经济力量，将其触角强而有力地伸入亚洲，它们不仅相互掠夺，也不断与西、葡发生激烈冲突。从印度洋、南中国海、中国东南沿海以迄日本南端的九州岛海域，欧洲强权的战舰与商船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海战，整个亚洲几乎只剩下一些内陆地区还未明显感受到西潮的冲击。大明帝国末期主要的威胁，乃来自陆上精于骑射的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内部的民变，在连亘二三十年的军事冲突中，对火器的倚重益发明显，不仅外来的火绳铳（又名鸟铳，十六世纪中叶即已传入）逐渐加入个人用火器的行列，且自天启元年起，曾数度将西方铸造的红夷大炮解京运用，这些炮大多打捞自广东沿海的欧洲沉船，威力远超过中国军队长期所使用的佛郎机铳、将军炮、灭虏炮或虎蹲炮等。火炮的操作与铸造技术，因此成为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第一课，并在战场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当欧洲文明于十六世纪开始张开大帆迈向海洋时，他们所掌握的优越航海技术和所具备的旺盛探险精神，令邻近大洋的其他文明均不再可能闭关自守，而那些商船和战舰上的先进大炮，更是他们扩张海权的利器，并成为几乎每一个东方国家的梦魇。郑和以后的大明帝国对于海洋的关注度一向不高，甚至还曾采取海禁政策，但在大航海时代中，却也无法阻拦已经冲击到中国沿岸的西潮。而东西方接触后所衍生的庞大经济利益，不仅令欧洲这些海权国家积极开创或争夺这一广大市场，更吸引了闽粤人士开始发展私人海上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