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旦势力的受制神龙元年（705）正月，中宗即位，相王因诛张易之兄弟功绩加号安国相王，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这一年的太庙祭祀中，李多祚与安国相王一同登輦夹侍，礼遇异常。这次权力交接对于中宗和相王之间具有特别的意义。两人的地位从储君和亲王转变成了君臣关系。相王与一般亲王不同，他本就深受先帝偏爱，一度坐上皇位，还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势力。虽然客观上他为中宗提早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一旦坐上皇位，相王的声望与地位在今上眼中必然是一种威胁。孙英刚注意到了中宗与相王之间的矛盾，他指出：“相王与宰相功臣集团的紧密联系，以及相王、宰相的权力膨胀。使刚刚回到京城、没有亲信的中宗疑忌。”这一看法是正确的，无论相王有没有染指帝位的打算，他对皇位都是威胁。基于裴炎、王德真和刘祎之所提供的前车之鉴，那些围绕着相王的政治关系虽然一度助他顺利继位，此时却成为了他不得不防的存在，中宗朝初期一系列的政治风波都需要再这一基础上加以理解。相王早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宗登基的次月，相王便主动辞去宰辅，从此在中宗一朝几乎成为了一个边缘人物。为辞去“皇太弟”这一历来徒生是非的名号时，他不惜三上奏章以谢皇恩。在他委托崔沔代笔的第三封奏章中,他一边极力推脱，一边有意识地为自己的身份开脱。他明白自己在武则天时期的经历已将自己置于一猜疑之地，只好借辞储的机会表白心迹。以诚恳甚至卑微的态度将自己皇嗣时期的经历解释为忍辱负重的权宜之计，认为如今自己是待罪之人，不仅不适合居于储位，更未曾觊觎皇位。可惜这样的自白并不能打消中宗的怀疑。姚崇可能也较早地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姚崇同情武则天虽然合情合理，但恐怕不至于要当众表达。此间利害连张柬之都清楚，他也必然不会不知道。这番举动或许正如胡三省所言：“此姚元之所以为多智也。”真心之中还混杂着演技，成为了一场帮助他远离中宗朝政治旋涡的表演。王夫之对此有更深入的解释，他认为姚崇因为武氏宗亲尚在，为了避免诸武报复而通过这一政治表演免于祸患。在五王眼中似乎武氏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五王而在于中宗。如果说政变当日他们还有机会乘乱诛杀武三思等人，此时这一行动就完全系于中宗的态度了。张柬之等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宗不会放过武氏，并且翻出旧账挑唆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却无功而返。正如张柬之指出的“滥官僭爵，按堵如固”，武氏的势力经过长期的经营已颇具规模。中宗出于对相王的忌惮，此时更不可能将这一制量连根拔起,因为这等于变相放任相王一系独大。唐华全认为：“中宗仅凭其自身的政治力量又不足以解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故为了抑制张柬之等五人的权势,中宗也就只有竭力拉拢和利用诸武势力。”中宗倒向诸武是一种可以被理解的政治选择。姚崇可能正参透了这一根源，才借张柬之之手避祸，而其他政变参与者的命运便不难想象。五王之后的经历已人尽皆知，并且其中张柬之四人虽然与相王有合作关系，但是并不是相王势力的核心成员，因而不再加以说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袁恕己的经历。神龙元年（705），姚崇二月罢相离京之后，袁恕己接替了他的职位。随后袁恕己与张柬之等一同封王，罢知政事，封南阳郡王，第二年正月任豫州刺史。参考文献《旧唐书》卷100《苏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资治通鉴》卷210，唐玄宗先天元年七月乙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72《帝王部·求旧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相王刘义康接上序刘义康被软禁中书省内十多天，觐见文帝并且辞行。文帝只是对着他恸哭，别的什么也不说。后来文帝派和尚慧琳前去看望刘义康，刘义康问:“弟子还有回归京城的希望吗？”慧琳说:“遗憾你不多读几百卷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文帝去赴会稽公主的宴会，宾主尽欢，但是突然间公主起身拜了两拜，并且磕头，似乎悲伤的样子。文帝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亲自前去搀扶。公主说:“义康到了晚年，陛下一定不会再容纳他，如今特意请求饶他一命。”因此恸哭，文帝也不禁留下了眼泪，指着将山说:“肯定不会有这种忧虑，我要违背了今天的誓言，就是辜负了先帝。”于是他把喝的酒封起来赏赐给刘义康，并且写信说:“会稽姐姐宴会的时候想起了弟弟你，所以把喝剩下的酒封好送给你。”会稽公主在世的时候，刘义康安然无恙。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八月，会稽公主去世。翌年（公元445年）十二月，相关部门启奏，请求削除彭城王刘义康的爵位，把他逮捕起来，送交廷蔚治罪。是三月，下诏把刘义康和他儿子女儿全都废为庶民，在宗室谱籍中除名，流放到安成郡，还任命宁朔将军沈邵做安成相，领兵防守。刘义康在安成郡读书，看到汉代淮南刘长的史事，不禁扔下书慨叹道:“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我竟然不知道，被治罪也在清理之中了。”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军南下，一直杀到瓜步，建康成内人人恐惧。文帝担心有人会再次尊奉刘义康而闹出乱子来，太子刘劭和武陵王刘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多次提醒文帝应到早做防备。于是文帝就派中书舍人严龙送毒药给刘义康，赐她一死。刘义康不肯服用，说:“佛教不允许自杀，随你们方便怎么办吧。”使者就用被子蒙住他的头，把他给闷死了。完结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什么提示呢？

给晋简文帝司马昱澄清形象简文帝司马昱是东晋中期执政二三十年的相王和皇帝，其形象一直被扭曲得厉害，特别是近几十年，其形象被更进一步扭曲。首先驳斥“殷浩被废后，司马昱就被桓温架空”的说法。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晋书桓温传》言，“自此（殷浩被废后）内外大权一归温矣。”事实上，殷浩被废一事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当时，司马昱以王述接任殷浩为扬州刺史，豫州和徐兖都督是忠于朝廷的谢尚和荀羡。另外，桓温废立后，也根本没架空司马昱。桓温本来打算北伐前燕成功后求九锡，但是他打了败仗，又陷入和司马昱的交着状态。中枢的大臣忠于司马昱，扬州军也还在其手中。桓温自身又北伐战败，名实顿减，根本无力架空司马昱。司马昱即位后，桓温请杀武陵王（以试探司马昱），未成功，桓温控制不了司马昱。《建康实录》载：“既而，温寻又谋新蔡王晃反，与晞连结殷涓及太宰长史庾籍等同谋，收付廷尉。奏请诛二王，帝对之泣，不许。温固执之，帝手诏答温曰：‘若晋祚灵长，公便宜奉行前诏。如其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温览之，流汗变色，不复敢言。帝先历宰三世，温素敬惮。及帝即位，温欲上事自陈，帝引见，对之悲泣，温惧无色。及行武陵王等诛不果，深恐。帝知而安慰之，寻大赦天下，以温为丞相，温不受。辛酉，温旋白石，因上镇姑孰……既还故孰，帝使侍中王坦之数征为相，辞不受。”“及行武陵王等诛不果，深恐。”他怕被司马昱控制起来，就赶紧离开建康。司马昱去世后，他才谋划发动政变篡位。《建康实录》：“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朝，有簒夺之志，顿兵新亭，欲诛执政而废帝（孝武），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将害之。”不过，他也没真下手，不久病死。一些文章说司马昱即位后受辱，处处受屈，这纯粹是想当然的说法。桓温要有这个能耐，有这个功夫，去向司马昱讨要九锡，发动武装夺权，不更好吗？虽然桓温废立让司马昱陷入被动局面，司马昱即位后也确实忧心忡忡，可他根本谈不上受辱，连处处受屈都谈不上，顶多有些受屈。

浅析唐高宗时期李旦王府的人选李旦的爵位自从其出生开始就几番更迭，在高宗朝先后被封为殷王、豫王、冀王、相王以及豫王。其对应的王府名称自然有高宗龙朔二年（662）至乾封元年7月的殷王府。乾封元年7月至总章二年（668）11月的豫王府，总章二年（668）至上元二年（674）十二月的冀王府，仪凤元年（676）至仪凤三年（678）的相王府以及仪凤三年（678）至嗣圣元年（684）的豫王府。名号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确认各王府僚佐任职王府的大致时间。李旦的王府显然有别于其他王府，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了王府长史的选择上。根据《新唐书·百官志》，以宰相兼任王府长史的标准意味着李旦王府的地位是高于其他王府的，某种程度上可与东宫相提并论。这一原则从开府之初就得到了落实。据《旧唐书·李义府传》，李义府就以宰相的身份兼任李旦的王府长史，这也意味着李旦的王府与宰相府之间具有先天的联系这一惯例在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被打破。时年“九月，甲申，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王德真为相王府长史，罢政事”。此时距离唐高宗去世还有4年，早已进入了政权传递的敏感时期。为了政权的平稳交接，吸取唐太宗的教训，不再以东宫的标准要求相王府，从而停止了以宰相兼任相王府长史的作法是比较合理的。王德真一度与宰相共事，可能与当时的同事存在交往，因此这意味着相王府并没有就此中断与宰相之间的联系。他在此之前已经加入了王府，由其所作的《大唐故特进泉君墓志》一文的署名就是“中书侍郎兼检校相王府司马王德真”，这篇墓志铭写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十二月，可知王德真在永隆元年（680）之前就已经任职李旦的王府了，并且在这一年从司马升任长史。司马以下的王府成员亦经过了精挑细选。关于这一问题，不妨参照与李义府同期的韦泰真的经历，它清楚地展现了进入李旦王府的门槛，其中包含了对于地望、家世、资历与能力的要求。类似的表述在其他僚佐的资料中也并不少见，诸如“藩邸择贤，妙尽时选”。殷王府记事一职要求过高，在龙朔三年（663）授予韦泰真之前因为无人符合要求而缺员。韦泰真本人正是任职标准的好体现，他出自名门京兆韦氏，《韦泰真墓志》交代了他祖上历朝为官的情况。目前可考的高宗时期的王府官员多出自于魏晋以来的高门贵胄。王希儁的经历展现了李旦的改封之于僚佐的影响。他是琅琊临沂人，出自著名的琅琊王氏，父辈同样历仕多朝。苏瓌以进士身份加入王府，其家室也十分显赫，对于家世和地望的看重让王府内部成员都出自同一个交往系统。在上述提及的人物中，韦泰真、王德真、苏瓌都出自京兆地区。元怀景的夫人即“逍遥公敬远之玄孙”，可见其夫人也出自京兆地区。这一因素理论上可以让李旦的王府成为一个相对紧密的整体。继承顺位先于他的李贤和李显在成为太子之前却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两人与其他皇子无异。在已知的王府长史中，皇甫公义以左肃机检校沛王府长史，苏良嗣检校周王府长史，他们出任王府长史时在朝中的地位自然不能与一度位高权重的李义府相提并论。反而我们能发现一些关于这些僚佐不称职的例子，如：“上征田游崖为太子洗马，在东宫无所规益。”产生这种差异的直接原因是高宗的偏爱。在刘祎之进入李旦的王府时，高宗曾嘱咐他道：“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以师范。”《韦泰真墓志铭》称李旦为“圣慈之所钟爱”，后来李旦也坦言自己“特蒙慈爱顾复之至，礼绝诸王”。李旦在旁人眼中的地位自然高于其他亲王，在宫廷中会出现“相王相贵”这言的基础可能正是高宗的偏爱。孙英刚将唐代前期宫廷政变的格局总结为“一君两储三方”，以描述唐前期的皇帝与争夺继承权的两个潜在储君所构成的局面。而此时豫王李旦的处境正与当年的魏王李泰相同，一个同样深受偏爱的亲王与他身边实力强大的王府客观上构成了三方中的一方。参考文献王涤武：《武则天时代》，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旧唐书》卷7《睿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相王简介#

只听过彭城相王，没听说过徐州相王。你把土字加一横，相土变相王，又把假土王这个传说人物，与两千年后的齐魏彭城相王事件混为一谈。唉，我让你把我绕的是迷迷糊糊晕头转向！请教一下汪老师，按您所说：“徐州相王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僭越行为”，那在它们两千多年前的相土敢称相王？另外再请教一下，战国时期有徐州吗？[祈祷][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