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惩罚不可谓不重。自康熙二年（1663）“庄廷珑《明史》案”后的40年间，除朱方旦案外，康熙朝一直采取“宽文字之禁”的态度，其间，即使顾炎武之类无论如何都称得上“大逆”的人亦不曾因文字罹祸。而《南山集》案发，成为思想领域镇压异端邪说的突出事件，是康熙朝中后期文字狱案再次兴起的标志。该案定罪如此之重，也和当时敏感的太子朋d之争不无关系。几乎在赵申乔参劾戴名世的同时，发生了又一起江南科场案，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上疏奏考官受贿，言士子数百人抬财神直入学宫示威。接着张伯行上疏弹劾江南江西总督葛礼，“通同监临提调，揽卖举人”。科场案发后，“又风闻总督要银五十万两，保全伊等无事”等等。被弹劾的总督葛礼是康熙乳母的儿子，又是皇太子胤礽的d羽。葛礼发动他的智囊们，搜罗张伯行七条罪状反加弹劾，其中罪状之一，即“刑部行提戴名世案内作《南山集》序之进士方苞，向系伯行好友，竟不差一官一役捉拿，且《南山集》刻版，方苞收藏，苏州书肆印行三千余部，伯行岂得违日不知，乃并不追问，其背恩d”。揭发江苏巡抚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有关系，把张伯行打入戴名世、方苞一d。皇太子胤礽曾将《南山集》中有关“悖逆”之语摘出，进呈康熙帝。说明皇太子亦曾参与《南山集》一案，希图助葛礼一臂之力，借以反击张伯行。这就使《南山集》案与朋d之争纠缠一起，更加复杂化。该案牵涉当朝官员和知名士子太多，先后有三四百人，包括康熙帝的宠臣张伯行、尚书韩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及知名文士方苞、汪灏等。刑部几次拟罪具奏，康熙帝都以“此事所关甚大，本交内阁收贮，另行启奏”为由，将结案拖延下来。因本案的社会影响、是否构成大逆罪、牵涉的朋d之争和官员众多，加之官员大臣的说情，使得该案复杂。康熙处理此案十分慎重，或许，他不愿意将自他亲政以来通过“诏命举山林隐逸”（康熙十二年）、“特开博学鸿儒科”（康熙十七年）、“开明史馆”（康熙十八年）等举措，使不易形成的宽缓局面因此案而毁于一旦，也不愿因此而得到一个文字罪人的恶名。所以他采取了区别对待，逐个解决的办法：对一向信任的张伯行，康熙帝处理果断，明确表示张伯行与《南山集》案无关，切责葛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未闻有清正之名，其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命张伯行将方苞由遣员解部，《南山集》刻版在江宁起出，余均免议。赦免方苞，以示爱才之心。方苞，字灵皋，号望溪。他是戴名世同县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由举人会试考中，因母病未参加殿试。《南山集》作序者之一。此人笃于经学，精于古文，风检严峻，文肖其行，是古文桐城派的泰斗。据说有一日，康熙帝对大学士李光地感叹说：“汪霦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说：“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帝又问还有谁？李光地以戴名世对。方孝标又是他的族祖，与该案牵连颇深。方苞后被免死罪，家口入旗，不久特命入值南书房，以文学备顾问。康熙五十二年（1713）负责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

1978年，在绍兴市委请求下，一个名叫王戍老人回绍兴，整理1938年回乡的有关资料。没想到，老人缓缓回忆：“其实，我是总理的义子。”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乘着乌篷船从绍兴城出发至祖坟祭祖。一路随行的还有一个17岁的少年。少年的祖母周桂珍是的嫡堂姑母，因此他是的姑表侄儿。那时，正值王戍的学校放假，他才有机会陪旅行。祭祀结束后，提出要参观大禹陵。王戍一听说到大禹陵就高兴得跳了起来。他兴奋地说：“老师说，大禹是有德之君，是中国早的几位好皇帝之一。马上，他又讲了大禹三进门而不入水的故事。听了，笑了又补充说禹在治水、发展农业方面做了很多好事，还造了九鼎。之后，他的儿子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周表伯，九鼎是什么？」王戍问。「鼎是古代烹调用具，九鼎是九鼎，代表九州，意思是大禹功及全中国。」「表伯，你知道怎么比我们老师多？」王戍听了表伯的讲解，觉得表伯学识渊博，从心里特别佩服他。还对这位翩翩少年勤于思考，不懂就问的态度打心里喜欢。“我也听老师讲了，”他幽默地答道。但是，教我的老师要比教你们年长得多，所以我知道的就比你们多。”的话让一条船上的人笑了。到达大禹陵后，看到大禹塑像的供壁上画了九把斧头，便故意问同僚：“这九把斧头是什么意思？”同行者摇头说不知道，甚至专程陪同的“绍兴通”宋山也回答说“不清楚”。见王戍忽闪着大眼睛说：“表伯，刚才您没有说大禹曾经铸九鼎，九鼎代表九州，我想这九把斧头和九鼎会是一个意思吗？微笑着，不禁赞叹道：“还是王戍聪明，九斧和九鼎一样，也是大禹疏浚九州、治水救民的丰功伟绩。”祭拜归来，应邀到姑父余家吃晚饭。翌日活动一天，又到姑父家吃饭。晚饭后，应亲友的要求，为大家题词。于是将《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的题词交到王戍手上时，王戍顿觉热血上涌。于是，他把父亲拉到屋外，对他说：“爸爸，你替我和表伯说，我愿意和他一起去抗日前线打鬼子！”夫妇二人回到家中，王贶甫立即向传达了王戍的要求。望着年轻的王戍，稍有迟疑地说：“你年龄还小，应该继续上学，这次不能带你出去。”听到表伯这样的话，王戍伤心地低下头来，泪水溢出眼眶。不忍心看到王戍伤心的样子，就伸手把王戍拉到面前，亲切地安慰说：“那你做我的干儿子，好不好？”王家父子听了都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周围在场的人也都说好了，于是立即叫王戍站到面前，要他向表伯行三鞠躬礼，并当众喊了一声：“干爹！”回答后，立即为王戍重写题字：“乘长风破浪！慕向表侄义儿  。”慕向是王戍的字，在署名时比上一幅多了“义儿”两字。在题字写好之后，拿出10块银元给了王戍，并嘱咐说：“你年纪小，要好好学习，学会独立生活。有时间就给我写信。次日，离开绍兴。繁忙的工作中，他并没有忘记刚刚认出的义儿，又特意于4月5日将自己身穿军装的照片随信寄给王戍。从绍兴老家离开以后，王戍就没能见到他的义父。此后，王戍一直铭记着的教诲，坚持不懈地苦读，194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一九四九年王戍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不久即调任福州市政府工作，后来又调到福建高等工业学校工作。自那以后，王戍给义父写了很多信，都没有回复。没有忘记这个“表弟义儿”，而是想到如果给他回信，怕王戍也有他这一层关系而影响王戍的发展。此后，王戍在福建省的教育战线上辛勤工作50年。他一直牢记的的家规，特别是“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他更是牢牢记在心中，一直坚持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默默地为人民服务，直到离休。王戍回忆说:“表伯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高风亮节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上，他的教诲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1939年3月30日，在绍兴姑父王子余家槐荫堂前和亲友们合影。左起：王远甫、章问渠、、王戍、王贶甫、王逸鸥、陈建珍

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乡试发榜，饱学之士名落孙山，文笔不通的富商子弟却能够赫然在列，惊呆了江南士子，愤怒之情在民间涌动。江宁城中万人空巷，义愤填膺的考生们冲到江南贡院门口，把“贡院”二字改为“卖完”，把孔子说成是“财子”。愤怒的苏州士子，千余人抬着财 神老爷进文庙，讽刺官员靠乡试受贿发财，强烈抗 议考官取士不公。扬州考生挂出对联 “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 ”，讽刺主考官大搞权钱交易，录取不学无术的有钱人，是有眼无珠、目无法纪、胆大包天。在这样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总督噶礼却瞒住实情不上报，还出动衙役抓捕了十来个领头闹 事的考生，想把沸腾的局面压制下去。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行站出来为考生们主持公道，他和苏州织造李煦一起，将此事报告了康熙帝。皇帝震怒，顿足叹道“可羞之极矣”。康熙立即派张鹏翮和赫寿两位为钦差大臣，连夜赶往江南，会同当地官员彻查此案。两位钦差大臣召来本次乡试中录取的一些富家子弟，重新考试，然而这些无 能的考生却连起码的《三字经》《百家姓》都写不出来，更别说四书五经了。审理中，真 相渐渐浮出水面，富商行贿是确定的，考官舞弊，也是确定的。但是，在考生行贿的数额与主、副考官接受的数额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行贿受贿过程是有中间人的，这位叫李奇的中间人，在连番的审问之下，供出了zuì 大受益者与幕后黑手，竟然是总督大人噶礼，他一人受贿竟达五十万两银子。钦差大臣张鹏翮跟噶礼有姻亲关系，见势不妙，马上宣布李奇是诬告朝廷命官，并且立即退堂。同在现场审案的张伯行目睹这丑恶行径，气愤填膺，立刻向康熙写了一份新的奏章，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但此时的噶礼却恶人先告状，诬陷张伯行，还罗织文字 狱，想把张伯行置于死地。康熙不糊涂，他是相信张伯行的，但无奈的是朝廷中关系错综复杂，噶礼在朝廷中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康熙无法深查。后来的处理结果是，噶礼和张伯行双双解职，交审事大人继续审查。扬州百姓听说张伯行被解职，全城罢 市、撤业，数千人围住公 馆，哭声满扬州。第 二天，扬州人扶老携幼到公 馆，将水果蔬菜献给伯行，伯行推辞不得，只得收下豆腐一块、菜一束。不久张伯行回苏州听候处置。数万名扬州人云集江岸护送，一直送出四十余里。船到苏州，张伯行暂寓枫桥，苏州士民都涌到枫桥，纷纷送上果蔬，场面更胜扬州。此案审案组上报结果为，张伯行应革职治罪，噶礼免议。康熙帝大笔一挥，改为：伯行留任，噶礼革职。江苏士民闻讯欢声雷动、额手称庆。苏州城头挂出巨幅大字 “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 一清官”。1711年的科场案风波过后，张伯行继续留任江苏巡抚，他一如既往地过着俭仆而清寒的生活，他日常所需的蔬菜米麦、寸丝尺布等等，都从河南老家运来，真的是 “止饮江南一杯水 ”。甚至连一杯水都坚持要付钱，当张伯行得知无锡送来的惠泉水是搭的民船，他坚持自己付清了运费。1713年，张伯行为苏州创办了紫 阳书院。在这所苏州第 一的书院189年的办学过程中，培养了无数优 秀人才，清代中后期的苏州状元，大多数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苏州人在沧浪亭建了 “中州三贤祠”，以此来感激三位河南籍的江苏巡抚对苏州百姓的恩德。 #伯行简介#

1712年，康熙问自己的奶妈：你儿子官做的怎么样，奶妈答道：噶礼贪赃枉法的事没少干，他不配在这个位置。康熙大惊，于是将噶礼革职。几天后，奶妈对康熙说了一事，康熙大怒，下令处死了噶礼。噶礼因其有出众的才能，又因其母是康熙的奶妈，所以他年纪轻轻便受到康熙的重用。担任两江总督，是当时有名的封疆大吏。公元1711年，是三年一次的江南乡试放榜的日子。江南在当时文风极盛，所以乡试放榜在江南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谁曾想等到榜单一挂出，周围人便议论纷纷，因为这上榜之人大都是大臣之后。更有甚者，吴泌和程光奎这两个只知吃喝玩乐，不学无术的公子哥都能上榜。众人纷纷发怒，誓要讨取说法。于是，诸多落榜之人来到江南贡院门口聚集要个说法，抬着财神入学宫来讽刺乡试主考官左必蕃和副考官赵晋贪污腐败。左必蕃和赵晋面对这些有文化闹事的书生，二人束手无策。这时候，噶礼出手了，下令逮捕参与闹事的考生。这使得事态进一步升级，江苏巡抚张伯行站出来向康熙帝上奏折。张伯行称如果不处理好这件事，可能会影响恶劣，让学子寒心。康熙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也觉得此事有蹊跷。康熙随即派武英殿大学士张鹏翮作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噶礼和江苏巡抚张伯行一同前往江苏调查此案。张鹏翮到后，立即展开调查工作。经调查，吴泌和程光奎果然花重金买通了考场考官。二人在试卷对应的地方做出标记，考官看到后令其成功通过乡试。张鹏翮层层查询贿赂关系链，将涉案考官抓捕，继续审问。在审问期间，噶礼试图当场对证人动用刑法，有掩盖事实的嫌疑。张鹏翮因惧怕噶礼的权位，不想得罪噶礼，想着息事宁人。张伯行不满张鹏翮的做法，随即指责噶礼滥用权力。噶礼急了，两人发生冲突，两人均称要上书皇上。几天后，康熙就收到了两个奏折。一个奏折来自张伯行的，指出噶礼滥用私刑；另一封则是来自噶礼，指出与张伯行无法共事。康熙深知伯行居官清廉，噶礼的品行不能相信。康熙也知晓其余官员因害怕得罪噶礼，才选择息事宁人。康熙正在左右为难时，奶妈来了。于是康熙问奶妈：你觉得你儿子当官怎么样？奶妈毫不犹豫的回答道：噶礼过于贪婪，这些年仗着自己位高权重，没少贪污，他不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康熙听后，心想奶妈之言甚是直接，随即豁然开朗。康熙果断将此次江南乡试考官判处决令，并将噶礼革职待看。至此，科举舞弊案告一段落。康熙帝碍于奶妈，想着让噶礼好好反省，并未想取其性命。但突如其来的一事让康熙大发雷霆，也随之改变了康熙的想法。噶礼革职后，整天郁郁寡欢。噶礼知晓其母是皇上的奶妈，随即请求母亲向皇上求情。噶礼之母说：我没法求情，这都是你自作孽，咎由自取罢了。噶礼本来就和母亲关系不好，其母此话一出，他气愤不已。噶礼心想亲生儿子你都不帮，既然你绝情别怪我心狠。噶礼于是联合自己的弟弟打算毒害母亲。第二天，噶礼亲自做好饭，假惺惺的给母亲端过去。噶礼刚见到自己的母亲，就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想着给母亲赔礼道歉。噶礼殊不知，其母早已猜到噶礼想毒害自己，并未吃下去。奶妈认识到自己儿子已经被权力蒙蔽了双眼，随即再次面见康熙，上报了这件事。康熙听后大怒，心想一个人起码要懂得孝顺父母，岂能因为权力就要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康熙下令抓捕噶礼，怒声说道：上次看在奶妈面子上给你一次改过的机会，非但不思悔改还要谋杀自己亲生母亲。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康熙大发雷霆，本打算下令处死噶礼。但康熙念在奶妈的份上，让噶礼选择自尽。科举考试自创立之初，就是为了让更多出生平凡的学子能够抓住机会，出人头地。但总有官员为了中饱私囊把这的路堵死，这就太可恶了。当然，学子在考取功与名后要时刻谨记，孝字为大。

子夜时分，黑黢黢的刑部大牢寂静如死，上百名囚犯关押在四间老监房里，再加上北京城六月的暑气蒸腾，到处都弥漫着难闻的怪味。傍晚时分，刚刚绞死了一个囚徒，尸体就存放在隔壁预先备好的棺材里，准备后半夜拉出去埋掉。几个狱卒和监绞官早已熟络，便邀请他喝酒，杀杀“晦气”。微醺之际，突然，隔壁屋里传来了声响，几个人不禁停住了杯盏，面面相觑。那屋子除了装有尸体的棺材，别无他物，难道是老鼠在作怪？他们提着油灯摸到了隔壁屋，灯光如豆，在四壁间照来照去，却哪里看到什么老鼠？正在这时，声音又起，竟是从停放在屋子正中的棺材里发出的—先是极其痛苦的几声呻吟，接着是一声长唤：“人去矣，我可出也！”油灯“啪啦”一声打落在地，黑暗中，能看到每个人惨白如纸的面孔……噶礼遭“刺儿头”张伯行弹劾这不是什么鬼怪故事，而是清代著名学者钱咏记录在《履园丛话》第一卷里发生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六月二十日的真实事件。事情还要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张伯行噶礼互参案”说起。康熙朝后期，文恬武嬉，贪污成风，噶礼便是其中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噶礼的母亲是康熙帝的乳母，如此说来噶礼和康熙可谓“同乳兄弟”，这份情谊使康熙帝势必会重用噶礼。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噶礼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旋擢两江总督。正所谓小节不惩，必成大奸，贪污无度的噶礼竟然官运亨通，就必然会犯下更大的罪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时任江苏巡抚张伯行道劾噶礼于上年江南乡试中做手脚，“得银五十万两，徇私贿卖举人”，一时引起朝野震动。一来，科考上的舞弊容易引起士子不满，引发大案;二来，张伯行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对官场腐败深恶痛绝，又秉性耿直，是个人见人怕的“刺儿头”，他与噶礼叫板，不能不使得天下人侧目。何况张伯行在奏疏中那句“督臣敢于欺皇上、负皇上，臣则断不敢顾念身家，畏避权势”，等于指着康熙的鼻子说“你管不好你的狗，我来管，而且我才不管他是不是你的狗”。此疏一出，“远近抄诵称快，一时洛阳纸贵”。康熙刚开始还想维护噶礼，但是偏偏有个该维护噶礼的人，此时却站出来支持张伯行了。这个人就是噶礼的母亲、康熙的乳母。在张伯行弹劾噶礼的时候，有一天，老太太正好去孝惠章皇后处问安，遇到康熙，康熙“询其子所为，何以与张（伯行）不合，其母乃言其子贪状，且为张（伯行）开脱”。噶礼得知此事，不但不思悔改，还犯下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指使家人在饭菜里下毒，想毒死这个“多嘴多舌”的老娘！不料老太太命大，没死成，竟踉踉跄跄地跑到都察院告状去了。康熙得知此事，气得差点把龙案给掀了，立刻将噶礼打入刑部大牢，然后又查出噶礼贪腐之巨，合计“房产七十五处，地一百余顷，当铺十三所”。“诈尸”其实是未死都察院对噶礼下毒弑母一案“奉旨廷讯”，核实案情无误之后，“发部议凌迟处死”。康熙恨极了噶礼，“命挖其眼割其耳，籍没其家，妻子同谋，法皆斩首”。可行刑之前，康熙突然下旨“赐帛”，改斩首为绞刑，想让噶礼落个全尸。噶礼得知后立刻给监绞官行贿，让他在“帛系未绝时，即行棺殓”，也就是还没有被绞死、刚刚昏厥时就装入棺材。按照噶礼的计划，应该是等棺材被移出刑部后，监绞官再想办法将他救出，谁知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深更半夜，棺材里坐起一具“尸体”，眼睛和耳朵里还挂着血，这一幕吓坏了刑部的狱卒，更让监绞官肝胆俱裂—倘若被皇帝知道自己收了噶礼的钱，救他一命，岂不要人头落地？见状，监绞官急中生智，“惧事泄，一斧将其劈倒，连棺焚化，始行覆命”。这等于把噶礼当成僵尸给处置了。而康熙帝得知噶礼“诈尸”一事之后，颇为惊诧，苦笑着说了句“这奴才真烧坯也”，大意是这奴才的命还挺硬的啊！

中华民国历史人物之第329位，李经方（1855.6.6～1934.9.28）字伯行，安徽合肥东乡人。是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儿子，后来过继给李鸿章为子。1882年江南乡试第38名举人，分省补用知府，充任出使美国大使参赞官，分省补用道，加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补外道，军机处存记，钦差出使日本大臣。1892年任驻日本钦使。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随李鸿章赴日本谈判，李鸿章被日本浪人枪击以后他被清政府任命为对日谈判的全权大臣，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4月24日，奉皇帝的命令赴台湾交接割让台湾事宜。摄于台湾人民的抵抗斗争，不敢登陆，6月2日匆匆在基隆口外的日本舰上画押交割。1905年充商约大臣。1897年署理邮传部左侍郎，延试阅卷大臣，诰授资政大夫。1901年，李鸿章病逝以后，朝廷以四品京堂候补，参加与英国人的谈判。1907年任出使英国大臣。1911年任邮传部左侍郎，邮政总局局长。1917年参加张巡复辟活动福利失败以后，他蛰居大连，终日闭门。1934年九月28日去世，享年80岁1940年被葬于上海万国公墓。

清朝康熙年间，嘉定县有位县令，抓到小偷后，就派去学纺棉花，学会了就放走，学不会就一直学。不仅如此，他还命人去监狱大声朗读，让小偷们伸着脖子听。这位县令原名叫陆龙其，因为避讳“龙”字，就改为了陆陇其。他四十岁时考中了进士，四十五岁被安排到了嘉定县。那时，嘉定县有很多人成了小偷，被官府抓到后就说自己生活没了着落，迫不得已而为之。陆陇其上任后，决定要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小偷落到陆陇其手上，走完正常的程序后，就会被派去学纺棉花，陆陇其还会特意叮嘱道：“好好学习，出去就能赚钱养活自己。”不仅如此，陆陇其还派人去监狱大声朗读，让小偷们伸着长长的脖子听，试图在潜移默化中教化小偷。可是，还是有人不愿意学纺棉花，陆陇其就会说：“那你不是因为生活没着落才去偷盗，而是因为懒惰，这样一来就罪加一等吧。”于是，小偷只好认真学习纺棉花，有人三五天就学会了，陆陇其就把他们放走了。有人慢一些，不过为了出去，也渐渐学会了。学会了技能，也要有做生意的本钱，陆陇其因此还给他们结算了纺棉花的工钱。此后，偷东西的人慢慢变少了，但还有人顶风作案。按照陆陇其的规定，若是小偷被二次抓住，就要回炉重造，再去学一个月的纺棉花。结果仍然有极少数人，管不住自己的手，陆陇其就指使一帮官差追着小偷跑，只在后面追，却不着急抓人。等小偷跑累了，官差们一拥而上，给他灌下热醋，他就再也当不得小偷了。原来人用力奔跑后，再灌下热醋，会落下咳嗽的毛病，而咳嗽又难以隐藏，别人也便有了提防。此后，嘉定县的小偷基本失业，老百姓大大赞扬了陆陇其。然而，陆陇其的上司却并不喜欢他。陆陇其的上司，是巡抚慕天颜。有一次，他过寿，旁人都过去送礼物，陆陇其也过去了。但平日里，陆陇其为官清廉，没有过多财物赠送，就送了慕天颜一匹布、两双鞋，慕天颜也十分客气地拒绝了。结果事后，慕天颜怀恨在心，使手段将陆陇其调离了嘉定县。后来，陆陇其来到灵寿县任职，不过他还是那个让人安心的父母官。一天，母亲把儿子告到县衙，说儿子忤逆自己，陆陇其就让这个儿子留在了县衙，又让母亲先行回家去了。结果几个月后，这个儿子主动跪在陆陇其面前，说要回家，陆陇其问他：“既然你和母亲不和，为什么要回去呢？”儿子解释道：“大人，放我回去吧，从前是我不懂事，今后不会了。”原来，这几个月，他看到了陆陇其是怎样对待母亲的。不仅事无巨细，给母亲准备饭菜，为母亲拿药，还富有耐心，有时还会给母亲讲故事，从来没有对母亲发脾气的时候。陆陇其放少年回家了，他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孝子。七年后，陆陇其调离灵寿县，百姓都站在路边上哭泣，为这位青天大老爷的离去感到伤心。【依伊文史社】历史浩瀚，传奇人物数不胜数，帝王将相更是史家着墨之重头戏，那么县令陆陇其能够青史留名，全靠他对百姓的一片赤诚之心。《清史稿》高度评价陆陇其：“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皆以外吏起家，蒙圣祖恩遇。陇其官止御史，而廉能清正，民爱之如父母，与斌、伯行如一，其不为时所容而为圣祖所爱护也亦如一。君明而臣良，汉、唐以后，盖亦罕矣……”可见，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舞台，安心做好份内之事，即使当时不会为时势所容，时间和民心也终会公正地给予答案！你怎么想？欢迎留言。关注我@依伊文史社 ，为你讲述文史故事！#伯行简介#

这天，江苏巡抚汤斌检查自己家的生活开销流水账，发现有人买过一只鸡，便雷霆大怒，问道：“谁竟然买鸡吃？”管家回答，是大少爷所为。汤斌更为震怒，叫来长子，令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跪倒在地，背诵一遍《朱子家训》。完了，他怒斥儿子道：“你以为苏州鸡价如河南老家农村那样便宜吗？你既然想吃鸡，就滚回老家去吃！”家人劝他说，不就是一只鸡么，孩子正在长身体，嘴馋了吃一只也情有可原。汤斌语重心长地说：“天下读书人，断无不嚼菜根而能成功者！”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一生清正廉明，克己省身，依靠俸银作为全家生活的来源，为大清廉吏典范。“豆腐汤”，就是汤斌的爱，早期被人称为“三汤道台”。清代的官秩高级别为正一品，年俸也不过一百八十两 。如果在京为官的话，依例可支双俸，正俸每一两还可支米一斛（约十四公斤 ）。可是 ，对于千里做官不为财的汤斌来说，只有朝廷发给的这些薪水，他一家人所过生活必定是清苦的。要养家糊口，又不想贪污受贿，怎么办？只好从自己牙缝里省银子了。早在顺治年间，汤斌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时，几乎不沾荤腥，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生活简朴。所以说，岭北道的驻地赣州曾有人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时，汤斌由内阁学士出任江苏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江苏乃鱼米之乡，一向富甲天下，但他不图享受，仍坚持过粗茶淡饭的俭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又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斌不仅自己苦，家人亦随其苦。有一次，官眷拜访其妻马夫人时，她一转身，竟有棉絮自袄边散落在地，寒碜至极。有天他检查自家的出入帐簿，发现其中有一天买了鸡，便问管家：“这是谁买的鸡？”管家战战兢兢的回答说，是他的长子汤溥所为。汤斌大怒，立即命令从仆把汤溥叫来，令其跪在庭下，斥责道：“你以为江苏鸡价如河南老家那样的便宜吗？你想吃鸡，就回老家去。没有读书人不吃菜根而能自立的。”处罚完了他的儿子，又对于买鸡的仆人也处以杖责，打的仆人满地打滚。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十一日，汤斌病逝于工部尚书任上，终年61岁。死后，家里仅有俸银八两，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当时在康熙面前炙手可热的徐乾学听说后，赠送给其家人二十两银子，才勉强出殡。雍正十一年（1733年），汤斌入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乾隆帝赐予汤斌谥号“文正”。道光三年（1821年），汤斌得以从祀孔子庙。《清史稿》载：“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康熙年间，除了汤斌之外，还有第一清官的于成龙。他每日都是糙米蔬菜，从来不吃肉，老百姓都叫他“于青菜”。可想而知，如果康熙年间的官员都吃这些东西，普通百姓平时吃的东西，想必不会比青菜豆腐哪儿去！康熙年间，天下已定，人口繁育速度加快，人口压力凸显。顺治八年 （1651）的人口普查时，人口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然而一路到清宣宗道光十四年 （1834），此时人口竟已达到了4亿零100万左右，100多年时间增长了10倍。当时大的压力就是：有限的土地要养活无限增长的人口，没有足够的粮食吃。丰收季节，普通农民也只能吃上玉米和红薯，遇到灾荒连玉米和红薯也没得吃。所以，古代的清官吃豆腐青菜，相比寻常百姓已经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