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一位大儒叫戴震，精通考据。有一次他看到通行版本的《尚书》里有句话“光被四表”，怎么讀怎么别扭。经过一番考证，他认为这句话写错了，应该是“横被四表”。戴震把这个推断写信告诉其他学者，希望能够找到佐证。其他学者开始对古籍进行检索，两年以后，钱大昕在《后汉书·冯异传》里找到了这四个字的证据，七年以后，戴震的族弟戴受堂在《王莽传》里也找到了这四个字。戴震的这个学术成果，遂成定论。这是清代学术界一段很有名的典故，充分显示了考据学家们的学术功力。不过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如果戴震等人生在现代，不必花上几年时间皓首穷经来寻找证据，只需要下载一套电子版《二十四史》，点开检索功能，输入“横被四表”，几秒钟结果就出来了。如果他想跟其他学者交流一下成果，一封电子邮件瞬息可至，甚至可以发条微博，说不定能引起全民议论。其效率和清代相比，不啻霄壤之别。对于他这样的大学者来说，能做出更多学术成果。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好处：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效率越来越高。所以今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享受信息，至少客观条件要比古人好得多。但是——凡事永远都有个但是——方便是方便，苦恼也随之而来。从前朋友们经常分享一些歌曲、视频或者美文，我如果喜欢，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下载，没事就拿出来欣赏一下，如获至宝，心中窃喜。但慢慢地，网速上去了，硬盘变大了，下载方式丰富了，操作也越来越人性化了，下载一部电影一分多钟，一部漫画二十几秒，PDF电子书我一分钟可以下载八本。前一阵有人给我发了一个共享网盘地址，我打开一看，嗬！里面拥有海量资源，几百部电影、几千首老歌，还有无数冷门戏曲和音乐剧视频。我摩拳擦掌，准备大下一场。结果开始浏览目录时我还兴致勃勃，到后来就困得不行了，因为东西实在太多，根本看不胜看。我有心放弃，心中实在不甘；有心下载，精力实在不够，这些资源成了鸡肋。我一拍鼠标，心想挑一些自己想看的下载吧！结果我挑来选去，很快就迷失在浩如烟海的路径里，头昏脑涨，几乎钻不出来。有人或许要问了，你不会检索吗？要知道，检索的前提是你必须有明确目标。比如戴震先是靠自己的精深功力，提出了“横被四表”的猜想，其他人找起来才有的放矢。如果你只有一个模糊的需求，那就注定了要被信息溺毙的命运。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看见这种大而全的资源盘，一看见，整个人的心态就变得不好了，明知道里头有好东西，却很难找得出来，放弃又舍不得。进退两难，于是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出现了：一个现代人，居然和古人遭遇了同样一个困境——无法快速从资料中获取有用信息。古人是因为信息太少，现代人则是因为信息太多。“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是庄子说的，那时候还是战国时代，“无涯”的数据量已经让他发出“殆矣”的感叹，如果把他搁到现在，看到这铺天盖地的信息，恐怕得把老爷子吓出心脏病来。刘慈欣在《诗云》中讲了一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宇宙超级生命来到地球，有人问它，你能作出超越李白的诗吗？这个生命消耗了无数能量，将所有汉字的每一种排列组合都罗列出来，说：“这里面一定存在超越李白的诗句，可是我找不出来。”这可真是一个绝妙而悲伤的故事。#戴震雕像简介#

“隆阜戴氏”铭碑的传说前几天去了一趟西郊黄山学院横江校区旁之隆阜一村，到村内逛了逛。在隆阜街上某户人家门前旁看到一块“隆阜戴氏”的石碑，石碑上方有一块镌刻有“福”字的圆形石碑。心生好奇，于是打听这“隆阜戴氏”的来历，当地一耄耋之年的老人，告诉我，这“隆阜戴氏”石碑原来在隆阜一花园内，因花园年久失修，无人打理，此失碑遂倾于泥土之中，近年才被这户人家主人发现，清除泥垢，运回此处，置放于此。这耄耋老人还给我讲了这“隆阜戴氏”铭碑的传说，遂记于此。故事与传说，就是故事与传说，是真有其事，还是人们想象编出的事，已无法考证，权当无聊之际，愉悦耳目，博得开心一下——“隆阜戴氏”花园铭碑得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精华，富有灵性，文运饱满。戴震小时候常常在这刻有“隆阜戴氏”四字的石碑旁读书、写字，沾了这铭碑之灵性，学问日益长进，终成名冠天下的大学问家。宋代到清代隆阜戴氏裔孙中共出了二十七位进士。而隆阜戴氏仅仅清朝就创造出“西江四戴”一门四进士与“归安五戴”（今浙江湖州）一门五进士的科举辉煌。这“西江四戴”和“归安五戴”在未中进士前回故里隆阜祭祖，他们都在“隆阜戴氏”这块铭碑前久久伫立，不忍离开。后，迫不得已要离开时人人对这“隆阜戴氏”铭碑抚摸再三，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后来，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仿佛有神灵保佑，个个在考场上挥洒自如，尽展才华，考中进士。于是乎，人们口口相传，这“隆阜戴氏”花园铭碑是一块神碑、灵碑。摸摸它，就可以沾上灵气与才华，考试时就会文运亨通，名题金榜。甚至，当代有人传言:戴氏铭碑聚精华，沾沾才气上清华。

阎若璩、戴震、阮元幼年记忆力很差，还口吃，经历过一段机械、地狱一般的童子功，尤其朴学修炼，后都成了大牛。 ​​​。。另外，近对明末到乾嘉的学术社交圈层特有兴趣。朱筠、毕沅、阮元被称为三大学术幕府一号位，形成了与17、18世纪灿烂的欧洲哲学天城不同的人文之宫。过去被人矮化、丑化，实际上，这个过程，既是传统学术的集大成、百科全书式的演化——属于那个阶段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也为鸦片战争到民初的德与赛奠定了内在的基础。

在安徽黄山市的文化名人中，戴震的大名如雷贯耳，他是乾嘉时期考据学集大成者，著有《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毛郑诗考证》《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戴氏水经注》《考工图记》《勾股割圆记》等。后人将其著作编辑成《戴氏遗书》。他的学术成就取决于他做学问的态度！戴震做学问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盲从，强调做学问“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意思是说不让别人蒙蔽自己，也不自己蒙蔽自己。他对书中的各种观点、解释等，都要深入研究，多查一下几种书上的说法，对那些毫无根据的观点，坚决不信。就连是“贤人”的话，他也敢质疑，独立思考，形成己见。宋代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戴震斥之为“忍而残杀之具”，是“害于政以祸人”之言。他认为欲、情、知三者是人性，人生后就有欲、有情、有知，所以“灭人欲”是残忍的。“无欲则无为”,“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他指出“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杀人本质。“尊者以礼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经他的分析和批判，“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就站不住脚了。他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戴震不但敢于向朱熹质疑，就是孔圣人他也敢与之商榷。孔子曾提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戴震对此持否认态度。他解释“下愚不移”说：不是“下愚”不可移，而是他不去学习，不求改变，是“自绝于学，是以不移”。他说“启其心而憬然觉悟……则非下愚矣，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他认为“智”与“愚”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不是本质对立的，学习可以使人从愚昧变得聪明。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下令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四库全书》。由于戴震在学术上已经很有名气了，他被推荐做了《四库全书》的纂修官员。他编书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不论严寒酷暑，都认真校注，毫不马虎，编校质量特别高，像《大戴礼记》、《水经注》等书籍，他校注的水平要远远高出以前很多的学者。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别人有些弄不懂的奇文异义，都找戴震请教，他也是有求必应。戴震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著作，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他之所以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是和他敢于质疑、独立思考分不开的。#戴震雕像简介#

乾隆二十年（1755年），戴震三十三岁，风华正茂之年，他迎来了一生的转折点。《清史稿》称他“避仇入都”。因祸得福，正是在这一年夏天，他结识了纪晓岚、钱大昕这群哥们儿。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的著作《勾股割圜记》《考工记图注》成功刻印，一举成为京城的学术名流。尽管戴震影响巨大，但他的科举之路一直没有走通。到京十七年后，一个天大的馅饼才掉到他的头上。由于纪晓岚向“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推荐了戴震，于敏中向乾隆帝汇报后，将他召入四库馆任纂修官。这一年，戴震已到了天命之年。戴震这一选择在当时士人当中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认为他是在向朝廷投降。戴震不为所动，因为在他看来，在体制内做学问和在体制外做学问没有什么不同，只要所做的学问是真学问。话是这么说，但在皇帝眼皮底下搞学术，与在刀俎上舞蹈没有什么分别。尽管乾隆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但他代表的帝王意志，依旧严峻凌厉。工作中出现的错误，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随时可以被归结为政治问题，干得好升官，干不好杀头。征集图书积极的江西巡抚海成，因为他征集的书里有一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惹怒了乾隆，被革职拿办，后来又被处以“监斩候”，就是死缓；编书、抄书者因失误而被罚俸成了家常便饭。连总纂官纪晓岚也曾在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冬天被记过三次，第二年，纂修周永年被记过多达五十次。另一位总纂官陆费逵甚至被罚得倾家荡产。除了高权力者带来的震慑，戴震还要面对知识群体的谩骂。对于皇帝意志带来的学术不公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入馆一年就扬长而去。尽管倡议成立“四库馆”的朱筠推荐了他的弟子章学诚，章学诚却宁肯一生潦倒也决不入馆，更对乾隆朝的第一学者戴震嗤之以鼻，与他老死不相往来。应当说，戴震走的，也是一条孤绝的路，一条孤绝的学术之路，甚至是一种皈依。他了却红尘，把目光收束在苍古斑驳的经卷中，它所需要的勇气、毅力，丝毫不逊于伯夷、叔齐，不逊于顾炎武、黄宗羲，更不逊于将与他相识视为生命中“头等重大事件”，却又终生不相契阔的章学诚。汉人的江山被夺走了，但文化的江山还在，这个江山，谁也夺不走，不仅夺不走，那些夺了宝座的帝王，还要削尖脑袋，对它顶礼膜拜。这文化，不仅考士人，也考皇帝，迈过它的门槛，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也才配得上这无限江山。他们终于悟出了，一纸书页，抵得上千军万马。不知不觉之间，时代的话语权，又回落到了士人的手上。当袁枚在遥远的江南踏雪寻梅，戴震正踏着斑驳的石砖地和砖缝里蓬勃的杂草，走向庄严的“四库”馆。一进馆，他被冻得发木的面孔就会舒展、丰润起来，那世界如一片丰饶的园林，让他觉得妥帖、温暖和自由，正像袁枚在湖山之间的感觉一样。袁枚的理想生活藏在随园里，正如戴震的理想生活在“四库馆”。戴震的世界里，“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那余花、那好鸟，就是他触目可及的琳琅文字。戴震贪恋着那片文字的园林，在其中游刃有余。在校勘《水经注》时，他以《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为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长期以来困扰学术界的经文、注文混淆的问题迎刃而解。除此，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校订。人各有志。无论披着布衣还是官袍，他枯瘦的身体里，都藏着一份不灭的信念，那就是对“道统”的坚守，对学术的信念。无论多么庄严的“政统”都有它的极限，八百年的周朝，够长久了，也有灰飞烟灭的那一天，所以他叩拜乾隆，虽五体投地，但当他瞥见御座上方那块“建极绥猷”匾，心底都会感到一种彻骨的悲凉。而周朝小民孔子创建的儒学，已经延续了两千年，超越了所有的朝代，超越了焚书坑儒的毁灭，仍然香火传递。文人身处帝王的朝廷，心里却有自己的朝廷、自己的江山——那亘古不灭的“道统”，是他们真正效忠的对象。一股手传手的力量，历经两千年，把戴震推向“四库馆”。他守着如豆的灯火，面对着先人的语言沉默不语，却感到自己的血液里有一种已经酝酿了两千年的力量。在戴震身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奔向“四库馆”。当时的大学者，除戴震外，还有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杨昌霖。徐珂写《清稗类钞》，将他们五人称为“五征君”。戴震不再孤独，“四库馆”里，成百上千的编书、抄书者仿佛潮水，迅速湮没了他枯寂的身影。由于字数庞大，当时又没有复印机，刊刻是不可想象的，抄写是快捷的办法，于是缮写处成立了，前后聘用的缮写人员达2840人以上。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历经十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缮写完成。三年后，第二、三、四部抄写完成。又过六年，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后一部（第七部）《四库全书》抄完了后一个字，装裱成书。至此，七部《四库全书》全部竣工。

《查（香）氏家族聚居村落志史汇编》查氏家族五大宗支发源地之一——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休宁县，隶属安徽省黄山市，位于安徽省南端，东邻屯溪区、歙县，东北与黄山区、徽州区相连，西北与祁门县、黟县毗邻，东南与浙江省淳安县、开化县交界，西南与江西省婺源县、浮梁县接壤。县人民政府驻海阳镇。东汉置休阳县，三国吴改名海阳县，晋改海宁县，隋改休宁县。以合休阳、海宁为名。产稻、茶叶、杉、松、竹等，尤以“徽杉”和“屯绿”茶为著名。工业有制茶、电器、建材、陶瓷等。名胜古迹有齐云山、松萝山、登封桥、戴震墓。辖区总面积2126平方千米，下辖11镇、10乡，153个行政村、4个社区。2021年末，人口26.61万人。休宁县建县于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自宋嘉定十年（1217年）至清光绪六年（1880年），休宁出了19名文武状元，是状元县。境内有被称为黄山白岳的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还有曾获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万安罗盘。境内交通发达，皖赣铁路、合福高速铁路、杭黄高速铁路、合铜黄高速公路、京台高速公路、黄祁高速公路经过本县，黄山机场在其境内，是皖浙赣边界交通枢纽。休宁县是查氏家族五大宗支之一――休宁文徽系起源地。查文徽（885—954）。字光慎，唐新安郡海宁县（隋开皇九年新安郡改为歙州，十八年海宁县改为休宁县）人，查氏统宗四十六世祖。五代南唐大臣。历仕李升监察御史、李璟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枢密副使、抚州观察使、工部尚书。攻吴越福州被执，遣还饯以慢性毒酒，十年乃卒。文徽公是《国史•南唐书》记载的第一个查氏族人。文徽公也是第一个纂修《查氏族谱》的人。五代十国南唐保大三年（945）左右，文徽公从歙州篁墩迁徙到休宁县前街居住。后人称这一宗支为休宁文徽系。显德元年（954）逝世后，葬休宁县北黄土岭。休宁文徽系查氏现有人口约300000人。分布全国各地。其堂号、辈分由于迁徙太广太多，没有统一（但各分支都有统一辈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