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乱不乱，东厂说了算

一九七八年，在北京兜率寺进行维修时，一位工作人员意外地在偏厅一角看到了一座奇异的塑像，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原来这座塑像竟然是明代一位地位极高的宦官！北京房山上方山的兜率寺，建于魏天平二年（孝静皇帝元年，535)，在隋唐年间，寺院的面积不断增加。元英宗下令重修，仅用了五十万公斤的铜，修建了七千多人，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铸造的5米多长铜卧菩萨。明代，兜率寺达到了全盛状态，明代皇帝先后五次下令对寺院进行改建和扩建，寺院规模一度达到120多个，明代的帝王也来过六次。但清代晚期，寺院逐渐没落，到了民国时期，仅有少数寺院留存，一九七八年，政府对其进行了保护修复。随着工程部的到来，废弃的寺庙也被修复，一名工作人员正打扫着一间偏僻的废弃殿堂，忽然间，他看到了墙角的祭坛上，摆放着一尊特殊的雕塑。这些工匠都是做陶艺的，对这些雕像很了解，但这尊雕像，明显不是雕像。这尊泥人头上带着一顶黑色的帽子，身上披着一件圆领的衬衣，通体火红，上面绣着许多金色的花纹。那尊雕像，腰上系着一条方形的束带，左侧挂着一条长穗，右手上挂着一枚念珠，双手在左胸上一按，显得很是从容。这位工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尊雕像，他问了一下，然后把这件事告诉了考古人员。几个高手也很奇怪，他们去了偏厅，这才注意到，这尊五彩雕像很特殊，从衣着上来判断，这是一位地位极高的公公！自古以来，寺庙里都很少有供奉宦官的地方，只有东南亚有记载。在马六甲一带，有很多地方都修建了"三宝太公"庙宇，以祭祀明代的郑和。东南亚民众普遍信仰“三保太监”，可见郑和在南洋地区的影响力之大。而且，在北京这种古老的寺庙里，还会有人来祭拜一个小宫女？这个公公到底是什么人？经过专家的检验，这尊陶俑高60公分，18公分高，外形精美，栩栩如生。雕像的胸口虽然没有了图腾，但是在他身后那件宽松的衣服上，却有一条蓝色的巨蟒，红色的巨蟒，这名身披红色长衫，腰间系着一条方形的腰带，显然是明朝中后期的“首珰”。“珰”是阉人的别名，而“首珰”则是太监中的头领，而这件蟒服只能由皇上来赐予。这尊五彩太监的大红色绣纹蟒纹，与明朝中期和晚期的宦官服装十分相近，由此可以推断，这是一名在明朝中期和晚期很有影响力的阉人。据史料记载，以及兜率宫出土的物品，这些彩绘的太监很有可能就是明代的冯保！冯保是一位有名的宦官，在明朝时期也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冯保嘉靖年间曾任职于皇宫司礼监，穆宗登基后便一步登天，不久便被提拔为掌御马监、东厂都统，后官至大总管。10岁的万历即位，与张居正联手推翻了第一辅高拱，其实朝政由大公公冯保、大学士张居正、皇太后李氏三人负责。明代宦官共有24个部门，其中高的就是礼部尚书，其职能就是替皇上审阅文书，传递旨意，故设立御史的御史也被称作“内相”。冯保自幼侍奉万历，经历了嘉靖、隆庆和万历三代，在万历年间的威望极高。历史上对冯保的评价，是一个奸诈、贪婪、善于算计的人。但他对张居正的变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使明代的经济和社会出现了复兴的迹象。或者说，他是一个功劳多于功劳的太监，起码不是坏人。冯保怎么会跟兜率寺扯上了干系？原来，在明朝，冯保率领的宦官团体，曾经花了不少钱，对兜率寺作了大量的捐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冯保等人投资兴建的。除了这些，冯保还先后于明四年、明四年二度进藏。在兜率寺的正前方，有一块碑文，上面写着冯保赠经之事，右边的一块，写着冯保等人的姓名。上方山的一些古老的石碑，还有冯保的《四十二章经》。另外，冯保又两次将《大藏经》和珍贵的佛教典籍，都藏在了寺庙里。以冯保对兜率寺的功绩与影响力来看，佛门僧人向他进香也是合乎逻辑的。从雕像的姿态和着装来看，这是一种“披蟒腰玉”的形象，而且在紫禁城中也没有人敢于询问！他的眼神和动作，就像是施主上了一炷香，在寺庙里闲逛一样，一脸的悠闲，一脸的高傲！这个不知名的泥人画家，将这位地位崇高的太监，在拜佛时，心中所想的一切都展现得清清楚楚！自永乐年间开始，太监的势力由盛转衰，而太监的人数也在持续增加。根据《清圣祖实录》，康熙曾听到故明老宦官所言：“内监十余人，不得饮食，日必有饥亡。”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年，宫中的宦官3468人，其中有几千人，但都没有被选上！明代帝王皆信奉佛教，宦官便集资兴建寺院，以求神像。在北京周边的大多数寺院，都由宦官出资，他们这么干，一是想要取悦师父，二是希望菩萨能让自己下辈子不要当阉人，免得被天下人嘲笑和嘲笑。今天，这尊具有代表意义的明代宫廷彩绘大观音，被收藏于故宫慈宁宫。

白马寺，古刹，首座官办寺院，一般被认为是我国佛教的发源地。初创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这里涌现过很多的大德高僧，也译出了诸多佛家典籍。我对白马寺的认知其实很碎片化。白马寺的得名有好几种说法。流传广的，就是当初从印度回来，用的是白马来驼的经文和佛像，念其功，故而以“白马”为名。这个说法在诸多的史料中也得以佐证。另一种是明清以后的说法，说“寺初名招提，后王有欲毁者，夜见白马绕塔悲鸣”，故更名为”白马“。还有第三种说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白马”是梵语“padma”的音译，意为“莲花”。只是后来叫着叫着便成了“白马”。我们的祖先，对于马一向都有特殊的情感。比如马为六畜之首，比如我们常把马和龙联系起来，有“龙马精神”一说，比如马也指纯阳之气。而白马，更多是被当作一种祥瑞的征兆。所以“白马寺”这个名字取得“汉化”，取得好。当然，我们的历史上叫“白马”的寺庙也绝非只有此处，但都没有这座名气来得大。白马寺的很多佛像，其实已经不是原来的藏品。比如大雄殿、天王殿的几十尊佛像，就是在1973年从北京故宫的慈宁宫大佛堂调剂过来的。这其中一部分佛像，又是原来藏传佛寺大能仁寺的古物。为什么是1973年？因为当时柬埔寨国王要访问洛阳。那白马寺原来的东西呢？那场文化浩劫，你们懂的。白马寺给我印象深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明代太监黄锦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的石碑。黄锦是在嘉靖三十四年重新修缮白马寺的，当时的他已经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一般写明史较多，所以当看到这块石碑的时候，一下子就有亲近感，驻足良久。也就是黄锦的这次重修，奠定了今天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其二，是清凉台一侧的唐代石础遗迹。唐代的白马寺，规模宏大，楼阁林立，这些巨大的石础无疑就是好的佐证。“安史之乱”的时候，唐庭求助回鹘出兵平叛，许诺让回鹘兵自由劫掠洛阳。根据《旧唐书》的记载：”恣行残忍，士女俱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之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这些石础就是阁楼烧剩下的，据说当时木制建材和人油人膏一起燃烧，景象惨烈之极。到现在，也只有这些石础默默地在诉说那场1200多年前的人道主义灾难。什么都是虚的，只有国家强大，民族团结才是真的。今日之华夏，必不重蹈当年之覆辙。#东厂庙简介#

明代皇帝亲领和指挥的侍卫亲军是上十二卫，明太祖在洪武年间创设了十二卫亲军：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后来增至二十六卫，这是皇帝的私人卫队，不隶属于高国家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而是由皇帝亲自组建，任命心腹统领各卫，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中锦衣卫是大的一支皇帝私人卫队。锦衣卫的前身，是朱元璋自立为吴王时组建的亲军拱卫司，朱元璋正式称帝后，拱卫司改称亲军都尉府，统领左、右、中、前、后五卫亲军卫士，下隶仪銮司。1382年正式设立锦衣卫。锦衣卫在侍卫和护驾方面的职责，相当于古代的内廷禁卫军。锦衣卫具体的任务是：朝会典礼，皇帝出巡时，负责卤簿仪仗，统率大汉将军1,507人列队侍从，护卫圣驾；平常的时候则分番入值皇城、宫城；朝日、夕月、耕籍、视牲等礼仪活动中，锦衣卫卫士身著飞鱼服，佩戴绣春刀，侍从皇帝左右。皇帝私人卫队的锦衣卫有皇帝安全的神圣职责，由于责任重大，因而事前的侦缉、密察便十分必要，也得到了皇帝的准许。所以，锦衣卫既是私人卫队，又是秘密警察，具有双重职责，其明确的任务之一就这样规定：“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皇帝侍卫亲军上十二卫高长官称为指挥使。锦衣卫指挥使既是锦衣卫的统帅，也是上十二卫的首领，统领着皇帝的私人卫队，直接听命于皇帝。锦衣卫指挥使位尊权重，通常是皇帝委派信任的勋戚都督担任此职。明代后来的皇帝倾向于把这一职务交给信赖的宦官首领执掌。指挥使下设十七个卫所，各所设置官校，包括千户、万户、总旗、小旗。这些官校可以世袭，允许死后由魁武壮勇的亲系子弟代替；没有子弟则另选壮勇充任——锦衣卫官校都是校尉力士，武艺超群，一般从军中或民间选健壮勇武而没有恶疾和过失的良民人充，职在侍卫，护从，执掌卤簿，奉命侦缉、逮捕，称为缇骑。官校缇骑之下是卫士。卫士之下是流氓无赖充当的爪牙。明初太祖时期，锦衣卫缇骑仅有500人，选自军中，十分精明强干。随着皇帝对锦衣卫的倚重和信任日增，职能进一步扩大，锦衣卫人数迅猛增加。到明世宗时，距建国约200年，锦衣卫规模之庞大，人数之众多，令人吃惊。王鏊《震泽长语》说，世宗即位之初，革去锦衣卫旗校31800余人。《明史》称这次仅革去一半。由此推算，世宗即位时，锦衣卫缇骑多达6万余人。然而，世宗革罢不久，锦衣卫又迅猛膨胀，仅缇骑下的流氓无赖依靠锦衣卫而生活的人员就达十五六万！锦衣卫下设十七卫所之外，还设南、北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理本卫刑名，兼管军匠；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犯，设立森严的监狱，逮捕、审讯、拷掠、处决等一套刑制，不受朝廷法典的约束，称为诏狱。初大案经锦衣卫立案、缉捕审讯，规定讯完后连同狱词一并移送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组成的合议法庭）；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扩大锦衣卫权限，由皇帝钦定，增铸北镇抚司印信，一应刑狱自行处理，不必关白本卫——实际上是皇帝直接负责北司刑狱，连锦衣卫卫署都不得过问，更不用说朝廷三法司。这样，缇骑的捕人则又是一番情景了。权力扩大后的缇骑捕人，通常是风闻抓捕，不必有什么充足的理由。缇骑抓到人后，先找个空庙祠宇，将人毒打一顿，称为打桩。然后，命被捕人的家属献出家中所有，缇骑们席卷而去。轻犯的家资落人挡头、火长、校尉手中，重犯的财物则官校与官署瓜分；被捕人倾家荡产，饱受毒打之后，再带回狱中，酷刑逼供，百般拷打，锻炼成狱——屈打后招供，录下供词。东厂、锦衣卫相勾结，共同构成一个庞大、严密的侦缉网，并称厂卫。#东厂庙简介#

兰州古建筑清末德国人绘制的镇远浮桥与浮桥牌坊拂云楼 东城门金城关古建筑群兰州古建筑二  衰退、仿建时期（上）这一时期，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除了没有增建外，还将一些古建筑移作他用，但实体尚存。二是清末至民国间，随着西方建筑技术的渐进，在一些古洋结合近代建筑产生的同时，对一些遭受战火毁坏的古建筑进行恢复修茸，并以此为契机，仿古建筑有所发展。清雍正七年（1729）以甘肃巡抚许容在土地祠创办“新关社学”为发端，至光绪间新学兴起止，先后有龙泉里塾（五泉山）、中营义学（山字石三圣庙）、前营义学（新关祖师庙）、后营义学（官沟沿火神庙）迎恩里塾（东稍门风神庙、小北街荣光寺、西关包公祠）、育英义学（东大街凝熙观）、正德义学（庄严寺）、崇文义学（桥门街关帝庙）、讲义学社（新关正街祖师庙）等都占用庙产办学。民国间，这些义学、社学大部分都过渡为社区和街区的国民学校。义学、社学的兴办，虽在启蒙教育上大有建树，但庙宇文化以及古建筑受到侵害。“五.四”前后，受新生活运动的影响，市区一些庙观多辟为文化、教育等公用和商业设施，如教育拓展会、科学教育馆、工业展览馆、中山市场等，就分别开设于东华观、隍庙、庄严寺和普照寺内。一些学校也在寺庙内兴办，在庄严寺（今兰州日报社）办有育才馆，在风神庙（今兰州十一中校址）办起甘肃测量学校，甘肃第一女子职业学校先迁火神庙（今金塔巷二小），后进万寿宫（今市委西院）；还有知行学校（北塔山）、志果中学（文庙，今二中）、兰山中学（白衣寺，今兰州市博物馆）、兰山中医学校（白衣寺）等学校，都占用庙产办学。这是兰州的庙产又一次被大量的占用，部分古建筑遭受破坏。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兰州的轰炸，又使一些庙宇古建筑毁于战火或破坏严重，如普照寺、东华观、雷祖庙、妈祖庙等。清末民国初，由于洋务运动的推动，民族工业的兴起，修建了很多传统样式的建筑，唤醒沉睡的兰州近代建筑活动。正是这个时期，左宗棠奉调陕甘总督，采取措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促进城关近代建筑发展。同治十三年，办起正德、序贤、养正和存城四所义学后两所专收回民子弟，拨北山荒地775亩收租供各义学经费。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了增加兰州乡试人数举荐人才，左宗棠奏请甘肃乡试分闱，单独在兰州举行。经清廷批允后，於光绪元年（1875年）在海家滩子内修建甘肃举院。占地138000平方米，号舍可容4000人。规模之宏大，在各省贡院中是屈指可数。就此，兰州近代教育建筑的兴起，将兰州近代建筑翻入新的一页。19世纪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进入高潮阶段，加之用兵西北的急需，清同治十三年（1875年）左宗棠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制造武器弹药，是兰州早的机械工业和工业建筑，开创了工业设施选址、设计、建筑的新纪元。清光绪五年（1879年）在通远门外畅家巷后营建成甘肃织呢局，分中厂、东厂、西厂，均为平房建筑。虽如此，却开创了中国现代毛纺工业的新纪元。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的传人，将西方建筑文化融入了传统的建筑形式使兰州近代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传教士在兰州办学校、医院、育婴堂等。购买土地建造教堂。先后有英国、法国、德国在兰州开设福音堂的同时，又办起金城小学、华英中学、福音医院、麻风病院等。先后共建成教堂五处，其中北门大街英国福音教堂、通远门外畅家巷法国教堂、拱兰门外五泉山麓英国教堂 。光绪二十八年年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在张掖路山字石南口修建基督教堂是兰州大的基督教堂 。其后，德国天主教神甫濮登博在小沟头修建天主教堂歌特式建筑，有钟楼、礼拜堂等石砖木混合结构，成为中西建筑结合的典范。清末茶商修建的茶务公馆，一进三院，以中、东、西区分各院落。东院是主体，西院是附属建筑。中院宽东院窄，都是水磨砖的砖木结构，一砖至顶，筒瓦包沟房顶，檐前瓦当滴水，院展围设高大的分火墙。屋型的风格仿陕西泾阳、三原的建筑。有卷棚顶的过厅，正屋与过厅的进深大，旁厢进深浅，房屋起架高，屋顶坡度陡，天井深陷，使整个院落显得幽深雅静。图：1，广武门；2，北城门及白塔山建筑群；3，九间楼；4，西关附近；5，小西湖；6，民国初白塔寺附件。